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浩白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與以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爲首的胡黨之間的暗鬥已達到白熱化階段。 身兼釋、道兩教身份於一體的書生道衍(俗名姚廣孝)隱居寒山寺,卻因孤女宋紫荷夜叩山門再度出山。宋紫荷之父蘇州府富商宋明德,因胡惟庸一黨誣陷牽涉進“張士誠餘孽案”,道衍於公堂之上與昏聵知府脣槍舌戰,緊要關頭,浙江巡檢使、御史臺大夫汪廣洋到場主持公道,卻被突如其來的胡惟庸逼走。道衍只得脫身前往京師告御狀,朱元璋雖明知此案蹊蹺,卻受制於胡黨的利益糾葛,態度不明。此時,卻驟然爆發了道衍師弟道沐的“誘姦民婦案”。胡黨步步緊逼,道衍只好見招拆招,“祈雨法會”後,卻再一次深陷“秋試舞弊案”的泥沼。“張士誠餘孽案”真兇到底是誰?“誘姦民婦案”的幕後之人還有什麼後手?道衍如何抓住無影無形卻攪亂科場的“乩仙”?看似左右支絀的朱元璋在神祕莫測的面具後,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洪武十二年》以“胡惟庸案”爲藍本,再現了明朝初年朝局的波譎雲詭,以三大奇案爲線索,描寫了一部君權與相權、官場與民間、儒釋道三教風起雲湧的洪武傳奇。
《洪武十二年》開篇從一個小富商宋明德懷璧其罪被誣下獄、其女宋紫荷夜叩寒山寺大門求救寫起,寺僧姚廣孝勉力相救、太子朱標與皇子朱棣亦參與其間、以胡惟庸爲主首的貪官集團設阱陷害,一直到最後的多方勢力在洪武朝科舉舞弊中圖窮匕見,一路揭開明初四大血案之一——胡惟庸案。 此樁潑天大案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明朝建立初年,朱元璋拿在手上的是窮苦凋敝的破碎山河,瞅着這個諾大的爛攤子,爲墾荒均人口,朱元璋下旨令富庶之地移民遷徙以填補蠻荒之地,這場浩大的移民前後歷時四十餘年,僅洪武朝就遷徙了160餘萬人,這龐大的人羣中有農民、亦有富戶富商。 小說中開篇的宋明德的身份就是富商之一,他願獻寶給皇帝以換取舉家不遷往貧苦地區的資格。書中由他獻寶引出了明初大遷徙過程中江南富庶之地和人口凋敝窮苦之地的這條衝突線,即各地生產力不均衡的衝突。 而宋明德懷璧其罪,家財被抄、寶藏被掠、舉家下獄這條線引出了書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宰相胡惟庸。書中胡惟庸與皇帝朱元璋及皇子們相爭相鬥這條衝突線,展示明朝最高層的鬥爭,即皇權與相權之爭。 截止到洪武十二年,宰相制已經中國歷史中沿用了一千五百餘年,明初亦不例外。大明建立初期沿用元朝的朝廷構架,中央設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監察和軍事。中書省又下設六部,統領舉國行政機構。作爲政治中樞的中書省的一號官員,中書省丞相胡惟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強大的權利空間膨脹了這個開國功臣的野心,後期阻塞聖聽、擅權、專斷等等不一而足。朱元璋這種底層廝殺上來的開國皇帝自然不會允許任何人能從他手中分權。 小說中的衝突高潮處,科舉舞弊案發生後,希冀科舉取材以替換尸位素餐舊官員的朱元璋心思落空,不願官場出現年輕新官員的胡惟庸如償所願,朝堂之上羣臣激辯、脣槍舌劍,在各方勢力圖窮匕見互相廝殺時,“朝中只有兩人保持了絕對的沉默:一是當今陛下朱元璋,一是當朝丞相胡惟庸。”“明裏暗裏的激流在無聲的碰撞着、湧動着。而大多數的士子,則在苦苦地等待朝廷了結此案重啓科考。” 強勢的皇帝在面對同樣強勢的丞相時,故事是何如走向?作者用了怎樣的伏線來講訴這個正史上給出了答案的故事?朱元璋、胡惟庸、朱標、朱棣、姚廣孝、汪廣洋等歷史上煊赫的名字又在其中起到了何等推動?歷史背後的細節又有多少?這部小說是份完整的答卷。 闔上書本,歷史告訴後人,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謀反、貪污大罪,被抄家滅族。胡惟庸的死代表中國從沿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轉向了皇權專制,此案牽連蔓延十年之久,總計被殺三萬多人,成爲洪武朝大案之一。 講究“刑亂國用重典”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歷史上免不去一個“剝皮實草”、酷厲之帝的名聲,但另一方面,清朝康熙帝卻評價他的成就爲“治隆唐宋”,從大明手中奪了江山的清朝,在後朝修前史時亦對洪武朝評價頗高,這不能簡單的理解爲一個帝王擁有複雜的個人魅力,而是在歷史、朝堂、天下、官方、民間等等多維度的評價體系中,一個帝王如何平衡這一切、對不同需求給出了不同答案,這纔是歷史的美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