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騙局”與緊急狀態條款（譯文座標）

圍繞日本自民黨改憲草案中緊急狀態條款的危險性，治德國近代史的石田勇治與憲法學者長谷部恭男兩位學者貢獻了一場精彩的對談，高手過招，旁涉衆多緊密關聯的主題，但是思路清晰令人大呼過癮。 兩人的對談從《魏瑪憲法》緊急狀態條款中隱含的“主權獨裁”漏洞開始，展示納粹上臺的政治、社會與思想背景，討論戰後《波恩基本法》的緊急狀態條款如何吸取歷史教訓，並對日、德、法、美的緊急狀態條款展開比較法研究，最終落到傳承歷史記憶與理解憲法原理相互滲透的關係。 按照施米特的分類，《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原本只是爲應對危機而制定的“委任獨裁”，但是由於“議會停擺的狀態下被興登堡濫用的總統緊急令、以國家緊急狀態爲藉口來鞏固納粹統治的‘國會縱火法令’、以及將全部權力委任給希特勒政府的《授權法》”而一步步被偷換爲“主權獨裁”。施米特指出，“主權獨裁”是憲法制定權重新展現的時刻，其行使將由暴力支撐。 經歷了戰爭的教訓，德國戰後1968年在“復活”緊急狀態條款的同時，爲“主權獨裁”的誘惑築起防波堤。《波恩基本法》分類限定緊急狀態的範圍，將確認緊急狀態的權力規定爲聯邦議會或聯合委員會，並在各機構之間形成緊張關係，保證權力既沒有集中到行政機關也沒有集中到個人。同時，緊急狀態條款沒有任由當權者停止或限制國民基本權利的規定。 非常有趣的是，施米特曾經在《合法性與正當性》中主張，從實質正當性的觀點來看，憲法修改有其界限，對他來說德國社會傳統的實質性原理是憲法自身不會給出的、不可更改的憲法原理。長谷部認爲，這一點與“在政黨和結社中可能存在被憲法禁止的東西”緊密相關，甚而，施米特的主張在戰後對《波恩基本法》產生了影響。首先，基本法的立法緊急狀態條款與憲法修改條款則規定，不能改變基本法第一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的憲法根本性原則。這一點與當年施米特及青年保守派想要將德國傳統保守爲永恆價值，發動保守主義革命進而建起通向納粹的橋樑形成奇妙的呼應，而戰後的德國國民將人權與民主立憲秩序視作應當保守的永恆價值。其次，基本法中還引入了抵抗權條款，賦予所有德國國民對企圖破壞憲法秩序者進行抵抗的權力，並且規定了對濫用言論自由攻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者的權利剝奪，也就是“防禦性民主”。最後長谷部總結道，這些規定的存在，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憲法形態歸根結底是由其固有的歷史和文化決定的。 但是，對歷史與文化的自我認知，應當傳承什麼樣的公共記憶，要求人們不得不面對那些出於本性無法直面的東西。而長谷部借用哈貝馬斯的觀點指出，長時間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將過去現在化”的努力，與德國波恩基本法的精神被理解、滲透的過程是相重合的。這種努力既來自政治世界中的新鮮血液，也歸功於社會層面多樣、廣泛的機制、網絡與運動。 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更改敵國的憲法（或基本社會秩序），這是加藤陽子《日本人爲何選擇了戰爭》一書中引用的長谷部的觀點。日本沒有像德國一樣經歷過明確的“歷史與身份認同”論爭，但不願直面的歷史與憲法，卻總是與當下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2026年第11本，紙質，0324-0403。雖然是一本指向很鮮明的小書，但是是涉及了歷史、法學、政治等多方面知識。從魏瑪狀態-希特勒掌權，到二戰之後西德憲法修改的過程，再到歐美各國對緊急狀態法律，最後回到兩位作者對日本人反思戰爭罪行和自民黨修憲意圖的批判。內容通俗且紮實，沒有一句廢話。如果這本中譯本對法律相關的翻譯能再更細緻一點就好了。另外，最後的解說部分是怕讀者看不懂嗎？（瞎說

對於後代左派學者而言，「納粹」問題的悖論是一方面反對誕生的土壤具有「全民性」/ 「民主制」，另一方面卻要求全民抵抗這種思潮的回溯或者重生。兩個學者的對談和所謂「真相」揭露並沒有什麼新意，特別是作爲日本人的討論引入中文版的意義恐怕還是有所指代，但是從內容上說卻並沒有關於日本人的反思，更像是某種對侵略行爲的「全民性」的隱藏反動。

日本政黨想要修改憲法這個事情，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特別是近期右翼高市早苗的上臺，已經在逐步在推進修改憲法的進程。 一個德國近代史學者和一個憲法學者的對話，把德國魏瑪憲法和英美法，以及日本進行橫向對比。德國第三帝國是前車之鑑，然而人類最常做的事情是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