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者

面對壓迫能否在堅持自由的同時，拒絕以犧牲無辜爲代價？當“正義”與“鮮血”並置，人類該如何抉擇？1905年俄國革命時期恐怖小組成員的內心衝突，革命者在暴政與良知之間的撕裂，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劇作——關於恐怖主義、政治暴力與自由秩序的思考，極端手段與理想主義的矛盾，若正義淪爲絕對的暴力工具，它是否背叛了最初的理想？ 文學張力與思想鋒芒的衝突在於戲劇般緊張的情節&深邃的哲學拷問。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換上了26年1月的月曆，開年就是熟悉的加繆！所以翻開了這本《正義者》，一部取材於歷史真實事件的戲劇。 行動第一次失敗，是因爲卡利亞耶夫發現大公馬車中坐着他的侄兒和侄女，他不忍心傷害無辜孩子，所以放棄了行動。之後團隊內部爲這件事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衝突，爭論是否應該(可以)爲崇高的目的犧牲無辜的生命？ 他的同伴斯切潘主張，只要目的是正義的，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是合理的，也就是所謂的“結果正義”。他說“我不熱愛生活，而熱愛高於生活的正義。”而卡利亞耶夫堅持必須守住人性的底線，即“程序正義”，他熱愛人類高於斯切潘口中的絕對正義。他在踐行那句“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反抗者》裏有一句“歷經長期不正義的試煉，善與惡的分野終至完全消失。”同樣地，如果結果的正義是通過程序的非正義來實現的，那麼，善與惡又將如何區分呢？

如果可以，做個正義者吧。即便我們對於正義的測度有所不同，我們對於道德的標尺不同，但是儘可能讓更多的人過的好一點吧。 儘可能不要只考慮自己，考慮別人，考慮世界，考慮具體的人。 儘可能懷揣着夢想，信仰，和一些和世道不相容的，傻氣的偏執吧。 儘可能去質疑自己，去糾正自己，去完善自己的想法吧。 儘可能去鬥爭吧，不要妥協，要思考，要敢於獨行，要去爭取痛苦的權利，要儘量不作沉默的大多數。 如果“世界應該是怎麼樣”這樣的想法被稱作爲是幼稚的話，除了痛苦我還要選擇幼稚。 儘可能去讓自己的正義更加完善吧，我想要一整夜堅信友誼的愛。 我需要選擇嗎？愉悅的懦弱，或者憂傷的堅定？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拉開弓，接受考驗，在歷史中抗爭，也在對抗歷史中堅守，收穫自己貧瘠的莊稼，體驗大地上短暫的愛。在這個時刻，一個真正的人類終於誕生，他應該捨棄幼年的瘋狂。 當弓弦被拉開，木質弓身發出低沉的吱呀聲。在弓被拉到極致的瞬間，一支箭呼嘯而出。這不是普通的箭，而是一支最強勁且自由的箭，它正是自由本身的象徵。” ……

大地上只要還有一個人受奴役，自由就是一座監獄。

『潔白的雪，鮮紅的血』 雪之純潔，血之暴力 《正義者》是一部充滿哲思的戲劇作品，它不僅是一部關於革命與道德衝突的劇作，更是一次對人性，信仰與正義本質的提問。這部劇作雖然篇幅不長，但思想密度極高，它通過一場針對大公的暗殺行動，將個體良知，政治理念與道德選擇推向極端情境，迫使讀者思考：正義是否成爲暴力的正當理由？人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爲了更大的善而犧牲個體的道德？這些問題不僅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革命背景下具有現實意義，在當今世界的任何一場社會衝突中，仍是振聾發聵 小引 1905年的莫斯科寒冬，社會革命黨人卡利亞耶夫，也是“詩人”，懷揣炸彈，緊盯着目標，隨時準備投擲炸彈謀殺大公。在他投擲的瞬間，他看見了馬車裏兩張稚嫩的面孔：大公的侄兒侄女。他即將拋出炸彈的手臂停住了，炸彈沒有離手。這一次停頓，不是怯懦的退縮，而是人性本能在絕對理想面前的猛然覺醒。這一幕，是加繆《正義者》中最具震撼力的核心事件。 它是一枚沒有在現實中引爆，卻註定在讀者靈魂深處掀起風暴的精神炸彈。 正文 一，革命者的撕裂與抉擇 這部作品的偉大之處，在於作者拒絕將革命者簡化爲“恐怖分子”或“殉道英雄”的刻板形象。他將卡利亞耶夫、多拉、斯捷潘、安南科夫、弗卡推入了不得兩全的道德地獄，細緻剖析他們靈魂深處的震顫，掙扎與抉擇。 1. 卡利亞耶夫：人性底線的不可逾越！ 這位被同伴稱爲“詩人”的刺客，他的“純潔”並非不諳世事的天真，而是對生命價值近乎神聖的感知與堅守。第一次行動放棄，是源於對無辜兒童生命的敬畏。這絕不是軟弱，而是一種深刻的道德本能。他清醒地認識到行動的殘酷代價：我們不得不殺人，以便讓最終不再有人殺人的那一天到來。 然而，這“不得不”有其不可逾越的紅線。即使最終成功刺殺了大公，他斷然拒絕任何將殺害兒童合理化的藉口，即使是爲了摧毀專制，我也不能接受使無辜者蒙受恥辱和壓迫的手段。他的痛苦在於，他深知暴力是通往理想之路上的污穢工具，卻又無法找到一條純淨的捷徑。他接受絞刑，既是對行動的擔當，也是對自身所沾染鮮血的救贖。 他的獻身，因爲他對人性的絕對持守而閃耀着不可磨滅的尊嚴光輝。他代表着加繆心中理想的《反抗者》：反抗暴政，但絕不背叛人性！ 2. 多拉：從冰冷走向愛的救贖 她作爲組織內負責製造炸彈的技術專家，多拉最初信奉的是冷酷的必然性的邏輯。她認爲暴力是革命無法迴避：爲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犧牲是必要的，甚至是無辜者的犧牲。。然而，卡利亞耶夫的行動（放棄後再行動完成）後最終的犧牲，撕裂了她的理性的外殼。她親手製作的炸彈，不僅奪走了敵人的生命，也殺死了她最愛的，代表着人性光輝的“詩人”……這種切膚之痛迫使她直面手段與目的的血腥悖論。 在巨大的悲慟與幻滅中，她完成了驚人的蛻變：她不再僅僅談論犧牲的必要性，而是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呼籲：在仇恨與殺戮之上，必須建立起某種愛。下一次，我將在炸彈裏裝滿鮮花和孩子們的歡笑！這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加繆通過多拉之口，對革命的倫理進行深刻的思考：反抗若失去了愛的溫度與對未來的溫情想象，終將在仇恨的循環中異化爲新的暴政本身。 多拉的覺醒，是穿透黑暗的一縷人性微光 3. 斯切潘：絕對理念吞噬人性 斯切潘是“事業至上”邏輯的極端化身。他來自底層，經歷過非人的苦難，這塑造了他對舊世界的刻骨仇恨。對他而言，革命是清算，是摧毀！目的可以徹底神聖化一切手段。他宣稱爲了事業，我們連自己都可以犧牲，更遑論他人？？愛？革命不需要愛，革命只需要仇恨！他甚至認爲卡利亞耶夫因孩子而放棄第一次行動是“背叛”，是“懦弱”！斯捷潘的邏輯有其冷酷的內在一致性，似乎堅不可摧。然而，加繆卻通過他揭示了一個可怕的真相：當“正義”被抽象爲絕對理念，當“未來”被無限拔高，以至於可以碾碎當下的每一個具體生命時，人性本身就沒了，簡單來說那就是被取消掉了。斯捷潘的心靈已經成爲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愛、憐憫、對無辜者的敬畏，這些人之爲人的基本情感，都被他視爲阻礙“神聖事業”的雜質而剔除。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加繆對一切“目的證明手段”論調的警示。以正義之名取消道德約束，正義本身也終將被虛無化！ 4. 安南科夫與弗卡：重負與動搖 作爲行動領導人，安南科夫代表着組織紀律與“必要性”的現實考量。他理解卡利亞耶夫的痛苦，甚至內心認同那份對生命的敬畏，但他肩負着更大的責任，必須確保行動成功。他勸說卡利亞耶夫完成第二次刺殺，是基於對組織、運動後果的憂慮。弗卡則展現了另一種動搖：對暴力後果的恐懼和疲憊。他們兩人構成了卡利亞耶夫和斯捷潘之間的中間地帶，承受着理想與現實撕扯的重負，體現了革命實踐中更爲普遍的複雜心態。 二，反抗哲學，行動中的存在主義宣言 《正義者》不是單純的歷史劇，它是加繆存在主義哲學核心命題的一次生動戲劇化演繹。沙皇專制統治的殘酷與非理性，正是加繆眼中世界荒誕性的一個極端政治具象：它系統地否定個體的價值、尊嚴、意義，將人異化爲專制機器上的螺絲釘或待清除的障礙。該劇中人物的反抗，首先是對這種荒誕結構的絕望抗爭。 加繆推崇的反抗，不是像斯切潘式的毀滅一切。卡利亞耶夫們的行動，本質是爲被壓迫者的生命尊嚴而反抗，是對荒誕世界說“不”的勇敢姿態。然而，加繆思想的深刻性在於他同時劃定了反抗的邊界：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者》）反抗必須基於對某種價值的認識，並意識到“我們”的共同存在。卡利亞耶夫拒絕殺害孩子，正是守護了這一至關重要的邊界。他明白：一旦爲了反抗眼前的暴政而踏過這條底線，以“未來的幸福”爲名犧牲具體無辜的當下生命。那麼反抗本身便失去了正當性根基，它將不可避免地淪爲它所反對之物的鏡像，成爲新的暴政。 他的行動完美印證了加繆的論斷，反抗在其本質上，是對惡的抗議，但同時也是一種對善的固執肯定。反抗的價值，正在於它對某種善的原則的堅守。 三，穿越時空的詰問：《正義者》的現實 《正義者》誕生已有百年，但其核心命題在21世紀的今天非但沒有過時，反而在全球化時代的不同衝突與困境中激起更復雜廣泛的迴響： 極端主義幽靈的警示鏡： 當世界某些角落的極端組織以“神聖事業”或“終極理想”之名，肆無忌憚地屠戮平民，綁架無辜，製造恐怖時，斯切潘的邏輯在血泊中徘徊。卡利亞耶夫因一雙孩童眼睛而凝固的手臂，成爲一面“照妖鏡”無情映照出任何宣稱“目的證明一切手段”的絕對理念背後潛藏的非人化危險。 任何將“未來幸福”建立在當下無辜者屍骨上的“正義”，都是僞正義；任何取消道德底線的“理想”，終將淪爲反人類的噩夢。 《正義者》的啓示並不僅限於宏大敘事。在平凡生活的點滴中，我們同樣面臨各種形式的“荒誕”與壓力。職場可能的不公，一些系統的不理或冷漠、謊言的盛行、道德的滑坡。在此時，選擇保持誠實，拒絕同流合污，堅守一點善意的微光，在能力範圍內維護弱小者的尊嚴，這何嘗不是一種卡利亞耶夫式的“持守”？“在隆冬，我終於發現，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這種源自生命本真，拒絕向黑暗徹底妥協的內在光明，正是每一個個體反抗生活荒誕性的起點和力量源泉。 它提醒我們，英雄主義並非遙不可及，它可能就蘊含在平凡人對基本道德底線的堅守之中。 四，大結 當卡利亞耶夫平靜地走向絞刑架時，他心中懷揣的並非對死亡的恐懼，而是對生命本身熾熱不息的愛戀和對心中那份不滅正義的堅定信念。他的肉體隕滅了，但他所象徵的精神在反抗最深重的黑暗時依然絕不踐踏人性底線，那份執拗持守卻在加繆冷峻而飽含溫情的文字中獲得了永生…… 在一個價值易被混淆，暴力有時被浪漫化或視爲唯一解決方法，宏大敘事輕易吞噬生命的世界上，《正義者》好似一座巍然矗立的精神之碑，它無意提供任何廉價，舒適的答案，而是以近乎殘酷的真實，將“我們”推向道德深淵的邊緣，逼迫凝視其中，並捫心自問：當世界陷入漫漫長夜，我們是否還願意爲那看似微弱的星光付出真實的代價？當“正義”的旗幟被無辜者的鮮血浸染，我們是否還有勇氣說出那個沉重的“不”字？ 真正的正義，其基石必是對每一個具體生命最深沉的敬畏與熱愛；真正的反抗，唯有行走在守護人性尊嚴的道路上，其步履才具有意義，其成立才得以可能 這或許就是已經經歷了百年風霜的《正義者》給予我們樸素珍貴的饋贈：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永遠不要熄滅心中那盞名爲“人”的燈火。 正是這點點星火，在荒誕的暗夜裏，雖然微弱但是倔強地勾勒着人類尊嚴的輪廓，照亮我們穿越荊棘走向或許並不完美但必須更值得生活的未來的可能路徑。它提醒我們，在追求任何宏大目標時，永遠不要忘記低下頭，看看腳下是否踩着他人的血肉，永遠不要忘記仰望星空，確認那指引方向的北斗，是否依然源自我們內心對生命最本真的愛與尊重。 ----- 以下內容涉及全劇透 ----- 謹慎觀看 ----- 從一幕幕的內容概括簡單分析 ----- 劇作第一幕以一種冷靜而緊張的氛圍展開。革命者們聚集在一間簡陋的旅館中，他們正計劃暗殺沙皇的叔父謝爾蓋大公。這一幕中，加繆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與心理描寫，迅速建立起一種緊張感與心理張力。主人公卡利亞耶夫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既是革命者，也是一位詩人。這種身份的分裂象徵着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也預示了他之後在道德與使命之間的掙扎。他並非一個冷酷無情的殺手，而是一個內心充滿掙扎、富有良知的人。他願意爲革命犧牲自己，但不願意以無辜者的血爲代價。這種複雜性使得卡利亞耶夫成爲全劇最令人同情、也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隨着劇情推進，接下來展現了卡利亞耶夫執行任務的過程。他有機會在大公的馬車經過時投擲炸彈，但當他發現車中還坐着兩個孩子時，他選擇了放棄。這個決定不僅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本能，更是他對“正義”定義的一種堅持：真正的正義不應建立在無辜者的犧牲之上。然而，這一行爲在革命組織內部引發了爭議。他的同志們認爲他過於軟弱，甚至懷疑他是否有足夠的意志去完成革命的使命。這裏的衝突不僅是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更是對手段與目的關係的深層探討。卡利亞耶夫相信，如果手段本身是不道德的，那麼即使目的再崇高，也將被污染。他在劇中本幕展現出的堅定與脆弱使得他成爲一個極具人性光輝的角色。 然後卡利亞耶夫行爲的審判與反思。他被組織內部質疑，也被自己內心的良知拷問。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他是否因一時的仁慈破壞了革命的大局？這一幕中，加繆通過卡利亞耶夫與組織領袖的對話，深入探討了革命的正當性問題。斯托戈夫代表的是那種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的現實主義立場，他認爲革命本身就是一場殘酷的博弈，每一個犧牲都是爲了未來更大自由的鋪墊。而卡利亞耶夫則堅持認爲，即使是爲了正義的事業，也不能放棄人的基本道德底線。從而造就了一個靈魂拷問：正義是否可以容忍暴力？如果正義的實現需要通過不正義的手段，那麼它是否還配得上“正義”之名？接下來卡利亞耶夫最終決定再次行動。這一次，他成功地實施了暗殺計劃，但同時也被逮捕並判處死刑。這個轉折點極具象徵意義。他不是因爲失敗而走向死亡，而是因爲成功而被處決。這種設定讓讀者不得不重新審視“正義”的代價：一個選擇了良知、併爲此付出生命的人，是否比那些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更值得尊敬？卡利亞耶夫的死亡不是失敗，而是一種精神的勝利。他用自己的生命驗證了這樣一個信念：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也不能放棄對正義的理解與堅持。他的死亡成爲一種象徵，象徵着個體良知在集體暴力面前依然可以保持尊嚴。 最後則以卡利亞耶夫的臨刑前夜作爲高潮。他與多拉的“對話”成爲全劇最感人至深的部分。在這段對話中，卡利亞耶夫不再是那個冷靜理智的革命者，而是一個充滿情感與柔情的人。他坦然面對死亡，不是因爲無所畏懼，而是因爲他知道他的選擇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的犧牲將爲未來的人帶來某種啓示。而多拉則成爲他精神的見證者，她的痛苦與堅定同樣令人動容。她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而是主動選擇銘記與傳承他的信念。這種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正是加繆想要傳達的核心：正義不應只是制度的安排，更是一種個人的選擇與承擔。

情節： 人們都喜歡生活，但一定要有人投身正義，而投身正義一定要違背生活。生活意味着一種愛，一種對人的慾望的肯定，意味着充足的食物、勞動、一定的人際關係、對他人的共情和來自他人的共情以及生活中小小的歡樂，它需要的不僅是內心與外界物質條件之間保持的一種平衡的供需關係，更需要充盈的外界物質條件來滿足人內心的需要。 在第一幕中，斯切潘一出場就成爲一個氣質獨到的人，他一開始表露自己的激情與思想就開始冷場，以及他對待暴力的習慣和態度，也暗示了他是一個極端的人。他熱衷於幹掉大公，完成任務。在卡利亞耶夫到來之後，他們很快就產生了分歧。斯切潘認爲真正的革命者應該熱愛正義而不是生活，應該爲了成功，應該爲了“目標”而行動。而卡利亞耶夫認爲在進行革命的時候應該同時保持對生活的熱愛，參與革命是踐行自己道德標準的一種行爲，而爲之而死更是證明了自己的忠貞。而這種道德標準讓俄國的民衆需要有面包，也讓孩子不應該被殺死。 來到第二幕，卡利亞耶夫沒有成功行動，正是因爲車上的兩個孩子。於是他被生活的美好所觸動，因而不敢去進行恐怖活動。由此可見他之前對於可以殺掉大公的看法，並不是來源於一個合理的邏輯推斷，而是來源於他能夠“矇住眼睛”，而是來源於他能夠暫時的對於殘忍不管不顧。然而斯切潘並不同意，他認爲除了目標以外的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他把自己上升到全時間線的、理論的高度，從而發問：“你們只有生活在片刻的時間裏嗎？”這個時候他摒棄了自己的情感，而純粹通過理論推導來進行行動，他是絕對相信革命的，革命是他行爲的準則，是他行爲的一切。他同時強調了革命中的犧牲在於革命者自己是否正義無關緊要，而革命的要義在於是否真正改變世界。卡利亞耶夫反駁到，“人不僅僅靠正義活着“，也就是人不僅僅靠目標活着，還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標準，也就是清白。 第三幕的情節主要在於卡利亞耶夫和多拉的對白。多拉渴望的是寧靜的生活，是真正充滿溫情的愛，而卡利亞耶夫卻無法說出“是“。因爲他愛的是道德，而不是具體的人。後來他走了，也許他一直意識到自己並不能永遠堅守所謂的道德，他說：“俄羅斯將是美好的。”斯切潘最後對他表示了肯定，對他對於道義的堅守表示了肯定。他對多拉表達了自己的痛苦以及痛苦的來源，他承認恨是他革命的激情。而多拉在這一幕中卻表達了她對於具體的人，她對於生活的愛。 第四幕中，卡利亞耶夫入獄。斯庫拉托夫志明了炸死大公本身，以及毀滅罪惡這兩種形而下以及形而上的結果的區別，他甚至發問道：“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殺戮兒童,那麼他就有資格讓人傷害大大公嗎？“他用這句話真正點名了卡利亞耶夫的道德準則是不完善的，也點明瞭革命者無法用堅守道義來使自己清白。而那句”別回答，千萬別回答我！“也讓其回答成爲了所有人無法猜測的謎題。大公夫人來了，他繼續強調了此次刺殺的形而下效果，也就是它對”熱愛生活“的破壞，而這個時候卡利亞耶夫變得僵硬了，他說我沒有青春，他爲了形而上拋棄了形而下。他說對於全人類還有一種愛，這種愛區別於溫情的愛，也區別於孤獨的恨，這種愛是在痛苦中的，這種愛讓人同歸於盡。 第五幕，多拉終於坦誠自己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種愛，她坦承道正義就是專制，而囚籠無處不在。她懷着愉快的堅定決定投身革命，最後卻發現自己成爲專制者，成爲了每時每刻需要一股激情來推動着自己走向目標的專制者，而這時目標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可言，因爲目標象徵着反生活。她感到痛苦，他想要得到一種激情來讓他最後走向死亡而結束這一切，於是她要求投彈。斯切潘說現在她十分相我，因爲他曾經也是個熱愛生活的人，而人們總是被迫走進孤獨。 矛盾： 1.道德分歧： 假如你是個和平主義者，現在這個世界上有殺人者和無辜者，你把殺人者都殺了，這樣你就可以實現和平，但是你還是殺人了，這樣做對嗎？是也許你會問，如果你殺了這些人你就會獲得更大的和平，如果你不殺人你只會獲得很小的和平，而且這些和平是殺人者的和平，殺人者應該得到和平嗎？ 那麼這時候就涉及到一個天然道德與後天道德的區別的問題。天然道德只關乎於踐行者，比如說它認爲一個人應該不殺人，那是因爲不殺人的行爲本身能使人得到幸福。 後天道德是一個是爲了讓社會幸福的公共準則，踐行後天道德是爲了得到結果，也就是說你不殺人是爲了讓人活着，是爲了讓更多的人活下來。其實你也可以理解成道德兩個功能，其對於自我的功能以及對於社會的功能。 那麼在這個問題中，注重踐行道德的自我功能的人會認爲，它是存在於生活之中的，踐行它的人就是正當的不踐行它的人就是反正當的，那麼當你殺人的時候，你就是在用你的不正當來換來其他人的正當，這是一種自我價值上的犧牲。但當你在認可這種自我價值上的犧牲的時候，你又跳出了這種自我價值的評判標準，那麼這個時候你是在欣賞你自己，你是“無聊”而來參加革命。 如果你在乎的是道德的社會功能，那麼你當然會要更大的和平，那麼你就會認同殺人，你會認爲殺人只是更大的和平這個結果的一個步驟，它不能構成一個單獨的結論。 那麼我們繼續，殺人者應該得到和平嗎？在道德的自我功能中，人不應該殺人就是因爲人應該得到和平，如果人應該得到和平，那也就是說所有人都應該得到和平，所以殺人者也應該得到和平。在道德的社會功能中，失去和平的代價會讓殺人者不再殺人，爲了實現更大的和平這個後果，我們會要求殺人者受到懲罰。 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各位革命者們都各有自己的狀況，卡利亞耶夫認爲大公應該受到懲罰，這是爲了更遠大的和平，這體現了道德的社會功能；但他又同時認爲踐行清白是有必要的，也就是說他認爲重要在於踐行而不在於結果，這體現了道德的自我功能。斯切潘一直相信着的是更大的和平，而多拉根本不在乎抽象的道德，她在乎的是生活。 2.抽象與具體： 一種思想取代另一種思想是抽象的，而一個人炸飛大公的腦袋則是具體的。一個人不僅有思想，還有慾望與共情的能力。當一個人認爲一種思想取代另一種思想是可取的的時候，他就應該在現實中讓一種思想代替另一種思想，這就是抽象具體化的過程，因此他就要炸飛大公的腦袋。但是他不想炸飛大公的腦袋，因爲他有共情的能力。那麼當思想違反了共情的能力之時，思想還是正當的嗎？如果思想還是正當的，那麼思想的落腳點在哪裏，思想如果不是爲了人又是爲了什麼呢？於是思想的意義就被消除了，其踐行也就變成了一種虛無的行動，於是踐行思想這一種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種激情，這種激情叫做仇恨，這也是斯切潘的激情。 卡里亞耶夫不想要這種激情，他還要熱愛生活。他既想要共情的能力，又想要正當的思想。也就是他既要抽象又要具體，於是關於不能炸死孩子卻要炸死大公的原因，他不斷地進行辯解，最後斯庫拉托夫終於直白地問出了這個問題，於是劇中也恰如其分地隱去了他的回答。最後爲了能夠面對自己的死，他決定放棄這種共情的能力，而認可自己思想的正當，於是他只好去追尋那種痛苦的愛了。 多拉不在乎思想，她一直知道思想的結局，她想要的只是生活的溫情。只可惜生活不能給她溫情，於是她轉而投身革命。她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疲憊，她最後的求死可以理解爲一種絕望，這是對這個世界沒有給想要生活的人以任何生存的餘地的絕望，她想要通過極端的情況被賦予一種激情，在麻痹自我中離開這個世界。 3，自由與專制： 自由在哪裏？在專制的背面嗎？實則不然，因爲專制沒有背面，專制更像個球。社會需要秩序，人類才能存在。這個秩序由誰建立，國王嗎？並不，因爲當權力在國王手上的時候，就形成了一種專制。那麼讓人民來建立嗎？試試吧。 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民，他們每個人的利益都有的分歧，每個人的意志都有的分歧，這些分歧有兩個來源，一是愚蠢，二是根本價值觀上的分歧。且不說愚蠢這一點的問題無法解決，因爲教育本身就是要消除根本價值觀上的分歧，而且人民都喫不飽飯，教育該如何做到呢？根本價值觀上的問題就是問題的根本了，讓全社會的人同時擁有所有價值觀，社會該向哪發展呢？那麼社會還會有秩序嗎？ 看來，由於種種原因，又只能讓少數人來建立秩序，讓他們來“代表人民”；又只能讓少數人的思想，來代表所有人的思想。那麼對於懷有其他思想來的人來說，這不是一種專制了嗎？奉行你認爲的那樣一種正義，就是人民的幸福了嗎？這樣看來，只要有政權，也就還有專制，而沒有政權只會消除社會。 任何一種意義都是一種專制，因爲意義告訴你你應該做什麼，它讓外界條件超越了你的意志，這是對你的一種控制。那應該怎麼辦？應該沒有意義嗎，沒有意義你該做什麼呢，你該活嗎？你該死嗎？你該發瘋嗎？看來你不應該以任何一種狀態存在，而且，你在說應該沒有意義的時候不是也說了“應該”嗎？看來矛盾的正面和反面都是專制的，看來進行任何事情以及進行與之相反的事情都沒有獲得自由。那麼自由在哪裏呢？那麼安寧在哪裏呢？ 安寧在死亡，多拉說。 斯切潘懷着仇恨認同着專制，認同着他絕對的正義。卡利亞耶夫最後就使用了這樣一種專制，他審判自己，得以面對死亡。 4.愛與恨： 有一種愛是對生活的愛，它源於對他人的共情，它在於看到人死了，而聯想到人的痛苦，而感受到人的痛苦，而不想讓人死。這種愛讓人尊重每一個人，尊重所有人的痛苦、所有人的幸福、所有人的生存和所有人的死亡，於是別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別人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這是愛具體的人，它在於把自己和世界融爲一體，這是多拉的愛。 還有一種愛是對真理的愛，它是對合理性的一種追尋，是對正義的一種追尋。它源於一種信仰，它源於一種認同。一個踐行這種愛的人去愛人，他愛的是所有的善，而不是任何一個人；讓他去恨人，他恨的是所有的惡，也不是任何一個人。他愛抽象的人而不愛具體的人，在他的世界上似乎沒有人可言，而只有他的理論。這也許離羣索居，但還不夠孤獨，因爲它榮耀，它清白。這是卡利亞耶夫的愛。 還有一種激情叫做恨，它和愛很像，簡直也是一種狂熱。這種恨並不是任何一種道德取向，並不是任何一種價值評判，而是純純粹粹的一種激情，一種作爲虛無的姊妹的激情，是刻意給活下來找一個理由。這種恨讓人不再是人，而成爲一個只爲目標而存在的機械。這恰恰就是斯切潘的恨。 斯切潘與卡利亞耶夫的矛盾，在於斯切潘認爲並不存在真理，至少說並不存在可踐行的正義。但他也忌妒卡利亞耶夫，因爲他還有能爲之堅守的清白，而且斯切潘的恨則讓自己疲憊。多拉與卡利亞耶夫的矛盾，在於多拉想要愛具體的人，而卡利亞耶夫忠於愛抽象的人。斯切潘在結尾認爲多拉像他，是因爲多拉終於放棄了她實現不了的愛，轉而通過求死去追尋那種恨了。

比較久遠的事件了，革命——一個既神祕又殘酷的詞，劇中質疑極端手段的正當性和革命者的道德責任，呈現暴力反抗與道德人性的深層衝突，揭示個體在革命理想與現實倫理間的撕裂感，值得一讀，值得思考。。。好書。。。

這個譯本太差了，建議看李玉民的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