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道學、權臣：南宋中期政治研究

該書研究宋孝宗、宋光宗、宋寧宗三朝的歷史，這一向是比較冷門的時段，作者最主要的優點是細，挖掘得越細，越能穿透時人和後人給歷史罩上的迷霧，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作者拈出的三個詞很好地概括了這三朝的歷史線索，恢復其實就是處於弱勢時的“富國強兵”之道，從王安石延續到宋孝宗，掠奪民財以圖擴張或收復失地；道學則是與之對立的裕民之道，遵從孔子先富後教、先教後戰的類似羅馬共和國的思路，從慶曆、元祐直到宋末，是絕對的正路，但在秦制之下無法施展；權臣方面，則着重分析權臣怎樣在皇帝和士大夫的共治中出現和生存，很有啓發的一個點是提出了“共治”程度的概念，即宋朝雖然完全的君臣共治時間不長，但整個宋朝君臣共治仍然維持在較高的水平，結合最近的閱讀來看，無論是大奸臣蔡京還是依附韓侂冑搞黨禁的京鏜等人，都有相當的主體性，並非皇權集團完全的奴僕，吳崢強《官家的心事》更描述了宋代士大夫掌控皇宮的能力，也就是說，宋代士大夫即使奸惡的那批也是壞人而不是狗，這跟明朝內閣的“狗”的性質很不一樣，我以往對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評價有點過低了。與此書細緻的研究相比，虞雲國先生的《南宋行暮》略顯粗疏，有需要修正之處了。

接續前著《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在恢復、道學、權臣整體視角下考察孝宗、光宗、寧宗朝政治，對前書結論也進行校正補充，稍遜前著但整體頗佳。下結論偶有推斷過度之嫌，對余英時諸說進行商榷，從中可一再看到道學敘事對宋代歷史和史書的影響。政治立場和思想立場交相纏雜，其實很難完全分得開，所持立場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同時應當注意中立人士的思想，常常可以提供新的視角。道學在南宋的起伏與政治上道學羣體地位升降的關係仍較爲複雜，值得多加探討。但我對道學和反道學羣體本身依舊持懷疑態度。韓侂冑發動北伐的理由與諸葛亮有相似之處，通過北伐來整合內部政治，攘外從而安內，以此讓自己執政獲得更多合法性。對合法性的追求，皇帝與權臣無不需要，或者可以說皇權對合法性追求是亙古不變的。

通讀下來感覺延續了寧宗一書的優點，跟余英時名作對話頗多，寫得清晰明瞭，分寸感很好，以“富國—裕民”的路線之爭串聯孝宗—開禧幾代政治，尤其注意到了道學對立面內部的多樣性，並勇於及時修正前說（尤其是前作已經很優秀了），這份坦蕩挺難見的。但讀罷和幾位友鄰有類似的看法：其一是掌故筆記用得不甚辨析，正史與筆記當然沒有嚴格的高下，但以私家之言定論，或許可以增添更多的依據。其二，對道學一系政治理念的分析較爲粗放，裕民之意和實際的政治構想還是兩回事，書中更多的是道學家們的大鳴大放，但他們真正想做什麼樣的政治？這又出於怎樣的政治和思想邏輯？私以爲仍有深挖的可能。另外，書中的人們有點太政治理性了，可能有些言行的解釋不必尋找很理性的動機。

今年啃完的第6本書。 市面上關於南宋中期歷史的研究書籍很少，而本書可謂是南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至少很合我本人的閱讀習慣。我不喜歡流水賬式的通史寫法，我更喜歡把歷史中的關鍵詞提煉出來，並圍繞其進行論述的寫法，對讀者而言非常友好，能讓讀者迅速把握一段歷史的脈絡。 作者將“恢復”、“道學”、“權臣”作爲南宋孝光寧三朝的關鍵詞，這無疑是十分貼切的。 和大家傳統印象中偏安江南的南宋不一樣，歷史上的南宋對北伐一事是很有熱情的。貫穿孝宗朝至南宋滅亡的政治鬥爭，即以富國強兵爲目的的孝宗路線和限制君權、裕民安邦爲目的道學路線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集合了南宋道學士大夫和獨裁君主與新黨式實務官僚兩大政治集團，他們對於國家治理看法不一，但都不反對北伐，區別僅在於路線不同。孝宗、光宗和他的追隨者認爲，按祖宗成法，穿透官僚層級、深入基層發掘全國財力充實中央財政，可以在短期內爲北伐積聚巨量財富；而道學士大夫認爲孝宗的路線是害民之舉，只有讓人民富起來，地方強起來，才能趁金朝衰弱而收復中原。可以說，南宋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恢復之向，南宋的皇帝和南宋士大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爲北伐探索道路。 至於權臣和道學，更是南宋歷史最明顯的標籤。一個人或許看不出南宋的恢復之志，但他一定不會反對道學的崛起和權臣政治是南宋的特產。道學作爲性理化的儒學，起源於北宋二程之學，在孝宗時期因反對孝宗路線而備受打擊，在光宗時期因趙汝愚發動紹熙內禪一度走上前臺，又因韓氏崛起遭遇慶元黨禁，最後在理宗朝和君權合作成就正統美名，其發展可謂一波三折。道學在南宋以限制君權、愛護百姓的面貌出現，因熱衷於創新和改革，倍受統治者打擊，因開禧北伐失敗，統治者意欲清算韓派官僚而受到垂青，進而成爲神化皇權的工具，這是南宋士大夫政治裏比較特殊的現象，反映了宋代皇權與士大夫政治的相處之道。而權相，必須要說的是，南宋的權相和大蒙古國的權相是兩回事，南宋的權相是君主統治的內朝代言人，而元朝後期的權相是壓制君權的外朝領袖，不可同日而語。以韓氏、史氏爲例，即便是擁有擁立之功，在失去內朝皇后支持、外朝反道學官僚的擁護，韓氏也不得不鋌而走險發動開禧北伐來完成自己由外戚幹部向平章軍國事這種外朝領袖的轉變，說明即便是面對寧宗這般天生不慧的皇帝，權相也擺脫不了皇權代理人的限制，無法對皇權產生直接威脅，後世的史彌遠和史嵩之也是如此。究其原因，還是南宋作爲士大夫政治而非貴族政治的近代國家，官僚只是官僚機器隊伍裏的成員，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以皇帝爲代表的體制授予，而不是他們作爲諸侯的力量賦予，他們沒有對抗皇權的可能，不過這也不意味着作爲宋代體制化身的官家可以隨意擺佈士大夫，權相作爲馴服臺閣、溝通內外的官僚領導，對於運轉官僚機器具有重要作用，欲以內朝權威直接控制外朝運轉的皇帝會發現他並不能很好的駕馭機器，宋理宗排除史嵩之後的經歷便是這一事實的絕佳證明，他會發現史嵩之去後他是無法指揮荊湖戰區的將領的，端平入洛宋軍孤軍深入的背後不僅是宋廷軍事戰略的分歧，更是宋朝官僚機器在突然失去權相後運轉失靈的表現。

一本很紮實的政治史研究書籍，奈何本身不太讀有關南宋的書，也無心於南宋朝堂的鬥爭，總感覺折騰來折騰去也沒折騰出什麼名堂。但算是通過本書一窺南宋政治史的脈絡，在恢復、道學與權臣之間，在富國強兵和裕民爲先之間，在君主集權與士大夫共治之間，南宋就這樣走向了衰亡，真是似曾相識。

治政治史的第一要務就是審慎用理論，甚至是警惕理論，理論的盲目使用必然導致治史者的思維簡化，最終把政治史簡化爲集團論、階級論、派別史以及主線之爭。想來作者也有這種擔心，以至於不斷在文章結尾處反覆申明，希望讀者不要把他的理論分析給絕對化，導致最終釀成惡果。 政治史需要回歸政治，從具體的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出發，依據他們的政治行爲與政治言論，充分挖掘其背後的政治因素，再由政治擴展到其他方面，以政治史來聯動歷史的方方面面。而作者在這些方面就做的相當到位。此書可算作者《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史》的前推，爲了解決寧宗朝政治史的一些疑問，必然上述至更早的孝宗朝與光宗朝政治。前三章主要分析孝宗朝淳熙八年之前所存在的兩條恢復路線之爭，“富國強兵”與“裕民爲本”其實分別代表了霸道與王道兩種政治思想資源的交鋒，背後隱藏的是專制君主政治訴求與儒家士大夫政治理想之間的矛盾。但這僅是就抽象的政治原則作粗略的劃分而已，如果具體到個體的政治人物之上，其實還存在更多的恢復觀點交鋒，如陳亮、葉適不同於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人，但是儒家士大夫儘管在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上存在矛盾，卻並不能標識他們在面對共同威脅時無法協同一致，畢竟他們分享着共同的社會背景，接受着大致相當的文化薰陶，因此其在原則的本質上並無差異。 而專制君主與其重用的吏幹型官僚則大不一樣，富國強兵雖然常被儒家士大夫與申韓之術緊密聯繫，但這並不意味着吏幹型官僚都是毫無政治道德的君主奴僕。實際上“富國強兵”帶有一種天然的正確性，即使是道學士人也無法否認，其內心深處也有富國強兵之理念，只是圍繞着富國強兵的定義與爭執不休罷了。孝宗的恢復路線執行了十數年仍效果不佳，道學的裕民路線實則也無甚成效（具方誠峯研究）。至於陳亮與葉適等人的觀點，更是隻有見解而無落實，空想多成效少。三種恢復路線之爭，最終卻是不了了之，回到了安靜之策。 四五六三章則是圍繞孝宗朝後期與光宗朝的政爭以及政治改革而展開，君主的登基和退位往往是政治改革和政治鬥爭的窗口期，而君主爲了保證政治穩定，又必須推行安靜鎮定的方針，以確保權位的順利交接，這就必然引發政治衝突。朝臣、改革之士、後宮、近習種種勢力交雜之下，最終是皇位穩定壓倒一切，道學的改革無疾而終，韓侂冑的權相之位確立下來。 最後兩章專講韓侂冑的統治危機與開禧北伐的關聯，儘管常講南宋的四大權相，但實則每位權相的權力基礎都有特殊性，韓侂冑身兼外戚與近習雙重身份，在朝臣士大夫之間幾乎沒有威信，因此他必須藉助於反道學勢力與後宮鞏固權位，但反道學勢力也是朝臣的一部分，彼此之間天然存在着衝突，而後宮支柱也隨着後位變遷而失去。最終韓侂冑只是藉助於北伐以扛起恢復大義之旗凝聚士心，但戰略誤判釀成的政治冒險卻葬送了他的權相之位。

作者的思路很清晰，在孝宗朝有兩派一是富國派，一是裕民派，兩派的代表是功利大臣和道學家官員，皇帝是支持富國派的，而富國與王安石聯繫，更可上溯到趙匡胤。但思路過於清晰總會引起隱憂，歷史真的是如此齊齊整整嗎？裕民的民指的是普通百姓還是小地主富民，王安石和富國派主張相同嗎？如果趙匡胤也是富國，那麼宋代士大夫是如何以裕民與皇權對抗，使得後世今人都認為宋是士大夫崛起的時代，疑惑很多值得深思研究。

少有的分析南宋孝宗朝到寧宗朝前期的書，非常推薦，學術觀點新穎

55清晰是可貴品質。恢復與汲取民富。

和上本比：邏輯、文筆更成熟了，但論據有點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