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拐點：瘟疫書寫的人類通史

古羅馬的衛生和瘟疫。 羅馬人爲他們的城市建立了供水系統，公共浴場，公共廁所和下水系統。 羅馬城自身有 11 條引水渠爲其供水，這些引水渠每天向帝國首都的中心區域輸送 50 多萬立方米的水，即每人每天能使用約 500 升水。 定期洗浴也是各階層羅馬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公共浴場不僅是洗去污垢的地方，更是人們聚會和社交的場所。古羅馬有數百個公共浴場，其中最大的一個是戴克裏先浴場，能夠同時容納 3000 人。 羅馬城中還擁有豪華的公共廁所，座位排列緊湊，可供數十人並排而坐。帝國首都的地下靜臥着一個龐大的排水網絡，馬克西姆下水道，其高度和寬度足夠一輛裝滿乾草的馬車通過。 但這些領先於時代的基礎設施，由於缺乏公共衛生經驗的指導，也導致古羅馬疫病重生。 2000 年前的羅馬城實際上污穢不堪，臭氣熏天，疾病橫行。 美國曆史學家安・科洛斯基 - 奧斯特羅（Ann Koloski-Ostrow）描繪了這樣的畫面：街道上 “到處都是動物的糞便、嘔吐物、人類的小便和大便、垃圾、污水、腐爛的蔬菜、動物的皮和內臟，還有人行道兩旁各個商鋪丟出來的其他廢物”。 豪華的公共廁所下面精心設計下水道系統是爲了從地勢低窪的地區排出積水，而不是爲了清除人類排泄物。特別是在夏季，那股氣味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羅馬人還共用綁在棍子上的海綿來擦屁股。 就連備受讚譽的浴場，對公衆健康的危害都大於益處。在古羅馬的大型浴場中，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泡在同一池水中。當時的作家抱怨浴場水質骯髒，被人的糞便污染。古羅馬的浴場爲經水傳播的疾病創造了一個理想的傳播環境。 美國曆史學家凱爾・哈珀（Kyle Harper）統計了約 5 000 個古羅馬墓碑上的日期，來確定羅馬的疫情。 在寒冷的冬季，古羅馬的死亡人數激增，因爲冬季有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會奪走老年人的生命。 而在炎熱的夏季，古羅馬的兒童和青壯年的死亡率發生了更明顯的增長。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類死亡是腸胃細菌經被糞便污染的水或食物進入身體所導致的，而且多發生於夏季，因爲這些細菌在溫暖的氣候中繁殖得更快。 瘧疾在古羅馬也很常見，很可能是第二大殺手，尤其在秋季最爲盛行，因爲秋季的雨水結束了炎熱乾燥的夏季，龐廷沼澤再度成爲蚊子繁殖的理想場所。 唯一的好處在於。 羅馬城糟糕的環境和公共衛生狀況，對羅馬城居民實施了逆向選擇。 腹瀉和瘧疾在帝國首都周圍形成了一道保護力場，所有活到成年的居民都獲得了免疫力。 但所有外來者，包括意圖征服這座城市的，逗留時間過久就很可能患病甚至死亡。 漢尼拔曾帶領 6 萬名士兵、1.2 萬匹馬和 37 頭戰象跨越阿爾卑斯山脈來襲，迦太基軍隊曾多次擊潰羅馬軍隊。 然而，瘧疾殺死了漢尼拔的妻子、兒子和其手下的許多士兵，這才終結了侵略，拯救了古羅馬。 部分內容來自《瘟疫書寫的人類通史》

作爲第一本以瘟疫串聯的故事，個人覺得它可以引起思考，以及一些匪夷所思現象有了答案。 書中提及明朝末期清政府入關，也有瘟疫肆虐的原因，是這樣麼？可以找些書籍閱讀一番，崇禎算明朝多個“斷頭皇帝”後努力力挽狂瀾，卻阻止不了時代進程。 2世紀羅馬帝國的覆滅，是帝國繁榮後人口激增，公共衛生卻並沒有被重視，細菌與病毒有了溫牀繁殖，最終這個大帝國消失歷史進程中。 19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先驅日不落帝國，竟然也依然還是同樣的公共衛生問題，爆發一次又一次的霍亂。倫敦建排水系統還是居住環境的污水異味讓人無法接受之後不得不。卻還成了歐洲衛生工程先驅！ 讀書，才知道自己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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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的新書了，但新內容少，不像其在序言裏聲稱的那樣，誇張了。敘述得不細緻、有實證的例子不多。對這個領域有了解的讀者，讀這本書有些浪費時間。

對於瘟疫並沒有深入分析，對於拐點着墨也不多，充其量也就是歷史以及瘟疫的影響。重點並不突出。

（202511.19-11.23） 本週最後一天，完成了一場半馬（海南東方半程馬拉松）；終於抽空看完了這本《文明的拐點》。和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觀點還挺相似的，但是認爲病菌在重大歷史進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比較有趣的是，這本書讓我回想起看完的另外三本，其中一本就是上面戴蒙德的；第二本是《飄》，剛好背景也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郝思嘉提到了金雞納這種藥材，其中的提取物奎寧能悠閒對抗瘧疾，而她作爲南方的種植園階級，最終也承擔了戰爭失敗帶來的痛楚；第三本是《黑暗的心》，其中有對黑奴貿易規則下對販賣到美洲奴隸悲慘的生活描寫。每次從一本書中發現之前看過的另一本書中相似的觀點，像是找到了彩蛋，有一種老友再見的感覺。

作爲一個研究病毒—宿主互作關係的科研人員，一開始是衝着書名及簡介來的，看完總體感覺一般吧。作者找的角度“微生物史觀”或者說“瘟疫決定論”——認爲文明的更迭和拐點背後是細菌—病毒互作導致的結果——有點意思。雖然書裏找了很多參考文獻及支撐材料，但結論還是下得有點“譁衆取寵”，不夠成熟穩重呀。對我來說這本書的話啓發性大於嚴謹性，可能警示意義居多，譬如說後疫情時代我們如何與微生物間的共生並時刻做好下一次瘟疫的來臨。

好像冥冥中就是要被我看見，被我翻閱，然後讓我愛不釋手。其實本就是偶然翻到，卻被書裏這句話死死怔住：“毫不誇張地說，是細菌讓這顆星球變得適合包括人類在內的複雜生命存活。這是一個細菌的世界，我們只是偷偷住在這裏而已。”這是我最近在讀的《文明的拐點：瘟疫書寫的人類通史》 ，當指尖摩挲過紙頁，我又想起十年前讀《槍炮、病菌與鋼鐵》時的震撼—— 賈雷德·戴蒙德對於 “病菌重塑文明版圖” 的論斷，也曾像一粒種子落在記憶裏，直到新冠疫情中無數個居家日夜，直到再遇見這本關於瘟疫的通史，某種思悟才終於抽枝發芽。原來讀書最奇妙的時刻，從不是獨自啃下一本大部頭，而是某本書的觀點，恰好與多年前另一本書的思考相呼應，像兩把鑰匙共同打開一扇門 —— 而這一次，它們替我打開的，是 “我們爲什麼要讀歷史” 的答案。我也是最近才恍然發覺，從這兩本書出發，能更清晰地觸摸到“讀歷史”的真正價值：：讀歷史，或許從來都不是打撈故紙堆的碎片，而是藉由那些已經過往的軌跡，讀懂我們當下的路，甚至找到面向未來的座標。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裏說 “病菌是看不見的文明推手”；《文明的拐點》提到 “病毒與複雜生命之間的互動也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發揮着核心作用”。這兩句話像兩把鑰匙，幫我打開了‘讀歷史’的新視角 —— 尤其是我們這代人，親歷過非典、禽流感和新冠，更能懂‘與病毒共生’不是單純的口號。人類歷史，從不是一條直線向前的 “進步史”，而是與細菌持續博弈、相互塑造的 “共生史”。元朝鼠疫讓中醫突破 “風寒溼熱” 的傳統認知，提出 “戾氣致病” 說，爲後來中醫應對傳染病提供了理論基礎，就像新冠時我們看到的中醫辨證施治；1918 年西班牙流感後，各國開始建立全國性的傳染病監測網絡，也啓發瞭如今全球疫情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而我們大家印象深刻的全球抗擊新冠疫情，則推動了mRNA 疫苗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每一次與病菌的碰撞，都讓人類在 “認清自己只是細菌世界的‘房客’” 這一事實後，倒逼文明在醫學、制度、科技上做出革新。這種“與病毒同行”的意識，其實早已藏在我們的日常裏。我腸胃不好，有補充益生菌的習慣；我兒子上幼兒園前，要按照防疫本上的空格逐個打卡各種疫苗。這些，不都我們適應細菌世界的微小實踐麼？這兩本書其實就像歷史的兩面鏡子：一面照見我們從何處來 —— 看見細菌如何以無形之力塑造文明，讓我們放下 “人類中心” 的傲慢；一面照見我們向何處去 —— 懂得在與細菌的共生中，用前人的智慧規避風險，用當下的行動創造未來。合上書時，窗外陽光西斜，小區樓下嬰兒車裏傳來清脆的笑聲。《文明的拐點》裏 “瘟疫不是文明的終點，而是拐點” 的句子，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對文明進程的思考交織在一起，讓 “爲什麼要讀歷史” 有了更明確的答案。這份答案，就是懂得人類從來不是文明的‘主宰’，而是與細菌共生的‘同行者’—— 讀歷史，就是帶着前人的智慧，守護好眼前的陽光與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