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普通德國人，1945—1955【譯叢64】

戰後的德國，一個充滿佔領者、被釋放者、流離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揹負着戰爭罪行的人。他們掠奪、偷竊、造假身份，爲了活下去，一切從零開始。可這麼做行嗎？當一個國家秩序蕩然無存之際，社會要如何在這般的混亂中重生？人們要如何在這樣一個“他人即惡狼”的“狼性時代”裏重建生活？生活秩序的喪失、家庭的四分五裂、飢餓貧困的威脅、戰爭罪惡感的陰影、對大屠殺的沉默、死裏逃生的狂喜——第三帝國的餘波持續影響着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度。 本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日常生活文化史及人民精神史，聚焦二戰後十年間德國人的戰後生活，尤其是其精神心態和情感生活。作者拋棄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和政治框架，從普通人的日常出發：清理廢墟的動員，物質匱乏與黑市的經驗，及時行樂的追求享受，人口大遷徙的遭遇，女性的自主意識，盟軍的再教育，經濟起飛的奇蹟，“重塑思想”的文化政策，藝術和設計風尚的變遷，以及日常生活中德國人如何集體迴避戰爭的罪責感。戰後德國大衆生活混亂失序中充滿了多重面向，人們既有對戰爭的悲傷和自憐，又有立刻重新出發的求生欲，有爲了生存下來的不擇手段，也有劫後餘生、渴望生命的及時行樂。哈拉爾德·耶納對戰後最初的十年做出了一個嶄新的全景描述，通過它能以新視角重新理解戰後德國的復甦與德國人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也能瞭解德國如何以及爲何能夠從險惡的法西斯思想徹底轉型爲現代民主國家。

經歷了戰爭的創傷後，普通人如何同時面對負罪感和受害者的身份？ 根據這本書的記錄講述，許多心理和行爲看起來其實是一種代償，比如很多人也會強調自己的受害，強化受害者身份，其實不少德國人會刻意訴說自己的苦難來淡化愧疚，他們也確實在戰後受到盟軍，尤其蘇聯軍隊的暴行入侵，許多德國婦女被蘇聯士兵強J，在《1945：零年》這本書裏也有講述，還有同爲M系列的《奧斯維辛》更是講述了戰後蘇聯是如何“整治”德國普通民衆的，非常慘，對於德國普通人來說，當初打仗是爲了一個領袖，但後面，他們想保護的只是自己的德國，想保護的只是自己家裏人，這種情感可能再自然不過 但是就像末日審判一樣，懲罰的到來也是新秩序的一部分，這種痛苦到底怎麼安放纔是？如果我是當事人，也不會想到要去承認這一切，相比之下，同樣是戰後普通人狀態的一本書《活着回來的男人》是另外一種典型，他不僅非常“心裏健全”，甚至還有正義感，感受到了同爲戰俘的吳根熊所遭遇的不公，並選擇支援他，聯名向日本政府發起訴訟，這也是我佩服的一種，但這已經不是普通人了，更代表不了日本普通民衆 可能普通人在面臨這種連國家都可能隨時破滅時候，只是憑着過往的經驗來思考如何應對，哪裏想的那麼多的愧疚自責？在無政府狀態下，甚至道德自洽都難做到，自然，搶劫黑市交易都有，再正常不過 但德國普通人還是很有信心重建家園的，而作爲女性作家的耶倫對準的正是戰後德國女性羣體，這部分寫的非常出色，正是她們的形象讓德國走出陰霾 比如回到重建工作，在瓦礫清除工作以及家園恢復方面，被稱爲“瓦礫姑娘”的女孩子，投身清理5億立方米建築瓦礫的工作，她們不僅搬運瓦礫，還清理分類磚頭以便循環利用，這些行爲成爲重建家園的基礎，並且作者非常肯定女性突破桎梏的綜合能力，比如作者提及女性不僅能從事開火車，還有操作機牀等原本屬於男性的工作，還在戰後一邊照料孩子，一邊通過黑市交易爲全家籌備物資，包辦家庭內外事務，這對於當時活下來非常重要，她們還藉助婦女委員會參與公共事務，推動了《基本法》中“男女平等”條款的確立，這都是戰後的榮光，當然另一方面也導致情色活動的激增，美國大兵來到這裏，各種畫面，還是很開放的，但這都是爲了生活，而許多德國女性也希望去經歷更多情感身體上的激情，這裏不得不討論一下《朗讀者》，我個人覺得電影處理比較理想化，尤其結尾漢娜得知自己曾經作爲集中營看守而愧疚難當選擇自殺，但這種處理實在太理想化了，一定是自殺嗎？雖然歷史陰影下普通人的掙扎矛盾和悲劇是一部分，但我們應該也尊重人性應該有的追求，反而《狼性時代》裏的女性更爲正常，也正是她們作爲戰後德國的精神象徵，是她們奔波於廢墟之上，從而讓民衆重建自我認同，爲德國走向新生活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撐，而她們在極端匱乏的物質條件與失去親人的精神創傷下，依舊頑強維繫家庭與社會運轉，這份韌性也成爲激勵整個德國走出陰霾的重要動力。 當然戰後民衆普遍陷入愧疚與創傷的雙重心理困境，不願直面罪責的心理是普遍的，他們要麼將納粹說成與德國文化無關的“怪物”，要麼以自身遭戰爭重創爲由，認爲苦難已抵消罪責，但在這種重建過程裏，包括知識分子也好，德國民衆輿論還是積極反思的，而德國的堅韌嚴謹，團結協作等民族精神，在戰後的物質重建以及歷史清算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理性反思很多，這裏就像雅思貝爾斯《問責論》裏說的，“這將是“一項共同的激動人心的任務，不再做我們恰好曾是的那種德國人，而是成爲我們尚不是但應是的那種德國人，在我們先輩的召喚中而非在民族偶像塑造的歷史中浮現的那種德國人。”雅斯貝爾斯呼籲德國人將被動捲入的境遇轉化爲主動的覺醒和承擔，而背靠的就是德國民族的歷史傳統

太好看了！第三帝國三部曲之後強烈建議續上這一本～德國戰後的方方面面都講得透透的！戰後的德國人以壓抑、逃避、隱藏爲自己的罪責開脫，所以推翻納粹政權後原本該來的革命並沒有到來。極度的壓抑讓戰後針對個人的清算期拖延至60年代才由子女一代“接手”，挑明瞭父輩所做的一切。結尾和後記讓我把很多關於德國戰後的書都聯繫在了一起，喜歡～～

二戰德國失敗，軍民死亡800萬（其中580萬軍人），被俘軍人850萬，遣送德國人2200多萬（而俄國人死2700萬）。 德國全境幾乎所有城市被炸燬，經濟崩潰，人民流離失所。在美英法蘇的統治人，清理廢墟，安排難民，發放食品券，鑑別納粹餘孽，鎮壓搶劫，實行配給，恢復生產，做了大量工作，體現他們的仁慈理性人性和德國人的韌性服從和能耐。美國人發行了總計500噸，面值57億德國馬克的鈔票，打擊黑市，重振經濟。馬歇爾計劃拯救德國於脫離水火之困。在大多數德國人傲慢無比地拒絕個人罪責的同時，他們又是如何擺脫當年扶持納粹政權上臺的那種心性的呢？ 1945年夏美軍在柏林查獲了納粹黨員登記卡片，據此編寫了"who was NAZl"，這使得德國的這些納粹分子夜不能寐。好在當時四國同盟把他們分爲主要責任者，責任者，輕微責任者，追隨者和免於責任者，涉及300萬人，真正的壞人才12500人（而我們的比例是萬分之五要被殺的），1937年前入黨的統統開除公職，去納粹化，阿登納政府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有意思的是那些被納粹死忠粉殘害的德國民衆竟然幾天內就收起了長刀，化干戈爲玉帛，似乎非常時期成了同命鳥。不計仇不報復。赦免，使德國人重生。 對時代精神而言，一個人來自哪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本書要告訴讀者的是，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迴歸正常。德國和德國人就是被文明國家拯救並獲新生的一個例子。“只有走通了過去才能進入未來，否則你們將無法擁有未來。”(Ihr, die Ihr in die Zukunft geht, müsst durch die Vergangenheit gehen, sonst habt Ihr keine Zukunft)這話對於任何人任何國家同樣適用，我們需要徹底的自我革命，去走通走順，去補課。 最後，我響應譯者呼籲，爲世界的和平，爲人類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文明延續祈禱。 以上寫於2026年6月9日晚9點09分。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普通德國人，1945—1955》內容總結 《狼性時代》是德國資深媒體人、文化批評家哈拉爾德·耶納的非虛構歷史著作，斬獲2019年萊比錫書展非虛構類圖書獎，是一部聚焦二戰後1945-1955年德國社會的日常生活文化史與民衆精神史。全書跳出冷戰政治、經濟奇蹟的宏大敘事，以普通德國人爲核心，拆解了“戰敗即新生”的“零點時刻”神話，深度描摹了第三帝國覆滅後，德國人在秩序崩塌、道德失範、罪責重壓、生存絕境中，從“他人即惡狼”的野蠻生存狀態，逐步完成社會重建與精神掙扎的完整歷程，也解答了德國如何從法西斯主義轉型爲現代民主國家的深層命題 。 一、核心概念：何爲“狼性時代” 書名中的“狼性時代”，脫胎於納粹戰敗前希姆萊、戈培爾鼓吹的“狼人行動”，但耶納重新賦予了其核心內涵： 1. 它並非指納粹殘餘的武裝抵抗，而是形容1945年德國戰敗後，國家機器與法律秩序全面崩塌，社會陷入“自然狀態”，生存成爲第一法則，人與人之間陷入“他人即惡狼”的對立與博弈。 2. 這一時代的核心特徵是道德底線的全面鬆動：爲了活下去，普通人偷竊、掠奪、僞造身份、黑市交易成爲常態，宗教與傳統倫理對行爲的約束徹底失效，連科隆紅衣主教都公開爲生存所需的偷竊行爲鬆綁，衍生出了專門指代這類行爲的德語詞彙“弗林森”。 3. “狼性”同時指向德國人精神層面的雙重性：既有廢墟之上野蠻生長的生存韌性，也有面對納粹大屠殺罪責時，集體性的沉默、逃避與自我合理化，將自身塑造成戰爭受害者的精神防禦。 二、全書核心敘事與內容框架 全書以十章篇幅，從生存、社會、情感、政治、文化、精神六大維度，全景式還原了戰後十年德國普通人的真實生活與心路歷程，核心內容可分爲四大板塊： （一）解構“零點時刻”：戰敗不是新生，而是絕境的開端 耶納開篇便推翻了德國曆史敘事中“1945年5月8日是與過去徹底切割的零點時刻”的主流認知，指出納粹的餘波從未因戰敗消失： - 法律與行政層面，納粹時期的大量法令、條例仍被佔領當局沿用，曾經的納粹精英依舊活躍在企業、大學、政府機關，僅僅抹去了希特勒授予的頭銜。 - 物質層面，戰爭在德國留下了約5億立方米的瓦礫，城市近乎癱瘓；食物配給制形同虛設，英美佔領區成人每日僅能獲得不足日常所需65%的熱量，1946-1947年寒冬，普通人每日的食物僅有半咖啡勺糖、指甲大小的脂肪與兩個土豆，饑荒與嚴寒成爲常態。 - 秩序層面，戰敗後的德國聚集了數千萬流離失所者：1000萬戰俘、900萬疏散的城市居民、1250萬從東部領土被驅逐的難民、近千萬被解放的在押人員，超半數人口在故土之外流浪。住房短缺、物資匱乏直接導致犯罪率飆升，搶劫案激增800%，社會徹底陷入失序。 （二）生存與社會：廢墟之上的人性百態與社會重構 這一部分是全書的核心，耶納以大量日記、信件、檔案爲素材，還原了普通德國人在絕境中的生存選擇，以及社會結構的顛覆性變化： 1. 瓦礫中的生存：女性成爲重建的核心力量 戰後男性勞動力嚴重短缺，柏林廢墟清理高峰期，2.6萬名女性參與勞作，男性僅9000人，“瓦礫女神”成爲戰後德國的標誌性符號。但耶納同時戳破了這一符號的神話：所謂的優雅勞作多爲媒體擺拍，女性參與重體力勞動的核心動力，是能獲得更高的食物配給，而非所謂的“英雄主義”；甚至爲了應付差事，她們會將碎石直接丟入地鐵通道，加劇了重建的難度。 2. 黑市：市場經濟的“野蠻預科班” 配給制的失效讓黑市成爲德國社會的核心流通渠道，僅柏林就有60個黑市，超三分之一的商品流通通過黑市完成。香菸取代貶值的帝國馬克成爲硬通貨，從食物、煤炭到納粹紀念品、藥品，一切都可在黑市交易。黑市既讓無數德國人熬過了饑荒，也徹底重塑了德國人的經濟觀念：無規則的叢林博弈讓他們對“社會市場經濟”產生了極致的認同，爲後續西德的經濟奇蹟埋下了伏筆。 3. 家庭與兩性關係的徹底顛覆 戰爭讓德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出現“六女爭一男”的局面，女性在戰後獨力承擔起養家、重建、育兒的全部責任，經濟與精神獨立性大幅提升。而從戰場歸來的男性“迴歸者”，則普遍陷入嚴重的精神困境：長期的戰爭讓他們無法適應日常生活，與家人隔閡深重，在能幹的妻子面前喪失尊嚴，被女性羣體普遍認爲是“性別的失敗”。傳統的父權家庭結構徹底崩塌，兩性關係、婚戀觀念、性解放思潮都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4. 社會撕裂：從“民族共同體”到互相敵視的陌生人 納粹時期鼓吹的“民族共同體”徹底瓦解，從東部被驅逐的難民被本土德國人辱罵爲“波蘭窮鬼”“東普魯士雜種”，即便同是戰爭受害者，也互相排擠、敵視；同胞之間互相提防偷竊配給，鄰里之間互相舉報，曾經的“民族同志”變成了虎視眈眈的“惡狼”，社會信任體系徹底崩塌。 （三）精神與罪責：集體沉默下的創傷與逃避 這是全書最具深度的部分，耶納精準剖析了戰後德國人的精神世界，解釋了“大屠殺沉默”的社會心理根源： 1. 雙重精神困境：創傷與愧疚的撕扯 戰後的德國人同時揹負着兩種矛盾的情緒：一方面是戰爭帶來的巨大創傷，饑荒、流離失所、親人離世、家園被毀，讓他們普遍陷入精神空洞，迷信、巫術、信仰治療師在這一時期大行其道，人們試圖通過非理性的方式獲得對生活的掌控感；另一方面，集中營暴行的逐步曝光，讓他們揹負着沉重的集體罪責感，卻又無力直面與承擔。 2. 集體性的罪責逃避：自我受害者化 面對納粹的滔天罪行，絕大多數普通德國人形成了一種集體默契：將自己塑造成希特勒的受害者，以此推卸戰爭責任。他們反覆強調自己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卻對猶太人的遭遇集體沉默；當漢娜·阿倫特向德國人表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時，對方的第一反應不是關心其遭遇，而是滔滔不絕地訴說自己在戰爭中的苦楚。 3. 不徹底的去納粹化：從清算到妥協 盟軍主導的去納粹化運動，最終以全面妥協告終：545個陪審法庭對90多萬人進行審判，最終僅有2.5萬名納粹分子被認定有罪，其中僅1667人被定爲“主要責任者”。隨着冷戰拉開序幕，美蘇都急於爭取德國的支持，去納粹化迅速讓位於社會穩定與經濟重建。1949-1954年，西德接連出臺多部大赦法案，逐步消除了去納粹化的影響，大量前納粹分子重新回到政府、司法、企業的核心崗位。 4. “壓抑”成爲集體心理選擇 耶納用精神分析的“壓抑”概念，解釋了這一時期德國人的集體心理：對於普通德國人而言，納粹的歷史遺產太過沉重，既無法直面自己曾經的盲從與同謀，也無法承擔大屠殺的道德罪責，唯有通過“壓抑”與遺忘，才能從歷史的深淵中破繭而出。這種集體沉默，成爲戰後十年德國社會最核心的精神底色。 （四）重建與轉型：從廢墟到民主國家的十年之路 全書的後半段，耶納梳理了德國在戰後十年的重建與轉型，解釋了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如何在十年內完成經濟復甦與民主制度的落地： 1. 盟軍的“再教育”：民主理念的強行植入 美英法蘇四大佔領國，通過紐倫堡審判、媒體管控、教育改革、文化審查等方式，在德國推行“去納粹化”與民主“再教育”。但耶納指出，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造存在深刻的矛盾：去納粹化與民主化如同“互相仇視的姐妹”，徹底的清算會導致社會人才斷層、經濟癱瘓，而妥協的去納粹化，又會讓納粹的餘毒留存。最終，盟軍的再教育爲德國民主制度奠定了框架，但真正的民主轉型，仍需德國人自身完成。 2. 經濟奇蹟的萌芽：從黑市到工業復甦 1948年的貨幣改革，終結了黑市與惡性通脹，爲西德經濟復甦奠定了基礎。以大衆甲殼蟲汽車爲代表的德國工業，從納粹的軍工廠轉型爲民用工業核心，沃爾夫斯堡的大衆工廠成爲德國經濟復甦的標誌，也成爲戰後德國男性重新找回社會角色的核心場域。1955年，第一百萬輛甲殼蟲汽車下線，標誌着德國正式走出戰後的生存絕境，迎來經濟騰飛的起點。 3. 文化冷戰與民主審美：重塑德國的精神內核 冷戰背景下，藝術與設計成爲東西德意識形態博弈的戰場。西德擁抱抽象藝術、現代主義設計，將其作爲民主、自由的象徵，與東德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形成對立；包豪斯風格的復興、功能性設計的普及，不僅重塑了德國的工業與審美，更將民主、理性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完成了對納粹審美與意識形態的反向清算。 4. 十年終局：從狼性時代走向穩定社會 到1955年，德國的經濟復甦、社會秩序重建基本完成，民主制度逐步落地，“狼性時代”正式落幕。但耶納同時指出，這十年留下的遺產從未消失：對歷史的壓抑與沉默，最終在1968年德國青年運動中徹底爆發，年輕一代向父輩發起了關於戰爭罪責的全面質問；而這十年中形成的市場經濟理念、民主共識、社會福利體系，也奠定了此後數十年德國的發展根基 。 三、全書核心結論與歷史價值 1. 核心結論：戰後德國的復甦，並非源於“零點時刻”的徹底新生，而是普通德國人在生存絕境中，以“狼性”的生存本能完成了物質重建，又以集體性的歷史壓抑完成了社會與政治轉型。這種“先生存、後反思”的路徑，既讓德國快速走出了戰敗的深淵，也留下了長期的歷史與精神後遺症。德國的民主轉型，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道德覺醒，而是一個漫長、矛盾、充滿人性掙扎的漸進過程。 2. 歷史價值：本書打破了“二戰終結=正義戰勝邪惡”的簡單敘事，填補了宏大歷史中普通個體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了納粹主義的餘波如何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同時，它也以德國的經歷，回答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一個經歷了極端時代、揹負着集體罪責的民族，如何在創傷與愧疚中，重建生活秩序、道德底線與民主制度。也正因如此，本書成爲研究戰後德國史的經典著作，被翻譯爲12種語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廣泛討論 。

對不同的人來說二戰歐洲戰場結束的「零點時刻」定格在不同的時間：在亞琛——這座被美軍佔領的第一座德國城市，零點時刻在1944年的10月。在往東640公里的柏林，久違的平靜在1945年4月30降臨。而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聲明則簽署在5月7日。「零點時刻」雖然是二戰重大轉折點的直接證明，但戰爭的餘波並不會如時針一般乾脆輕快地跨過12點，然後將過往一切全部清零。戰爭結束甚至不意味着舊秩序倒塌——爲了維持德國的運轉，大學課堂和國家機關裏，仍有許多納粹精英活躍在崗位上。而新秩序的建立還遙遙無期，這是一個無人時代：無人負責，無人擁有，無人保護。這本書關注的不是戰後秩序的重建，也不是德國是否應該被原諒，而是戰爭廢墟中的普通人如何在這樣的無人時代活下去，和他們“肇事民族”的身份一起。 攝影師拍攝的清理城市廢墟瓦礫照片裏，是婦女承擔了絕大部分體力工作，而不是那些帶着失敗感和無力感從戰場上歸來的男人；黑市裏毫無顧忌的搶劫偷竊和充滿愛心的分享並行不悖，也有女性爲了獲得更多的物資投向盟軍的懷抱；秩序與城市的崩潰讓享樂的能量前所未有的強大，既然大難不死，既然未來未知，那不如盡情沉迷在一場又一場的舞會里；還有那些戰俘難民，過於龐大的人數規模讓遣返進程緩慢，母國人民對他們的懷疑和排斥也讓他們在戰爭結束後依然無家可歸。 在如何面對“肇事民族”這一問題上，戰後德國人民表現出來的卻是普遍的逃避與沉默。“戰爭中大家都是受害者”，包括德國人自己。是希特勒欺騙和背叛德國人民的信任，而納粹主義就是毒品，讓德國人被迫變成了毫無意志的順從工具，參與了納粹的令人髮指之舉。即使在私人記錄裏，德國人也幾乎不提戰爭中自己或親人對納粹體制的支持。整個社會出現了默契的空白，求生的本能屏蔽了罪惡感。直到幾十年後的奧斯維辛審判，成長於戰後的新一代年輕人才開始了對自己父母輩們的道德清算。 清算會帶來歷史餘波的平靜嗎？也許會，也許只是讓歷史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在我們的集體意識裏。

戰後德國，決定冷戰格局的關鍵十年 一個道德觀崩塌、『他人即惡狼』的時代 聆聽德國與德國人的真實聲音 在第三帝國的陰影下如何重建生活、重拾人性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普通德國人，1945—1955》，彷彿觸摸到一片尚未冷卻的廢墟。作者以近乎考古學家的細緻，挖掘出戰後十年間德國社會的精神褶皺——那些在瓦礫中求生的道德困境、在飢餓中扭曲的生存倫理、在狂歡中釋放的歷史焦慮，共同編織出一部令人震撼的“非典型重生史”。當我們將這段歷史與日本戰後的集體敘事對比時，更會發現：所謂“反思”，從來不是道德選擇題，而是權力、文化與人性博弈的修羅場。 一、廢墟的雙重隱喻：自我救贖與罪責遮蔽 書中描述的柏林市民對瓦礫清理的狂熱，曾讓我誤以爲這是某種集體懺悔的儀式。但深入閱讀後才發現，那些沾滿塵土的雙手，既是重建家園的工具，也是掩埋歷史的鐵鍬。當德國人將5億立方米廢墟轉化爲象徵新生的混凝土時，他們實際上在完成一場精妙的符號置換——物理廢墟的清除，成了精神廢墟的美化。這種“勞動救贖”的邏輯，與日本戰後“一億總懺悔”的泛道德化策略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德國人用物質重建的實績置換道德責任，而日本人用全民懺悔的虛妄稀釋個體罪責。 那些在黑市中如狼般爭奪生存資源的身影，更撕破了“反思”的溫情面紗。書中柏林女祕書白天跳舞、夜晚倒賣尼龍襪的割裂人生，恰是戰後德國精神世界的縮影：當生存成爲最高道德，罪責便成了奢侈品。這種“狼性哲學”讓我想起日本戰後“飢餓同盟”的街頭求生，但德國人的“叢林法則”最終被馴化爲社會市場經濟的燃料，而日本的生存焦慮卻固化爲右翼敘事的溫牀——或許，制度的徹底瓦解與重建，纔是道德救贖的前提。 二、流浪者敘事：身份重構中的歷史詭計 7500萬流離失所者的命運，是全書最具刺痛感的篇章。被驅逐者即便金髮碧眼仍遭辱罵的荒誕，暴露出民族認同的脆弱性。當東普魯士難民將返鄉之路改寫爲“個人奮鬥史詩”時，他們不僅重構了身份，更改寫了歷史記憶——“受害者”身份的集體建構，成了卸下加害者包袱的完美工具。這種敘事策略，與日本將廣島原子彈創傷上升爲“全民受難史”的路徑如出一轍。但德國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用制度化的民主轉型（如《基本法》第一條）將“受害者”身份昇華爲普世價值，而日本始終困在“天皇—國民”的封閉敘事中。 書中流民在候車室用行李箱搭建臨時家園的場景，讓我想起本雅明筆下的“歷史的天使”——他們背對未來，眼中只有不斷堆積的廢墟。這種姿態或許解釋了爲何德國能在經濟奇蹟中完成“道德騰籠換鳥”：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於未來時，過去自然成爲被封印的暗箱。 三、狂歡與沉默：精神分裂的戰後一代 科隆玫瑰星期一遊行的綵帶與廢墟間的探戈，構成了戰後德國最弔詭的文化圖景。書中柏林青年在防空地下室跳搖擺舞的描寫，讓我看到人類在絕境中迸發的原始生命力。但這種狂歡何嘗不是另一種逃避？當美式消費文化（如甲殼蟲汽車）與抽象藝術（如腎形桌）共同構建“去納粹化”符號時，文化轉型成了政治反思的替代品。這與日本用動漫、科技重塑國家形象的歷史修正主義異曲同工，只不過德國將文化工具昇華爲制度共識，而日本始終陷在傳統與現代的敘事撕裂中。 最令人深思的是“沉默的罪責迴避”與“無力哀悼”的辯證。當漢娜·阿倫特批判德國人的道德麻木時，或許忽視了黑市交易中那套精密的生存倫理——在飢餓面前，懺悔是比犯罪更沉重的負擔。這種集體心理防禦機制，在日本的“沉默的大多數”身上同樣清晰可見，但德國通過代際更迭（如1968學生運動）實現了部分突破，而日本的歷史斷層至今未被真正跨越。 四、歷史的幽靈：當藝術成爲政治解藥 書中對抽象藝術的剖析，揭示了戰後德國最隱祕的統治智慧。當腎形桌取代萬字徽、無調性音樂沖刷掉瓦格納的遺產時，這種“非政治化的政治”完成了對納粹美學的切割。但弔詭的是，這種“去歷史化”的文化策略，本身就成了新的歷史敘事。正如日本用“物哀美學”包裝戰爭記憶，德國用現代主義設計重構國家身份——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在曖昧中沉淪，後者在轉型中重生。 讀至結尾“狼性時代向民主社會轉型”的論述，我突然意識到：所謂“反思”，從不是道德自覺的產物，而是權力結構、地緣政治與文化基因共謀的結果。德國能在冷戰中通過制度重建獲得“救贖許可證”，而日本因天皇制延續陷入歷史閉環——這或許纔是“反思差異”的本質。當合上書頁，那些在廢墟上跳舞的德國人、在靖國神社鞠躬的日本政客、在歷史教科書前爭吵的東亞民衆，彷彿都成了同一面鏡子中的碎片，映照出人類面對歷史罪責時永恆的困境：我們究竟在反思歷史，還是在重構生存的合法性及統治的合法性？所以不用糾纏於十年浩劫的反思及批判，上面的問題就是答案。

社會失序時，人們爲了生存，會變成人狼的狀態。 本質上，我不覺得人會真正反思，因爲即便那些被紐倫堡判處死刑的人，也不會認爲自己是加害者，他可能會覺得自己做的對，或者辯說自己也是受騙者，更不用說更廣泛的納粹黨員了。 所謂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反思，其實更多的是下一代人，他們沒有那種罪孽參與者的揹負，本質上跟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反思一樣，或許這種書寫因爲能夠迎合主流價值觀而得到名和利也難說。 不論怎麼反思，戰爭不會消失，以現在的情況看，經濟局面繼續惡化，誰也不知道巨大破壞的戰爭什麼時候爆發。 任何時候，不要高看人類。 所謂高等動物，文明，不過是自己給自己臉上貼的金。 即便物質豐富的時代，人類也離叢林法則不遠，更何況如果全球性的失敗，人喫人的齒輪一開，結果不可收拾。 不過，大概率，一場魔幻般的戰爭結束，人們好像做了一場夢，之後的生活邏輯其實還差不多。

#讀書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餘波中的普通德國人，1945—1955》，[德]哈拉爾德·耶納。五星。 看食貧道《戰後八十年》彈幕推薦的講德國戰後的書。 《戰後八十年》裏涉及了一部分日本戰後處置對現代社會造成的影響，例如從戰時慰安婦、防波堤到現代風俗業比如牛郎、援交和視頻等，以及侵華日軍後代在講述父輩PTSD的時候也會承認侵略事實，以及下跪。因爲日本戰後處置由美國單一國家完成，因而從保留戰時天皇這個選項開始就按照美國維持在亞洲的勢力這個角色需要的方向塑造。因爲是國內團隊拍攝以及國內觀衆，必然地大篇幅突出情緒。 從彈幕開始忽然對完整的戰後處置產生了興趣，於是找這本書來看。 這本是比較全面且深刻的社會學，對比《菊與刀》單純對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分析還要深刻。大概因爲菊與刀是前期調研分析，而這本則是真實戰後處置以及影響的記錄，類似不可複製的社會實踐記錄，事實總是比預測來得要震撼，更不用說被它觀察的不止有德國，還有安置德國的各個戰勝國。 它從戰後的遺留的物質（瓦礫）處理和物資緊缺講起；講到被不同國家分區治理的策略觀念不同，例如蘇聯將德國平民視作被納粹矇蔽的人，而美國默認德國全員納粹預備役。 愛情和重回故里裏既講到德國倖存者對戰敗士兵的看法以及歧視，甚至妻子看到幾年未見的軍人丈夫回到家庭也是礙手礙腳，丈夫PTSD也無法重新像男主人一樣統治家庭，離婚率結婚率飆高，也會講到德國女性和負責安置的美國士兵的感情流動，以沒有道德評判的視角去看以及這部分對民族融合甚至減少戰後創傷的影響。 講到戰後交易體系，因爲管控嚴格又配給不夠的混亂狀態下促成了強有力黑市的誕生，以及被黑市重塑的人與人的信任或懷疑關係，英美主導的德國貨幣改革。以及後續的工業興起比如汽車製造、文學和藝術的走向，猶太人的民族性。 爲何德國戰後可以反納粹而日本並沒有相似的反思，可能來自它們根本性不同，德國是反思的因爲沒有信仰了，所有民衆以及曾經軍人都可以把自己視爲受害者，將造成屠殺的邪惡的自體外包給納粹，但日本因爲信仰還保留甚至被刻意保護了，所以並沒有這樣的反思時刻。 整體看完感覺，樂觀主義視角來說，無論發生過什麼，人類或者文明作爲羣體的適應能力是極強的，被一百次殺死可以一百零一次斷尾重生，而且，這些經歷不會被忘記，而是會以對羣體的影響亙古存在下去。 以下節選： 1.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複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複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2.這些爲數不多的畫面有着如此強烈的視覺感，使它們如同不斷重複的無聲片一樣構成了公衆對戰後頭幾年的記憶。可這麼一來生活的另一半就被忽視了。 一般來講，年代離我們越是久遠，對往事的記憶就會越發變得柔和，但是戰後歲月的情況正好相反：在回顧之時它們變得越發陰暗。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德國人普遍有着將自己視爲受害者的需求。很多人顯然認爲，對1946年至1947年間那場着實可怕的饑荒之冬的描述越是黑暗，他們的罪責最後就越加顯得微不足道。 仔細傾聽，我們會聽見笑聲。 3.離開了苦難之後的快樂，就無法理解苦難本身。逃離死亡將有些人變得失神冷漠，而將另一些人推入了前所未有的、爆發式的生存喜悅。生活秩序的喪失、家庭的四分五裂、舊關係的丟失，然後人們又開始了新的組合。如果一個人只剩下年輕和勇敢，他就會把混亂當成遊樂場，他每天都得在那裏尋找幸福。 4.赫爾穆特·科爾曾用“晚生之福”來形容下一代人可以相對輕鬆地談及這段歷史，然而曾經經歷過的恐怖也未嘗不是一種恩賜。人們遭受的轟炸之夜、戰後最初幾年嚴酷的飢餓寒冬，以及每天在無政府狀態下的求生奮鬥，讓許多德國人顧不上回想過去。他們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這讓他們免去對真正受害者的思考，成了他們不幸中的萬幸。因爲一旦全方位思考觸及這場在人民的名義下、藉由其容忍與視若無睹所犯下的系統性大屠殺，任何一個良知尚存的人幾乎都會喪失生活所需的勇氣和力量，去度過戰後的艱難歲月。 求生的本能屏蔽了罪惡感——這是1945年之後值得研究的一種集體現象，並且該現象必會深深動搖對他人的和對自身本質的信任感。在意識排擠和扭曲事實的基礎上，兩個分別以各自方式既反法西斯主義、又值得信賴的社會是如何建立的呢？這就是本書通過對戰後十年各式極端挑戰以及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而力求探究的一個謎團。 儘管諸如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日記或者歐根·科貢(Eugen Kogon)所著的《黨衛隊國家》(SS-Staat )打破了這種意識排擠，但直到1963年開始的奧斯維辛審判之後，許多德國人才開始面對那些犯下的罪行。在他們下一代人的眼裏，單單由於這一推遲行爲就足以使他們的父輩顏面盡失，即使純粹從物質利益上而言，他們的孩子正因如此獲得了極大的好處。1968年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知識界的同道所發起的那場代際衝突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它充滿了苦澀、憤懣還有自負。 5.與1968年的轉折時期給人延續至今的印象相比，戰後時期其實曾有過更多的爭議、它的生活姿態更加開放、那時的知識分子更具有批判性思維、民意更加豐富多彩、藝術更具創新性、日常生活更具有矛盾性——這一切都是在爲著此書做研究時一再被發現的事實。 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可以解釋爲何戰後的頭四年相對而言是一個歷史記憶中的盲點。在歷史研究的各標題章節之間，這四年成了一個無人時代，通俗地講就是沒人負責的一個時期。學校教材裏有一大篇章是關於納粹政權的，它以國防軍的投降而終結，另外一個章節講述的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歷史，它始於1949年。在其他方面，教科書頂多側重貨幣改革和柏林在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間的封鎖作爲那段兩個德國建國之前的歷史。而就歷史敘事而言，戰爭結束後與相當於聯邦德國經濟“大爆炸”的貨幣改革之間的那幾年是一個被丟失的時代，因爲它缺乏一個機構的主體。我們的歷史敘事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把國家作爲政治主體的民族史的結構。而華盛頓、莫斯科、倫敦、巴黎纔是當年一起決定了德國1945年之後命運的四個政治中心——對一部民族歷史來說這並非一個有利的前提條件。 6.美國攝影記者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不帶絲毫同情地、理性地看待這些在塵土中勞作的姐妹們。她於1945年在柏林的一篇旅行報道里寫道：“這些婦女構成了爲進行城市清理而組織的人力傳送帶的一部分，她們非常熟練地用慢鏡頭的速度傳遞着裝滿碎磚頭的鐵皮桶，讓我覺得她們好像確切地計算出了最低工作速度，好在以這速度完成這個工作的同時，爲自己不多不少地掙得每小時72芬尼的工資。” 的確，最初的那些沒有協調好的瓦礫清除行動並不高效。在某些情況下，瓦礫中的婦女只是把碎石塊扔進附近的地鐵通道里，使得人們事後不得不再次艱難地把它們運出來。1945年8月，柏林市政府聯繫了各區辦事處，命令他們制止“失去控制的鐵皮桶鏈”。那些“原始的清理工作”必須停止，即時起清理工作必須在建築當局的監督下專業地進行。 7.“專業的大規模瓦礫清理”包括建立一個有效的運輸系統。德累斯頓人立即鋪設了七條這樣的窄軌，40輛全部被賦予女性名字的機車穿梭行駛。 “專業的大規模瓦礫清理”包括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運輸系統，好讓市內的瓦礫可以運到城外的垃圾傾卸場。爲此，人們使用了農業慣用的窄軌鐵路：在臨時鋪設的軌道上用小型火車頭拉小貨車。德累斯頓人立即設置了七條這樣的窄軌。例如T1號軌道從“城市中心清理區”通往奧斯特拉區(Ostragehege)的傾倒處。40輛全部被賦予女性名字的機車穿梭行駛。雖然由於軌道鋪設粗陋曾導致過脫軌事件，但總的來說運轉完美，有主副兩線、運營中轉站、提煉和傾倒點。近5000名員工負責這條奇特的鐵路，這條鐵路穿過德累斯頓被大火燒盡的廢墟，就像穿過幽靈般的無人島一樣。官方宣佈德累斯頓廢墟清理結束於1958年，這也是這條鐵道最後一次運行。但並非所有區域都被清理完畢。儘管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早在1946年就已被清掃乾淨，以至於埃裏希·凱斯特納能夠在45分鐘之內穿過市中心卻沒有經過一棟房子，但直到1977年，即戰爭結束32年後，德累斯頓最後一支清理隊伍才停止了他們的工作。 瓦礫的量改變了城市的地貌。在柏林，戰爭導致的堆石使城市北部由大自然形成的冰磧石堆往南延長了。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裏，有時每天多達800輛卡車在前國防學院的空地上傾倒着瓦礫，以至於這座後來被形象地稱爲魔鬼山的人工山成了西柏林的最高點。 8.瓦礫的量改變了城市的地貌。在柏林，戰爭導致的堆石使城市北部由大自然形成的冰磧石堆往南延長了。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裏，有時每天多達800輛卡車在前國防學院的空地上傾倒着瓦礫，以至於這座後來被形象地稱爲魔鬼山的人工山成了西柏林的最高點。 對廢墟的處理還影響了不同城市未來的經濟發展。1949年法蘭克福雖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成爲聯邦共和國的首都，日後卻能成爲“經濟奇蹟之都”，這從其清除廢墟的作爲就初露端倪。法蘭克福人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用瓦礫賺錢的本事，儘管最初看起來好像毫無進展。當其他城市鼓勵居民用手中的鏟子立即開始清理時，法蘭克福政府卻用科學的方法通過分析、思考和試驗來啓動此事。 9.法蘭克福的化學家們發現，燃燒瓦礫可以提取出會分解成二氧化硫和氧化鈣的石膏，在工藝流程的末端，人們可以得到作爲水泥添加劑出售的搶手的燒結浮石。 市政府與菲利普·霍爾茲曼股份公司(Philipp Holzmann AG)一起成立了瓦礫回收利用公司(TVG)，雖然對瓦礫清理的作業晚於其他城市，但卻更高效。在建造起了大型處理瓦礫的工廠之後，那些在其他城市堆積如山的細碎石也可被用於重建。正如人們今天所說的，這是一種公私合營的經濟結構，法蘭克福由此成功地使它的重建成本低於所有其他城市，並賺取了可觀的利潤。TVG從1952年開始盈利。今天法蘭克福的天際線展示出的城市繁榮顯而易見始自當年法蘭克福的廢墟。 當重建家園成爲一種狂熱的活動時，許多德國人的創造力因而被激發。當時的清理工程很快地被稱作“蟻丘工程”。 10.在1947年拍攝的電影《我們頭頂的蒼穹》(…und über uns der Himmel )裏，漢斯·阿爾貝斯(Hans Albers)身着風衣穿過柏林的廢墟，他吟唱道：“風從北方吹來，把我們吹來吹去。我們變成了什麼？海邊的一小堆沙。”攝像機在瓦礫沙漠上方轉動鏡頭，一小羣人在瓦礫中忙碌，隨後越來越多的人蜂擁而至，到處都在錘擊、分類、敲打，碎片被裝上運輸小火車。“我們的生活如同沙礫被風暴席捲，風暴把我們狂掃下梯子，彷彿輕盈的塵埃。”在澎湃的管絃樂伴奏下，合唱團加入了：“但我們必須繼續下去，我們要從零開始。”——“啊”，漢斯·阿爾貝斯呼喊般地唱着：“啊，讓風繼續吹吧！”鏡頭再次旋轉在瓦礫之間，這時觀衆在鏡頭快閃的片段裏看到微笑的人們在他們破碎的世界裏重振家園。影片以對主的禱告結尾：“請饒恕我們的罪孽，就像我們原諒我們的罪人一樣。請引領我們不要陷入誘惑，而是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我們之前從未如此等待着被救贖”，露特·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也曾經在她的日記裏讚歎道。《我們頭頂的蒼穹》屬於那類所謂的廢墟電影。影片的主要部分提供了對柏林社會各個階層的真實描述，它展示了苦澀的貧困和黑市贏家的暴富。它的結尾卻是對重建家園的神化。雄偉的勞動奮鬥、神聖的英雄集體、超人的使命，所有這些都感人至深、催人淚下並促進團結。爲了在清理瓦礫的人羣裏找到一個有鼓舞作用的勞動羣體，全球電影股份公司在這部電影裏以電影修辭的方式使英雄主義滿血復活。 然而，當這部電影受到觀衆及大部分電影評論者的廣泛好評時，雖爲數不多但還是有一些人對此類修辭手法表示出恐懼。《電影郵報》(Filmpost )的評論員就感到被喚起了他對一部再也不想看到的宣傳片的記憶：“這種在不真實場景重壓之下的建設大合唱，就像一種對哈蘭電影的怪誕紀念——它的不可信可以和電影《柏林某處》(Irgendwo in Berlin )的不真實結尾有得一拼，那裏展現了一羣國家勞役團(Reichsarbeitsdienst)的年輕人在進行訓練。不，這樣的電影我們不要再看了，永遠都不要。” 11.在這片廢墟風景裏，建築設計師奧托·巴特寧(Otto Bartning)看着“這幅被戰爭突兀地發掘出來的潛滋惡長的病魔畫面”，它正公開地被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些殘垣斷壁默默地凝視着我們，彷彿它們不是在爆炸的轟響中崩塌，而是出於內部原因而傾塌。我們能夠並願意揹負所有的負擔和倉促，被惡魔糾纏着，不假思索地去重建那一整套揭示着殘忍冷酷並將我們的生存技術化的機器體系嗎？我內心的聲音說，不！” 許多人都有那種廢墟才展現了世界真實面貌的感受。他們揹着相機進入瓦礫場，拍攝了“警世照片”——所有在廢墟中拍攝的景象都被媒體以“警世照片”作爲標題印刷出版。當然，他們都想以此展現他們眼前的恐怖場面。然而，即使像德累斯頓那些被摧毀燒焦的恐怖場面，也沒有擊破其中一位攝影師從災難中獲取更多靈感的雄心。在被炸爛的德累斯頓藝術學院，他在瓦礫中偶然發現了一具曾經作爲臨摹和研究對象的骷髏，它和廢墟相當匹配：它有靈活的關節，骨架看起來特別怪異，它可以彎腰支在一根棍子上作跑步狀，或者可以有力地伸出一條腿，就像被魔鬼追逐一樣。 這位名叫埃德蒙德·凱斯汀(Edmund Kesting)的攝影師把這具骨架擺出一副在巴洛克式的廢墟中跳舞的模樣。他的同行理查德·彼得(Richard Peter)把這具骷髏的手臂和腿分開到一個特定的位置，使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來德累斯頓收屍的死亡之神。這兩位攝影師當然明白，此時到處可見的壓抑景象其實根本不需要這樣的加強性表述，但是德累斯頓那令人驚愕的場面使他們禁不住要用這樣不拘一格的方式來“進一步刻畫”。 理查德·彼得的《從市政廳高塔俯視德累斯頓》(Blick auf Dresden vom Rathausturm )是德國不折不扣的廢墟攝影作品。這張照片經常也被稱爲“雕像的控訴”(Eine Skulptur klagt an)。它以鳥瞰的視角展示了被摧毀的城市。在作品的右前方立着一位石雕的天使，他用一個絕望的手勢指向這座遭洗劫的城市。這是一個有3米高的雕塑的背影，它站在市政廳塔樓的長廊上，高度令人眩暈。爲了讓雕塑進入畫面，使其站在整個被炸空的城市面前，攝影師不得不嘗試很多次。他搞來一個4米高的梯子，透過塔的窗戶向下看那雕像。他的努力是值得的：“兩天後我弄到一架羅萊反轉相機，第三次爬上了無盡的塔樓，創造出帶有控告姿態的石雕照片——用了一整個星期的艱辛和來回奔跑。這個圖像已經成爲世界名作，給我帶來豐厚的報酬。它被偷盜過無數次，也被模仿過好多次。”順便說一句，那位經常被提到的照片裏的天使並非天使，而是波尼塔斯(Bonitas)——寓言中善良的代表。 12.沒過多久就有攝影課程被推出：門外漢在專業攝影師的指導下爬過碎石山坡，把奇特的畫面用吸引眼球的方式納入鏡頭。這可比開着敞篷車在荒原裏拍照刺激多了。透過炸爛的窗戶營造出一種縱深感，垂掛在那裏的天花板製造着一種懸念，一塊彎曲的鐵絲網創造了一種節奏和結構感，這樣的畫面久駐人們的腦海。即使60年過後，連卡塞爾(Kassel)的攝影師瓦爾特·蒂梅(Walter Thieme)去世時的追悼標題仍是：“廢墟攝影師逝世”。 在瓦礫堆裏玩耍的孩子們、戀人們，當然還有時裝都相得益彰。當有些人依然在廢墟里居住的同時，其他的一些人卻在那裏展示着戰後第一款晚禮服。在慕尼黑一家完全被摧毀的名爲安娜斯特(Café Annast)的咖啡館裏面，時裝攝影師蕾吉娜·雷朗(Regina Relang)展示着一件華麗的白色塔夫綢連衣裙，前景裏的那個藤條沙發已經四分五裂，模特兒擔憂的目光投向似乎隨時都有可能會塌陷的天花板。對於這幅完美的廢墟時髦圖片來講，模特兒疑問的眼神在此處可謂畫龍點睛之筆。 一個被瓦礫碎片淹沒的城市提供了包羅萬象的有關無常的主題，尤其是在天主教城市裏，人們從巴洛克式精雕細琢卻又徒勞無益的建築雕塑中重新獲得了熟悉的性感力。在赫爾曼·克拉森的畫冊《爐中之歌》的序言中，作家弗蘭茨·A.霍耶爾(Franz A. Hoyer)就被摧毀的科隆寫道：“以前未被看到的美在這種破壞中顯現出來，比如某些建築形式的美，這聽起來幾乎像是無稽之談，可這就是爲什麼一些殘缺的軀幹比完整的讓人能領略到更多的形狀和豐滿度的理由。比如聖科倫巴教堂裏的聖母像恰好以此新狀態‘贏得’了完美。幾個世紀前創作它的那位藝術家難道不是把它創造得太過完美，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令人覺得有些許的可疑之處嗎？” 大家真得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正如美國和英國士兵從科隆所報道的那樣，這是讓那些即使身經百戰的士兵們都會震驚不已的一個場景，有人在這裏居然富有哲理地認爲哥特式雕塑的完美主義本身是有被人“輕度質疑之處”的！這無疑與歷史的蓋棺定論一樣，它用盡了一切力量去糾正和徹底塗改了畫面。彷彿中世紀有志者創造的完美雕塑現在就活該躺在污泥裏：“尤其是建築和設計上的自負，它以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巴別塔式的妄自尊大掩蓋了多少相當成熟的建築和雕塑藝術，而又有多少直到現在才體現出它們真正的被隱藏之美！” 13.東歐的猶太正統派鄙視慕尼黑猶太人的世俗取向和“德國人化”，認爲他們與巴伐利亞人毫無差異。東歐來的猶太人不認同慕尼黑猶太人是“真正的猶太人”，指責他們背叛猶太教，因爲他們想留在殺人犯的土地上。在慕尼黑的猶太人眼中這一爭端變得尤其具有威脅性，因爲它也觸及了他們戰後賠償的要求——東歐猶太人與國際猶太組織一致認爲納粹竊取的所謂“無繼承者財產”，應歸入大部分被滅絕了的猶太社區的共同財產而被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共享，而不只屬於德國的倖存者。 14.在不來梅有50％的民居被炸燬，一次轟炸中就令5萬人一夜之間無家可歸。街上張貼着告示：“我們無力再接納任何人！禁止移民！” 盟軍爲此設立的“移民委員會”打算將這1200萬流離失所的難民大部分安置到農村。他們故意拆散那些想在異鄉儘可能待在一起的移民團夥，以促進他們與當地人的融合。在漫長的徒步旅行中，許多來自同一村莊的難民團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由於難民和當地人的關係日趨緊張，盟軍擔心會發生武力衝突和暴亂。無論是在巴伐利亞州還是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當地人有時強烈反對這些移民入住，導致流離失所者只有在機槍的保護下才能進入給他們指定的住所。在對這些人困境的置若罔聞上，農民們的固執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牛。 15.無論有多少個家他們都覺得不夠。失根之痛繼續綿延，安逸的家園成了一種執念。20世紀50年代的廣告很快就讓“舒適的四面牆”作爲家的比喻變成了被衆人取笑的怪誕詞——這也難怪，對很多人來講，鄉間道路在很長的時間裏作爲噩夢之地留在了記憶裏。在小說《禁區》裏，作家漢斯·哈貝這樣描寫了路上發生的一切： 就像一隻飽食過度的胃，戰俘營把多餘之物全都嘔吐了出來。而他們的樣子也真就像那些嘔吐之物。戰敗的尊嚴在這裏就僅僅是尊嚴的失敗：衣衫襤褸的殘兵敗將步履蹣跚地掙扎着返回自己被征服的國家。這支軍隊，他們曾經一直在路上，在法國和波蘭、蘇聯和比利時的路上。前進時他們曾經一起，而後退時只能每人獨自後退。前進時道路支撐着他們，而後退時他們支撐着道路。 這漫長的徒步之路成爲神話。 16.在同時代的照片中即使作爲勞動中的瓦礫婦女，戰後的德國女性看上去都令人驚異的美麗。即便在最艱難的條件下，只要還有最簡單的護膚用品，“愛美”的需求從未減弱，而與此同時那些迴歸的男人們一般給人看上去就是一副破落的樣子。不過這很容易被改變。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迴歸者到家後不久就顯示出的內心荒蕪。 典型的迴歸者是一個壞脾氣、不知感恩的漢子。如果家裏還有沙發的話，他就懶懶地躺在沙發上，讓那些曾經對他盼望多時的家人受盡折磨。當然他也痛苦着，只是他天天讓他身邊的人體會着他痛苦的程度。他們當中只有很少人曾經預料到，他們回家時會面對一個被轟炸過並被佔領着，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國家。尤其這是一個被掌握在女人手裏的國家。他並沒有爲他妻子在沒有他的情況下也把家經營得那麼好而高興，相反卻爲此悶悶不樂。因爲即便是他的妻子也變了。一個先是在海軍服役，最後由於受重傷而被安排到人民衝鋒隊的士兵，以一種令人心生同感的坦誠述說着他爲何無法和妻子相處：“我用了很久才明白，在我不在家的日子裏，她已經學會了說‘我’。她老說‘我有’‘我是’之類的話，而我就說，‘對不起’‘我們有’和‘我們想’。我們慢慢纔開始有了相互接觸。我們其實幾乎不認識對方。我們曾經算了一下，在我們認識的七年裏，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到底有多久。結果是隻有231天。” 一個大城市即使沒有男人也照樣可以運轉，在戰爭年代女人們得出了這一經驗。她們開過有軌電車、吊車，切割過螺紋鋼，輥壓過鐵皮，接管過公共行政部門，經營過企業，儘管在那裏最苦的活兒不是由她們而是由強迫勞工乾的。她們學會了修理自行車，安裝屋檐水槽和修好電路。戰前男人們在他們的特權性職業中運用的那些令人不可思議的竅門，都被這些女人變成了毫不稀奇的門道。她們還學會了自己做出最重要的決定。爲了把自己的孩子們安排到親戚附近，她們不惜和疏散部門擡槓，她們介入到學校事務之中，並把家務活公平合理地分配給了孩子們。她們告誡那些希特勒男孩大隊長別太過分，並試圖驅趕他們頭腦裏那些“種族優越感”的荒誕念頭。她們行使了權威，展示了剛硬，也經常把她們的孩子當作可以商量存活之道的伴侶，即便他們其實還太過年幼。 沒有父親使許多家庭成爲一個彼此更加相依爲命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在戰後持續的混亂裏依然有效。女人們利用孩子們的靈活機動與他們的足智多謀，而孩子們則從其母親那裏學會了長遠的眼光。幸運的話他們彼此的天賦正是相得益彰。孩子們搶劫和偷竊，母親們則修理好其偷盜之物，在鄰里間打聽需求，進行買賣和交換。很多孩子在黑市裏比他們的母親更老練，以至於讓他們去偷竊是一件危險性較低的事。少教所人滿爲患，因此根本不用害怕被拘捕。在廢墟瓦礫間沒人能比孩子們逃跑得更快，和真正的慣犯比起來他們大多能成爲漏網之魚，並且既不會被警察也不會被盟軍士兵當真。 在這個道德的灰色地帶，許多事之前看來是錯誤的，如今爲了赤裸裸的生存卻不得不去做，但很多母親還是會對她的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好讓他們依然心存善意。從事後來看，這些母親把這份艱鉅的任務完成得很漂亮。因爲從統計數字看，正是這一代的孩子後來成了雄心勃勃、奮發向上的年輕人（與那羣1945年還在襁褓裏的那一代正相反），這是當時誰都未能預見到的事。這是戰爭及戰後年代的母親們最引以爲豪並令人驚喜的成就之一。 17.剩女拯救了男權——物以稀爲貴 在戰後的年代，女性的性主動其實是受到了當時人盡皆知的女性過剩這一現象的推動。漂亮的女人很多可是男人卻很少，而且這些男人的狀態也是令人哀嘆的：他們瘸着腿拄着柺杖，氣喘吁吁還吐血。當然，像漢斯·澤恩克爾(Hans Söhnker)以及迪特爾·博爾舍(Dieter Borsche)這類的優雅男人不單單存在於電影屏幕上。可是這類碩果僅存的男人被幾十個女人爭奪。這正是多數女性的擔憂，它們被大街上男人稀少的畫面所證實。在1945年夏天的一個新聞片裏，人們可以看到一對明顯生活優越的年邁夫婦在柏林瓦礫堆旁的菩提樹下大街散步。這位老先生一次又一次地被年輕女士搭訕，以至於他年邁的妻子不得不費力地將這些女人趕走。估計這個場面是人爲安排的，但它卻將該現象描繪得如此有聲有色，使它在人們的腦海裏如同幽靈般揮之不去。 在戰爭中陣亡的德國士兵的數量遠超過500萬。還要加上直至1945年9月底仍然在西方戰勝國的戰俘營裏的650萬男人。另有超過200萬的被俘士兵在蘇聯的兵營裏忍飢挨餓。直到1950年性別比率依然爲1362名女性對1000名男性。乍一看人們還不覺得這有啥可大驚小怪的，可是如果把目標集中到適婚年齡羣組來看，問題就尖銳化了。凡出生於1920年至1925年之間的年輕男性，至少五分之二已戰死疆場。大城市的性別比例從數字上看尤其明顯失衡。正如在柏林口口相傳的那樣，六女對一男，總之這非常接近所感受到的事實。 “六女爭一男，六女爭一男”，這個經常被重複，具有暗示力的句子在1948年首次上映的廢墟電影《柏林謠》(Berliner Ballade )裏幾乎貫穿了整個聲帶，有時這是一個預言，有時則是一種恐懼的臆想。在電影裏格特·弗勒貝(Gert Fröbe)飾演一名瘦弱不堪的戰爭迴歸者，像一個驚詫不已的幽靈一樣穿行在被摧毀的城市裏。在柏林中部的瓦礫沙漠中，他居然還真找到了他家的房子。房子雖破卻還矗立在那裏，可是他的住所早已成了“霍勒太太的情愛中心”，他被授知了新的道德風俗。於是奧托這個角色只得重新逃亡，在柏林東奔西撞，並且被超現實的意象所折磨，即六個健碩的女人爭奪着他那瘦弱的身體。“女性過剩，女性過剩！”這句畫外音迴盪在影片裏。有一晚奧托被這個聲音吸引到了柏林的一個公園，那裏擠滿了情侶，就像50年後的愛情大遊行。他們坐在樹下或樹墩上，有一對還奢侈地擁有一輛美國的吉普車。這對男女使足了力氣交談，卻彼此前言不搭後語，她用德語努力描繪着婚禮的場面，而那個美國大兵則用英語講述着他父親在底特律的屠宰廠和罐頭廠，他們彼此聽不明白，卻各自掏心掏肺地喃喃自語。“成千上萬顆心在尋找愛情，可衆人卻如此孤單。”當這個迴歸者繼續在公園裏瞎撞時，影片的聲帶發出微弱的背景音樂。“成千上萬顆心依然孤獨，而尋找卻從不停止。”然而即使是“我有一張舊的防空襲牀，那裏的美夢妙不可言”這樣的誘惑性呼喚，依舊無法讓一個飽受驚嚇的普通人去跟一名放浪女子滾牀單。 18.在困難時期女性之間久經考驗的團結漸漸消失。隨着第一波初級富裕的到來和剛與男人定型的關係，女性間的不信任也在滋長着。當初在舞池裏通過擊掌共同分享稀少的男性舞伴的情景已成爲過去，尤其是那些因丈夫陣亡而守寡的單親少婦們更是有搶走別人老公的嫌疑。一位陣亡士兵遺孀的女兒回憶道：“對我來說，看到自己的媽媽如何被那些‘健全’家庭所避開是一種很糟糕的經歷。她日後在回憶錄裏寫道，‘我們這些陣亡將士的遺孀反正不會被那些夫婦們所邀請。我們完全被排除在外。人們多多少少地避開我們這些單親女性’。……毫髮無損的人們把自己和飽受摧殘的人羣分開，沒有丈夫的女人成了邊緣人羣，被治癒好的人羣和受到永久性傷害的人羣之間的鴻溝是無法逾越的。我的母親只能和其他的戰爭寡婦們建立起友情。” 隨着氣氛惡化程度的上升，生活正常化的程度也同步提升着。緊跟着離婚浪潮的是結婚的浪潮，剛剛建立的家庭搬入新建的公寓並開始穩固有序的生活。而這時候還是單身的人們很可能永遠就是孤身一人了。 戰爭結束後的離婚率是戰前的兩倍，並於1948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時尋求新伴侶的人數也在增長。在離婚浪潮的後面是前所未有的婚禮繁榮景象，它導致了1950年“婚介市場近乎資源耗盡的狀態”。處於1922年至1926出生年齡段的男性幾乎達到了100％的結婚率。與此平行的是婦女在勞務市場中機會的下降：男人又重新恢復了“一家之主”的地位。 19.1952年由阿圖爾·瑪麗亞·拉本納爾特(Arthur Maria Rabenalt)導演的電影《阿爾勞娜》(Alraune )[插圖]裏，希爾德加德·克內夫扮演的阿爾勞娜直接將四個愛人推向了死亡。在電影裏她代表了人性中的原罪，而她對此卻無能爲力：比如當一個健壯的工頭在她窗下的一口井前沖洗裸露的上身時，她挑釁地用櫻桃扔他；還有她手持馬鞭站在她下一個受害者面前，以及她傷心地坐在水塘邊，因爲又有一個人死了，這真令人難以置信。最後她並未駛入幸福婚姻的港灣，讓一位有錢的闊佬當成寶物般供奉着，而是帶着她的孤獨執着地進入了影片黑暗的結局。 戰爭的特徵總是在情愛之中再三凸顯。在好男人優雅的面具下隱藏着攻擊性和狂妄。在1951年5月出版的男性雜誌《他》(Er )裏有一篇名爲《情場軍校》(“Kriegsschule der Liebe”)的文章。 20.美國的軍隊領導層曾下令其士兵要行爲端正，但對德國人則要着重不表示出友好。在其佔領方針裏他們將德國平民形容爲陰險，惡毒和危險的禽獸不如者，在能夠以信任感接近他們之前，必須要經歷一場嚴厲而且持久不懈的再教育過程。這和蘇聯人不同，根據其法西斯理論他們將德國人民看作是納粹權力精英的犧牲品，美國人則始終強調了納粹政權的羣衆性本質。對他們而言，大多數的德國人是狂熱的納粹分子以及出於信仰的病態兇手。 21.在尋求一個美國大兵的行爲裏也隱藏着一種文化或亞文化因素。對這些年輕的婦女來說，這意味着從德國的生活方式，從這種時常束縛着她們的污濁環境中解脫出來。大多數的德國曆史學家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願去想象人們對陌生的異國事物的渴望，也不願意去想象可能正因如此才使得美國士兵具有吸引力。在他們看來，人們不僅僅出於對巧克力的喜愛，而是可以出於其他原因而受到美國士兵，甚至是黑人士兵的吸引，這是根本無法理喻的。對這種通敵行爲，“純粹的物質匱乏”是唯一能被人所接受的動機，把此類事件看作是對民族的背叛，這類衝動似乎依然沉睡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一旦談到戰後時期的婦女，歷史學就開始運用統計數字。歷史書中充斥着大量關於經濟局勢、就職以及在黨派和協會里參與工作的數據和表格，卻很少談及生活的樂趣。這種將和盟軍士兵的交往縮減到純粹的物質層面上的狹隘看法，把女性變成了悲慘生活中的被動角色。假如更深入地關注她們對美國人的狂熱，那至少會部分地承認她們是自己生活的主體。然而即使是女權主義學者，也更樂於把女性看成是犧牲品而無法從其慾望中獲得什麼樂趣。 這也使後來的人們很難認識到，這些美國士兵的情人們是德國與美國友好關係的先行者。事實上在走向西方的漫長路途中，她們就是先驅，是我們共和國走向自由化的先鋒人物。就從精神上讓德國人復員的過程而言，她們不帶政治色彩的，純私人性質的行爲使我們忽視了她們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無論那些在兵營四周的村莊出現的舞場有多麼的破舊和無趣，正是這些薇羅妮卡·多謝們替過去的歷史畫下了重重的句號，她們做得如此徹底並往往充滿了很多愛意。 有關被佔區裏的愛情故事的想象力如同星星之火蔓延開來：在漢斯·哈貝的小說《禁區》中一位美國猶太籍的少校愛着一個納粹高官的夫人：在他流亡國外之前，早在學校裏他就愛上了她。一名來自得克薩斯州帶有受虐傾向的軍官看上了一個集中營指揮官的妻子。一位德裔貴族小姐給一位美國上將當家佣。不過一旦其夫人駕到，就有好戲看了。 22.現代社會的人們認爲好感和算計之間的交織早已被克服了；而這篇《女性》文章所指出的正是它的依然存在。在對婚姻伴侶的選擇中，戰後年代的艱難使對物質利益的算計再次以無以復加的清晰度浮出水面，甚至經常是以史前級別的維度出現。至於一段關係是出於困境還是出於單純的愛情才建立起來的，並不是其中最令人關注的，而是兩者之間這種兼容幷蓄而又難以調和的度。瑪爾塔·希勒斯的日記就提供了一個最簡單粗暴的例子。在軍事高層裏找一個領頭狼來保護自己免受那些平庸粗野之狼的緊追不捨，她的這個冷酷決定符合遠古時代的擇偶方式。在兵荒馬亂年代裏找到了某種保護，使她自己都很喫驚的是，感激之情如何變爲一種溫柔的依賴之感。而這就是狼性主宰的時代；這位女性作者自己感受到這是動物本能的遺傳，它在交配行爲中得到延續並保證了她本人的生存。 把自己理解爲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彙集之地的雜誌《對》(Ja )在1947年6月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爲《與盟軍相處之道》(“Umgang mit Alliierten”)，它主張在戰敗者和佔領者之間要有一種“更爲開放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特點應是減少軍事脅迫，並且更多地要靠被“希特勒主義所踐踏的”人性。在薇羅妮卡·多謝的身上，作者看到了一個作爲佔領者和德國人之間和睦相處的榜樣： 無數婦女和少女在對方的懷抱中發現了這樣的關係。這是可以想象的最人性化的聯繫。我們不帶任何幻想地知道，多少在戰爭年代無法被滿足的渴望——豐足的廚房，歷經戰爭保持下來的好身材，在此時此地要比人性之美德佔據着更爲優先的地位。還有營養更爲豐富的午餐以及祕密搞到的食品救助包裹，決定了許多和盟軍士兵的新關係，這些在人類的臨時過渡期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這種帶有典型時代特徵的，既隱晦又非正統的混雜思想中，這位作者將佔領區士兵的愛情看成了“馬歇爾計劃”(Marshallplan)的一種色情對應物。只有那些因爲“缺少機會、天賦或者出於其他原因”而“無法走上這條通往盟軍的自然之路”的人，纔會對此類關係持有異議，並因其嫉妒和懷疑心而危害“對世界的普遍理解”。所以，對理智的強調和政治覺醒的悲愴齊頭並進——這是一個深諳機會主義的瘋狂宣言。 假如細看統計數據，也就明白了愛情與算計是怎樣親如姐妹、不可分割的。尤其在農村，這類“以利益爲導向的擇偶”變得十分明顯，農民之間的傳統理性婚姻本來就一直是代代相傳的維持生計的組成部分。1000萬被驅逐者試圖在巴伐利亞和德國北部村莊根深蒂固的環境中站穩腳跟。在這些鄉縣裏，選擇配偶的半徑以前僅限於當地居民，而現在這裏湧入了一半的西里西亞人和波莫瑞人。結果呢？雖然有過很多愛情和交往的故事，但是仍然很少發生一個年輕的農民把一位可憐的新來落戶的姑娘娶爲妻子這樣的事。說到底，娶一個帶着一份豐厚嫁妝的當地農民的女兒才更值得。相反，被驅逐者中的男性情形則完全兩樣。他們在農村婚姻市場上很搶手，因爲有了他們，家裏就又增加了一個勞動力。此外，農民的女兒嫁給一個簡樸知足的流離失所的男子時，還能省下一部分嫁妝。被驅逐的男人們盡最大所能把握住這個機會：儘管有着本土宗族主義的想法，但他們寧願嫁入德國北部的農民家庭，也不願把自己與那些曾一起逃亡，一無所有的女子捆綁在一起。被驅逐者中的女性纔是婚姻市場的絕對輸家，統計學清晰地證實了這一點。然而，從浪漫的角度來看，德國人彼此之間這種對婚戀的患得患失令人噁心，但這並沒有引起公衆的反感，反而是女性對戰勝國成員的獻身卻被看作是一種腐敗的背叛。 23.最要緊的就是別讓它們落入他人之手。經常會聽人說起，人們稍後一旦略微恢復理智，就在回家的路上直接把這些曾用拳腳搶來的東西扔掉了。 慕尼黑的《南德意志報》曾經報道，在法制完全真空的日子裏，被搶劫的物品價值高達好幾百萬盟軍馬克。據說在儲存倉庫里人們在糖粉裏踩踏，奶酪從貨物火車站滾到馬路上：“貪婪再也無法遏制。”[插圖]在阿茲貝格地窖[插圖]裏葡萄酒桶被撬開，多名估計喝得爛醉的婦女淹死在地窖中深及膝蓋的酒裏。多麼怪誕的死亡啊！她們在戰爭中倖存，卻在終於到來的休戰中死於紅酒的海洋裏。 對幾天幾周後到底會發生什麼的極度不確定感導致了過度瘋狂的搶購行爲。人們碰到什麼就攫取什麼，而同時自己的戰利品又很快被身邊的同胞所掠奪。爲了緩解壓力，盟軍的軍事行政管理部門主動打開已被佔領的儲存貨倉，任人洗劫。 24.在其1946年7月18日刊載的社論中，《時代》週刊主編恩斯特·薩姆哈伯(Ernst Samhaber)確認了“叢林法則”的生效。他認爲：“在德國，我們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裏。”在一個世界裏，人們儘量僅僅依靠自己的食物配給卡掙扎求存，在另一個世界中則充斥着黑市交易和非法的勾當。“只需在德國主要城市乘坐有軌電車或火車，我們就可以清晰地區分這兩個世界的人。我們看到了來自貨幣價值世界的那些消瘦、飢餓的面孔。這是些不幸的人，他們幾個月以來必須依靠每天1000卡路里維生，是一些體內耗空和有着飢餓性水腫樣子的人。在他旁邊坐着來自有形資產、以物易物世界裏的人，我們甚至不必說‘黑市’，他身體溜圓，充滿活力並且輕鬆愉快。今天，在電車中點上一支雪茄煙的任何人都屬於這個超越法律規則的世界。”薩姆哈伯繼續說，世界上一直有兩個世界，但是在過去，這些不法之徒會尋求黑暗的保護。“今天這個地下世界躋身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更糟糕的是，它對殘餘的有產階級世界有着一種危險的吸引力。這個無法無天的幽靈在四處遊蕩，吞噬着曾經隔離着混亂與秩序的那一堵越來越狹窄的牆。” 25.當境外人士將德國的崩潰視爲德國人重新社會化的機會時，境內的德國人卻剛剛開始對德國陷入集體性犯罪而感到擔憂。當現今的我們如此輕描淡寫地說出“肇事民族”這個詞時，德國人曾覺得自己是在戰後才成爲罪犯——因爲他們偷竊了土豆和燃煤。至於他們僅僅在德國就洗劫了50萬猶太人，將他們驅逐出其住所並且最終殺害了他們中的16.5萬德裔猶太人，在所有的針對戰後法制意識之淪喪的思考中，這些事實根本就沒有被作爲衆多理由之一而被提及。在戰後這一時刻，根本就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們所懼怕的文明之沉淪在這之前其實早已發生了。 而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前行。被泯滅的良知做出一種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飢餓指揮着下一個腳步，對那些流民的恐懼重新激發了康德所言的絕對範疇律令並修改了道德本身的力量。扎普——扎拉普、倒弄東西、獲取獵物、弗林森，這些都是用來相對化和自我原諒的詞彙。在將他人之物佔爲己有時，人們在偷和盜之間做出了細微的區分，這兩者之間的權衡利弊只是用來捍衛自己的佔有物。同樣是一塊燃煤，假如它被一個人所私自佔有，那麼比起在貨車上屬於一個抽象機構的燃煤，它就會受到更多集體的法制意識的保護。那個從貨車上將燃煤拿走的人只是在弗林森，而那個從私人地窖裏拿了的人就是在偷竊。這些戰後年代的人們喜歡把自己比作動物，有好有壞：從農田裏拿走土豆是積攢糧食的倉鼠，從囤積糧食者那裏搶走食物的人就是鬣狗。在倉鼠和鬣狗之間徘徊的是那頭令人難以捉摸其社會屬性的狼，哪怕是一頭失羣的孤狼也和一整羣狼一樣臭名昭著。 儘管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大部分元素都隨着戰爭的失敗而消失了，可是看來毫無政治意義的“操守”卻作爲準繩被保留下來。“操守並不排斥機靈和狡詐”，1952年庫爾特·庫森貝格在其爲《新報》雜誌所寫的，幾乎如同輓歌般的關於戰後苦難的回憶文章中提道：“就在這種近乎強盜一樣的生存環境裏依然盜亦有道，它也許比今天的鑄鐵一般的良知更具有道德。……［我們的］任務是：不忍飢挨餓但也不失體面。一個母親拿走女兒［配給份額下］的一小袋食糖。一個主人和客人分享自己最後一點脂肪，不去想自己明天靠什麼度日。那個時候要行善事比起今天更難，卻更讓人有幸福感。每一次奉獻都是從自己的口中奪糧……神聖的聖馬丁到處都有。” 在困境中產權其實並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定義。對於民衆的正義感而言，所有無法被確定爲某具體個人的財產都被劃入廣義上的公共財產之中，並被他人看成可被徵用之物。即使是寓所門上的姓名牌也只能對這個公寓提供有限的保護。一個房客的長期缺席導致傢俱和家用物品的所有權受到侵蝕，從而轉爲共同財產。這位所有者可能早就在戰爭中喪生；對許多人來說，搬入其居所，在那裏寄居下來就像是自我執行的非手續化的行政資助一般。國家已如此分崩離析，以至於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視爲國家的執行者。 26.一尊希特勒的半身雕像被一名黑人士兵買下，而人們因此感激涕零地換取到了三板巧克力時，那一刻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纔是最重要的去納粹化的時刻，比任何演講或佈道壇上的講話都更加有效。 27.就在有些人靠做黑市買賣果腹，並越來越窮之際，另一些人卻像唐老鴨一樣遊弋在錢堆裏。美國士兵通過轉售爲他們進口的糧食，使自己的軍餉增加了十倍。他們通過一個從港口到軍營的大規模精細分配系統運作，而且幾乎所有級別的軍官都參與了。英國人、法國人和俄羅斯人按照相同的方式運作，但數量略少些。 德國的倒爺們組織得並不比他們遜色。人們在黑市可以搞到被倒賣的工業和手工業品，這都是被經銷商和生產商從正規市場中扣留下的商品。例如，在1948年3月，布倫瑞克警察在一家貿易公司的牆壁之間發現了2.8萬聽罐頭肉。在漢堡，緝獲了3.1萬升葡萄酒，148噸水果和15噸咖啡，這裏只是截取了每天非法出售產品的極小部分。在市場上，也有幾乎不迴避任何非法手段的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他們會大規模僞造食物配額卡或搶劫發放這些配額卡的處所。然後，這些配額卡在黑市上被成捆地銷售。它們是過生日時很受歡迎的禮物——好比如今亞馬遜禮券的雛形。但是，要獲得這樣的愛心禮物，就必須與這些在黑市上起着主導地位的各類奇葩人物打交道。這些人總是打扮光鮮，即使有點不合時宜，他們總是在嘴角叼着香菸，鞋子擦得鋥亮，將帽子調皮地推到腦後或拉低，時髦得從頭頂到腳心，就這樣他們四處閒逛，把自己當成彙集信息和各種商品需求的情報中心。 單單在柏林就有60個黑市地點，它們起始於最出名的亞歷山大廣場，直至紅燈區較小的黑市。據物資局的估計，在柏林至少有三分之一，有時甚至高達一半的商品流通是通過非法黑市完成的——這個比例明顯表明，對戰後年代的德國人來講這些不免偷偷摸摸的採購行爲是無法避免的。 人們一旦進入黑市，就得跟人打交道，對人的鑑別能力就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這是一個由“懷疑文化”主導的、培養人性甄別能力的速讀學校。人們必須仔細打量對方，在其臉部表情上找出值得信任或值得懷疑的信號。人們就是這樣嘗試着尋找殘存的正派和公平，假如連這些都沒有的話，任何生意都是無法長期存在的。只有在黑市裏，賣方纔會經受比商品本身更細緻的檢驗。 要接近這些黑市的轉運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黑市沒有固定的攤位，除了少數例外，例如慕尼黑著名的默爾大街(Möhlstrasse)，沿着這條街有一長排破爛的小屋和棚屋，它們一點都不起眼，儘管裏面堆滿了大量的商品財富。其餘情況下黑市只是由人組成的。他們在那裏走來走去，偷偷摸摸地告訴別人他們可提供的貨物。或者他們成羣地緊緊站在一起，人們需要一些勇氣才能擠入其中。一些參與者看上去特別奇裝異服，尤其是那些想交換珠寶的婦女們。她們直接將飾物戴在身上，將自己的身體當作櫃檯，從而避免了自己與陌生人的直接對話。在集體記憶中保留下來的還有商人的長大衣，大衣的內襯上附有成排的手錶、珠寶、獎章等類似物品。爲了提供這些商品，他們將大衣打開的姿勢很像暴露狂的猥褻舉止——這也是由黑市引出的衆多性聯想之一，這使得對黑市的造訪成了一件令人不堪的非禮之事，抑或正因如此黑市才格外吸引人。 黑市註定是一個必須近距離接觸的環境，許多參與者對此感到不適但仍須克服。新來的人都會感到尷尬或無所適從。交換者之間的距離如此之近，以至於他們形成了一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陰謀圈子，使其他人感到被排斥在外。人們不得不先設法擠入這個圈子，纔可以讓自己很快地和他們一樣近距離地竊竊私語。擠得最緊的是在檢查貨物的那一刻，人們用手指觸摸並嗅探着。懷疑是對的，因爲所提供之物經常被僞造或早已過期。人造黃油中混雜着車輛潤滑油，袋裝土豆中經常被摻入石頭，不可食用的漆木油被充當食用油出售，而燒酒有時來自醫學和自然歷史機構的解剖展示玻璃瓶，裏面原先保存過各種器官、胎兒和動物。而且沒有地方可以讓人投訴。也許正是多年後對這些經驗的反省，聯邦共和國後來成爲世界上唯一一個以國家之名委任機構對產品做比較和測試的國家，這個機構就是商品（貨物）測評基金會 28.重演人類發展史上的貨幣交易對黑市而言更爲實用。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傳統貨幣在這裏被香菸所代替。由於禁止在士兵和平民之間進行美元交易，並且由於即將進行的貨幣改革，帝國馬克變得愈加不安全，因此香菸代替了鈔票。香菸成了戰後時期的貝殼類貨幣。它們的價格雖然波動不定，但依然是那幾年較爲可靠的確定性之一。作爲貨幣它其實非常適合：體積小，易於運輸，堆疊和計數。它像捆成一捆的鈔票一樣以小包的形式出現。作爲其本質之一，它比貨幣更具有稍縱即逝的特徵：就在吞雲吐霧之間，那些換來的香菸使家產灰飛煙滅。即使到處可見它們在煙熏火燎，實際上它們卻總是奇缺。作爲支付手段，香菸本來就具有的超強魅力更增添了一種超常感。 29.由於香菸被當作貨幣使用，吸菸者就如同一個燒錢的人。吸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愈加成爲一種活在當下的快感，它讓人戰勝了對未來的思慮。女性也想分享這種逍遙之感，這一來，“德國女人不吸菸”的口號終於成爲過去。1948年貨幣改革後，超級性感的女人出現在香菸廣告中，她們像自戀的蛟龍一樣呑雲吐霧。1950年，來自巴伐利亞州蒙特哲拉(Montgelas)家族的一位伯爵夫人像同謀者一樣對雜誌的讀者們微笑着說：“一個把舌頭都抽麻了的人是永遠無法品嚐出一支費納斯香菸的味道的。” 不過一開始，人們對此事就持以較爲務實的態度，甚至認爲香菸可以暫時抑制飢餓。這也是德國在官方壓力下種植越來越多菸草的另一個原因。在蘇聯佔領區，戰後一年中菸草的種植面積增加了60倍。這個舉措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它既削弱了黑市貿易，又安撫了飢餓的人們。 30.對於德國人來說，黑市是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種學習經歷。在充滿懷疑和好奇心的氛圍裏，這是一所學習與人溝通的學校。對於當年在納粹統治下被狂熱化的集體觀念來講，它所提供的極端市場經驗是一種徹底的修正——這是被大家長期銘記的一個教訓。歷史學家馬爾特·齊倫貝格(Malte Zierenberg)寫道，黑市的這種無規則化“獎勵了狡猾之人並懲罰了軟弱者”，它創造了一個經濟領域，“在那裏顯然人再次變成了他人的狼”。對50年代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性猜疑正是發源於此，其腐朽本質來自不信任。還有50年代那令人感到詫異的對秩序的崇拜，其根源也來自非法貿易對人的逼迫。然而，其他人則看到了其帶來的機會而不是對自己的強迫：“在配額制導致的飢餓海洋中，它看上去是自由，是個人進取和求得生存的最後堡壘。 31.當一位衣着破舊卻依然貴氣十足的女士揹着一個有着12個支角的鹿頭走近一個男人並向他兜售時，市場創造出了一種‘雖然凌亂卻大膽的詩意氛圍’和一個‘凝重的超現實主義’。”  柏林黑市上的男孩驕傲地分享他們最主要的硬通貨：幸福牌香菸。 只有將它與其對立面，即通過食品票券建立的管理系統聯繫起來看時，黑市才具有徹底的指導性意義。一方面是原始市場力量的野性博弈，另一方面則是人均配給量的理性分配。一個人在兩個不同系統之間的平衡動作着，總是在同一天經歷這兩種情況：短缺經濟下的國家管控和不受限制的無政府式市場自由。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分配邏輯都有各自極其嚴重的缺陷。這種每天都要用艱苦實踐體驗出來的社會學，解釋了西德人後來對“社會市場經濟”體系所表現出的堅定忠誠，該體系從1948年成爲新成立的聯邦共和國的專利口號。這個詞本身聽起來像是一個魔法公式，因爲它調和了兩個方面：一個關注每個人都能獲得基本所需的照顧國民的國家和一個由需求控制並着眼於客戶利益的自由市場體制。 短短几年的黑市確保了“社會市場經濟”成爲世世代代的忠誠信條。該體制“之父”路德維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經濟部部長，繼阿登納爾之後的第二任總理，成了經濟起飛的標誌性人物。他那巨大的頭顱立在一個相當厚實的身體上，中間幾乎沒有脖子，從耳朵正上方開始的偏分頭；聰明和狡猾隱藏在巨大的舒適感之中。他最有特色的標記：抽雪茄。從路德維希·埃哈德起，香菸貨幣的時代就標誌性地結束了，香菸終於可以擺脫其無法負荷的社會代碼意義。而埃哈德的丹內曼(Dannemann)粗大雪茄理所當然地成爲了新時代的標誌。人們不再火燒火燎地抽着菸頭，好像過了今天就沒有明天似的，而是悠悠然地吞雲吐霧。 32.克里斯·豪蘭照着命令打開了信封並宣讀道：“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軍事政府頒佈了第一個重組德國貨幣體系的法律，該法律於6月20日生效。迄今有效的貨幣根據本法退出流通。新的貨幣叫德國馬克。原有貨幣，即帝國馬克從6月21日起失效。” 幾個月以來，許多德國人都在期待着這個時刻的到來。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傳言着貨幣的停止使用。因爲沒有人再信任帝國馬克了，所以每個還持有過多帝國馬克的人都試圖將其換成實物資產。除了數百萬遭受飢餓之苦的人之外，還有很多德國人擁有花不完的帝國馬克，他們花天價過着其實非法的奢侈生活。對帝國馬克的不信任導致商人們囤積了越來越多的商品，以待有着更多未來前景的新貨幣出現的那一天。在1948年的初夏，由於不斷流傳着關於這未知一天即將到來的各種謠言，商店幾乎空無一物。 現在這一刻終於來臨。這一天當中，英國三軍廣播電臺的聽衆們逐漸得知有關該程序的詳細信息。他們可以在6月20日那個星期日到食品配額卡的發行地點，以60帝國馬克換取每人40德國馬克的人頭定額。一個月後，他們將以一比一的交換比例再獲得20德國馬克。而其餘的帝國馬克現金資產將變得毫無價值：1000帝國馬克只能換得65德國馬克。 就這樣，大約93％的帝國馬克的存量被無替換銷燬。儲戶們只剩下其原先財富的6.5％。人們對於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財富沒收”的抵制卻頗爲剋制。根據《明鏡》週刊的一份報道，只有黑市交易者表現出對這項改革的抗議，他們本能地精確預見到了此項改革的效應。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大約40個黑市商人在科隆中央火車站前遊行。他們戴着白色鴨舌帽，帶着駱駝牌香菸、燒酒和寫着‘黑市商販求改行培訓！’的大海報。星期天下午，他們氣憤地站在科隆埃格施泰因城門（Eigelsteintor，類似特里爾的羅馬式黑城門）前，分別以60芬尼和30芬尼的價格兜售美國香菸和德國的博斯克牌(Bosco)香菸。在這個不同尋常的週日，生意幾乎無人問津。” 33.貨幣改革在心理上的影響如同一個輝煌的起跑點。僅僅在德國人感到自己有可能或必須從頭開始的三年之後，貨幣改革似乎第二次重設了歷史的時鐘。幾乎沒有人能逃脫這一精心策劃的開端的魔力。這次重啓在大衆心理上的成功還包括一個平等因素：貨幣改革通過爲所有公民配備相同的60馬克財產，令其積蓄極度貶值，就像在大富翁遊戲中一樣使大家一起“回到起點”，它就此創造了一個機會均等的魔力，這是聯邦共和國至今仍然具有約束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幾乎沒有其他實體能像大衆汽車那樣對此做出更爲雄辯的講述，儘管（或者正因爲）大衆汽車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歡的項目。 沃爾夫斯堡，人工種植園 甲殼蟲汽車承載着這頭狼。直到進入60年代，每輛大衆汽車都在它引擎蓋上攜帶着一匹狼行駛。更準確地說，是“一隻金色的，長着藍色舌頭的，回眸凝視的狼”，它在“一座大門緊閉的銀色雙塔城堡的城垛圍牆上向右走去”。沃爾夫斯堡市(Wolfsburg)的法規明確規定，在每個甲殼蟲的引擎蓋上都得可以看到沃爾夫斯堡的市徽。它看上去有着恰到好處的古舊，但其實它是直到1947年才被美術老師和徽章學家古斯塔夫·弗爾克爾(Gustav Völker)設計出來的。因爲沃爾夫斯堡的一切都不是古老的，甚至連名字都不是。這個叫沃爾夫斯堡的地方是在戰爭結束後才存在的，更確切地說是從1945年5月25日那一天開始的。在那之前，它被稱爲“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的KdF汽車之城”，1945年，甚至連那裏的居民也不認爲它是一座城市。就連真正的居民也無從談起，因爲沃爾夫斯堡的那些破破爛爛的營房所在地在1938年之前只不過是田野、樹林和草地。人們說，沃爾夫斯堡的每個人都是外來者。 34.在向北部推進期間，他被任命爲心理作戰師新聞部的負責人。1944年9月佔領盧森堡後，他立即接管了技術上極爲強大的盧森堡無線電廣播電臺，並使其成爲一個誘導敵方的出色要塞。10月底，亞琛成爲第一座被佔領的德國大城市。從那時開始，哈貝被命令應立即在每個被征服的主要城市創辦一份報紙，以便讓美國人獲取社會主流媒體的話語權。他最重要的搭檔是裏奇男孩漢斯·瓦倫貝格(Hans Wallenberg)——前《柏林午報》(B.Z. am Mittag )主編的兒子。1945年4月起，從《科隆信使報》(Kölnischer Kurier )開始，16家新報紙在其所在城市停火後就立即開始運營出版。這隻有通過一個挖空心思想出來的複雜流程才能得以實現。這16家報紙的編輯部取材受命於哈貝指揮下的一箇中央編輯部，它坐落在巴特瑙海姆被沒收了的布里斯托爾酒店。報道手稿每天都通過飛機或吉普車運到各地的報社編輯部。 35.帶有可移動桌面的腎形桌：桌面下可放電唱機和收音機。它纖細、分開的桌腿和之前實心橡木的“帝國總理府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種輕簡式居住對窮人和富人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力。爲了視覺上的輕便感，克諾爾國際傢俱公司(Knoll International)昂貴而優美的書架完全省去了側面的支撐板。 36.作爲猶太人不得不於1933年逃離德國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當時是猶太文化重建組織的董事，她曾經爲好幾個美國機構報道過“納粹統治的後果”。她和阿多諾同樣於1949年從美國回到德國，這位曾經流亡海外的女士——即使只是進行爲期半年的訪問——親身經歷了德國人無法談及對猶太人迫害的事實，並將此看作是一個對她本人存在的否定。在被四方政府所控制的柏林，她體會到很多自由精神而且幾乎沒有感到絲毫對戰勝國的敵意，她確認那裏的公民依然“對希特勒恨之入骨”，但她對柏林之外的德國其他地方的精神面貌感到震驚。廣泛的冷漠、普遍缺乏感情和明顯的冷酷無情只是“一種最爲明顯的表象，它的內部原因是一種時而粗暴的拒絕，即不願對過往真實歷史給以正視和接受”，這種拒絕根深蒂固、頑固不化。深重悲傷的陰影籠罩了整個歐洲，可是它偏偏沒有籠罩在德國。在這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狂熱而忙碌的對現實的抵抗。這個被社會心理學家亞歷山大·米切利希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日後所稱的“無力哀悼”的狀態將德國人變成“一羣活着的幽靈，語言、論證、人的目光和人心的悲哀都無法觸及他們”。 作爲一種判斷，漢娜·阿倫特的個人印象字字句句都是具有毀滅性的，因爲它將戰後的德國人從具有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理性國際社會中除名，並把他們歸併到了殭屍的領域。漢娜·阿倫特就在這羣庸庸碌碌的屍體中獨行——人們可以猜測到她在德國，尤其是在“［納粹］運動之都”慕尼黑所感受的這種恐怖感。 在她的德國交談對象中，漢娜·阿倫特找不到一個依靠支持。她形象地描寫道，每當她向人表明自己是猶太人時，德國人的滔滔不絕如何瞬間卡殼。“通常接下來會有一個短暫的尷尬；隨後，他們不會提出‘您離開德國之後去了哪裏？’這種關乎個人的問題——也沒有像‘您的家人當時遭遇如何？’這類的同情表示——緊接着的是一長串關於德國人喫了多少苦頭的敘述。” 37.要理解那幾年裏德國人之間奇特的、完全無精打采並毫無激情可言的抱團現象，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陪審法庭程序的一個特殊之處：舉證責任倒置。不是檢方必須要提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而是被告人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這就從理論上排除了因缺乏證據而導致的無罪釋放。這樣做的理由其邏輯是令人信服的：一個納粹黨員僅僅因爲是一個犯罪組織的成員的事實就已使自己有罪，現在要證明自己無罪，那麼他就必須自己來陳述理由。 38.奇蹟般的自圓其說 大多數德國人集體同意將自己視爲希特勒的受害者，這對於數百萬被殺害的受難者而言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狂妄。從更高的歷史正義角度來看，這個主要通過對加害者的寬大處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責，對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憤慨的。但對於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來說，這卻是一個適宜的，估計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因爲它爲新的開始奠定了精神基礎。正是由於堅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們可以藉此卸下自己對這個已滅亡的政權曾有過的全部忠誠，而且他們不必爲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機取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得不將自己置於舊敵的保護之下，這就使得這樣的觀點更加成爲必要。無論是在東德的德俄兩國之間的友誼，還是聯邦德國與西方盟國之間的友誼，這兩段友誼的構建都藉助於這種受害者敘事，而這種敘事的登峯造極之處在於，德國人最終聲稱他們在1945年獲得瞭解放。 由於堅信自己曾被納粹欺騙和利用，每個納粹分子意識形態裏的那個熾熱信念看起來似乎早已被燒燬殆盡，而且他們能夠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置於民主的號召之下，就彷彿他們通過對自己刻苦的反省就已奇蹟地完成了自身的去納粹化。這個在社會科學中被稱爲“受害者角色的自我認定”(Selbstviktimisierung)的說法，即以無以復加的言辭互相冠以的受害者命運，使大多數德國人不再認爲有義務直面承擔以他們的名義所犯下的納粹罪行。 39.哲學家赫爾曼·呂貝(Hermann Lübbe)在1983年恰如其分又帶着悖論地將這一現象稱爲對過去的“交流性沉默”(kommunikative Beschweigen)，正是這一現象使之前堅定不移的千百萬納粹分子得以融入一個在憲法和自我認知上已使反法西斯主義成爲共識的社會。呂貝將這種沉默清醒地描述爲一種“將戰後的民衆轉變爲聯邦共和國公民的社會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必要媒介”。他的這一說法被理解爲對歷史的壓抑排擠進行辯解，並遭到了強烈的抗議。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專注於對納粹罪行及其否認罪責的政策一絲不苟地重新評估的歷史學家們也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對大批‘追隨者’的政治赦免和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不僅必要而且也是無法避免的。” 在德國聯邦議院的第一次講話中，康拉德·阿登納總理就已談及了這個關於對“有些錯誤和失足”給予赦免的問題，“這些都是由於戰爭以及戰後混亂所導致的艱鉅考驗和誘惑”的後果：“如果聯邦政府堅定不移地讓過去成爲過去，堅信許多人從主觀而言不曾犯下嚴重罪行的話，那麼它在另一方面也會堅定不移地吸取必要的歷史經驗教訓來面對那些動搖國家生存的人。” 40.阿登納是一個勇敢的反納粹主義者，他在第三帝國多次受到迫害並曾經被捕入獄。當他任命法學家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爲總理府主任時，就把他所理解的寬大處理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了。作爲《紐倫堡法案》[插圖]的撰寫人之一，格洛布克在排斥和迫害猶太人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1950年，他在聯邦政府決策高層的重現引起了聯邦議會一場激烈的爭論，同時也導致了一系列令人感到羞恥的阻止刑事處置和妨礙司法執行的政府措施。面對格洛布克在總理府任職所引發的衆怒，阿登納曾做出這樣的回答：“除非你有乾淨的水，否則你不能把髒水倒掉。” 41.由於我們對種族滅絕的行爲記憶猶新，以至該記憶已成爲德國文化的本質核心。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年的政治家和媒體爲最難卸責的戰爭罪犯開脫時的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實在是令人驚詫不已。 他們甚至毫不遮掩地談及“爲去納粹化的受害者提供賠償”，或將被囚禁的戰犯改稱爲“因戰爭而受到審判的人”。這和聯邦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1949年所說的“集體恥辱感”相差甚遠。這種恥辱感最遲在爭取退休金時就停止了。例如，前納粹官員們成功地做到讓他們爲該政權工作時應得的退休金待遇不受一絲削減，即使是黨衛隊成員的犯罪行爲也讓他們從中獲得了相應的養老金積分。當盟國起初拒絕了他們的退休金要求時，這些前納粹精英們將其視爲嚴重的侮辱。年輕的聯邦共和國只能通過更正所謂的勝利者的正義來贏得他們的忠誠。回顧這種爲納粹罪犯重返社會甚至爲他們的“補償”而鬥爭的不屈不撓，以及這項政策所獲得的廣泛認可，不得不令人對當時大多數人的民主化能力產生懷疑。但是，他們政治上的代表並不接受這種反對意見；對他們來說，大赦的呼聲並不意味着納粹主義的延續，而代表着一個重新開始的堅定意志。對時代精神而言，一個人來自哪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可是，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又怎麼能知道自己要去哪裏呢？如果不深究過去——包括法律意義上的深究——難道不是每個新的開始都註定是要失敗的嗎？這些爲納粹兇手赦免的呼籲也許是出於同謀共罪的感覺（這也許是最善意的詮釋），亦出於這些囚犯爲大多數人代罪而受鐵窗之苦的顧慮。《基本法》第131條規範了那些被解僱的納粹公務員在社會上的重新融入，它的通過並未被當作納粹思想的獲勝而讓人們喜大普奔，這說明了民衆潛意識中的共同責任感。與之相反，對戰爭“責任者”的接納則發生在一個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下，即他們的納粹主義就像社會多數羣體的納粹主義一樣已經消亡。幸運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人對此進行深究和驗證。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順應潮流的寬大態度和良好的經濟形勢，舊日納粹精英中的頑固分子得以受到遏制，雖然他們對規範的民主化始終感到如芒在背。 總之，大多數人對赦免的要求如此強烈，以至於社民黨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將自己侷限於務實的緘默不語。去納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對彼此仇視的姐妹。她們誰缺了誰都是無法想象的，但她們卻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數民衆的意願來看，一個名副其實的去納粹化過程不曾有過，但是假如沒有去納粹化的發生，一個適度彰顯民意的穩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一種邏輯上的走投無路，如果不是靠着對歷史記憶的壓抑和排擠，人們根本不可能從中破繭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