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文集

蘇公賦，詩，詞，文，書，畫具佳。《人民日報》評出自古以來最佳十首詩詞，蘇公有兩首上，"明月幾時有"詞位居榜首。近見網絡又推出最有影響的詩詞，竟把傾倒妓女裙下的柳永推到榜首，令人費思！

蘇軾提前十年預見王安石變法災難：我醜話說前頭！ 1、《晁錯論》是王安石變法十年前的思想大辯論： 王安石變法並非一朝一夕，牽涉四個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變法行動十年前就開始了思想路線爭論。 我查到： A、可以確定《晁錯論》創作於‌宋仁宗嘉祐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 B、王安石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由於保守派的反對以及變法內部的矛盾，司馬光聯合太后借“天變”和《流民圖》施壓，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首次罷相，次年復相，但在熙寧九年（1076年）再度罷相，退居江寧（今南京）。晚年他潛心著述，並未再全面推行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盡廢，王安石憂憤成疾，同年病逝。 那就有趣了，蘇軾是先見之明啊，並非是針對什麼王安石，變法還沒開始呢，當年是仁宗朝，所有有識之士都在憂國憂民，提出改革方案，仁宗大概老了，而且囿於祖宗家法，傷筋動骨，無心改革，但換了個年輕皇帝，神宗，纔打算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我聽說過，神宗可能是地位不穩（‌宋神宗趙頊是宋仁宗趙禎的堂孫‌。這一關係源於宋仁宗無子，收養了堂侄趙曙即宋英宗爲嗣，宋英宗即位後傳位於其子宋神宗），想要有所作爲才與王安石君臣一拍即合。神宗死，變法廢，司馬光蘇軾們重新獲得主宰。 我聽說過，很多自由主義者在今天也否定王安石變法，傷害民營經濟，爲皇帝（國企）斂財。 吾發之，吾能收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真戳中要害，王安石正是收不住了，變法變形了，他被皇帝拋棄正是“使他人任其責”，預言了命運！蘇軾是說給當年的仁宗聽的，仁宗大概自忖這個責任負擔不起，甩鍋的退路已經被你蘇軾看穿，不好自討沒趣。 2、王安石變法的結構性矛盾導致目標變形，爲民變成爲名： 《晁錯論》：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豪傑之士，犯大難，成大功……其實蘇東坡王安石們面對的是傳說中的兩難處境，就像：不改革亡國，改革亡黨。 其出發點都是相似的，利國利民又利己，但一走上路就分道揚鑣了，他看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就成了自利求名而害國害民，“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速成之禍，今天尤其讓人心痛。 官員們到了一地只有三年任期，怎麼能無爲而治呢，倘不速成，我的政績從哪裏出？當然要沒事找事折騰咯。一將功成萬骨枯，我的功名利祿，政績kpi就有了着落！ 爲什麼利國利民利己的目標不能同時達成？本來就不能。這是古代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啊！哪怕近現代，國進民退，民進國退，蛋糕就那麼大，即使西方靠殖民出海，靠工業革命，資本自己的增值遠大於壓榨工人的增值（古代社會的法則是：壓榨窮人的收益遠大於開拓新生產力的收益），做大了蛋糕，增加了社會整體財富，但是仍然免不了18-19世紀貧富分化社會撕裂，多少爭鬥紛紛擾擾！ 於是，目標變形，爲民變成了爲名。 可以說，神宗與王安石，可能本身就是急功近利者。讀《王安石強辯考》，看起來，他的固執和堅定是同義詞，當然，改革者豈能不是功利主義者？此事一言難盡，千古難題，就像生孩子的陣痛是無可避免的，90年代的下崗潮，今天經濟下行期的失業潮，歷史車輪滾滾，只是誰願意成被碾壓的犧牲品呢？ 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這就是改革者必備的三個條件了，當一個系統的條件越多，越複雜，越不穩定，越難實現！普通人類有一個優點就不錯了，改革者必須是三好學生，必須是大禹，可是大禹治水是神話，並不是現實！這就隱喻着：只有神才能成就赫赫之功！老子說：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唯其王安石自以爲是三好學生，纔會生起傲慢之心，越優秀到最後破壞性越烈，越難以收場。就像今天，生產得越多，越賣不掉，牛奶倒進陰溝裏，蔬菜爛在大棚裏，造成過剩通縮的經濟危機！游泳，死的都是會水的。 蘇軾的可貴在於，其實他本人也是渴望做豪傑，成功名的，《赤壁賦》就昭然若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他多麼想做王安石啊，可是他剋制住了，情與理，宋代理學的二元糾纏，始終徘徊在他心頭。到了暮年，“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原來無功，纔是大功！ 3、蘇軾的離間計：改革的關鍵時刻，王安石可能出賣你皇帝，把你當工具人 《晁錯論》：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這……其實我認爲，蘇軾是在提醒宋仁宗，你信任的改革者可能出賣你，讓你去擔責任，這是君臣離間計！ 蘇軾之奸詐/聰明可知，事實上，也是人之常情，出了問題，大家推諉，皇帝無論如何都是撇不清干係的。宋仁宗一想，算了算了。 遇到大阻力，晁錯王安石自己搞不定，這時只有把皇帝推出去才能彈壓衆議。那麼，不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嗎？你皇帝會被當做工具人架上去，下不來臺。 正是那句“吾發之，吾能收之”，能不能做到的問題。現實是往往不能！ 惟能前知其當然……這就像計劃經濟妄圖算盡一切民間經濟活動，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王安石要是算得到變法會大大走樣，最後失敗，他就是先知了。這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 無人可以先知，無人可以收發自如！人情拗不過天理！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笑死！一眼看穿蘇軾指桑罵槐的用意：名義上是在罵臣子晁錯，實際上是在罵皇帝：你爲了名而改革，到時候可別縮頭烏龜，把責任推給別人喲！臣子可以逃，罷官，皇帝怎麼逃？搞得下不來臺，罪己詔是免不了的，還留下千古罵名。 套用外交部發言：別怪我言之不預！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這就是蘇軾歐陽修們黨爭的明牌！：離間計！就學袁盎，離間你們君臣，把晁錯王安石定義爲“累其君”，陛下啊，您如此聖明，怎麼能甘心被那傢伙拖累啊，快拋棄那顆臭棋子吧！我突然想到，《王安石強辯考》裏就談到，王安石不洗澡不講衛生，頭上有蝨子，臭唾橫飛。笑死，這應該是純粹的污名化。這就是石頭一樣的臭棋子。皇帝是好皇帝，就是被某些臭奸臣迷惑了，清君側的鬥爭敘事非常好用。 奸臣得以乘其隙……笑死！到底誰在耍奸計？誰在乘其隙？正是你蘇軾啊！其實說到底，離間計，正派反派都能用，既是黨爭中人，大家都是工具人。既然打架，掐脖子摳眼睛，能贏就行。 4、“演化無目的”，理性的狂妄，文化習俗，王安石變法破壞良性競爭風氣腐蝕信用： 哈耶克《致命的自負》提到，不斷演化的擴展程序，其道德觀是變化的，不可能有普遍正確的倫理學，也不一定有利於此後人口的生存和增長。這大概是符合“演化無目的”的進化論思想的。 理性和道德一樣，是一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 哈耶克強調，在本能和理性之間的，是習俗和傳統。建構論理性主義是一種狂妄自負。 在進化中創造了自身的理性，現在具有了可以決定自身進一步進化（其實只是人逐漸獲得了領悟複雜原理的能力，姑不論那些它同樣無法做到的事情）的地位，這種觀點有着內在矛盾。認爲自覺的設計在某個時刻露面並取代了進化過程，這種觀點是用超自然的假設替代了科學的假設。 哈耶克這個想法，似乎在抨擊某種蘇式國家的“辯證法”，理性相反相成獲得了自我決定權，這也是人道與天道，自由意志與決定論之間的矛盾問題！我還想到，它關乎終極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是否可能的問題，顯然，篤信理性的會認爲那是可能的。 習俗和傳統是文化進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不是通過從有關事實或對事物特定運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結論而形成的。 這很有趣，英國人果然強調經驗主義和習慣法！我想到儒家的禮制，說到底是一種習俗傳統。我聽趙冬梅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詬病，認爲它破壞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政治空氣，黨派之間穩態的競爭規則被打破，就成了無序競爭，這是致命的。而哈耶克所倡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遵守共同契約的良性競爭，自發秩序，開放社會。 包括《縱樂的困惑》談到的中晚明社會風氣變化，也是如此，黨爭愈演愈烈，你死我活，直到晚明小朝廷馬士英和史可法仍然內鬥不止。中國自古以來的制度，靠着權力的拳頭錘打社會成一體，權力一鬆懈，就回復到了一盤散沙的本來面目，這個社會並非“有機凝聚”“自組織”。 哪怕今天，我們也能深刻感覺到風氣的劣化，共識的消失，對於社會共同體信用的腐蝕作用。 古人非常強調“觀風俗”“移風易俗”，說到底和英國習慣法有類似性，人情和法律相互滲透，在多數時候混淆一體，古代講究“法無外乎人情”通常認爲跟現代“法不容情”是辯證統一的。其實，這辯證法是和稀泥，仍然是一元混淆思維導致的，缺乏界線清晰的觀念，如果是西方，則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蘇軾的文章翻新出奇，無論是說理文還是記體文，都是妙趣橫生，讓人讀起來津津有味，而且，總會夾帶一些道理，大概精神世界足夠富足而文學才能足夠洋溢的緣故，帶來的沒有枯燥，而全是審美的愉悅。最喜歡《超然臺記》，還有和子由的互動，萌呀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