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唐浩明長篇歷史小說“晚清三部曲”收官之作，塑造了中西文明衝突下，固守儒家傳統文化同時力求補天救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最高典型張之洞的鮮活形象。爲謀求中國的富強，張之洞嘔心瀝血大刀闊斧地幹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沒有看到國家富強的影子。 值得一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當匹夫之力遇上時代洪流，往往只剩無力迴天的悲壯。這位晚清重臣一生都在儒家理想的堅守與救國圖強的突圍間艱難平衡，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後，是對傳統文化的深情回望。他嘔心瀝血幾十年，辦洋務、興教育、強軍工，卻到死也沒能看到國家真正富強起來——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永恆落差，恰是每個時代改革者的共同宿命。作品之所以長銷二十餘年，正是因爲它讓我們看見，在歷史轉折的十字路口，那些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靈魂，如何在東西方文明的夾縫中，用畢生心血書寫一曲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悲歌。

詠張之洞 清流持論動朝班， 督鄂經營濟世艱。 鐵冶漢陽開遠緒， 絃歌楚地育英賢。 中體守舊存微憾， 西學圖強抱赤肩。 大廈傾頹非一木， 千秋功過付江煙。

關鍵在於籠絡人才，人才至上，但是大勢所趨真的能夠淹沒個人意志。

一嘆鄂地兩封疆：張之洞與蔣超良 同樣與湖北結緣，一個是百年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個是數年前的省委書記蔣超良。把兩個人放在一處對照，讓人生出無限感慨。 論貪墨之財，張之洞遠不及蔣超良。張之洞一生做官四十餘年，久居封疆大吏之位，辦鐵廠、修鐵路、開學堂，經手白銀何止千萬。世人皆知，他辭世之時家無餘資，清人筆記記載，身後“家不增一畝”。兒孫甚至需要親友接濟度日。反觀蔣超良，一紙判決公示，受賄7.46億餘元。一世爲官，汲汲於聚斂金銀，家產之厚，張之洞做夢也難以想見。 論造福一方的實事，蔣超良又遠遠落在張之洞身後。 張之洞由晉撫而至湖廣，主政湖北十八年。在山西，他厲禁罌粟種植，清查貪腐；到武漢，建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造槍炮、開礦冶，興辦自強學堂，也就是今天武漢大學的前身。修堤治水，振興商貿，硬生生把武漢從一座普通的沿江府城，鑄成晚清數一數二的實業重鎮。他辦的事，有成功，也有弊病，時人譏他“屠財”，花錢浩繁，不少工程糜費巨大。可那些廠房、學堂、鐵軌，實實在在立在江漢大地，百年之後，武漢城市的底子，仍留有當年洋務事業的印記。功過可以任人評說，實事終究留在人間。 蔣超良也曾手握荊楚大地一方治理大權。一省之資源、財力、人事盡在掌中。時代條件，遠比晚清好上萬倍，能夠做成實事的機會，不知幾多。可惜歷史留下最深刻的印記，不是興一項利長遠的工程，不是惠千萬百姓的善政，而是疫情之初應對失措，新聞發佈會照稿宣讀，難見擔當；再之後，便是紀檢通報裏鉅額的受賄數額。手中的權力，沒有用來澆築事業，反倒化作填充私囊的財物。 權力這件器物，本身沒有善惡。張之洞手裏，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想爲國造一份基業；落到心存貪念之人手裏，便成了兌換錢財的工具。 世人常常有一個錯覺：做官能不能幹成大事，看的是才幹、機緣。細讀兩個人一生才明白，根柢還是在志向。張之洞志在做事，所以不怕花錢，不怕謗言，一心興辦實業；有的人做官志在取利，位子越高，尋機撈取越多，做事反倒成了副業。 張之洞幼年那個南皮神童的傳說，那句“北京城天子萬年”，原是稚子口中的吉祥話。少時聰慧是天分，可決定一個官員身後評價的，從來不是聰不聰明，而是掌權之後究竟想要什麼。 求富貴，縱然到手億萬，終有一日塵歸塵土歸土，落得身敗名裂；求實事，縱使沒有積攢下金銀，歲月流轉，山河還記得他留下的痕跡。 得失之間，歷史自有一杆秤。

比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歷史小說作家，描寫一位晚清宦海沉浮幾十年的封疆大吏：激動得兩眼閃動着淚花”；“激動地握着桑治平的手說”；“兩雙滾燙的大手緊緊地握着”；“凝重的目光遙望着窗外”；“人生難得最是情。是的，情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