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歷史學堂）

以知識人爲鏡反思戰爭 ——讀王升遠《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 董 悅《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9月18日 第 09 版：悅讀空間） 　　復旦大學教授王升遠的評論集《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上海譯文出版社）重返歷史，着眼於戰後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不徹底反思以及歷史敘事被歪曲的政治和思想事實，探究二戰以及戰後初期日本知識人的個體命運，以知識人爲鏡反思戰爭。以知識人爲個案探討反戰問題，是因爲他們身處思想前沿，又親歷歷史，既是戰爭暴力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戰後反思的道義承擔者。他們的沉默與吶喊、妥協與對抗，正構成我們理解戰爭與和平、責任與良知的重要參照。 　　在探討日本知識人在戰時極端語境下的抉擇時，書中所舉小說家永井荷風的案例提供了一種參考。在那個“沉默需要付出極大道德勇氣”的極端年代，荷風以離羣索居及不合作的緘默，踐行着與主流相悖的反戰立場。與此相似，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老師渡邊一夫，亦在大戰爆發前夕的愛國狂熱裏，默默翻譯着法國人文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在艱難時局中保持精神上的獨立。然而，這類保持距離與批判姿態的知識人終歸只是少數。與荷風們的抵抗形成對照，更多的知識人在面對生活困頓、舉國狂熱的現實狀況時最終選擇了協同。 　　普遍的失責與事後的矯飾，使作者發出警示，必須對“反戰（即反對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內涵加以辨析。將一切籠統歸於“反戰”，往往模糊了判斷，甚至可能掩蓋歷史真相。在這種辨析中，作者也將視角延伸至以“反戰”導演著稱的戰後一代宮崎駿的動畫作品，分析其藝術表達所承載的政治關切。如果說《紅豬》中的波魯克以“拒絕戰爭邏輯”的姿態，宣示了一種反法西斯的個人立場；那麼《哈爾的移動城堡》則展現了在戰爭謊言中，個體爲守護人性所作出的選擇。由此觀之，若僅抽象地談論“反戰”而不辨析“誰”在“爲了什麼”而去“反對什麼”，就難以理性、冷靜地審視那段複雜且是非纏繞的歷史。這些作品雖出自戰後一代，卻依舊回應着“爲何反戰、如何反戰”的時代追問，爲當代的戰爭反思提供了具體的經驗參照。 　　作者提示我們，真正使“反戰”話語具備生命力的並非抽象的口號，而是具體的生命體驗。書中引用加藤陽子的反思頗具啓發性，當學界熱衷於構建“井井有條的反戰邏輯”時，卻忽視了戰時普通人“不惜撒謊來逃避兵役的心情”。其實，正是這些真實的生命體驗，才使“反戰”具有了溫度與力量。作者引述小說家野坂昭如、保阪正康在日記中對人之處境的觀照，呼籲知識人應承擔起責任：即便不能成爲歷史的忠實記錄者，也可以做一個誠懇的閱讀者、敏銳的觀察者，帶着疑問與良知去發現、傾聽並傳遞那些被主流戰爭敘事遮蔽的恐懼、掙扎與微小的聲音。正是這些“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的具體體驗，構成了反戰思想最堅實的基礎。如何從日本知識人的戰爭體驗中汲取有益的歷史經驗，並以有效的記憶傳承，參與對當下戰爭議題的回應，思考極端處境下的道德抉擇與責任擔當，是本書向讀者傳遞的訊息與期待。

本書聚焦日本知識分子在戰爭前後的立場與態度。反思了戰爭責任、歷史記憶與知識分子的抉擇。 上卷以個案爲主，包括1938年杉本良吉越境私奔事件、奧野信太郎的"精神故鄉"、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中的日常抵抗、麥克阿瑟"開除公職"處分與尾崎士郎、火野葦平的政治悲喜劇、鶴見俊輔的方法論，以及一組以宮崎駿作品爲時代鏡像的文章，探討童話敘事背後的戰爭隱喻與道德問題。 下卷轉向更宏觀的思想文化層面，討論近代日本如何言說中國、日本人論的"名與實"、薩義德"東方主義"的東亞射程、日本文學家戰爭責任研究的未竟課題、"戰敗體驗"的文學史與思想史意義、歷史記憶的建構與中日曆史觀的碰撞等。 作者不僅追問日本知識人在"國家"與"個體"之間的言說困境，更意在以日本爲鏡反觀中國，在中國那些"時勢比人強"的極端語境下，知識人是怎樣回應時代的，是妥協、是反抗、是沉默，抑或轉向？

易讀但不淺薄、平實而不說教，一切人、故事都來自歷史，又都照進現實。作者十多年的心血之作，以紮實的實證研究向讀者證明，歷史是爲擴充心量之學。特別是在這樣特殊的時刻、在這樣激越的情緒環境之中，越發感覺應當反覆閱讀咀嚼書中的深意，努力讓自己成爲一名真正的、有氣度格局的“人”。非常值得一讀的史學研究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