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德國：兩種戰後思想（歷史學堂）

看到書名的時候和結語中的作者發出了一樣的感慨——早該有這麼一本書出現了。關於本書主題日本與德國在戰後“清算過去”時的差異及其演變，仲正昌樹主要在本書的前半部分也就是“戰爭責任”與“國家形態”兩個角度加以展開。在德國與過去決裂的模式背後，既是被外部施加的“違反人道罪”審判、納粹國家解體、文化統一體的分崩離析，也是因冷戰中位於西方陣營前沿而不得不與相關國家達成和解，因此在整個設定“非納粹化”的前提下，發展出國民的“憲法愛國主義”。而日本戰敗後受到的不徹底處置反而使其過渡、收縮爲一個與相對單純完整的“國民國家”（尤其是天皇得以保留作爲統合象徵），再加上特殊的地緣政治背景，這使得日本在反思的起點上就存在內向化、封閉化的特徵，即使在進步知識分子那裏也是“民主”與“愛國”的一體兩面，而對外責任的爭議直到80年代以後才姍姍來遲。另一方面，作者表現出了“廣義丸山派”的思考方式，指出在思想層面日本始終未能形成一個有關過去的整體性討論框架，因此在涉及加害者與受害者、歷史與國民身份認同的理解上充滿了曖昧性，無法就新出現的議題或現實情境形成具體的思想論辯、對立（如“戈德哈根之爭”、“再統一”論爭、“特殊道路”論爭、“歷史學家之爭”等），圍繞教科書問題的日本左右翼的對立淪爲強硬武斷的啓蒙教條。但作者揭示出的這一缺陷自然而然就將走向丸山式的困境，即日本在引入市民社會理論、馬主義、批判理論和後現代主義時都不得不將自身特殊化，此時理論或者成爲了一個來自外部的、抽象的理想形態；或者無法找到批判、解構自身的元理論視角，甚至可能轉而認爲現代性是與自己本就不相干的外部，對其批判反而是在鞏固自身。作爲其結論，作者在第80-86頁以“在日本‘一切皆馬主義’”爲題，將日本的馬主義比喻爲一個能將各種思想放入桶中的帶有魔法的詞，可謂完全脫胎自丸山“無結構性”和“雜居性”的判斷。而作者本書的思路也展現爲一種丸山式的“偏執”設定，即爲了找到由自身形成的普遍性，不得不首先將自身特殊化，從而設定比較的中心（德國）與邊緣（日本）的結構。因此，本書對西歐戰後思想的演變背景也有某種回溯性建構的嫌疑。另外蠻有意思的是，作爲比較雙方的兩大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左翼自由主義旗手，丸山的創作高峰從46年延續至61年，而在61年《日本的思想》出版的次年，哈貝馬斯才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橫空出世；丸山的社會影響力不久後隨着全共鬥與新左翼的衝擊而衰落，但哈貝馬斯此時正藉助主體間溝通理論佔據支配地位，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每天還在對世界發表銳評。

關於德國與日本在戰後反思的差異，似乎一直是一個不溫不火的話題。大多數人都能夠比較明顯的關注到兩國在戰後反思存在的不同，然後輕易的歸結爲“德國在戰後的反思更徹底，更誠懇，而日本則毫無反思”的結論。當然，從反思的程度上來看，這種論調似乎是符合事實的，對於這種差異背後的原因，則缺乏探討。 個人在前半本的閱讀中體驗感是相當好的，主要討論和分析了日本與德國在戰後地緣政治，冷戰中的差異地位，以及新舊體制的繼承性，從而使得德國比較順利的走上了帶有實用主義但確實較爲全面、深入的反思道路。而日本的戰後反思也明顯缺乏動機，且概念討論及其混亂，從而製造了反思的障礙。 後半部分，對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的探討，由於涉及到大量的知識盲區，收穫並不是很多。總體而言，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還是後現代理論，德國都能夠形成相對完善，概念清晰的體系。而日本則是碎片化的引入，且常常陷入二元對立的困境當中。這就導致表面上看兩國戰後的反思都在大量的討論和爭論中前進，而日本始終缺乏完善的理論框架和清晰的概念意識，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日本在戰後的反思看起來總是不夠“誠懇和徹底”。

從戰後反思、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和後現代理論四個視角切入的日本、德國兩國的現代思想史，總體來說比較輕鬆易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