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輕經典）

1977年，當劉心武的《班主任》發表於《人民文學》第11期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微妙而關鍵的轉折點。文革雖已結束，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依然如陰霾般籠罩，人們的精神世界亟待一場深刻的清洗與重建。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班主任》如一道驚雷，劃破了文學長久的沉寂，成爲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傷痕文學”的發軔之篇。 小說以中學教師張俊石接收“小流氓”宋寶琦插班爲線索，看似講述校園故事，實則直指時代創傷。主人公張俊石是一位有良知、有責任感的老教師，他不避嫌、不推諉，毅然承擔起教育宋寶琦的責任。他的形象代表了在極左思潮肆虐之後，知識分子重新覺醒的理性與擔當。他面對的不僅是宋寶琦這樣一個因無知而墮落的少年，更是一個被“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扭曲了價值觀的羣體。當團支書謝慧敏將《牛虻》斥爲“黃書”時，張老師卻深知這是一本啓迪思想的好書。這一對比極具象徵意義：謝慧敏是“好學生”，品行端正、政治可靠，卻被極左思想嚴重毒害，思想僵化、是非不分；而宋寶琦雖行爲失範，卻因無知而顯得“空虛與愚蠢”，其本質尚未完全被異化。張老師的努力，正是試圖從這兩種極端中拯救青年的靈魂——既破除思想的矇昧，也療愈心靈的創傷。 《班主任》的歷史地位，不僅在於其文學成就，更在於它所承擔的時代使命。在文學仍被禁錮於“高大全”模式的年代，劉心武敢於直面真實的社會問題，揭露極左路線對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摧殘，這是一種巨大的勇氣。作品沒有停留在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深入挖掘悲劇的社會根源，提出了“救救被坑害的孩子”的時代命題。它不再歌頌虛幻的理想，而是以冷靜的筆觸呈現生活的複雜與人性的真實，使文學回歸其本質功能——反映現實、啓迪思想。 《班主任》的發表恰逢其時。它早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年問世，成爲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它喚醒了人們對真實與良知的渴望，激發了全社會對教育、人性與未來的深刻反思。正如評論所言，它“開啓了新的文學時代”，不僅推動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浪潮，更在無形中爲改革開放的思想破冰貢獻了力量。 四十餘年過去，《班主任》所提出的問題——教育的本質是育人還是應試？思想的解放是否徹底？——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是一部文學經典，更是一面映照時代的鏡子，見證了一個民族如何從精神廢墟中艱難站起，重新尋找方向。

1977年，“文革”剛剛落幕，全民尚處在思想混沌與精神迷茫的過渡期，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橫空出世。作品以一所普通中學的班級日常爲切口，以轉校生宋寶琦的教育轉化爲主線，聚焦黨員班主任張俊石的育人初心，在師生、同事的糾葛中，撕開了那個特殊年代遺留的精神創傷。這部被譽爲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作品，以一則校園育人故事映照宏大時代，以普通教師的微光刺破思想陰霾，既書寫了一代人的精神困頓，更彰顯了啓蒙與救贖的力量。 小說塑造了三組極具時代代表性的少年形象，以人物的反差與困境，具象化“四人幫”肆虐留下的時代傷痕，讓抽象的時代弊病具象化。轉學生宋寶琦是時代扭曲下“失足少年”的典型。世人眼中的他，是沾染惡習、參與團伙犯罪的“小流氓”，是衆人避之不及、“一粒老鼠屎壞一鍋粥”的問題學生。而他的墮落並不是本性惡劣，而是特殊年代教育荒蕪、精神匱乏，讓他變得無知愚昧、是非不分，在混沌的環境中迷失本心，淪爲時代亂象的犧牲品。他荒蕪的精神世界，正是一代失學少年的真實縮影。 如果說宋寶琦的傷痕是顯性的行爲墮落，團支書謝惠敏的悲劇，則是隱性的思想僵化，是更令人唏噓的精神桎梏。她品學兼優、恪守規矩、責任心極強，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卻在長期極左思潮的薰陶下，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思維刻板、觀念偏執。她視經典書籍《牛虻》爲“毒草”，固守僵化教條，用刻板標準評判一切人和事，甚至下意識排斥新鮮思想、扼殺鮮活個性。這種靈魂被扭曲卻渾然不覺的狀態，是特殊年代最深刻的精神內傷，比起失足少年的沉淪，優秀者的思想固化，更能凸顯時代對人性與思想的禁錮。 而熱情開明、心懷赤誠的宣傳委員石紅，則是這個混沌時代的一抹亮色，她敢於打破偏見、尊重真理、包容他人，代表了掙脫思想枷鎖、追求獨立思想的新生力量。 宋寶琦、謝惠敏、石紅三人的對照，構成了那個特殊年代青少年羣體的完整精神圖譜。 在全員偏見、思想固化的社會困境中，班主任張俊石的堅守，成爲亂世教育的救贖之光，詮釋了真正的教育初心與知識分子的時代擔當。面對同事的質疑、學生的恐慌、輿論的偏見，張俊石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放棄迷途的少年。作爲一名黨員教師，他深知宋寶琦不是無可救藥的“頑劣之徒”，而是被時代耽誤的孩子，教育的本質不是標籤化評判、一刀切否定，而是喚醒、治癒與引導。他摒棄世俗偏見，主動深入家訪，追溯宋寶琦墮落的根源，讀懂其無知背後的精神荒蕪。他耐心安撫班級學生，化解衆人的恐慌與排斥，重塑班級的包容氛圍。他敢於突破時代思想桎梏，糾正師生對《牛虻》等經典作品的誤解，打破僵化的認知枷鎖。 張俊石的育人過程，實質上是一場與時代沉痾的博弈、與思想愚昧的對抗。他以包容化解偏見，以真誠融化隔閡，以理性破除盲從，用點滴堅守爲荒蕪的少年心靈播種光亮，踐行着“不放棄每一個孩子”的教育初心，更扛起了知識分子思想啓蒙、治癒時代傷痕的社會責任。 該篇小說以細微質樸的校園日常，承載着厚重的時代命題。借教育困境折射社會痼疾，深刻揭露了極左思潮對青少年心靈的摧殘與對社會思想的禁錮。劉心武以冷靜又飽含溫度的筆觸直面時代創傷，發出“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吶喊。這句發自時代深處的呼告，既是對迷途少年的悲憫救贖，也是對思想解放、人性復甦的熱切渴求，從而引發了一場走出思想迷霧的歷史反思、撥亂反正與精神重啓。

衆所周知，這篇短篇小說是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創作時間是1977年，文革剛剛結束，改革開放前夕。也正因爲她的創作年代，她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 第一次看這篇小說是在2011年春天，我當時在哈爾濱地段街的新華書店，我記得我當時就是隨手拿起這本叫《班主任》的小說集，作者是劉心武，我只知道他是一個紅學家。我就站在那讀完了這一篇，我覺得我當時並沒有讀懂，不過也被內容感染得熱血澎湃。 直到今天我打開微信讀書app看到首頁在推薦這本書，我終於又打開仔細讀了一遍，也有了新的感觸。 在文章中張老師的視角下，作者塑造了鮮明的學生、同事、學生家長形象，配合多種描寫手法，細緻入微的展現了文革結束後，保守思想對人們思想的禁錮；同時，作者借張老師的口吻，表達了人民羣衆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追求。 在文章中能夠清晰的看到保守思想同開放思想的鬥爭，卻是巧妙地通過初中孩子的視角展現出來的，而且作者把這種鬥爭侷限在班級同學和學校同事的小範圍當中。文中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在給看到的事物貼標籤、下定義，判斷它們的性質和主義。當時華主席剛剛粉碎四人幫，鄧公還沒有再回來主持工作，改革開放還完全沒有開始，整個國家還在迷霧中向着四個現代化前進。社會總目標還停留在階級鬥爭，還沒有走到發展經濟的路上。我覺得文章中刻意淡化了每一個角色在當時非常重要的身份問題，把每一個人都拉到了同一個階層，在此基礎上有所剋制的討論社會主義文化如何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發展。我們總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何爲精華，何爲糟粕。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有兩艘航母了！我們有宇宙第一大銀行。我們甚至可以從月球背面取回土壤作爲國禮送給其他國家。鄭欽文可以自費訓練，在奧運會上取得網球這種中國人原本沒有優勢的運動項目中取得金牌。中華民族現在非常強大，我們走在偉大復興的路上。 那麼再回頭看這篇短篇，當時看到的的確是迷霧重重，甚至現在看都有一些可笑，我們曾經走過這麼一段路。 我們真的走過這麼一段路，而且我知道，我們不會停。

《醒來吧，弟弟》是我初中時讀過的同名傷痕文學選集，印象裏這本集子的開篇之作，正是劉心武的《班主任》。那是八十年代，這篇小說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文學選本——小學語文書的“基礎訓練”中，還特意收錄過文中張老師的肖像描寫選段，如今重讀，舊日熟悉的文字瞬間喚醒滿心親切感，彷彿又回到了那個捧着書本細讀的年少時光。 這部作品誕生於1977年，彼時“文革”剛剛落幕一年，“兩個凡是”的禁錮尚未完全打破，社會仍籠罩在動盪的餘波之中。作爲“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劉心武以超越時代的敏銳見識，於錯綜複雜的政治迷局中精準叩擊本質，聚焦“文革”留給青年的精神創傷與價值迷惘，用文學之力發出了思想解放的先聲。他筆下的《班主任》以鋒利筆觸塑造的謝惠敏，更是極具穿透力的時代典型，讓這份對歷史的反思更顯深刻。作爲班級團支書，謝惠敏有着最純粹的“正派”底色——她堅守原則，會爲維護“貧下中農的一粒麥子”奔走疾呼，面對“問題學生”宋寶琦時也毫無懼色，堅信自己在踐行“階級鬥爭”的正義。但極左思想的長期浸染，早已讓她的靈魂被僵化與矇昧牢牢包裹：她從未完整讀過《牛虻》《青春之歌》這類進步書籍，僅憑書中的插圖或片面傳言，便將其粗暴判定爲“黃書”“毒草”；她排斥短袖襯衫與花裙子，將正常的審美與生活情趣視作“資產階級作風”；團組織生活只能是念報紙、批文章，對爬山這類活潑的形式嗤之以鼻，思想被無形的框架捆縛得嚴嚴實實。 最令人震撼的是，品性端方的謝惠敏與頑劣無知的宋寶琦，竟在未通讀一字的情況下，僅憑《牛虻》的插圖便不約而同將其定性爲“黃書”——這種跨越品性優劣的精神“同一性”，恰恰揭露了文化專制對青年心靈的深層侵蝕，它無關善惡，只關乎被扭曲的認知與荒蕪的精神世界。劉心武將謝惠敏塑造成極具悲劇性的“受害者式僵化者”，她的可悲不在於惡意，而在於將迷信當作信仰、將盲從視爲忠誠，在渾然不覺中成爲時代謬誤的踐行者。與宋寶琦的愚昧頑劣不同，謝惠敏的精神荒蕪帶着“正當性”，這種由“正確”價值觀催生的矇昧，更凸顯了文化專制對人性的深層摧殘。而小說中另一位愛讀書的學生石紅，在父母引導下堅持閱讀經典、擁有獨立思考能力，與謝惠敏形成鮮明對照，更反襯出後者的精神悲劇並非個例，而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 那個年代的作家，總能以先鋒姿態站在時代潮頭，用文字記錄苦難、反思過往、照亮前路。劉心武既在《醒來吧，弟弟》中呼喚靈魂覺醒，又在《班主任》裏借謝惠敏的形象發出“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吶喊，以文學的真實性打破了僵化的創作陳規。僅憑這份直面傷痕的勇氣與穿透本質的洞見，他便足以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本書在文學史上意義很大，在審美藝術性卻略顯稚嫩。 作者顯然率先意識到了當時社會深刻的病根，長時間以來，階級性和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已經麻木人們的心靈，尤其是作爲社會未來希望存在的年輕孩子們，作者選擇班主任教育的視角也是如此，他迫不及待以文字來闡明自己的思想，大聲地呼籲着急切社會觀念的轉變。 但是在塑造人物和小說結構上略顯幼稚，特別是有些文字還帶有舊有的五四文藝腔，頻頻令評論區的讀者發笑。是不是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過去錯誤的文學觀念對作家創作手法無意識的扼殺？ 其實文學史這樣一脈脈地讀來，我發現，自五四時期，文學就被呼籲成人個性解放的一種表達形式，無論是社會問題的揭露，還是個人成長的啓迪。有關政治的，無關政治的，講愛情的，講商場的…最終都回歸了對於人性的探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受到西方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影響（西方已經較完整的形成了人文主義的社會氛圍，這是自古以來講集體和社會的中華所欠缺的），或者說是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個人的解放，能夠更大地激發個體的消費慾望。這我還沒有猜出來。

這部誕生於1977年的短篇小說，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卻以一間中學教室爲舞臺，用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四人幫”倒臺後，青少年羣體身上殘留的精神傷痕。 小說中最令人揪心的，是“四人幫”文化專制對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摧殘。班長謝惠敏的形象，至今讀來仍讓人嘆息。她出身工人家庭，正直、勤奮，卻被極左思想塑造成了“思想僵化的小老頭”——她將《牛虻》視作“黃色書籍”，把抒情詩當成“資產階級情調”，甚至對同學閱讀中外名著橫加干涉。她並非天生狹隘，而是長期處於“文化單一化”的環境中，被灌輸了“非黑即白”的判斷標準，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與之相對的是宋寶琦，這個曾經的“紅衛兵”，在“打砸搶”的浪潮中養成了好勇鬥狠的習性，如今雖重返課堂，卻對知識毫無興趣，靈魂早已被暴力與空虛填滿。劉心武沒有將他們塑造成“壞人”，而是通過細節展現了文化專制的“殺人不見血”：它剝奪了青少年接觸多元文化的權利，扭曲了他們的價值觀，讓本該鮮活的心靈變得僵化或荒蕪。 而班主任張俊石的出現，則讓小說的“啓蒙”主題有了具象的載體。作爲一名普通教師，他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以“求真”的態度，成爲了修復心靈創傷的“擺渡人”。當發現謝惠敏的思想誤區時，他沒有簡單地批評說教，而是耐心引導她閱讀《牛虻》，讓她在文學作品中感受人性的複雜與崇高；面對宋寶琦的頑劣，他沒有放棄，而是一次次家訪，試圖喚醒他內心深處對“好”的渴望。張俊石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敢於直面教育的“傷痕”——他承認“四人幫”對青少年的傷害，不迴避問題，更不粉飾太平。他的啓蒙，不是灌輸新的“標準答案”，而是教會學生“獨立思考”：讓謝惠敏明白“好書不分階級，人性有共通的美好”，讓宋寶琦懂得“暴力不能解決問題，知識與尊重才能贏得尊嚴”。 小說中的人物、場景都帶着強烈的生活質感：教室裏貼着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標語、學生們身上洗得發白的藍布校服、教師辦公室裏堆積的備課筆記……這些細節沒有刻意煽情，卻真實還原了那個剛剛走出動盪的年代。更難得的是，劉心武敢於觸碰“禁忌”——他不迴避“四人幫”對教育的破壞，不掩飾青少年的心靈創傷，更不美化現實。這種“直面真實”的勇氣，讓《班主任》超越了普通的校園小說，成爲了一部記錄時代傷痕、呼喚精神復甦的文學標本。它讓人們意識到，“四人幫”的倒臺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更需要在文化、教育領域進行“撥亂反正”，而“救救孩子”，不僅是拯救他們的學業，更是拯救他們被扭曲的心靈。

　　很短，沒想到會這麼短。 　　正當我沉浸其中想要繼續讀張老師到底怎麼才能改變謝慧敏，教育宋寶琦的時候，沒了…… 　　我不我不我不，我想繼續看！ 　　劉心武老師你繼續寫啊！！！ 　　老師講得時候我還以爲怎麼也要寫到讓謝慧敏看了《牛虻》，結果竟然沒有。 　　和《喬廠長上任記》有點像。 　　雖然很短，但是很好看。 　　傷痕文學，聽着是很高大上的名詞，但實際上都是由一篇篇文章，小說組合起來的。引人稱讚的書絕對不全是那種讓人毫無讀下去慾望的。 　　這是傷痕文學的奠基之作，批判極左思想，也批判“文革”的弊端。 一些人物—— 　　張俊石老師，很好，有着充實的思想和一針見血的眼力，更像是作者在文中的化身。 　　謝慧敏，一個受了“四人幫”毒塗的小女孩，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小女孩，但是受不好的社會影響太深，更像是這一類“好孩子”的代表。這樣的小孩其實是最可悲的，她們本來可以成長的很健康充實，但卻被毒塗，而這種影響往往不能完全消散，或許可能影響一生。不過，在這篇小說裏，謝慧敏得到改變的概率是極大的。 　　宋寶琦，與其說他是主要人物，不如說是一個巨大的背景。所有的故事都是圍繞他來進行。小混混，不學無術，混社會，父母教育的缺失不能改變也無法替代，老師和學校的教育往往是這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石紅，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眼光很長遠。她和謝慧敏比起來看起來是無比明智的，但要清楚，普通孩子的家庭很少能夠這樣。但是可以盡力而爲，至少爲他們保留讀書和思考的權利。

傷痕小說是新時期文學湧現出來的第一個潮頭。1977年，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在人民文學上出版。是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 揭露了四人幫的罪行，同情人民的遭遇，歌頌對四人幫的不屈鬥爭，提出令人警醒的社會問題，及時感應時代脈搏。表現時代主題，反映了人民的心聲。 梗概 光明中學初三班主任張俊石，決定接納曾失足、受過拘留的學生宋寶琦回到本班讀書。這件事引來同事顧慮，班裏不少學生也十分牴觸。 張老師在接觸中發現，宋寶琦荒廢學業、行爲粗野，是長期文化荒漠與錯誤風氣造成的無知與墮落。更讓他痛心的是班裏品行端正、積極上進的團支書謝惠敏，思想也被僵化觀念束縛。她沒讀過原著，便把《牛虻》這類經典書籍當成壞書，思想教條狹隘，喪失獨立判斷。 一個放任沉淪，一個思想僵化，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生，同樣承受時代留下的精神創傷。對比思想開闊、能夠正常閱讀經典的同學石紅，張老師內心深受震動。他決心盡力醫治孩子們心靈上的創傷，文末發出“救救被坑害的孩子”的吶喊，控訴極左思潮對年輕一代精神的摧殘。 小說寫班主任張俊石接收失足少年宋寶琦復學。他由此發現，不僅宋寶琦深受毒害，一向優秀的團支書謝惠敏思想也變得刻板矇昧。作者借這兩個形象，揭示時代給青少年留下的精神內傷，呼籲拯救受害的一代青年，是傷痕文學的開篇之作。 一、主要人物 張俊石（班主任） 核心人物，有責任心、頭腦清醒。敢於頂住壓力接收宋寶琦復學。不只看到學生表面的問題，還能反思時代對青少年精神造成的傷害，心懷悲憫，主動想要拯救孩子，代表清醒、善良的知識分子。 宋寶琦 失足後進學生。荒廢學業，舉止野蠻，缺乏是非觀念。本質不是天生惡劣，是長期缺少文化滋養、不良環境影響造成精神荒蕪，是被損害者。 謝惠敏 團支部書記，聽話正直、嚴於律己。但思想教條僵化，盲從固有觀念，缺少獨立思考。分不清優秀文學與壞書，把《牛虻》視作禁書。 意義：小說重點揭示的悲劇——好孩子同樣遭受精神禁錮。 石紅 對比形象。家庭氛圍開明，讀過不少好書，思維正常獨立，代表健康精神成長的青年。 二、主題主旨 揭露過去僵化思潮帶給青少年嚴重的精神創傷。創傷分兩類：一類像宋寶琦那樣無知粗野；一類如謝惠敏那樣思想僵化。 發出“救救被坑害的孩子”的呼喊，呼籲正視青年心靈問題，重視精神啓蒙。 文學地位：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 三、寫作特色 以班主任視角展開，偏重心理觀察與思考，議論成分較多。 對比手法鮮明：宋寶琦與謝惠敏對比；謝惠敏與石紅對比。 不再只寫善惡，開始反思社會環境對人的塑造。 爲什麼謝惠敏也是受害者？ 她品行端正，遵守紀律，但是思想被教條束縛，喪失獨立辨別能力，精神同樣被禁錮，這是更深層、不易察覺的傷害。 小說標題“班主任”含義 一方面指張俊石這個具體教師；另一方面代表有良知的一代人，直面現實，主動承擔喚醒下一代的責任。

《班主任》以1977 年春天北京光明中學初三（3）班爲舞臺，講述黨員班主任張俊石接手一名剛從公安局拘留所釋放的小流氓宋寶琦後所發生的故事。小說並非簡單的“教書育人”敘事，而是一場教育者與社會偏見、與“四人幫”錯誤思潮的正面較量。 ​​主要情節​​ 1. ​​特殊轉學生​​：宋寶琦因參與集體犯罪被拘，性格自卑敏感；同事質疑他會“壞了一鍋粥”，但張俊石決定給他一次機會。 2. ​​家訪與瞭解​​：張老師通過家訪摸清宋寶琦的無知與家庭困境，發現其犯罪根源更多是缺乏教育與關懷。 3. ​​班級矛盾與誤解​​：團支書謝惠敏思想僵化，同學對宋寶琦心存恐懼，宣傳委員石紅熱情支持，師生間、同學間因立場與觀念產生衝突。 4. ​​文化與思想交鋒​​：小說借糾正學生對等書籍的誤解，展現思想解放與批判“四人幫”鬥爭的必要性。 5. ​​成長與轉變​​：在張俊石的耐心引導與集體關愛中，宋寶琦逐漸走向新生；班級氛圍由恐懼、排斥轉爲理解與互助，折射出時代轉折期人性的復甦與光輝。 ​​主題與意義​​ • ​​教育者的擔當​​：小說突出班主任張俊石的專業智慧與人格力量，彰顯教育者對“人”的信念。 • ​​反思與啓蒙​​：作品借批判“四人幫”極左餘毒，呼喚理性、真實與人道主義，被視爲新時期文學的發軔之作。 • ​​時代縮影​​：故事發生在撥亂反正初期，既呈現社會轉型，也折射出個體命運與集體記憶的交織。 簡言之，《班主任》通過一個“問題學生”被挽救的故事，把教育、政治與人性的多重議題交織在一起，既是對特殊年代的反思，也是對教育者責任的禮讚。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位“小流氓”的犯罪事件折射出國家的大問題。自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後，“四人幫”對經典馬列、毛澤東思想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後引爲己用、混淆視聽，妄圖把人民的思想誘導進極左的方向，鉗制思想，想問題、辦事情簡單粗暴，上躥下跳，以期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1976年國慶後不久，以華國鋒、葉劍英爲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徹底粉碎了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四人幫的思想荼毒仍然未能徹底從大部分國人的思想中徹底清除。劉心武先生的《班主任》這篇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即是反映了在教育乃至思想文化領域，在部分國民內心，“四人幫”式的思想餘孽未消。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宋寶琦？閉門不納？列爲資產階級思想進行無產階級思想專政？既往不咎令其改過自新？教師、學生乃至有部分學生家長莫衷一是。 班主任張老師的處置方法堪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典範。他首先沒有先入爲主，而是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接納了犯錯誤的學生宋寶琦。然後他深入實際，認真調查事情的真相，並對宋寶琦身上的問題進行剖析，循循善誘，有的放矢的各個擊破。讓犯錯誤的人真正認識到錯誤的根源，從而放下思想包袱重新做人，恩同再造；讓有疑慮的人真正看清楚問題的實質，進而採取正確方法處置得當，福澤羣生。 爲時而作，不作無病呻吟的空談，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都不缺乏敢於直面現實、仗義執言的文人。劉心武老師的《班主任》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就先聲奪人，傷痕文學自此濫觴。於今看來覺得平平無奇，於當時看來堪稱厥功甚偉，殊屬難能可貴，堪稱一代文學之發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