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東陽
近代中日關係的重大糾紛,如琉球問題、朝鮮問題等,其源頭實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其間,中日兩國之間儘管由於日本的不斷挑釁已開始發生摩擦,但基於《中日修好條規》的兩國關係,基本屬於常態關係,清政府一直着力藉助外交途徑處理對日問題。駐日使團因其“親歷其地”,爲清政府洞悉日本事機、考量對日決策,提供極其關鍵的參考依據。 本書以甲午戰爭前六屆駐日使團爲切入點,圍繞這一時期清政府對日政策的三大中心問題——琉球問題、朝鮮問題和修改條約問題,深描甲午戰前歷屆駐日使團的對日交涉、日本研究、政策建議及其淵源,揭示六屆駐日使團對清政府的對日政策尤其是甲午戰前中日關係的重大影響,展現甲午戰前中日外交關係發展演變之脈絡。
本作堪稱中近史甲午戰前清政府駐日使節與中日關係研究的高水平力作,尤其2025年出版的增訂版較2012年初版增加了相當豐富的內容,更詳細全面地展示這一歷史時期這一特殊團體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中日甲午戰爭是中近史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是爲中近史的熱點,但本作所聚焦的內容卻是熱點中相對冷門的領域。而恰恰是冷門的深入研究,反而令讀者可以一窺甲午戰前對日外交的歷史細節,通過放大局部,從而更能全面地看清整個事件的發展脈絡。全書論述自光緒二年(1877)至甲午戰前(1894)這段清政府派駐日本六屆駐日使節對日外交的過程,從琉球案到朝鮮諸多事件中的對日交涉,可以窺見該時期整個中日關係產生影響的雙方決策及各方反應。 讀完本作,對於當下來說也具有一定的思考意義。如本作所述,就琉球、朝鮮以及期間發生中法戰爭的越南而言,很明顯可以看出清政府對藩屬國始終都是抱着不干涉內政,也不佔領或殖民的“字小”的態度和政策,這種外交策略甚至和今天的外交有着似曾相識的感覺,不知是否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一種延續。在對於當今“事大”已經完全滅失的周邊國家來說,中國還帶有着“字小”藩屬策略的態度就顯得過於委婉。當然,所有的外交都基於強大的實力,像琉球藩屬的喪失,就是在於日本在琉球的實控,隨着實控時間的延長,琉球權利也就隨着時間逐步湮滅,雖然本作中的駐日使節和清政府不斷提出重議,但對於已經將琉球實際控制在手中的日本來說,拖延就是最好的辦法。如今在外交層面,比如南海的實控範圍內已經不可能出現歷史中的情況,中國也具備實力做到真正的實際控制,不容其他的說三道四。書中在甲午戰前對朝鮮問題的外交過程中,日本開戰意圖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清政府對於相關情報掌握卻少之又少。日本始終對中國情報蒐集工作持續不斷,清政府被滲透得像篩子一樣了。特別在中日天津條約談判中,日本甚至掌握了清廷內部非常重要的奏章和諭旨,在基本瞭解清政府決策的情況下,在談判中拿到了想要的成果。這也是當下國家安全的反諜工作不斷加強對於歷史的一種警示。在本作中,還能看到很多的歷史細節,就如李鴻章嗣子李經方謀任駐日使節,完全就是李鴻章一手的謀劃,而在駐日外交工作中,也是通過李鴻章透露清廷內部信息,不斷指導下的循規蹈矩,相較前幾任駐日使節來說就是一個混資歷鍍金的過程,而李經方任期卻恰恰是甲午戰前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節點,以其能力也就難免後來被人詬病了。其實如今的外交天團也是經過了洗禮才成就了現在的樣子。 歷史,就是照進現實的鏡子,特別是現在的東亞局勢,又有了一絲當年的味道,但是變換了的是中國有了自己的實力。尤其在“九·一八”95週年紀念的時候讀完這本書,恰好本書論述的中日甲午戰爭正是日本開啓侵略的第一場戰爭,歷史的警示從來不該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