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 瞭解“關隴集團” 黃永年先生認爲，以宇文泰爲首的“關隴集團”具有顯著的封建領主制特徵（如文武合一、戰後將士民沒爲奴婢），其能戰勝北齊和南朝，並非因制度先進，而是因其更原始的制度產生了更強的戰鬥力。他指出，陳寅恪先生提出的“關中本位政策”最遲在隋煬帝時期已不再執行，且關隴集團在唐初已基本消失。唐太宗李世民的班底中，只有少數人可視爲標準意義上的關隴集團成員。 ⚔️ 剖析府兵制演變 黃先生對府兵制的形成和演變提出了新見： · 設立八柱國並非出於鮮卑舊俗或宇文泰個人集權需要，而主要是爲了擴軍和整訓軍隊。 · 府兵制初期並非兵農合一，士兵來自農民但具有職業兵性質。 · 府兵制的敗壞主要源於隋文帝楊堅推行的“兵農合一”政策，而非均田制的破壞。 🔍 重新解讀玄武門之變 黃先生認爲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在與其父李淵、兄李建成、弟李元吉的矛盾激化後，自身處於不利境地時的一次冒險嘗試。他指出，當時的禁軍並未被李世民完全收買，政變的成功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 👑 解讀武則天與“李武政權” 黃先生提出了“李武政權”的概念，指武則天掌權後建立的是一個 “以李氏居虛名、以武氏掌實權的畸形政權” 。他認爲705年的神龍政變，主要目的是剷除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維護李武政權成員的利益，並非主觀上爲了恢復李唐社稷。中宗復位後，一定程度上仍是“李家的人做皇帝，武家的人掌握朝政”的局面。 🧭 分析安史之亂與藩鎮格局 黃先生借鑑《通典》的“二統說”，指出安史之亂的爆發深層原因在於安祿山統率的東北三師（范陽、平盧、河東）與哥舒翰統率的西北二師（河西、隴右）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朔方軍在平亂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亂後，唐廷被迫重建河北藩鎮，其策略是允許河北藩鎮在一定程度內割據，但絕不允許出現第二個“燕”政權。 💰 理解兩稅法改革 黃先生強調，實施兩稅法主要是中央爲了向地方爭奪財權，是大小封建統治勢力之間矛盾爭競的體現，並非主要用於緩和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 🏛️ 觀察宦官與皇權 黃先生指出，唐代宦官形成勢力是在玄宗時期，宦官掌握神策軍兵權對中樞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 審視“永貞革新” 黃先生對“永貞革新”的傳統說法提出商榷。他認爲王叔文集團並非代表庶族地主反對士族地主，其集團成員先世出於士族者反而多於對立面。這主要是統治集團內部不同人事集團之間的爭競，而非士庶鬥爭。 📚 總結與評價 黃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通過對史料的細緻考辨和宏觀把握，對許多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和修正。他善於從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角度分析政治現象的演變，並因其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深厚造詣，常能發現並校正史料記載中的歧誤，從而抉發歷史真相。

看似爲通史，其實還是大題目下對幾個作者認爲需要深度剖析的題目進行考據商榷，像作者對唐太宗頗爲反感鄙夷，故而對貞觀之治便置而不論。所以難免會不夠全面，但作者本也不打算寫通史性著作，便也可以理解。本書對陳寅恪多觀點進行反覆論述商討，有認同也有駁斥，既不一昧稱頌，也不完全否定，確實是對前輩大師應有的態度。同時對陳寅恪的治學方法其實多有沿襲，受影響很深。議論中也對其他多位學者的觀點進行拷打，可見其性情。行文中偶有未能貼着史料而不嚴謹之處，也可理解。唐前和晚唐政治史尤爲紛雜，仍需多加考辨。

權力從來不是靜止的，它像暗流一樣在歷史的縫隙中湧動。黃永年先生用手術刀般的筆觸剖開了六至九世紀的政治肌理，那些被史書美化的宮廷鬥爭突然變得鮮活而猙獰。玄武門之變的血色黃昏裏，我看到的不只是兄弟鬩牆，更是權力更迭時人性必然的扭曲。武則天用鐵腕編織的李武政權，恰似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所有政治聯盟脆弱的本質。神策軍的刀光背後，藏着比戰場更殘酷的權力博弈。讀這些文字時總想起，歷史從不會重複細節，但永遠在重複規律。當黃先生把北齊文武之爭的碎片重新拼合，突然驚覺現代職場的派系傾軋何其相似。政治的本質或許從未改變，只是換了副面具繼續登場。

言必稱改史，唐朝還有史料能看嗎。作者對《舊唐書》不屑一顧，對同是爲尊者編纂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卻奉爲圭臬，這是何意味。作者還寫了另一本唐史史料學，治學態度讓人疑惑

永年先生的名作，十多年前讀過一遍，深受啓發，這次再讀第二遍，卻發現不少問題，總之這本書也可以算是優點很多問題也不少。總的一個感受是火藥味很濃，，一個是與近代學者“高強度對線”，與前輩學人觀點有很多對話，且批判居多，除了對呂誠之多次贊同，其他陳寅恪等都有很多批評，特別是一些寫入教科書公認的觀點進行批評，具體的批評則見仁見智，很多現在看也站不住腳。第二個是對古代人物也很濃火藥味，批評很重，特別很多正面歷史人物，貶低很多，比如唐太宗作者各種批評，很看不上，比如郭子儀、李晟等等，都有貶低，甚至很多“封建王朝”怎麼爭權奪利、穢亂後宮很常見等等的表述，帶有階級史觀下對古代帝制徹底否定。當然具體到評價，現在看作者好惡主觀色彩也強烈，正確與否也是見仁見智吧。不管怎麼說，這麼本“火藥味濃”的書現在不多見了，也是值得一看的。

被朋友推薦拜讀此書，但讀罷大失所望。首先便是書名的野心蓋不住主題式的狹隘內容，名爲《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實際非貫通式的面面俱到而是淺嘗輒止的找幾個話題泛泛而談。不僅如此，作者對對周、齊史料似乎不夠熟悉，在史料的取捨上只選擇對自己論點有利的方面，合則用不合則棄，論據和論點的關聯性很弱，臆斷嚴重，比如在論證北齊民族矛盾和關西諸柱國與宇文泰等夷章節，完全就是硬洗。至於其他諸如文武分途一定比文武合一先進等預設結論也恕難苟同。 論證方式上筆者喜歡大段原文摘錄，個別章節的引文甚至數倍於其原創論述，讓我主觀上以爲此真是騙取稿費之妙計。論證過程也是枯燥無味，缺少邏輯性的分段引導設計，完全是大段文字的無序堆砌，辯駁角度刁鑽，比如去挑詩歌和劇本的史實性錯誤，屬實非常刻薄了。最後在論點設置上，先不論論點對錯，通篇讀下來就很有一種爲了創新點而強行反對的扭曲感。

一句話，黃某故作驚人之語，妄圖吸人眼球以邀直名。 言必稱唐太宗改史，其論述幾無一處可通，最可笑的邏輯，凡是《大唐創業起居注》都是對的，凡是不符合該書的通通都是篡改，如此荒謬的邏輯，後世讀此書的人難道竟無一人提出質疑嗎？憑什麼非a即b?這是最起碼的，只要是個正常人都明白的道理，更何況“創業注”不是什麼絕對意義的真理，不可置疑。 更遑論連黃某自己奉爲圭臬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都能拿來打他的臉。處處以此想搞翻案另闢蹊徑發怪論以博名，缺連此書也沒有仔細讀過。此人之追名逐利，可見一斑

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我們的過去，也預示着我們的未來。 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一個時代的政治生命，始於對舊秩序的突破，終於對新問題的無解。讀史不是爲懷舊，在歷史故事裏找答案，在自己的生活裏寫新章。世間沒有永遠的盛世，只有持續進化的能力。🪴

有唐一代的祛魅明鏡 山西人民出版社這套“溯源叢書”近期出了幾本市面上絕版已久的歷史學力作，一本是宋傑老師的《兩魏周齊戰爭中的河東》，一本就是黃永年先生的這本《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這本書對於歷史行業裏的人來說都不陌生，但對那些非歷史專業的愛好者來說，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本書完成於2003年。那個時候距離改革開放，和距離現在的時間所差無幾。爲什麼打這個比方呢？無非是想說明，這本書其實比想象得還要久遠，那麼，在書中黃永年先生的一些態度便可以理解。他面對一些史學權威發出挑戰，現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但新世紀前後，新史學剛剛進入快速發展期，此前受意識形態影響而難登學術論壇的民國時代的大家名家，如陳寅恪、陳垣等，不但紛紛解綁，而且評價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過去的全盤否定到現在的全面肯定。與此同時，像繆鉞、唐長孺等人，在唐史研究領域可謂著作等身，爲新中國歷史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後來的這一代學者循着他們的思路做學問，很難提出不同意見。黃永年先生敢於質疑這些大家的一些傳統觀點，而且關於很多問題幾乎是全盤否定，並非黃先生故作驚人之語來吸引流量，從書中可以看出是他多年的好習慣所帶來的成果。 黃先生的好習慣，就是勤于思考，願意沉下心來去研究別人不太留意的領域。這本書裏的絕大多數觀點，自2003年以來，很多學者已推出更新穎、更紮實的研究成果，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它們打破了歷史課本和初級歷史普及讀物的很多幻象，帶來的觀念革新是有一定的震撼力的。 北周和北齊分別繼承西魏和東魏。饒是我沒看過幾本專業書籍，北齊高氏一族的荒唐舉動也已早有耳聞。加上北齊最後被北周所滅，得出北周比北齊先進的結論可以說是順理成章。作者從北齊的政治鬥爭分析入手，明確北齊實際上在文化方面明顯高出北周，再佐以周滅商、秦滅六國的歷史事實，證明野蠻攻滅文明的事情，並非只在歐洲出現。 全書最有意思的話題圍繞初唐幾位掌權者展開。李淵無能，全靠李世民打下江山，這在老百姓當中已成定論。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玄武門之變的本質還是奪權，並通過大量史料分析，告訴大家李世民被稱爲“亙古一帝”主要還是因爲他篡改歷史。當然，個人覺得作者稱其“中材之資”略有偏頗，但打下有唐三百年基業的首功之臣，無疑還要屬李淵。 唐高宗和武則天的真實面目，也和隨大流的歷史評價正好翻了個個兒。唐高宗並非軟弱無能之人，武則天也當不起“聖明”二字。作者從史料裏找出蛛絲馬跡，指出武則天之所以能夠“亂李唐天下”，主要還是因爲她個人政治手段十足，而非天下臣民真誠擁護。對了，作者還捎帶手把武則天出生在廣元的推論給批判了一番。不過，他認爲郭沫若先生這麼做很有可能只是出於樸素的熱愛家鄉之情，背後倒沒有什麼經濟之爭和無聊的文化之爭。 關於玄宗和肅宗兩朝出現的變局，因爲之前讀過任士英先生的《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感覺兩人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都認爲馬嵬之變和肅宗北上稱帝與父子之間最後一點殘存無幾的感情破裂有關。關於安史之亂的一些問題，本人覺得可以和最後幾章中涉及的藩鎮問題合起來看。很多歷史研究專著往往站在中央政府的層面來俯視諸多節度使，但往往容易忽視的是，藩鎮問題並非一成不變，起兵叛亂的節度使也並非都是想割據稱霸的野心家。皇帝只長了一個腦袋，節度使又未嘗不是？這種涉及生死存亡的明爭暗鬥，就不能像一些人紙上談兵那麼簡單了。 總覽全書，我依然想用“祛魅”這個詞來形容本書的意義。歷史之所以複雜，是因爲無論大小諸多史實都有無數複雜的人來完成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脫離了制約和制衡，人惡的一面或多或少都會暴露出來，無論是皇帝、大臣，還是藩鎮、禁衛軍。所謂的明君賢臣，大多數只存在於普通老百姓的印象裏，隨着研究和分析的深入，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在歷史的照妖鏡下遁其原形。我們歷史愛好者能做到的，不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論人，進而從中學到一些經驗和教訓，書就沒有白讀。

抉隱探微發掘真相——讀《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黃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獻學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績的學者，同時還精於篆刻。他治學勤奮，在許多領域都有建樹，但由於被劃爲“右派”以及隨之而來的“文革”，他的研究成果絕大多數是在他年過半百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刊佈的。近來，前後結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華書局，2000）、《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古籍整理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初刊1985）、《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初刊1989）、《古文獻學四講》（鷺江出版社，2003）等。《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是他在一系列相關專題研究論文的基礎上，撰寫的一部系統討論北齊、北周至中唐政治發展演變的一部著作。本書共分十五章，以這一時期的政治史爲線索，圍繞舊史記載的歧誤和前人的研究成說，抉隱探微，發掘真相，提出了自己的認識。第一章“北齊政治鬥爭的真相”要解決的是這一時期的第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即北周吞併北齊，統一北方。在作者看來，北周的文化要遠遜於北齊，但卻將北齊吞併了；北齊內部的政治鬥爭，不是像許多學者所認爲的那樣是民族矛盾，而應該是武人與文人之爭。北周吞併北齊不久，北周的外戚楊堅就發動宮廷政變，建立了隋朝。 關於隋及唐初的政治，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揭出了“關隴集團”。他認爲從北周統一北方、隋統一全國直至武則天控制政權，其間宰制政局的是所謂“關隴集團”，即原來北周的統治集團（軍事貴族）及其後裔，其政治文化特點是胡漢融合、文武合一。所以在隋及唐前期，統治集團內部存在着關中與關東的對抗。武則天是關東人，她在掌控政局後，就採取種種措施拔擢山東人，從而打破了關隴集團對政壇的壟斷。陳寅恪的這種分析，不是對具體政治事件的抉發真相，或探究某一事件的因果，而是將一系列政治現象進行了通盤的考慮，並抽象、歸納出一個概念來加以分析的。對政治史作這樣的研究，無疑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黃永年先生在本書第二章“關隴集團始末”中，對陳寅恪的這一認識進行了修正，認爲關隴集團開始解體於隋初、消失於唐初，而不是遲至武則天時期。與“關隴集團”密切相關的，就是府兵制。黃先生認爲府兵制的破壞不是由均田制的破壞導致的，而是由兵農合一所致。對這一兵制發展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他也提出了不同於陳寅恪的認識。 第四至第八章，討論的是唐前期的政治史，佔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這一時期的政治，作者首先討論的是“玄武門之變”。日後成爲唐太宗的李世民就是在這次宮廷政變中，殺死了兄、弟，逼其父給自己讓出了帝位。陳寅恪先生認爲，李世民之所以能成功地策劃並實現政變，主要是他收買了鎮守玄武門的禁軍首領。黃先生則認爲早在開國之初，李世民就已與其父唐高祖李淵產生了權力矛盾；李淵殺掉李世民的得力謀士劉文靜，正是爲了遏制世民勢力的膨脹。李世民一直圖謀奪取帝位，與時爲太子的李建成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就在李淵約建成、世民兄弟同時入宮，以處理矛盾時，李世民出其不意，帶人在太子必經之處玄武門進行狙擊，殺死了太子及其弟李元吉，隨之進入宮中，劫持了其父李淵，並迫使其退位。 李世民臨死時，命長孫無忌、褚遂良等爲顧命大臣，輔佐其子李治即位，是爲唐高宗。高宗上臺，自然不會聽命於顧命大臣，於是他與這批顧命大臣產生矛盾就是必然之事了。黃先生認爲在這場鬥爭中，武則天還未擁有能發揮作用的實力和能力；而在武則天被立爲皇后、參與政治之後，所起用的人也沒有十分明顯的地域背景。換言之，黃先生並不認爲存在陳寅恪所指出的關東與關中之爭。同時，黃先生還立專節（第五章第五節），圍繞武則天是否得到人民擁護，是否殺人過多、任用酷吏、拔擢人才、文化貢獻，是否出生於利州（今四川廣元）等問題，對郭沫若的武則天研究，做了全面商榷和反駁。從武則天上臺到唐玄宗上臺，是唐代政治最爲動盪的時期。武則天稱帝，建立周。她在由誰來繼承她所創立的周的帝位的問題上，陷入了兩難。從血緣上說，當然是母子情深；但她的兒子，卻是李唐的血脈。將帝位傳給她兒子，就等於斷送了周朝。爲保住武姓的天下，她只能將帝位傳給她的侄子，但侄子畢竟不是兒子，當時就有大臣對她說，沒有人見過在宗廟中侄子祭祀姑姑的。雖然她在傳位的問題上有種種猶疑，但她在政治上，卻一直通過通婚等種種措施竭力將李唐宗室與她的武氏宗親融合在一起。武則天晚年，張柬之等五位大臣發動政變，擁其子即帝位，恢復唐的國號，是爲唐中宗。但武氏勢力並未因此而退出政壇，中宗之女安樂公主嫁的正是武則天的侄孫，而韋后又與武則天之侄武三思異常親密。此時，中宗皇后韋后及其女安樂公主都參預政治，韋后甚至有效法武則天的想法。史書中記載中宗就是被韋后謀殺的，黃先生否認了這種說法（212頁）。中宗死後，其弟相王李旦、其妹太平公主發動政變，誅殺韋后及安樂公主，擁相王即帝位，是爲唐睿宗。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女兒，後又嫁給了武則天的從父孫。唐睿宗時期，其子李隆基（即日後的唐玄宗）又與其妹（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發生權力之爭，最後李隆基將其姑姑殺死，才完全控制了政權，歷史進入了史稱“開元盛世”的穩定時期，直到玄宗晚年，發生“安史之亂”。在玄宗時期，宦官高力士最受玄宗信任，而他最先服侍的是武三思；楊貴妃之入宮，又是由高力士經手的。 對這段歷史，陳寅恪先生在《歷史研究》創刊號1954年第1期發表《記“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首先指出了李唐宗室、武氏後人、韋后、楊貴妃是控制這一時期政壇的四股力量，使我們得以透過這些紛亂如麻的宮廷政變表象，第一次看到了它後面存在着的操控力量。黃先生卻未止於此，而是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他認爲韋后和楊貴妃沒有參與控制朝政的實力；在唐玄宗以前，控制朝政的是李武兩股勢力，即“李武政權”。至於唐玄宗時期，他認爲形成了以高力士爲代表的內廷和以宰相李林甫爲代表的外朝；內廷與外朝的矛盾纔是這一時期政治史的主線。在這個時期，宦官已經控制了禁軍，而不是像傳統所認爲的，要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倉皇出逃，至馬嵬驛時，禁軍發動政變，殺死了宰相楊國忠，逼令楊貴妃自盡。而操縱這場政變的是宦官高力士，這仍然是內廷與外朝鬥爭的繼續。 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的轉折點。第九至十一章就是圍繞這一重大事件展開的。安史的老巢是范陽，第九章主要對范陽節度使的設立，以及它所要防備的奚、契丹（所謂“兩蕃”）的情況做了說明。第十章討論了安史之亂髮生的背景及其過程。在背景分析中，特別指出了安史之亂前西北和東北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府兵制破壞後邊境屯駐重兵而內地卻缺乏足夠的力量對它進行牽制和平衡。馬嵬兵變後，玄宗逃到了劍南（今四川），時爲太子的肅宗則乘機脫離玄宗的控制，北上靈武（今寧夏境內）即位稱帝。肅宗在位期間雖然沒有能徹底平定安史之亂，但畢竟收復了兩京（長安和洛陽），並將其父玄宗接回長安，予以嚴密監控。在肅宗病死前夕，唐玄宗也突然死去。黃先生認爲這是肅宗所任用的宦官李輔國因擔心肅宗病死，作爲太上皇的玄宗可能會復辟而將玄宗殺死的。肅宗死後，李輔國殺死肅宗皇后張氏，迎立太子即位，是爲代宗。代宗則利用宦官程元振殺死了跋扈的李輔國，內朝由宦官魚朝恩所控制；後代宗又利用宰相元載的力量，除去了魚朝恩。作者認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朝宰臣與內廷宦官之爭”。除去魚朝恩之後，“自此大權完全歸皇帝所掌握，中樞政局出現了短期的穩定”（369頁）。代宗死後，德宗即位。他採取的第一項重大措施，就是施行兩稅法。在作者看來，兩稅法的政治意義就是限制地方的財權，因爲在安史之亂髮生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大爲削弱了（見第十二章）。同時，德宗還開始用兵藩鎮，打擊對中央跋扈的控制着河北的原安史舊部，以及山南東道和淮西。當戰事陷入膠着時，中央調動駐守於關中的涇原之師前往援助；不料這批奉調的軍人在途經長安時，竟然因犒勞不如意而發動了兵變，史稱“涇師之變”。中央不得不將前線的部隊調回關中平定叛亂，從而“提前”結束了對跋扈藩鎮的攻討。原本在前線作戰的朔方軍統帥李懷光得知關中兵變、德宗被迫出逃的消息後，馬上回師救駕。就是這位扈駕有功的李懷光，不久自己卻又起而反叛。黃先生對這兩起事件做了分析，特別是圍繞神策軍的成立及其作用，指出李懷光之變是中央直屬部隊神策軍的統帥李晟排擠、打壓地方部隊的結果（見第十三章）。這些內容，仍然可以被視作對安史之亂研究的繼續。 安史之亂以後的政治史，本書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順宗在位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發生的所謂“永貞革新”（第十四章），以及憲宗之死（第十五章）。關於永貞革新的問題，主要針對學界一度流行的看法，如士庶之爭、反藩鎮反宦官等，進行了駁難。憲宗死於宮廷政變，而政變的主謀就是登上帝位的穆宗。 以上是我對本書的主要內容及其內在邏輯的把握，當然這種把握和認識未必準確，所作的歸納和總結也未必妥當。我認爲黃先生對許多問題的研究都有推進，比如將陳寅恪提出的“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修正爲“李武政權”，就非常有道理，是可以信從的。再如對神策軍的分析，指出“由於對朔方軍等地方勢力不夠信任，需要另行組建中央直屬的嫡系部隊”（418頁），就揭示了神策軍設置的政治本質。這不僅有助於理解李懷光之變，而且對我們認識唐後期的藩鎮與中央的關係有重要意義。類似研究，可謂精義紛呈。由此，我們還可以發現黃先生研究政治史的一些特點。 首先，他十分重視對歷史真相的抉發。比如，對玄武門之變的過程、對武則天在高宗與顧命大臣之爭中的作用、對韋后及楊貴妃在當日政治中的地位、對馬嵬之變的主謀、對李懷光之變原因，等等，都無一不是對真相的探尋。一些章節的題目更是直接點出了“真相”“揭祕”“真實面貌”“本來面目”“之謎”等。只有在弄清具體事件的真相的基礎上，我們纔可能進一步尋求事件之間的聯繫、因果和意義。 其次，他對政治史的分析，主要是從統治集團內部（或上層統治者）的矛盾鬥爭着手的。北齊內部的文武之爭、唐初李世民與其父及其兄的鬥爭、高宗與顧命大臣之爭，武則天控制政權後形成的“李武政權”、唐玄宗時期的內廷和外朝之爭、安史之亂髮生後玄宗與肅宗之爭、安史之亂前夕西北和東北兩個軍事集團之爭、李懷光之變中的中央部隊與地方部隊之爭，等等。這也是傳統政治史分析的主要方法。發現了這些矛盾鬥爭，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時出現的種種政治現象。當然，作爲後輩學者，我們應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拓寬視野，因爲這種內部鬥爭雖然是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內容，但卻未必是古代政治史發展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線索。我們應當努力挖掘政治鬥爭與當時整個社會狀況的有機聯繫，致力於從多種角度、在多個層面上發現更多的理解歷史發展演變的線索，以期於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認識政治史。 第三，由於黃先生在版本目錄學和古籍校勘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所以在對一些不同記載進行辨析時，多能從版本流傳方面校正記載的歧誤。比如對《北齊書·恩倖傳》“生民免夫被髮左衽”一句中“免夫”應作“厄夫”的辨析（49—50頁）；再如利用版本、文獻的學問對《辛公平上仙》所作的分析（469—472頁），都十分精彩。 第四，通觀全書，許多重要問題的討論，都有明確的針對性，或者是針對舊史的記載和認識，或者是針對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些論述甚至主要是以駁難爲中心來展開的。這在目前的學術界是較爲少見的。這樣的寫法，能讓讀者更容易明白學術史的脈絡，但有時又容易讓人只記住了駁難，而忽視了駁難之後的立論。 本書是在若干專題論文的基礎上撰成的。將原來屬於單篇論文匯入一部有內在聯繫的著作中，有時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第一章“北齊政治鬥爭的真相”，作者認爲北齊的政治鬥爭不是民族矛盾，而是文人與武人之爭。作爲單篇論文，這是很有新意的見解。但是，第二章又談到了西魏、北周文化落後於東魏、北齊，隨之又特別指出了落後一方消滅先進一方是歷史上很正常的現象。我們知道，在文明者與野蠻者的對峙中，並非文明者必然要被野蠻者所消滅，因此，這仍然無法讓我們理解爲什麼是北周滅了北齊而不是相反。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間就失去了橋樑；換言之，第一章在本書中就失去了意義。有的章節所討論的問題，與政治史雖有關，但卻並不密切，似乎不必收入本書，比如第三章“府兵的興衰”。陳寅恪分析府兵的分佈（大多數折衝府設於關中），是爲了說明“關中本位政策”；黃先生此處的辨析則是府兵制度本身。類似的情況還有第十二章“兩稅法的實施”，其中對許多細節的辨析都十分精彩，但多系稅法本身。與此相關，全書重在於“點”的辨析，而發展線索則時斷時續。照陳寅恪的理解，直到武天控制政權之前，始終是“關隴集團”在控制着政局。黃先生提出該集團在唐初已消失，則唐初的政治發展線索就變爲：高祖時主要是高祖、太子與李世民的矛盾，高宗時主要是高宗與顧命大臣之間的矛盾，那麼太宗時期的政治與前後這兩個時期的政治如何銜接？從武則天控制政權到唐玄宗上臺，是“李武政權”；玄宗、肅宗、代宗時期主要是內外朝的矛盾，而對隨後的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即從公元780到826年近半個世紀的政治史，黃先生只討論了兩稅法、涇師之變、李懷光之變、永貞革新、憲宗之死這幾個事件，但這幾個事件之間似乎缺乏有機聯繫，還不能連成政治史發展的完整線索。 在古代史書中，有關政治史的記載最爲豐富、集中而詳贍。這對研究者來說，既有利又有弊。利是收集史料較爲容易，弊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史涉及當時政治參與者的利益和形象，相關記載最容易爲人所篡改甚至僞造，所以辨析史料的可靠程度就比研究其他專題更爲重要——黃先生對此非常重視，比如，李唐在建國過程中，李淵的作用超過了李世民，但在李世民通過政變奪得帝位後，在史書編纂中，有意識地抬高他自己在李唐建國中的作用。黃先生認爲關於此事最可信據的記載是《大唐創業起居注》（見第四章）。再如在代宗即位的問題上，他認爲《肅宗實錄》（《資治通鑑考異》引）不如《舊唐書》中的“張皇后傳”“代宗紀”可信（365—366頁）等。二是不好把握敘述的程度。史書的記載既然已經比較詳明，那麼我們在研究論著中就要注意儘量減少對過程的敘述。就本書而言，史料徵引繁富，但大段大段乃至整頁整頁徵引史料的情況較多，似嫌過於詳細。比如出現“二聖”格局後武則天的政治舉措，幾乎全引史書（179—180頁）；再如在談到范陽節度使的作用時，連續徵引史料達兩頁之多（302—304頁）。因爲本書畢竟不是教科書，不必事事詳其過程，即使要對過程進行分析，也可邊敘述邊分析，只需註明這一敘述所依據的史料即可。 對一些具體問題，我對黃先生的分析仍有保留。比如“關隴集團”，黃先生認爲它在隋初開始解體、唐初已消失，並對這一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用籍貫和文武合一這兩項標準逐一進行了排查（參第二章第五、六節）。我認爲這一分析方法欠妥當。首先，在古代政治史上，對政局的實際控制力，並不主要是由人數多少來決定的，而某個人物的政治影響力，也不完全是由其官位決定的。其次，“關隴集團”的意義，是揭示了一個割據於一地的政權在統一全國後，本應全國化，而控制政權的人卻不願“開放”政權，仍然想繼續由該地區的人壟斷政權。因此，陳寅恪在使用這一概念時雖然使用了“文武合一”這樣的定語，但我們在理解這一問題時，對此應作修正，應該認識到這一概念的核心價值是地域性，而不是它的文化性。黃先生根據某人並不是文武合一，即使他是關隴人，也將其排除出關隴集團之外，是不妥的。用這樣的方法來論證，還難以服人。再如，對李林甫的長期任相，黃先生從內外朝的關係來解釋，我則認爲這是唐玄宗竭力防範太子所致，而將玄、肅、代三朝政治史的主線歸納爲內外朝的鬥爭，似乎也將當時的政治簡單化了。 從總體上說，黃先生對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的研究有許多新見，這對我們重新認識這一時期的政治鬥爭多有益處。但本書重點在於對具體政治事件的考辨，而對政治史演變線索的勾勒和系統解說似有所欠缺。這可能是因本書系據專題論文改寫所致。當然，就政治史研究而言，作爲後學，我們也應當反思這種着重於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研究角度，和對單一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抉發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