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中華學術·有道【中華書局出品】

一、“古文運動”的發展歷程 本書將唐宋“古文運動”“視爲連續的過程”，同時將研究的重點“由中唐轉到北宋”。本書所呈現出的“古文運動”發展線索是： 自韓柳倡導復興儒學（實爲“新儒學”之發軔）以改造政治、改造文體，至歐陽修等“慶曆士大夫”身體力行之，而獲得廣泛的社會影響，基本上奠定了所謂“成功”的局面，但在歐公之後，北宋士大夫的“新儒學”思想隨即呈現了分裂的格局，“新學”、關學、洛學、蜀學等各自成家，政治上也產生了“新舊黨爭”，經過激烈的拉鋸式交替後，其在北宋的結果是王安石的“新學”取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被宋徽宗和蔡京牢牢樹爲“國是”。所以，就“古文運動”所孕育的新思想征服一個國家而言，我們不能不說王安石纔是真正的“成功”標誌。 問題在於，無論王氏“新學”及其文學創作本身的成就如何，作爲與最高政治權威相結合的欽定“正確”思想、科舉文體，在具有無比強勢之影響力的同時，其對於士大夫思想自由和文學多樣化的損害，也是不言而喻的。故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王安石式的“成功”使以表述新見爲生機的“古文運動”走向了終結。 唐宋“古文運動”存在一個“終結”的階段，即王氏“新學”被定爲“國是”，王氏“經義”被確立爲統一的科舉文體，在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環境下，古文創作不得不展現出特殊面貌的階段。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最晚去世的蘇轍，在徽宗朝的“國是”環境下還生活了十餘年，他的晚年創作，就頗能代表“古文運動”的這個終結階段。 二、“古文運動”的性質 作者對“古文運動”性質的概括是： 以古文文體，表達“新儒學”思想，以指導君主獨裁國家。 這個運動打着“復古”的旗號，要求“行古制、興古道、寫古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等當事人“是把古制、古道、古文看作一體的”。因此對“古文運動”的研究應當融入“思想史視野”。 本書對我最大的啓發，是以下兩段對“分科”的思考： 哲學史和文學史的分科，只是給本來就存在的分裂賦予近代化的形式而已。換句話說，分裂不是近代的學科體制引起的，而是原本存在的。固然，近代的分科形式會妨礙研究者從另外的角度去理解這種分裂，但只要研究者忠實於自己的教養和興趣，或者尊重研究對象在歷史時空中真實的延展性，就不難突破學科的樊籬，除非他刻意固守專家的身份。真正應該被深入探討的，是原本存在的分裂本身，及其在歷史上形成的原因和過程。不過這個課題過於龐大和複雜，現在且讓我們對北宋時期產生的這種分裂加以面貌上的描述，以爲進一步探討的基礎。有大量的史料表明，他們雖然分裂，卻沒有各自分道揚鑣，互不相關，而是始終保持着在某種共同語境下的對立關係。顯然，有一個使分裂者們能夠保持互相對立的更具基礎性的平臺，這是我們首先要加以追究的對象。 在今天以中文、歷史、哲學分科的大學裏，各學科的教授可以各做自己的研究，互不相關。一個推崇蘇軾的文學史家和一個推崇程頤的哲學史家，不難聲稱他們之間並不像其研究對象一樣感到互相對立，他們很可能以“學科不同”爲由來避免思想交鋒，從而保持彼此之間的客氣，或者竟至於遵守不摘鄰家葡萄的道德律，拒絕處理相關史料中的另一部分，久而久之，也便失去處理的能力。這確實是分科帶來的重大缺陷，它在加深分裂的同時取消了對立。這纔是相互揖讓之後真正的分道揚鑣，而很可能令彼此都成爲小心翼翼的南轅北轍者。在我看來，加深分裂可能獲得對某一方面的更爲完善的闡述，但取消對立，卻等於掩耳不聽分裂者們曾經實現的對話，其弊端顯而易見。 三、“士大夫文學” 作者認爲，對“古文運動”的研究“勢必是文學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結合的方法之一，是把關注的目光從學科轉到人，即對這個歷史過程中牽涉到的人物作綜合的考察”。 作者指出： 把宋代的文學家還原爲一個士大夫，對於我們理解其精神世界將是非常有益的。宋代士大夫必須擔負的社會責任廣及所有領域，這使他們不得不去掌握各方面的知識，在基礎教養、個人興趣、工作需要或師友影響等種種因素的作用下，他們會在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展現特長，有些人便擅長於文學，這是非常自然的事。然而即便是擅長文學的士大夫，也不曾知道文學在幾百年前已經“自覺”，即便早已獲得“詩人”的稱號，也仍須作爲一個士大夫而擔負起其他方面的責任。因爲實際生存的士大夫可能各具特長，但理想型的士大夫應該是“全面發展”的，既是政治家，又是詩人，又是學者，等等。而且，北宋時期的著名士大夫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也確實近乎“全面發展”的理想型。當各具特長而又追求全面的士大夫們成爲文化的主體時，思想史視野下的分裂與對立，諸如“周程、歐蘇之裂”等，便顯得容易理解。 在“唐宋變革”論的背景之下，作者注意到了“古文運動”展開之際“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即士大夫階層也正在經歷一次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即從血統決定的門閥士大夫轉向考試決定的科舉士大夫”。 作者強調了“科舉士大夫”的“身份自覺”，指出： 他們倡導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主張“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與君主“共治天下”。 同時也指出了其“發展困境”，諸如： “士大夫的知識結構問題。科舉士大夫是以知識立身的，但在總體上，應科舉之需而學習的他們延續着封建士大夫、門閥士大夫的知識結構，大抵只適合於做官，與宋元以下社會各行業所需的實用知識差距甚遠。” 而作爲文化創造者的“科舉士大夫階層身上存在的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必然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陷入困境。在“接下來的元明清三朝，也並未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只是在新朝建立之初稍顯緩和，然後便照例出現，愈趨嚴重”。這從反面說明了陳寅恪先生“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觀點。

第一次讀是2021年復讀時候，那時雖也仔細讀過，但畢竟眼界太窄未能體會到文章的更多精妙之處。重讀以後，受益匪淺，從學術史視角出發而引入思想史視角，確爲正途。而在當代文史哲學科分立的狀況下，沿着這兩條線做研究實在是一大挑戰，它對研究者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並且由於古文運動這一名詞的有極其複雜的形成史，如果不能對古代和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有深入研究則很難去精準地闡釋古文運動的脈絡及其影響，尤其是在學界對其影響多有誤解的情況下。也正因此，書中多處結論極具意義，如認爲西昆詩人與慶曆士大夫精神面貌更接近，又如險怪的對立面是軟熟，以及對荊公東坡等人思想異同和蘇轍呂本中意義的分析莫不如是。此番重讀，偶爾發現了朱剛老師的小幽默，如說程顥的天分太高而朱熹不如，又如說尹焞繼承了程顥的怪癖，也是讀書之樂了。

第一章寫的是真好，總結並批判的古文運動的經典範式。今人受限於分科治學的思想侷限，往往把文史哲分門別類，實則古人，尤其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之類的士大夫，則是百科全書式的全能學者與政治家，因此分析他們的思想動機與行爲措施時，必須進行文史哲的結合分析，絕不能單獨割裂開來。我們如今所熟知的種種概念與範式，往往是近代以來出於各種目的而構建起來的，有着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不是學術研究的產物，也並非出於史籍的確論，所以必須慎用。

研究史部分相當精彩。一一拆解某些觀點的邏輯，然後駁斥，最後得出評述。思想史和文學史結合論述，非常清晰。（雖然有些看不懂思想史） 好喜歡朱剛老師的文風，非常好讀。雖然我也是草草翻了幾章看過去……

太久沒讀到這樣邏輯分明、說理透徹的學術書籍，讓最近誤觸過多Ai文章的我實在感到酣暢淋漓，忍不住要大呼一聲“賽高！”

古文運動不只是用古文取代駢文，也是政治思想的變化，特別喜歡最後對蘇轍事蹟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