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刻人文·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

日本暴力民主到國家黑幫化：都是失業惹的禍 2022年7月8日，日本警方稱已逮捕槍擊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嫌疑人，嫌疑人爲41歲的前日本海上自衛隊隊員，失業人士，山上徹也。 據說日本首相被刺已達6位，和網上流傳的歷屆韓國總統多數下場悽慘類似……日本政治中的“暴力文化”，是與中國截然不同的傳統。 1、民主化必然產生暴力震盪 之所以讀《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不只是新聞事件的刺激，新聞早就過去了，是當我讀完查爾斯蒂利《抗爭表演》、葉禮庭《痛苦的正當尺度》與大衛格雷伯《規則的悖論》後，萌生了一個想法：民主化必然產生暴力，在初期會劇烈震盪，隨後暴力制度化，形成國家這個主權壟斷的暴力機器，你之所以沒有感覺到暴力，是因爲你已馴服其中，或你沒資格成爲暴力施加對象，你的處境就像《輻射》中地下掩體的居民，享受玉米地裏播放陽光的日子…… 當我打開本書時，有一種不謀而合的感覺，作者關心着我的關心，思考着我的思考，他提到： 政治哲學家丹尼爾羅斯有一個概念“暴力民主”，民主建立時刻的暴力如何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相關激盪？暴力如何推動民主，但同時威脅民主？民主又如何孕育出暴力，幷包容了暴力？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與民主是如何取得一致並同時運作的？ 民主化產生暴力震盪的例子，拿中國1989年事件就知道了，至今讓政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而日本的例子，包括1880年以來，倒幕運動，明治維新，二戰侵略整個民主化轉型前中後的長曆史階段，一直延續到暴力團蛻變爲國家主義者，及深入日本政治骨髓的“暴力文化”中。 2、志士和博徒，兩大暴力專家開啓明治維新 1868年明治維新，據說日本是看到鴉片戰爭中清軍一敗塗地，自忖無以抵抗，也就趁勢開國。 其中有兩派人堪稱暴力專家，志士和博徒。雖然作者認爲工具人，僱傭暴力才能叫暴力專家，非政治人，嚴格來說，志士不是暴力專家，他們有政治意圖，這區分未免嚴格了。 當時倒幕的兩大道場，長洲藩的吉田松陰，弟子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土佐藩的武市瑞山，弟子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都是一些如雷貫耳的歷史人物，信奉直接行動的武士道，到處當街劈殺洋人和買辦。 其中1877年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藩之變，18000人傷亡，被政府鎮壓。 武士難道不應該守護幕府嗎，怎麼變成了不忠的反政府人士？ 一則他們信奉尊王攘夷，還政天皇。二則下克上也是日本封建制的傳統。 博徒，則算是廣泛存在於日本鄉間的賭博維生的流氓，吸納了相撲組織的親分與子分（老大與小弟）的擬親關係，組成“一家”。看起來和中國“四海之內皆兄弟”一樣。 極道入會有“杯事儀式”，有第三人見證，師徒之間三次篩酒，喝酒宣誓，小酒杯成爲信物。據說本是德川幕府時，工人的拜師入職儀式，後來變成暫住在“人足寄場”即博徒收容所的儀式。紋身體現身份，做錯事需要斷小指表示道歉。 3、日本極道的前身博徒：失業有多危險 博徒沒有戶籍，屬於失業的流動人口，跟賭場老大混，但同時他們又自視俠客，比如著名博徒國定忠治，以日本俠客鼻祖幡隨院長兵衛爲偶像。博徒會照顧村子窮人，保護他們免受浪人侵擾，清理井，村長就允許他們開賭場，與村莊保護與縱容的關係使得他們成爲暴力領導者。 有個教授說，黑手黨是一種生產鼓吹並銷售私人保護的產業，一種特定的經濟企業。簡單講就是收保護費。日本極道據說既殘忍又禮貌，辦完事還把垃圾收拾乾淨……體現的正是博徒的兩面性：既施暴，又保護！ 其實中國曆代的警匪關係也是如此，相互利用，深知飛鳥盡良弓藏的古訓，剿匪越剿越多！ 1805年幕府成立關東取締出役時，得仰賴博徒老大擔任“案內役”追捕通緝犯。讓我想起李小牧，歌舞伎汀案內人，據說自己去消費就會被收高價。這種案內人，也許跟中國古代牙行類似，當貿易超越宗族熟人社會，進入無規則的陌生社會中就需要一種中介，否則就會欺生！就是嚮導，熟人帶路，老鄉，一種情緣關係的擴散。 爲什麼博徒賭博會廣泛存在於日本？就像澳門。實際上中國打牌與麻將也是無處不在的。《智取生辰綱》裏的白勝就是博徒一個。只是中國的青幫以漕運水手爲主，茶館擺龍門陣，喫講茶，是口乾舌燥的體力勞動者更容易聚集的場所。而日本博徒沒有職業，失業人口！ 1884年日本頒佈全國反賭法，製造出了一羣一貧如洗又失業的博徒，加上1877年西南戰爭後「松方緊縮」，增稅與財政緊縮雙管齊下的政策，導致經濟蕭條、米價暴跌，打擊秩父地區養蠶、繅絲業，加上高利貸壓榨，大量平民破產起義，於是產生了困民黨田代榮助領導的秩父事件，還有羣馬事件，名古屋事件。總之，是失業破產問題。 1861意大利統一後，那些對高賦稅，失業與徵召入伍不滿的人，尤其在西西里，被羅織罪名成黑手黨，加以鎮壓。這恐怕也是失業造成的社會問題。 我又聽b站社科院馬勇談《重讀義和團運動》，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削減軍隊，導致的失業軍人，以及德國膠州鐵路被強徵土地，得不到合理補償的失地農民，實際上領導了義和團運動，而非什麼白蓮教民。 至於希特勒，一個美術生落榜，比失業更嚴重，這是人盡皆知的了。 19世紀80年代，日本開啓自由民權運動，民主化進程中不破不立，大開大合，需要壯士充當暴力工具影響選票，但在90年代後隨着民主化擴大與規範，暴力反而妨礙民主表達，受到政府嚴厲打壓，這批暴力分子再次失業了，部分成爲“大陸浪人”出口到朝鮮中國，比如玄洋社的內田良平1901年成立“黑龍會”，部分從活動家變成職業流氓。 “黑龍會”中國人太熟悉了，一代民族英雄霍元甲就是被他們害死的。其實都是失業潮的害人匪淺。包括更早期，“徵韓論”背後目的也在於解決武士於明治維新後嚴重的失業問題。 4、壯士，從院外團暴力專家到國家主義者 追溯壯士的起源，早期那些劈殺外國人的志士被污名化了，於是造出了壯士一詞，成爲“暴力民主”的工具。 日本人喜歡造詞，很多在清末輸入了中國，成爲我們觀念的塑造之基。不只如此，日本的暴力文化也影響到清末民初的革命黨，其中一衣帶水的浙江人，徐錫麟秋瑾王金髮汪精衛戴笠……有個特徵是專門搞刺殺！ 壯士的形象，爲了正統的男子氣概，與西化的日本紳士陰柔的男子氣反差，破舊的衣物，長髮，聲音粗獷鬆鬆垮垮的棉帽，帶槍劍棍。 金澤的褲壯士，低襠褲，高木屐，腰帶很低帶粗棍，左肩抬得很高。看起來低襠褲是他們流行開來的。其樣子很像日本電影中的落魄武士，北野武的《座頭市》！ 信濃的壯士叫毯壯士，天冷，披粗毯，倒是有點像意大利西部片裏的墨西哥牛仔了！他們還演政治劇，創作“演歌”，比如“增進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還權於民，若非如此，炸藥伺候……砰！” 後來還出現贗壯士，可以爲錢財僱傭的壯士，國家的霍亂，就是流氓化了。 也就是說，壯士從最初參與民主政治，短短十年就反而妨礙民主政治，壯士之所以式微，一則無記名投票，沒法再買票和暴力脅迫選民，二則選區擴大，小範圍可以控制選民，1925年日本就男性普選了，1200萬人投票，佔據全國人口1/5，暴力影響選民是低效高花費行爲。1946年日本女性也可以投票了。 20世紀初，壯士被收編成爲“院外團”，暴力行爲組織化融入政黨政治。國粹會與正義團，類似意大利黑衫軍，德國衝鋒隊，但他們的思想是國家主義的，與意大利黑手黨不同，黑手黨對抗墨索里尼，被強力取締，而日本的暴力組織則被鼓勵。 國粹會1919年成立，有多達20萬人，他們編出一個極道如何吸收武士道並體現大和魂的故事，將暴力正當化。 正義團是酒井榮藏1922年創建，7萬人在東京本部，遍佈日本及東亞，滿洲正義團就是武裝移民東北的暴力團，據說1932年爲僞滿洲國贏得了1300名土匪效忠。 60年代後，暴力民主變成金錢政治，政治邊緣人轉向恐怖主義，還在使用暴力。左翼的赤軍派，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淪爲非法團體。韓國情報局1973年計劃用日本極道，從東京綁架未來的總統金大中，後來沒成。 作者最後說到，日本的政治暴力文化並沒有隨着金錢政治而消失，相反，它已經成爲制度化傳統，這在安倍晉三遇刺事件後，可謂神預言！ 5、「新政反對一揆」，日本的異人恐慌 知乎上有一篇文章《日本明治維新惠及上千萬農民，爲何他們不領情偏要舉行大規模起義？》極有意思。 其中談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新政反對一揆」和「部落解放令反對一揆」。 日本農民反對新制度，今人會覺得匪夷所思，比如反對全民教育。 原因是明治政府「全民教育」的義務教育制度，首先給農民的感覺就是，這項制度要奪走可以幫他們幹農活的孩子，減少家裏的勞動力；不僅如此，學校制度所新增的學費，還增大了農家的財政壓力。 明治政府不但沒有回應他們的希求，反而還在摧毀他們「理所當然」的日常世界。除了各種新政以外，還有規範生活的條例：而明治政府的改革深入民間生活細節，比如禁止在街上不蓋蓋子就搬運糞尿、禁止在街上大聲說話，只爲了將日本人民改造成西方人眼中的文明人。 與自己迥然不同的外國人第一次直接來到自己的身邊，講着聽不懂的語言，做着奇異的行爲，這也刺激着人們的神經，一種巨大的不安與恐慌在日本人民之間的瀰漫，各種駭人聽聞的超自然流言開始通過行走各地的行商，在各縣蔓延開來。比如在高知縣，就有流言說患者如果去了西式醫院，就會被放到鐵架子上，不知不覺地被抽光身體裏的油膏，就這樣笑着死去。至於戶籍調查，就是要爲了將普通百姓賣給外國人的；一旦被徵兵，就會變成「軍務司」的蟲子，被外國人喫掉……其他地區也有傳言說，西洋人取小兒的活血熬藥，將孕婦的鮮血絞進藥中服用，將處女的血塗在電線上。在這些謠言中，最恐怖的對象就是「異人」，也就是外國人。在各種流言中，外國人是沒有人性的殘忍物種，是「充滿惡意、無法捉摸的巨大力量」。當然，「異人」會侵襲到體內，危及國家的性與生殖，導致亡國滅種的傳言也一再出現。 原來日本還存在過異人恐慌，怕洋人，怪不得有部電影叫《異人娼妓館》。類似的，“扶清滅洋”“保國保種”……我們似乎耳熟能詳。 6、反對受教育，又反對給賤民“穢多”平等 還有「賤民廢止令反對一揆」，今人可能很難想象的是，一個似乎很「進步」的政策爲什麼導致了民衆暴動的爆發？ 歸根到底，這些歧視賤民“穢多”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一般百姓廣泛性歧視賤民的意識之上的。江戶時期的百姓意識中，本來就包括了對賤民的歧視意識。賤民廢止令頒佈以後，人們對「異人」的恐懼與不安，轉化爲了對部落民竟然可以與自己平等的恐懼與不安，體現出一種要徹底排除異己他者的意識。像貞永寺爆發一揆前，村民就在恐怖賤民廢止令會導致「人種斷絕」，自己遭到「異人」統治，作爲農家寶貝的牛類都被他們喫光。「異人」帶來的威脅感、自己無法維持生計的不安、人種斷絕的恐懼，使得他們激烈地行動起來，要透過「一揆」，通過殘酷的暴力，來將賤民壓制回他們本來的地位上。某種意義上，促使百姓行動起來的，正是他們的危機感與被害者意識。 「自明治維新後，賤民稱號被廢除以來，被差別部落民衆的傲慢，較以前更加可恨」、「被差別部落的人，在賤民稱號被廢除後，忘記了以前的身份，變得無禮」等等。事實上，參與一揆的民衆在逼近被歧視部落時，會要求他們寫下這樣的一份道歉聲明書： 我們以前是被稱爲「穢多」，本村有規定我們和平民大人有着特別的區別。今後要像以前一樣遵守禮讓，謹慎行事。本村自不必說，就連在其他村子裏時，在室內都要脫鞋，在路上相遇時，也要像以前一樣拿着鞋子以示禮讓。我們爲之前的誤會道歉。請原諒我們。 日本人的這些心理，讓我明白了，習慣於等級制的人，在制度中能獲得確定性，但民主平等把規則打破了，一下子的“真空”，讓人莫衷一是，恐慌不安。就像一下子放出籠子的鳥無所適從，也不會飛了。 7、秩父事件：經濟危機導致田舍紳士與負債農民的聯合 秩父事件是1881年發生在日本埼玉縣秩父郡的農民起義。這一事件涉及該地區的小地主和小生產者因養蠶、繅絲副業生產出現嚴重危機而大批沒落，起義反對高利貸者，與政府軍的鎮壓作戰。 A破產農民：「參與=解放」的烏托邦幻想 破產農民爲什麼跟豪農鄉紳爲主的自由民主黨合作？ 農民是這樣理解自由黨的：他們會像救世主一樣，廢除徵兵制度和學校，減輕租稅，免除債務。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松澤裕作將此稱爲只要參加就能獲得解放的「參與=解放型」幻想。活在靠自己的力量什麼都做不了的痛苦的現實世界裏，就會產生想要一舉從那裏解放出來、來到烏托邦世界的強烈衝動。在這種願望和衝動的驅使下，人們參加了起義。這種願望，可說是與幕末的「社會改革一揆」一脈相通的。 B豪農鄉紳：經濟危機下破產，自由民權運動激進化，遂與農民聯合 在日本近代自由民權運動中，士族提供頂層領導人，豪農則提供支柱。 正是得到了豪農的支持，自由民權運動纔能有如此之大的規模，自由民權運動纔會有這樣的激進度。根據坂野潤治的推算，明治初期佃農、半佃農半自耕農人數共360萬，自耕農與地主合計180萬人，上層自耕農與寄生地主共88萬人。此外，士族約40萬人。就是這40萬士族、90萬豪農，支撐起了整個自由民權運動。士族之所以發起，是爲了嚮明治政府爭權；豪農之所以加入，是因爲自由民權運動的最大目標之一就是減輕明治政府爲了富國強兵而連年增加的稅負（政費節減·民力修養），這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 近代日本農村特有的「鄉村共同體」制度，使得豪農中湧現出一些代表全村農民意志的名望家，向上與東京的自由民權政黨總部相對接，鄉下則與自己鄉間的老農相對接。就是「田舍紳士」，「村裏的總理大臣」，其實就是中國的鄉紳。 秩父暴動的領導人田代榮助就是一個典型的豪農名望家。 那麼，豪農鄉紳爲什麼會參與暴動呢？ 一方面，明治政府打壓，1881～1883年間，秋田事件、福島事件、高田事件，這種鎮壓自然會導致自由民權運動的激進化。 另一方面，松方緊縮的實行導致米價暴跌。之前幾年飛到天上去的米價支撐起了豪農的經濟力量，他們才又生出政治力量來支撐自由民權運動。然而，隨米價飆升而高漲的運動，又隨米價的下降而低沉了。『郵便報知新聞』1884年10月28日的社論這樣寫道：「二、三年前，因自己的家業豐裕，能將力量與金錢用於公益事業，所以基於每個人的志向，有的去興辦學校以育英才，有的發行報紙以傳播思想，有的集會結社等。他們都以十分旺盛的精力去從事這些事業。然而在今天，情況已經大大不如往昔。這完全不是由於意志消沉了，而是迫於自家的生計，心身無暇他顧，所以也就沒有時間去辦公共事業。」於是，激進化勢不可擋。 再一方面，經濟危機導致農村社會發生結構變化，使作爲自由黨的社會基礎的豪農商人層陷入決堤滅頂之災，從他們當中產生出了困民黨和借錢黨。賭徒、地、草寇、流匪、訟棍、被登記爲外地人而暫住在農村的流浪者，對農村的騷動發生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場合還受自由黨的領導而擁護自由黨員。自由黨對由此而急進化的地方黨員，完全失去了控制的力量。」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自由民權活動家開始激進化，認爲只有用暴力推翻暴政政府，才能開設真正完善完美的國會。 經濟危機，破產失業，債務負擔……產生出形形色色的日本暴力專家，使得日本一直處於畸形的暴力民主傳統中。

這本書好的一面在揭露了革命、黑社會、國家機器三者共有的暴力底色；這本書不好的一面在止步於對暴力現象的歷史複述，沒有再多一點兒的個人見解。

求點評《時刻人文·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 作者：[美] 英子·丸子·施奈華 譯者：遊淑峯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3-08-01 ISBN：9787547321775 品牌方：東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44.50元 23.7萬字 歷史-世界史 會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