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裏的中國邸報

跨文化研究實屬珍貴。本書分析中國康雍乾三朝印發的邸報在以傳教士爲媒介翻譯傳播到歐洲並形成影響的流程，並由此呈現18世紀末歐洲關於亞洲的知識生產。一百多頁的史料指南足見作者查閱的努力，作爲法語生本書對我最有啓發的是啓蒙思想家在邸報的影響下借清朝制度論證自己的觀點。本書缺點也很明顯，一是標題“全球公共視域”起的太大，縱觀全書受中國邸報影響的國家也只有法國、丹麥、瑞典、朝鮮，以歐洲當時的強大就將歐洲賦予全球地位是歐洲中心論的體現。二是所謂“公共性”也被誇大，啓蒙思想家對邸報的引用，更多是工具性的（借中國批判歐洲），而非真正將中國納入全球對話。三是作者對史料的淺嘗輒止使很多地方都沒能深挖。不過作者能注意到邸報這個冷門的媒介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實屬不易，本書對不瞭解邸報和清中前期文化交流的讀者有一個很好的入門作用。

世界不是由一座座孤島組成的。相比史學著作，本書更像一本資料指南。通過研究梳理清朝康雍乾三個時期中國的邸報在歐洲的傳播，反推出當時邸報的內容、格式、受衆和作用。傳教士們認爲邸報有強烈的官方性，發行的意義是爲了指導官員行事，其內容相比歐洲的邸報更加準確。他們秉持着嚴謹的態度將邸報的內容傳遞到歐洲，引起了歐洲思想家的頭腦風暴，以中國爲例提倡君主的美德、反對專制甚至援以爲政治論據，倡導新聞和言論自由。以一個細小的切入點觀察此時的歐洲和中國，既能看到歐洲人（本書主要圍繞法國人）如何迫切地想要了解神祕古老的東方帝國，又能從字裏行間窺視到龐大國家機器的隱患。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傳教士感嘆這片土地沒有科學知識的土壤，駐紮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看到皇帝被官員矇蔽的現象，撼動全國的大地震在正史記載中被隱去，天朝上國只願意和朝貢使節來往，而對世界的其他地方漠不關心。等到再過一百年，國門打開的時候，這一切纔會慢慢開始改變。

去年冬天讀完的紙本，收穫很大。邸報在國內收藏沒有經過系統的調查和整理(僅僅新聞史的研究者做過淺嘗輒止的研究)，收藏機構和研究者也不是很重視這些文獻。近代隨著清宮檔案漸次公開，研究清史有第一手資料，自然對邸報就以“斷爛朝報”視之了。然而在清代，邸報是外界幾乎唯一瞭解朝廷動態的來源，不僅中國官員爭相購讀，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也趨之若鶩，歐洲國家(法國、俄國等)都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邸報收藏。如何利用這一批資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作者為後來學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將邸報放在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結合所在國的文獻，挖掘邸報文本背後的史料價值，從微觀處見大歷史。

認知的裂隙往往誕生於信息跨境傳遞的褶皺。康雍乾時期傳教士謄抄的邸報殘片漂洋過海，在伏爾泰筆下幻化爲理想政體的藍本，孟德斯鳩卻從中窺見專制暴政的獠牙。最震撼的並非這些歐洲思想家對中國製度截然相反的論斷，而是同一批原始文本經過翻譯篩濾後竟能支撐完全相悖的意識形態——當潘如將雍正勤政解讀爲官員矇蔽聖聽，龔當信卻視作帝王美德的明證，這種認知偏差暴露了跨文明交流的本質：所謂真相不過是權力濾鏡下的切片。更諷刺的是，被清廷視爲統治工具的邸報，經傳教士轉譯竟成爲瑞典《出版自由法》的立法依據，證明任何信息一旦脫離原生語境，終將在異質土壤中生長出意想不到的果實。這讓我想起當下算法推送製造的認知繭房，或許每個時代的信息傳播者都在重構現實，區別僅在於篩網的經緯密度不同。

邸報裏的康乾之治及其歐洲鏡像 作者：艾紅紅《光明日報》（ 2025年07月05日 12版:光明悅讀）   邸報作爲中國古代官方新聞傳播的主渠道，無疑是後世考察彼時國家治理及其政治運行的重要史料。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邸報，尤其是18世紀清代前中期的邸報“幾乎沒有留下中文抄本”，不僅按期排序的邸報原件嚴重缺失，即使目前民間收藏的少數單期邸報也難以被研究者有效利用，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依據當時的奏摺及相關個人作品，如清代學者蕭奭所著《永憲錄》等。與此同時，當時邸報信息傳到歐洲並留下的大量文本，包括乾隆年間在華傳教士錢德明寄往法國的1778年至1779年中十多天的邸報原件、另一位傳教士晁俊秀翻譯的1788年2月到4月期間共計64天的“題奏事件”，以及其他在華傳教士發往本國的書信中對邸報的介紹與翻譯、評介等，都未引起國內學者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較爲匱乏。   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鐘鳴旦所著《歐洲文獻裏的中國邸報》一書的出版，就有效彌補了上述缺失，是作者多年躬耕17、18世紀中歐文化交流史領域所取得的又一標誌性成果。本書初版爲英文，書名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直譯爲《歐洲文獻裏的中國邸報：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朝前中期》，由荷蘭博睿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文版由陳妍蓉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中文譯本將英文書名的正題與副題互換，想必是爲了進一步凸顯“進入全球公共視域”這一寫作主旨。   本書以歐洲文獻中所載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間的邸報信息爲研究對象，以抄傳這些邸報的在華傳教士，以及他們發往歐洲的邸報信息及其閱讀者爲邏輯鏈條，抽絲剝繭地爲讀者呈現了“進入”歐洲公共視域的康乾時代政治與社會治理情況及當時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   作者首先探討了身處康乾時代的在華歐洲傳教士包括博應理、潘如、龔當信、錢德明、晁俊秀等人，是如何在中國境內閱讀邸報，以及作爲“全球代理人”的他們是怎樣藉助邸報信息向歐洲講述中國的。從已有文獻推斷，邸報的流通在清代前中期就已超出嚴格意義上的官僚文人羣體，到達身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手中。雖然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人真正讀過邸報，卻已能根據來自邸報的信息與清朝官員保持互動，甚至偶爾還能“運作一番”，讓他們期望公開的內容被邸報登載，進而“一起塑造這個公共領域當中流通的信息”，比如有時“嘗試着推動使某些特定的文書得以最終出版，有時候他們發佈一些各自所在的省份有利於天主教的法令。”可見，上述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境內不僅一定程度上成了公共領域的行動者，還將這一信息交流網絡拓展到歐洲，成爲當時已經相當活躍的全球信息網中的一環，促進了中歐之間的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   康乾時期邸報的形式、結構與內容也是本書的核心關切。歐洲文獻裏的邸報信息顯示，“傳教士們選擇的內容涵蓋了與治國之術有關的各種主題：祭祀、賑災、對官員的降級和懲罰、對有德行的平民進行獎勵，以及皇帝的諭旨。”作者發現，傳教士在中國篩選素材的行爲實際上與傳教士自身的偏見一道，共同塑造了信息的內容。但由於上述信息內容具有“中國新聞分析”的性質，因而“很自然地成爲歐洲人討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所依據的參考。”   作者以從未踏足中國的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及經濟學家魁奈爲例，分析了當時的邸報信息傳往法國後的讀者反饋。上述三位均留有閱讀過中國邸報相關內容的文字，且明顯受過深刻啓發。伏爾泰根據龔當信提供的有關邸報對中國的描述，得出“中國的邸報只關注這個國家；歐洲的邸報則包括整個宇宙”的結論，並確信清朝的“日誌錄是世界上最真實和最有用的報紙，因爲它包含了所有公共需求、資源和各個級別的國家利益方面的細節。”邸報信息構建的清朝被伏爾泰想象成一個理想政府的模樣。孟德斯鳩卻從中“發現”了清朝司法體系的侷限性，認爲清朝“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懼。”與上述二人不同，魁奈欣賞中國舉賢任能的官員選拔制度，認爲清政府“不是一個野蠻的政府，它的基本立法完全獨立於皇帝之外”。   進一步追溯這些信息的流向可知，在華傳教士發往歐洲的中國邸報信息經由法國漢學家、歷史學家杜赫德等人整理出版後，還遠播到瑞典等地，影響了瑞典1766年《寫作與出版自由條例》的制定。在這一條例起草過程中，以安德斯·諾登克蘭茨爲代表的幾位瑞典政治家，根據龔當信、杜赫德對中國邸報的描述與介紹，通過對相關信息的增加、刪減或替換，將清朝塑造成了“自古以來就有寫作、刊印和信息自由”的地方，“並且這些自由爲中國的富足和穩定貢獻良多。”   上述案例不僅表明少數關鍵人物對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建構影響之大，同時也反映出一個極爲有趣的跨文化交流現象，即同樣的資料來源與信息，在不同讀者之間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對此，作者並未深究當時歐洲人的看法是“對”是“錯”，而是着重考察了他們爲何在接受同樣的邸報信息後，卻產生了關於中國的不同想象。作者發現，對缺乏具身中國生活體驗的18世紀歐洲人來說，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只能依靠少數在中國的幾位傳教士，將他們傳遞的信息作爲信源，而邸報與傳教士書信中的邸報信息本就是“一連串篩選過程的一部分”，傳教士們看到的邸報，與他們篩選、解釋後發往歐洲的邸報信息之間已存在差異，到了下一級閱（解）讀者那裏，又會再經歷一次主觀篩選與建構的過程。“在整個篩選的鏈條中，一份文檔中的邊緣細節可能在另一篇文稿中變成主要內容，而在源文本中作爲主要文本的內容可能會在下一份資料中被視爲背景信息一筆帶過，甚至消失不見。”這或許表明當時歐洲人之所以對中國如此感興趣，未必是真正關心中國本身，而只是“需要一面鏡子來發展自己的想法”；如果在華傳教士沒有翻譯那些邸報資料，可能他們就找不到這面鏡子。經傳教士們抄傳、翻譯的邸報相關信息，既成了歐洲讀者瞭解康乾時期政治與文化生態的重要信源，也成爲他們理解其所在國家的一面鏡子。   作者藉助“異文化”的書寫資料——歐洲文獻裏的中國邸報來研究中國，並用“從周邊看中國”“交錯的文化史”等方法探討中國與歐洲之間互相關聯的文化史，同時反向觀照和研究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不僅極大擴展了中國報刊閱讀史研究的範疇，也對18世紀歐洲涉及清代前中期的邸報傳播及其信源、特徵給出了有理有據的紮實考證。作者秉持的相互關聯的文化史觀，更是爲中國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論視角。   “從周邊看中國，也意味着需要從中國看周邊。”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康乾時期，中國邸報就通過在華傳教士傳入歐洲，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但從中國方面看，當時這些傳教士是如何獲取邸報，甚至設法讓康熙派遣至羅馬的“大清代表團”消息出現在邸報上？書中提到的那幾位可長期獲得中國邸報的在華傳教士，他們在中國的個人關係網建構與其他人有何不同？當時中國的官方邸報發行系統是否知悉這種信息“外溢”現象並做出反應？如此等等，本書都未加以深究，令人讀後不免有疑竇叢生、意猶未盡之感，卻也爲相關領域研究，尤其是爲中國報史開拓出了進一步發掘與討論的豐富空間。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歷史研究重在一手史料。如前所述，清代前中期的原版邸報數量有限，作者所依據的史料也多爲二手文獻。但本書作者所蒐集的邸報史料散佈於歐洲多個國家，且以多種文字與文本形式保存，史料本身的蒐集、辨認與整理工作既需投入大量的時間成本，更需具備深厚的學術功底與跨文化、多語言的知識視野。作者自謙，本書“首先是一本關於文獻資料的參考書，可以引導讀者查閱相關資料”，並“意在成爲這些文本檔案的一份閱讀指南”。從書後所附100多頁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檔案資料和文稿看，作者從歐洲收集整理的文獻包括羅馬傳信部歷史檔案館藏品、法國出版的《耶穌會士書簡集》和“中國叢刊”、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館藏文獻，以及藏於中國、日本、韓國等地的題奏事件抄本等，加上晁俊秀翻譯的乾隆年間的部分題奏事件，就“相當於中國邸報又多了超過180天的新材料”，可以說是迄今最爲豐富完善的歐洲所存康乾時期邸報信息的文獻彙集，其在清前中期邸報研究方面的史料價值不可取代。   （作者：艾紅紅，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一本資料彙編，和康熙的紅票可以進行比較閱讀，書中介紹的邸報傳到西方去，是如何被翻譯的，那些啓蒙思想家們又是如何看待東方的事物的，這本書最有趣的點就在於爲我們提供了不同視角，一場大地震在中國的記載就很少，但是歐洲人通過翻譯保留了幾乎完整的邸報報道，爲我們提供了更多史料，西方人因爲這些邸報的翻譯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包括那些最有名的啓蒙思想家，通過翻譯確實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互聯網上能見到的題奏事件抄本僅見普林斯頓大學和國圖，其他好像都沒有進行掃描數字化

對中歐文化交流感興趣的人可以看看，這本書證明18世紀中歐不是完全沒有交流的，藉由傳教士之手中國的信息被當時的歐洲人所知曉，遺憾的是歐洲傳過來的信息很少。

之前一直好奇歐洲思想家和文學家筆下對中國封建王朝政治的正面印象是如何形成的，現在通過這本書看到了一些答案。邸報作爲一種行政體系內部的信息傳輸載體，它記載了什麼、如何記載實際上反映了統治者的個人好惡和政治目的。但是這些“經過挑選的事實”通過傳教士進入歐洲後，卻成爲了歐洲知識界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並由此產生了一些特殊的形象建構，清朝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以一種文化形象進入了全球視野。作者眼光之敏銳還是一如既往，有趣的選題和角度，紮實的學術工作，非常值得一讀。

視角獨特但侷限，螺獅殼裏的道場，每一章都像是把早已重複的有限史料換個細微的角度再論述，寫成論文要合適得多。

從邸報入手，詮釋了什麼叫做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