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巨平總主編 楊巨平等著
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以希臘聯軍統帥的身份,發動了對東鄰波斯帝國的征服。經過十年征戰,建立了一個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大帝國,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廣大區域都處在他的統治之下。亞歷山大一路上建立了很多希臘式的城市,推行希臘式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猝然離世,這個帝國迅速土崩瓦解,被他的部將瓜分,最終形成了三個希臘化王國,希臘—馬其頓人對東方的統治得以延續,並由此形成了“希臘化世界”。在廣袤的區域內,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長期接觸,相互適應、相互融合,從而孕育了“希臘化文明”。存續時間,大致開始於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東征,結束於公元前後,時間上大致對應於中國的戰國後期至西漢時期。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爲了對抗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尋找大月氏。張騫歷盡千辛萬苦,十年之後到達中亞,這一“鑿空”之舉標誌着延續千年的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從表面看,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似乎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但事實上二者之間有着緊密的內在邏輯關係。 《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立足全球史視角,聚焦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以希臘化城市、錢幣、藝術向絲路重鎮、錢幣和藝術的轉化演變作爲研究重點,展現上下千年間歐亞非大陸上東西方諸文明交流互鑑的壯闊圖景,揭示了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在時間與空間、形式與內涵、交流與融合、歷史與現實等多方面的聯繫,在一些未知的領域或長期爭議的具體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國際學界發出了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所討論的地理空間與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所覆蓋的範圍有諸多重合之處,具有直接的歷史借鑑作用。 本書共有6卷,200多萬字,圖片1500多幅,由40多位國內外專家合作撰寫,是中外學者在歷史、考古、藝術等多學科領域開展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
關於文明交流互鑑的歷史思考與學術探索 ——讀《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 作者:吳曉羣《光明日報》( 2025年05月26日 14版:文史哲週刊·理論·世界史) 絲綢之路作爲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僅是物質交換的橋樑,同時也是文化互鑑的紐帶。近年來,隨着全球史觀的興起,對絲路沿線的研究逐漸超越單一地域或文化的侷限,轉向探討跨區域、跨文化的敘事模式。南開大學楊巨平教授主編的六卷本《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下文簡稱《從地中海到黃河》)以十年之功,集結40餘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多學科視角系統梳理了希臘化文明經絲綢之路東傳的歷史軌跡。這部六卷本著作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填補了絲綢之路與希臘化文明交叉研究的空白,而且通過實證研究揭示了人類早期文明互鑑的交融圖景與複雜機制。 其一,《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的核心亮點在於以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互證,突破了國內傳統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單向敘事。楊巨平在總序中指出,“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二者之間確實存在着一種內在的、持續的歷史邏輯關係”,這一論斷貫穿全書。書中提到,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和希臘化世界的形成奠定了中希文明在中亞相逢的基礎,而張騫通西域即絲綢之路的開通,則使這種相會變爲可能。“前四史”的西域傳部分實際包含了諸多的希臘化遺產信息。如大宛、大夏等城邑衆多可與西方史家筆下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千城之國”的記載和阿伊·哈努姆希臘化城市遺址的發現互爲印證;大宛以西“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則與帕加馬羊皮紙及希臘化世界通用的希臘語的普遍使用相關。這種將文獻考據與考古實證互相結合的方法,爲確立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提供了可靠的支點。 此外,本書在突出希臘化文明遺產與絲綢之路的內在關係時,特別注意到希臘化文明的“在地化”過程。例如,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神在中國改頭換面,成爲中國佛教石窟、寺院中的護法神、大力士和天王等。希臘柱式建築融入敦煌、雲岡石窟,和田馬錢兼容希、印、漢三地文化元素。這種轉譯過程體現了“接觸—改造—新生”的動態模式,如此,以藝術品爲代表的器物成爲不同文明對話的重要載體。 其二,《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的編撰本身也是跨文明對話的一種實踐,這既體現在參與者的跨國合作,又表現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讀者可見該書1/3的作者爲國外學者,美國學者對亞歷山大東征路線和建城活動予以考證,法國學者對希臘化錢幣進行解讀,英國學者對犍陀羅藝術的研究,而中國學者則對中文文獻資料的發掘等,都體現了多語種史料與方法的互補。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則具體涵蓋了歷史、考古、藝術等領域,這使得其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備受矚目。本書的英文版也即將推出,標誌着中國學者在希臘化與絲綢之路研究領域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總之,這種研究模式,既呼應了書中強調的“文明互動交融”主題,也爲全球史寫作及文明互鑑提供了一種新的範式。 其三,《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以微觀考證的個案累積,實質構成了對宏觀文明交往理論的實證支撐,從而實現了微觀個案與宏觀框架的有機結合。這種物質文化研究路徑,通過絲路文明的視角,打破單一文明中心論,強調文明之間的互動與共享,避開了傳統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敘事陷阱。因爲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香料、寶石等商品的貿易通道,更是思想、宗教、藝術和技術傳播的橋樑,是物質與文化的雙向流動。這種流動方式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中的“中心-邊緣”模式,強調了文明之間的平等互鑑。正如楊巨平在書中所指出的:“這些交往帶來的後果就是文明的互通有無、相互借鑑。因此,絲路的本質就是互通,互通的結果就是互鑑。這是潛移默化的,是人類趨利避害本能的體現,是人類自我完善、追求更好生存環境的需要。” 可以說,該書構建出一種跨越時空、文明與國界的集體記憶框架,從而爲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深層次的實踐路徑和理論支撐。這種結合既是對歷史經驗的提煉,也是對當代挑戰的回應。不過,略顯遺憾的是,如果從全球視野突破的角度深入觀察,我們發現六卷書中對歷史經驗的現實啓示着墨較少,部分章節的理論深度與現實關懷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對希臘化建築元素在中亞、印度嬗變的討論,雖詳述柱式結構的形制變化,卻未深入剖析文化選擇的內在邏輯。這或許是因爲作者們的研究重點在於“結果而非過程”所導致的,所以某些議題止步於現象描述,停留在事實層面,缺乏進一步的探究。由此,導致各卷各章中的理論對話稍顯薄弱,如能對文化融合的機制(如權力結構、多信仰的交融、貿易網絡的影響等)進行更系統的理論提煉,不僅將進一步提升六卷書的整體解釋力,而且還能將歷史經驗與當代議題相結合。事實上,六卷書中關於多元信仰共處、跨文化身份認同的諸多案例,均可引申至現代多元社會建設與當代跨文化治理的議題。總之,在今後的研究,對這種歷史與現實的理論張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 當然,瑕不掩瑜,在當下全球史寫作漸趨同質化的學術語境中,《從地中海到黃河》六卷書的獨特價值愈發清晰。因爲它既未陷入後殖民理論的解構狂歡,也避免了文化比較研究的本質主義陷阱,而是以一種審慎的實證態度迴歸歷史現場,還原了文明交流互鑑的複雜面相。由此,當讀者將散見於書中的犍陀羅佛像、羅馬玻璃、波斯銀壺、中亞毛織品等圖像重新拼接,看到的就不僅是物質流動的軌跡,更是不同文明在碰撞中不斷拓展自我認知邊界的精神歷程。此外,該書將“他者”納入自我演進脈絡的歷史書寫,本質上是在建構一種超越地域與族羣的共同記憶,通過揭示文化嬗變的具體過程,展現了人類文明“和而不同”的深層邏輯,爲破解文明衝突論提供了歷史註腳。在這個意義上,《從地中海到黃河》六卷書不僅是一部紮實厚重的學術研究著作,更是一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基脈的重要嘗試。 (作者:吳曉羣,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