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

【閱讀隨想】2025年閱讀隨想之十九——卡爾·洛維特《納粹與哲學家》：前兩天讀完《納粹與哲學家》，讓我沒想到這本書讀的竟然這麼慢，閱讀途中我的內心極其複雜，有激動，有痛苦，有困惑， 緊緊跟隨作者的思考走進自己的思考。 洛維特說：“只有在時間的進程裏，才能找到一個相對清晰的觀察角度，來看待我所追求的一切。”希望自己能夠通過作者的時間進程去觀察，希望自己能透過歷史看這個世界。 在希特勒上臺前後，卡爾·洛維特同奧地利作者茨威格一樣，不僅親身經歷那段特殊時期，並且還忠實記錄納粹上臺前後德國社會的巨大變化，由於洛維特師從海德格爾，不僅親眼見證了“納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獨裁統治，‘一體化’政策又是如何一步步滲透德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態度如何發生了轉變，德國大學精神在極權主義下又是如何崩塌……”這本回憶錄不僅記錄了作者個人在納粹崛起時期的流亡經歷，由於他師從海德格爾，對海德格爾哲學更是瞭解，通過對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批評，揭示了極權主義與思想界的複雜關係。讓他能夠近距離的觀察到納粹德國的變化過程。 《納粹與哲學家》和我今年三月讀的《文學之冬》有極其相似之處，也可以說：“洛維特在18年的流亡生涯，‘續寫’了《文學之冬》中被迫害的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真實地記錄衆多流亡學者的命運……”作者以回憶的方式爲我們描繪了一幅幅那一時期德國學者形象。洛維特用冷靜的筆觸記錄了那個殘忍而又荒誕的年代發生的人和事，給我們讀者留下了一份極其難得的歷史資料，這也是一部記錄極權主義是如何吞噬理性文明？洛維特從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中進行思考，我從他的思考想到今天，就如現在國際局勢，也是極其微妙，從這本書我看到現在，又從現在走進這本書，也許這也是我喜歡的這本書的原因。 在回憶他的老師海德格爾，洛維特寫道：“洛維特對海德格爾的批評並不是單純地針對他爲納粹效力的行爲，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爾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是奠基在他的哲學思想裏面。…據說海德格爾在納粹政變之前就已經說過，在所有的德國首相候選人裏，只有希特勒一人才是‘有一張臉’的人物。海德格爾說起‘希特勒萬歲’是純然認真的，就連私人的書信他也在結尾附上這句話，成千上萬德國民衆口裏都說着這句德意志的招呼語(即‘希特勒萬歲’）。…海德格爾在戰後頑強地拒絕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慘事公開發表立場，引起支持者與抨擊者間激烈的討論。” 讀到這段文字時，我很是詫異，也可以說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海德格爾是真心支持納粹思想，並不是出於無奈和被迫。從阿倫特書中我看到海德格爾支持納粹，是極其模糊困惑的，也許阿倫特對海德爾有太多的感情在裏面，就很難使她看清一些事物，雖然兩人因此逐漸走遠，阿倫特雖是猶太人，但阿倫特一直是喜歡和欣賞着她的老師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對阿倫特感情同樣如此。 從這本書中我看到洛維特非常欣賞馬克斯·韋伯，作者在慕尼黑大學就讀期間，因爲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使他決心投身學術事業。他在文中寫道：“在德國只有一個人憑藉着他的洞見與人格，還能說出意義重大的、使我們感受到號召的話，他就是韋伯。”洛維特說“在一次讀書會上因爲聽到韋伯《學術作爲一種志業》的演講，使他決心鑽研哲學，隨後他轉學弗萊堡大學，師從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那次演講，韋伯這樣寫的： “這演講帶給我們的印象是極其震撼的，他的話語之中濃縮了畢生的經驗與見識，所有的話都從內心毫無轉折地傾掏而出，都經過他批判的理解徹頭徹尾地斟酌過，都由於他的富於人性的凝重氣質而顯得強勁而有穿透力一而正是這種人性的凝重氣質凸顯了他出衆的人格。他提問題之犀利，一如他拒絕訴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紗，但是每個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處，有着深刻而真誠的人文理想。”（P38） 作者說：“如果韋伯能活到1933年，這場全德國的大學教授可鄙的一體化的行動,一定動搖不了他，而且情勢再怎麼極端也是一樣。廣大膽怯、懦弱、冷漠的同事們，一定會發現他是一個不留情面的反對者。他的言論也或許能夠扭轉德國知識分子可悲的命運……他一定會不計任何代價，反對對猶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於對猶太人的喜愛，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騎士精神以及一絲不苟的正義感。”（P39） “韋伯在他那兩場演說結束時做過預告，而他的預告也很快就實現了一一那些無法承受當代嚴酷命運的人將會回到古老教會的懷抱裏;而那些在1919年的革命裏狂歡迷醉的'心智高尚的政客'也終將敗在反動派的手裏。他預估反動派發動的時間大概在十年後，因爲橫在我們眼前的並非是繁花盛開的春天，而是一個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還說，在我們這個已經除魅了的世界上，繼續等待先知來告訴我們該怎麼行動是沒有用的。”（P40） 洛維特在一次課堂中說：“我希望大家在我這裏學到一件事，那就是一個人並不非得是‘雅利安人’纔能有尊嚴地在這裏教書；重點並不在於他是什麼，而是在於他是誰。” 我認爲他的這段話同樣適用於黑人，適用於巴勒斯坦人或其他任何羣體，因爲平等和包容是構建一個和諧和公正社會的基礎，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在不受歧視和壓迫的環境中追求自己的生活。 這段話不僅蘊含着我們普遍的價值觀，它也強調了個人尊嚴和平等權利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和尊重，而不論其種族、民族或其他身份特徵；也不論他們來自哪裏、他們的膚色、宗教信仰或其他個人特徵如何。 此時想起一個年輕的加沙人在他空間寫道，也許這段文字是從他內心深處發出，他說： 當我凝視着世界各地的自然美景，我卻無法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我無法用自己的內心去感受，我卻只能通過手機屏幕欣賞這些我無法觸及的美景，我問自己：是不是因爲我出生在一個我無法選擇的地方，所以我才被迫忍受人類不應該承受甚至難以想象的恐怖？ 一想到我可能活着，死去，也許是這幾天，也許就今天，我一生中除了痛苦、失落和淚水什麼也都沒有經歷過，同時又知道由於地理上的巧合，我永遠無法到達世界上美麗的另一面，我就每天都發瘋。 他還說：這讓我比在加沙經歷的痛苦更加痛苦。（記憶中大概是這麼說的） 從這位加沙青年的文字中我感受到當個體在面對結構性不公時的絕望，無奈和無力感。就如納粹時期的猶太人，他們無法選擇出生地，卻被迫承受由此衍生的暴力、恐懼和絕望。 前幾天我看到一個視頻，視頻中一個小女孩哭着說：“‘只要給我們食物，我們什麼都不要’”這是現在加沙人的生存狀況，可惜世界看不到，我們看到的又無能爲力。 洛維特這段話讓我陷入深思，因爲好想知道洛維特如果現在還活着將如何看待以色列對加沙所做的事情，今天以色列對加沙所做所爲就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對猶太人所做的。竟然與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所做的暴行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總是那麼相似，一直希望我們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可惜人類總是在不斷重演歷史…… 我好喜歡下面這段文字，喜歡洛維特對教育的反思，感嘆如今教育環境的變化…… “在大戰之後的弗萊堡的這幾年，我多了一個老師和一些朋友，這些人即便在我現在的流亡生活裏，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從外在條件來看，那是個困頓的時代，充滿着危險、困厄與動盪，然而那同時也是一個最坦然開闊、最不受拘束、也最爲獨立的年代。在這段時間裏，年輕人仍知道要找尋自己的道路，能各自成就自己的特殊性。人們從戰場回來,對精神食糧充滿飢渴，而我們在大學裏也真能夠依照自己的判斷找到這些食糧,大學的缺陷並不構成障礙。日後海德格爾有一次也跟我說，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同那時候一樣的一羣學生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自由學生一不曾被集體價值統一燙平，也不以快速畢業爲基本心態。學生的數量增加了，變成一把統一標準的量尺,而因爲教學內容獨特性的喪失,教師們對學生的要求也同樣下降了。”（P115） 周濂說：“這是一本堪與《昨日的世界》和《旁觀者》比肩的世紀輓歌。”讓我想起剛到深圳遇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幾十年過去了，到今天都無法忘記《昨日的世界》帶給我的震撼，也可以說《昨日的世界》把我帶進納粹德國，帶進二戰，帶進猶太人這一族羣，我一直好奇在極端的環境下人性又是如何倒退的？極端環境下人的行爲什麼會出現他原始和本能，爲什麼會出現極端的暴力行爲？不過人性並非只有陰暗的一面，因爲在很多極端環境下，我們也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和人性的光輝的一面，比如忠誠、無私、勇敢和犧牲，還能看到人和人之間的相互的關愛和支持。也許就是因爲這些原因讓我愛上閱讀猶太人的故事，也許因爲這一羣體太特殊，從他們的故事中總能看到人性細微的變化，就如現在的加沙戰爭，讓我沒想到是二戰結束八十年後，猶太人從原來受害者變成現在的施暴者，這也是讓我最不思議的地方，記得曾經讀巴勒斯坦作者寫的書，我還爲書中猶太人那些殘暴行爲辯護過，以爲那是因爲他們是太害怕，害怕失去以色列，害怕回到二戰期德國，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寫道：“首先當數那陰魂不散的思想瘟疫，即極端民族主義——將我們歐洲文化盛放的鮮花給毒害了的，正是極端民族主義。面對這一切，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去充當一名手無寸鐵、無能爲力的見證人，目睹前人完全無法想象的人性倒退，眼睜睜地看着人類文明墮入大家自認爲早已被遺忘的蠻荒年代，看着獨屬於那年代的、人盡皆知的綱領性反人道主義教條紛紛抬頭。數百年時間過去，我們又一次見識到了沒有發佈任何宣戰聲明的戰爭，見識到了集中營、殘忍酷刑、大規模劫掠，以及對不設防城市進行飛機投彈攻擊。上述一切獸行，皆是我們在過去的五十年時間裏從未目睹過的，也是我們在未來的漫長歲月裏祈願不必再去忍受的。” 如果我們一直關心加沙戰爭，這場戰爭中猶太人從受害者變爲施暴者，這種角色的轉換令我深感不解和痛心，特別是猶太人爲什麼不從他們的過去吸取教訓。茨威格這段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批判，更是讓人警醒，可惜歷史的悲劇似乎總是在不斷重演。 2025.08.03 星期日 凌晨 雨

格奧爾格圈裏老一輩的人可以只爲了品位的原因，就堅決反對這種民粹的獨裁體制。年輕的一輩，則對顛覆性的革新十分傾慕，即便他們還不至於傾慕革命領袖的“德性”。以《尼采》 (Nietzsche)一書聞名的文學史學者貝爾特拉姆，在這兩代人之間採取折中的立場，他多次對德國的“崛起”所做的文藝腔濃厚的演講，也都刊印在許多報紙上。在演講裏他說，任何人都不應該在場“新的政治與精神的條頓堡森林之役”裏袖手旁觀。 某些時代有一些人，他們關注的完全只是“概要與輪廓”而已，因爲他們的世界已經換散失序了。“今日的哲學家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消磨在一種努力之中--努力使自己在失序的世界中找到方向，但卻毫無結果。” 然而，如果時代的動盪嚴重到一定程度，像我們這一代所遭遇到的那樣的話，那麼人們只能自足於“最爲精簡與規整”(reduziertesten und aufgeraumtesten)的東西。海德格爾的精神世界同樣如此:一切似乎不再符合時代與位置的東西，都從中被清理出去。在這個處於碎裂過程的時代裏， 里爾克是代表性的詩人，從他的書信裏隨便找出幾個句子， 就可以直接成爲了解海德格爾作品的指導語句:中產市民的世界由於對進步與人性的信仰，因而把人類生命的“最終的裁決者”給遺忘了--也就是說，這世界是被“死亡與上帝從-開始，也在根本意義上所超越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裏的死亡，作爲一個我們在存在與能力上“無法超越的裁決者”。

一直以來，我心中有兩個難以理解的形象。一個是托爾斯泰筆下的奧布朗斯基，一個是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平庸、遲鈍、滿嘴套話，似乎與大奸大惡扯不上關係。我不理解阿倫特對艾希曼的那種極端憤怒。直到讀了洛維特這本《納粹與哲學家》，通過作者筆下生動的二戰民衆羣像，我才理解了艾希曼。當時的德國瀰漫着強烈的虛無主義味道以及強烈地希望改變自身處境的決心（這正是海德格爾思想精要）。這種決心導向一種行動哲學（區別於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的沉思哲學）。這種哲學有不同的變奏，涵蓋了從馬克思主義到納粹的各種形態。在這些形態中，海德格爾是自己意圖成爲精神“超人”並尊重希特勒作爲“超人”存在的人。貝克爾是意圖用納粹氛圍克服虛無思想的人。同時也有很多人在沒看清局面之前持搖擺心態。艾希曼，這個把沒晉升爲“一級突襲大隊長”（相當於中校）視爲畢生遺憾的人，本來可以成爲遊戲崩鐵中斯科特那種不擇手段往上爬的讓人喜愛的丑角。但是他偏偏沒有那樣的魄力，凡事都要看別人怎麼做然後隨大流。因此淪爲比斯科特更低的存在。“平庸之惡”重點不在於惡，而在於艾希曼的“平庸”。他能成爲數百萬猶太人死亡的關鍵人物，僅僅因爲他依附的人是個有深度的惡魔。 ​

洛維特從德裔猶太知識分子身份出發，寫對納粹上臺前後德國國內時局變化的觀察與看法。從好的一面看，洛維特寫得非常得剋制。在經濟、學術、事業發展等方面，一筆帶過自己及家人因爲猶太人的身份而遭到的不公和傷害；從不好的一面看，洛維特寫人、寫事，都寫得太短淺了，沒有把問題說透。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寫海德格爾“論出身，他是一個單純的教會僱員之子，但由於職業，他成了一整個階層的激昂代言人，而這個階層卻又被他所否定。由於教育經歷，他本是耶穌會信徒，卻由於憤恨，成爲了新教教徒。訓練上，他是經院哲學的教義論者，在經驗中，他卻成爲存在主義的實用主義者；論傳統，他算是神學家，作爲一名研究者，他卻是無神論者；他事實上是個否定傳統的人，卻又穿着研究傳統的歷史學家的袍服...”

我一直告誡自己，不要把人物誌當成“真正的思想”（試圖通過共情亦或是任何單方面的感慨都不能通向任何有價值的沉思，故而我一般都是排斥閱讀各種自傳與人物誌的）。就算是其他的，與洛維特這本自述有所不同，是有某些有更高學術研究價值的（當然，人文社科的研究價值難道不就總是表達出一種模凌兩可性的嗎，對這句話無論反駁還是支持都沒有特別大的意義）記錄性質的寫作也應該一樣。但是由於這本書並不枯燥，有較高的可讀性，我並沒有放棄看下去。 另外，我看到了一則中評。說，有時代限制的思想都不想用腦子來看。我其實覺得這還是過於膚淺了，一個人受時代徵召還是一個人因爲他生活的時代而走向了湮滅與解體，在這之前是所有時代當中就算是那些最聰明的人也無從想象無從知曉的。一個人自己會既受歷史影響，亦反過來又成爲歷史的推手。這是有價值被嚴肅探討的問題；爲何納粹對社會全方面的“一體化”改造後，就連知識分子自己都變得怯懦膽小且愚鈍了；與這相反的，亦有許多情況下知識分子又是那些碧血丹心以身試險的角色 另一方面，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爲思想如果經歷過激烈的批評反思，並且主動改正而從不辯解，那或許很久以後他回看到自己曾經的各種錯誤事蹟上就是現實條件使然的（人們從未嘗試過過另一種生活時很難從自己閉塞狹隘的單一生活視閾走出來，也會因此過於高估自主性之於被環境自身本身的決定性影響——自主性有是有的，但是力量是微弱且有限的），歷史是對這種疑難的主動關照。這兩種狀態下人就是難以避免的成爲歷史的人（管不了已經把自己變成當下這樣子的過去，又自然且合理的無法透視出未知中的可能性｛因爲未知自身就是新的各種可能性｝的狀態），既然人們都得是歷史的人，那研究被歷史束縛的思想與觀念豈不是一種必然嗎？人們總是去妄想有一種超越一切時間歷史而具備普遍性的哲學。如果有，它或許也只是一種試圖以概率窮盡可能性的，枯燥的，重複於計算的一種過程吧。

這是在逛書店的時候，偶然間翻閱到的一本。恰巧在這個反猶主義浪潮又一次興盛，以及世界性範圍內保守主義抬頭的時期。這本書就別有一番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了。 全書內容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拿出來點評一下的部分。對我而言，最大的亮點是那個歷史時期裏的，原本血統民族不同，但親密無間的友人，因爲納粹的上臺，小心翼翼的維持着難以平衡的關係。同時，在一個政權動盪，民粹主義橫行的時代，多少的思潮和觀點，開始不由自主的向強權政治提供理論的奠基以及思想的溫牀，格奧爾格圈如是，海德格爾亦如是！ 最後我想說，任何一套觀點，一旦開始用血統、族羣、民族整體去定義人的價值，就要立刻保持警惕性的懷疑，永遠把“每一個個體平等的生存尊嚴”作爲判斷一切政治、民族敘事的第一標尺，避免被宏大的集體敘事裹挾，漠視個體苦難。更要警惕把個體案例擴大化，反過來利用民族主義從而輸出各種觀點！無論以上的哪一種，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和避免的，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的當下！ 最後，就用洛維特的原話給這段書評做一個結尾吧：學術界就是這樣用自己領域以外的進步來自我安慰，但卻忘記：只有自己的領域，纔是他們有責任也纔有能力判斷的地方。

比較適合對納粹統治時期德國知識分子心態、海德格爾相關以及集權主義日常化細節感興趣的讀者閱讀。史料價值更大，但如果不太熟悉當時的德國學術圈（比如我），就會感覺信息太過雜亂。最大的看點是對海德格爾的批判，作爲海德格爾的學生，作者從哲學體系內部剖析了“存在主義”與納粹“領袖原則”的深層勾連，這種內部視角還是很震撼的。書中還有一些流亡途中的見聞，比如身在德國時經歷了恩師和同窗的背叛，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的合流，日本人對西方文化的誤讀，都有助於我們瞭解20世紀知識分子流亡的整體境況。書中對“德國性”和“猶太性”的思考也很有價值，這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不只是在過去的極權主義時代，在當下的“極化思維”和“部落思維”語境下也是很有意義的。

以這本書錨定現代歐洲哲學框架，理清黑格爾 — 叔本華 — 尼采的思想沿革。偏愛叔本華的悲觀生命觀，敬佩洛維特歷經流亡創傷，依舊客觀審視德國哲學走向納粹的全過程。 上帝死後，世人四處抓取意義：有人寄託歷史進步，有人投身民族命運，有人向內消解慾望。可宏大敘事極易催生狂熱，尼采被篡改、海德格爾失足便是最好佐證。 中西思想都在追問苦難與存在，不必強求生命有固定答案，守住個體精神自由、拒絕盲從，便是讀完此書最大的收穫。

《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是德國哲學家卡爾·洛維特的獲獎徵文，講述了於1940年在流亡期間完成的回憶錄，以第一人稱視角記錄了納粹上臺前後的德國社會與知識界。 洛維特詳細描述了身爲猶太學者在納粹統治下的具體處境。例如，所謂保護一戰老兵猶太人的“前線條款”，在他看來並非恩惠，而是將公民權與“特殊貢獻”掛鉤的侮辱。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周圍的人認爲如此是理所當然。 洛維特記錄了他的工作單位馬爾堡大學如何迅速淪爲納粹意識形態的角鬥場：猶太同事被清洗，學生掀起“反非德國精神”運動，愛因斯坦的名字成爲禁忌。德國知識界在強權面前的普遍性怯懦、觀望、逢迎乃至主動合作。 洛維特對其恩師馬丁·海德格爾的剖析。1936年在羅馬偶遇海德格爾時，後者西裝上彆着的納粹黨徽。這並非簡單的趨炎附勢，而是精神上的精神分裂。 他指出，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強調的、脫離具體歷史倫理內容的 “本真決斷” ，在現實政治中極易被導向對“領袖意志”的絕對服從。他認爲，海德格爾的哲學爲其政治選擇提供了一種“存在論”上的解釋，而非僅僅是投機。 洛維特進一步分析了納粹意識形態如何歪曲和利用德國哲學傳統來爲自己披上合法性外衣。尼采的“權力意志” 被簡化爲種族征服和統治的理論工具。黑格爾的歷史哲學 被改造成服務於“德意志民族此在”的擴張敘事。 如胡塞爾一樣對納粹表示公開的不合作，這樣的人是極少數。多數的知識分子對納粹不是簡單的跟隨，而是主動地配合。即便是沒有強權文化傳統的意大利，隨後也出現了大量的納粹理論家。極權主義的勝利不僅靠暴力，更需要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沉默、妥協甚至共謀。它警示，當哲學放棄對普世價值的追問，可能淪爲權力的婢女。

洛維特認爲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存在和時間》）主要是向克爾凱郭爾看齊，但又與其不同。克爾凱郭爾“讓人注意到基督的教義”，而海德格爾是一種對“此世存在（Dasein）”的“形式分析”，爲自己取得一個堅實的信念，知道什麼纔是“唯一的要務（Eine was nicht tut）”，但這個“唯一的要務”其實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純然的決心，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這個面對着虛無的赤裸裸的決心，將虛無主義甚至“納粹主義”隱藏在內。 洛維特認爲，納粹“精神”與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反而是跟那徹底的決心有關，跟那拒絕一切討論與溝通的激進有關——因爲這樣的決心完完全全只相信自已，只相信本已的（德意志的）“能在（Sein-Koennen）”。納粹式的政治論述與海德格爾哲學所使用的語言，兩者都貫穿着暴力的表達方式，都有某種冒犯他人感受的陰險興趣。只有程度的差異，方法都是一樣的——最終都是“命運”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並好似披上了一件歷史哲學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