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後怎樣（輕經典）

娜拉的象徵意義和個體困境最近想做一個有關“出走”主題的播客，所以在收集資料，決定聊一聊我非常喜歡的，也是非常震撼我的一部戲劇作品《玩偶之家》，偶然搜到了魯迅先生關於《玩偶之家》的演講，於是來讀一下這篇文章。 在此之前，收集了一些《玩偶之家》的寫作背景： 易卜生創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婦女解放運動高漲的年代。易卜生先後結識了兩位女權運動活動家——卡米拉·科萊特和奧斯塔·漢斯泰。前者激發了他寫《玩偶之家》這個劇本的熱情。 當時挪威的女性地位： 已婚婦女（Fruer）： 地位最低。法律上實行“夫妻一體”原則（Coverture）。 財產權： 妻子所有的財產自動歸丈夫所有和管理。她不能未經丈夫同意簽署合同、進行買賣或借貸。 經濟權： 妻子賺取的任何工資或收入，法律上都屬於她的丈夫。 監護權： 對子女的法定監護權完全屬於父親。 離婚權： 離婚極其困難，通常只有在通姦等極端情況下才被允許，且對女性的道德要求更爲嚴苛。 而《玩偶之家》發表後，引起了社會對於婚姻與女性的探討：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於1879年發表的戲劇 《玩偶之家》。劇中女主角娜拉爲追求自我價值和人格獨立而離家出走，最後那一聲關門巨響震撼了整個歐洲，也引發了挪威社會對婚姻、女性和個人自由的空前大討論。這部作品是當時女性處境和覺醒慾望最深刻的藝術反映。 可以說《玩偶之家》的發表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是非常有象徵意義的，娜拉的出走象徵着婦女意識獨立的大解放，象徵着對男權社會的不妥協。 然而魯迅卻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探討身爲獨立個體的娜拉，她該如何對抗出走後的現實困境。 魯迅首先明確，易卜生寫的是戲劇作品，不負責解答社會問題。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爲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爲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爲解答。 然後魯迅又說別人猜想娜拉走後如何，無非是兩種結局：墮落和回去。 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這很簡單，根據當時挪威的女性地位，女性完全是男性附屬，娜拉連文件都不能簽名，只能僞造已死去的父親的簽名，她在這個社會該怎樣活着呢？ 所以她只能去幹最低等的活，做妓女，或者迫於生存壓力選擇回家。 但我認爲這裏的“進妓院”是有些結合中國國情講的話，19世紀下葉的挪威由於工業化爲女性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 但我更認爲“進妓院”是一種比喻，暗喻最末等的，最辛苦的工作，生活越來越差，直到墮落到生活的最低點，可能染上毒品，或者病死。 在這樣的社會下，娜拉幾乎無路可走。所以魯迅說，如果沒有可走的出路，最好還是活在夢裏吧。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但不能寄希望於將來，而是要努力改變現狀。 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但是娜拉醒了，她就一定會走，因爲她是個有勇氣的女子，她會爲了心愛的丈夫僞造簽名，就也會努力去找回自己。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 娜拉要走首先就是需要錢，一個人沒有錢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 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如果去探討象徵意義上的娜拉，那麼到出走這一步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引發社會空前的討論，或許也推動過女權主義活動。 但是魯迅正是因爲對具體的人有着深切的關心，所以他才擔心，娜拉走後怎麼辦呢？婦女從家庭出走的必要條件是什麼呢？要往什麼方向努力，才能讓出走的娜拉都好好活着呢？ 首先就是錢。 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爲錢而賣掉。 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 但要求經濟平均分配是很難的，因爲經濟是一切的根本，其他無傷大雅的東西女性可能能夠輕易得到，但經濟的平均分配一定會遭到反對。一直到現在，社會中還有着隱形的社會分配不均，包括但不限於男女同工不同酬。 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魯迅提出一個和平的方法，因爲中國很看重孝道，父母的親權是至高無上的，所以可以利用親權先解放自己的子女，即將自己的財產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子女，使他們至少在家庭中得到的經濟權是平等的。但這一點現在的中國還是沒有做到，很多父母還是傾向於把財產留給兒子，把虛無縹緲的“愛”留給女兒，讓女兒從家庭開始就得不到財產，一些女性因爲沒有財產被迫依附男性的事情時有發生。 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髮，或者爲自己去享用，或者爲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 魯迅說，如果現在你是沒有得到經濟權的那個孩子，那就要謹記自己小時候沒有被公平對待的痛苦，一定不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複你小時候的痛苦，因爲人是最健忘的。 對於這一段，我的理解是，人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下會感受到不公，但成爲可以壓迫他人的權力上位者時就忘卻維護公平了，因爲那時已經是掌權者，或許會反過來維護這個對自己有利但卻對下位者來說並不公平的制度也不一定，所以要記住自己受過的苦痛，不忘記尋求公平的初心。 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爲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爲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魯迅說，即使現在沒有爭取到經濟權，但要堅持下去，不能被帶跑了，不能被畫大餅糊弄了，也不能放棄，更不能退而求其次，被其他微不足道的東西打發了。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 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魯迅還說，一個娜拉出走，會有人同情，如果有很多娜拉出走，都尋求幫助，要怎麼辦呢？還有那麼多同情心可分嗎？難道人能靠着同情活一輩子嗎？所以一定要爭取社會中的平等，只有這樣纔可以解放更多女性。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爲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着經濟權之爲可靠。 魯迅說，雖然爭取到經濟權也可能還是傀儡，但不喫飽肚子要怎麼爭取更多的權利呢？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爲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插圖]，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爲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 魯迅把娜拉當成一個普通的女人，所以才細緻思考了她出走之後該怎麼活下去，但人既沒有權力強迫他人犧牲，也沒有權力阻止他人犧牲。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 娜拉作爲“象徵意義”來講，引發了當時挪威社會空前的討論，極大地推動了歐洲女權運動的發展。但作爲個體來講又有自己突破不了的社會困境，我想魯迅的演講並非是批判娜拉出走的行爲，而是在提醒我們，個體的覺醒和女性權利的爭取需要同時進行，如果女性覺醒而沒有爭取到女性權益，沒有適配這顆覺醒的常青藤存活的土壤，那麼她將無法活在這個世界上，所以，堅持戰鬥吧。

所有生物，都是依借其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而奴隸的存在方式，就是服從。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人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魯迅 而就算你們打敗了新的統治者，你以爲就能夠拯救這裏的奴隸嗎？ 這世界上有一種人，雖然是人，但他們從來就沒有過過屬於自己的生活，他們的一切都遵照他人的意思而活。這種人千古以前就有，千古以後，還是不會消失，這種人永遠都得不到自由——因爲他們的心靈，早就被枷鎖禁錮了。 就算你解開奴隸身上的枷鎖，但是能夠解開他們心靈上的枷鎖嗎？真正禁錮他們自由的，不是新的統治者，而是他們心中的枷鎖，這個枷鎖就是奴性。 每個人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奴性，只不過這種奴性在奴隸身上會更大一些，而真正的強者，是絕對不應該憐憫這些充滿奴性的弱者的，因爲這種憐憫毫無意義。 ——《超獸武裝》

讀魯迅《娜拉走後怎樣》，深感其洞察的深刻和文鋒的銳利。娜拉毅然出走，看似壯烈，實則前途渺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這一論斷背後，是對女性經濟獨立的深刻認識。沒有經濟權，便沒有真正的自由。娜拉的覺醒，若止於精神層面，終將被現實擊垮。魯迅以冷峻之筆，戳破了浪漫主義的幻夢，指出婦女解放必須與社會的經濟結構變革相結合，爲自由找到切實的出路和支撐。否則，所謂自由，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罷了。 其實，魯迅筆下娜拉的困境，何嘗不是現代人的處境？

小說家寫一個故事，用梁啓超先生的話說，第一，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第二，人之恆情，……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簡言之，其用意，一 讀他人的故事，第二，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梁先生說，小說最能影響人生。當然讀懂了，就是正向循環；否則就是負向的惡性循環！ 先生太冷靜太冷峻了！小時候看《安徒生童話》就記住一句話“王子公主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年輕無知，以爲現實就如童話！多少年以後，閱盡千帆，經常感慨的也是這一句，你怎知道他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們怎麼熬得住這份平淡呢！例如《傷逝》裏的涓生和子君，才發現童話真不是現實！童話只是把現實生活中的精華提取了出來，而剩下的那部分渣渣可能纔是生活的原貌。 《娜拉出走之後》就如吶喊裏的自序一樣，你叫醒她之後呢？是要她經歷這頻死的苦楚嗎？先生的追問至今迴盪：當我們歌頌“出走”時，是否準備好了“出走之後”的道路？所有的喚醒是要有制度作保障，否則她醒了，她就是先驅，是人梯！僅靠個人覺醒無法撼動根深蒂固的舊體系，真正要做的是需要從根本上變革經濟制度、教育體系和法律規範。但先生在《吶喊》自序裏也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所以總要有先行者，去開山鋪路，遇水架橋。

魯迅對娜拉出走的批判，不只限於性別議題，而是對一切弱勢羣體具有普遍啓示意義。它其實在講一個普遍命題：只製造覺醒的快感、不負責任地鼓動反抗，卻不建立支撐覺醒者的結構和資源——這種“啓蒙”本質上是一種殘忍。

不喜歡這篇文，不是針對魯迅先生，單純討厭這個觀點。娜拉走後怎樣，爲什麼那麼多人去討論這件事呢？給我一種，我們在討論這件事，就是弱化了娜拉主體性的感覺。她是一個人，有思想的人，她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不是心血來潮隨便一想的。她在出走的時候想必已經做好了接受一切的準備，我們不需要去置喙她的決定，她的出路。餓死又如何？做妓女又如何？那是她的人生，她的自由。 而且比較不喜歡裏面那個說法吧，一個娜拉出走會得到同情和尊重，可是就算有一百萬個娜拉出走，我也只會心疼她們曾經的遭遇和敬重她們的勇敢。是一千萬人衝破束縛一千萬次，不是一個人出走了一千萬次，何來厭煩一說。 而且我私心覺得就算餓死娜拉也不會去做妓女，不是歧視妓女。只是覺得一個在家庭中被男性壓迫後又覺醒的女性，不會願意從事這種再次服務男性丟掉自己的工作。 如果我是娜拉我會很自豪的告訴這些討論我事蹟的人，如果只有餓死才能維護我作爲人的尊嚴的話，那就餓死好了。就像這件事這本書讓我想起了銀魂第二十七集。“我身上有一個比心臟更重要的器官，這玩意兒雖然看不見，不過確實就在我的身體裏，從我的天靈蓋一直長到了腳底。就是因爲它，我才能站直。就算站的不穩當，也能徑直往前走。我要是在這站住了，這玩意兒就要折了，我的魂，就要折了。”

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看清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後，覺悟了，離家出走了。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娜拉出走後會怎樣？是過一段時間回家？還是墮落了，甚至是自殺了？主要原因是娜拉沒有經濟來源。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傷逝》，娜拉和子君的境況何其相似，可能子君最後的下場也是娜拉最終的結局吧？！

編輯了一大半的書評突然消失了……道心破碎不想寫了用一篇文章來代替吧…… 1918年《新青年》上刊印了《易卜生專號》。這位挪威戲劇家對中國現代思然界有着深刻的介入。魯迅不僅翻譯了《玩偶之家》，更在1923年發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其1925年創作小說《傷逝》，形成了對"娜拉出走"這一命題的持續性思考。兩位思想家在婦女問題上的對話，既體現了個人主義與啓蒙主義的跨國共鳴，也展現了西方個人解放話語在中國語境中的體現與困境。 一、易卜生的婦女觀是個人主義與自我覺醒。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通過娜拉從如同玩偶一般的妻子到獨立人格的轉變，展現了資產階級女性覺醒的過程。 娜拉的覺醒經歷了三階段。從僞造簽名救丈夫的道德自信，到發現丈夫海爾茂自私本質後的幻滅，最終認識到自己只是玩偶一樣的妻子，完成了從"他者"到主體的蛻變。易卜生以"關門聲"作爲全劇終章，象徵着女性對父權家庭的決告別。易卜生借娜拉之口提出："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強調個人的道德自主與理性選擇。易卜生戲劇的精髓在於"社會問題劇"對資產階級家庭倫理的批判，其婦女觀建立在西方啓蒙傳統之上。易卜生有意不給出娜拉出走後的命運，留下"或者實在也無可如何"的懸置。這種開放性既是對個體自由的尊重也暗示了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孤立無援。 二、魯迅的婦女觀立足於女性與男性一體的人類全面解放座標系，切合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傳統，聚焦於沉澱在人們意識形態中深層文化心理結構。 1、魯迅在1923年的演講中，以冷峻的現實主義拆解了易卜生的浪漫想象。魯迅指出："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沒有經濟權的放是虛幻的這一觀點直指易卜生戲劇的盲點，娜拉雖有做一個人的覺悟，卻缺乏獨立生存的物質基礎，魯迅將婦女解放從倫理層面下沉到經濟層面。他提出更殘酷的命題："倘使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這與易卜生喚醒沉睡者的啓蒙邏輯形成對立。在魯迅看來，覺醒本身可能帶來更大的痛苦，這與其鐵屋子隱喻一脈相承。但魯迅並非反對出走，而是強調深沉的韌性的戰鬥，這需要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而非只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逃離。 2.1925年魯迅創作的《傷逝》是他對婦女問題的文學回答，通過子君與涓生的悲劇，具象化了"娜拉走後怎樣"的命題。 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看似比娜拉更徹底，但話語的激進無法替代結構的困境。當消生失業，經濟壓力迅速瓦解了愛情烏托邦，子君最終"負着虛空的重擔"走向死亡。這與《玩偶之家》形成悲劇性的互文，娜拉的關門聲在子君這裏變成了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小說採用涓生第一人稱回憶，但魯迅通過反諷結構暴露其自私："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這種不可靠敘事揭示了現代男性啓蒙者的侷限性，他們喚醒女性，卻無但喚醒後的責任。 結尾"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宣言，被沉重的懺悔所消解。這體現了魯迅"反抗絕望"的哲學，即使知道前路是墳，也要繼續前行。三、區別與聯繫 1、個人與社會的張力。易生關注個體靈魂的自我完成，娜拉的出走是存在主義式的選擇；魯迅則強調個人無法脫離社會結構而獨立，子君的悲劇源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多重壓迫。 2、性別意識的差異。易卜生雖同情女性，但仍將娜拉塑造爲"人的覺醒"的象徵(性別中立化)；魯迅則通過《傷逝》的雙重批判(批判封建禮教也批判現代男性)，展現了更復雜的性別政治意識。 3、"立人"思想的共鳴。魯迅早期"立人"思想與易卜生"人的發現"具有相似性。兩者都反對將人工具化，強調個體的精神獨立。易卜生的影響在於將戲從娛樂變爲嚴肅的社會批判；魯迅同樣以文學爲改造國民性的手術刀。 4、對"玩偶意象"的共同運用。"玩偶"不僅是家庭角色，更是異化的人格狀態。易卜生讓娜拉意識到自己是泥娃娃，魯迅則讓子君從驕傲地走來到被嫌棄地離去，共同揭示了父權制對女性的物化。 5、兩者都摒棄浪漫主義的理想化，採用冷峻的現實主義筆法。易卜生的"討論"技巧與魯迅的雜文式小說，都體現了思想性優先於戲劇性的現代文學特質。

走和走是不一樣的，名詞和動詞是要區別的😔

“魯迅先生是敏銳地覺察出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即如果口袋裏沒有錢，沒有經濟大權，則婦女出走以後也不外兩種結局：一是墮落，一是回來。只有婦女真正掌握了經濟大權，參與了社會生活，不把自己侷限在小家庭裏，不把婚姻當成女人唯一的職業，纔有可能真正獲得“解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