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明：雜記我的復旦老師們

張新穎的《啓明：雜記我的復旦老師們》，是一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求學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後直讀碩士學位的山東青年把自己對受教的師長們印象深刻的點滴片段筆錄成文……爲想了解以往重點大學中文專業的教學情況的人，提供了生動、翔實的樣本。 爲啥現在中土大學的文科教育不行了，作爲一個長期觀察教育現狀的人，我的結論就是：因爲學生讀書太少了，基本功都不練了；甚至現在大學裏，學生讀書會被認爲是不上進，是虛度光陰，耽誤卷績點、寫論文、做社會實踐、做實習、拼保研名額。但學生大腦裏連基本的知識儲備都沒有，需要什麼資料現找，找到一兩句符合需要材料就引用走，人家的結論如何形成的壓根不管，長此以往看似學了很多，知識壓根不入腦，進了腦子裏也是完全割裂的，就算是學了，也就是把知識堆積起來，放不進大腦這個處理器裏，也就生不成新的更高級的知識和觀點。 這才導致大學上完了，學生腦子空空，但這不完全是因爲學校不教方法論的鍋，恰恰是基本功沒有，連基本的認知能力都不具備，教多高端的方法論都是白教。目前的績優主義評價體系，不獎勵認真讀書、打磨基本功的人，考試論文都太過簡單，突擊半個月都能過甚至能拿高分，誰還認真從基礎的積累做起。都覺得學校教的不夠活，我看真正的問題就是基本學術訓練的功夫下得太少了。

都在酒裏了 “乾杯！” 隨着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結束，我們四個人又一次在小店裏聚餐，明天高千和匠仔就要各回各家，他們雖然如膠似漆但畢竟還沒結婚，總不好大年三十就去對方家裏過年。熊先生一個人，倒是無可無不可，今年說好來我家過年。但假期去哪裏玩，我們還沒有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既然是在書店的聚餐，那必然少不了以書下飯。這次我們請來上座的是復旦大學的張新穎老師，他在2025年出版的新書《啓明》是寫他在復旦求學時的老師們的，賈植芳、章培恆、夏仲翼、駱玉明、陳思和、李振聲等六位先生。 如果要給這幾位先生找個共同點，或許“酒蒙子”算一個。 “我之前讀過一本陳建華寫的《風義的懷思》，陳先生就提到在當時的復旦古籍所，‘人人是酒仙’。有一次在賈植芳先生家裏喫飯，章培恆先生就帶過來不少酒，”匠仔起身和我、熊先生幹了一杯，繼續說，“但陳先生兩篇文章裏的回憶有所偏差，一篇說章先生帶來了十三大名酒的十二種，另一篇則說九大名酒。” “看來‘酒蒙子’的話，實在是靠不住的，”老熊平日裏不太喝酒，今天難得陪我們幾個喝，說話也好像不太利索了，“話說回來，我碩士畢業後，還曾經因爲讀過張新穎老師《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發郵件問能不能報考張老師的博士，結果張老師當年唯一一個博士名額被直升的學生佔了，我就沒報考。畢竟我又不像張老師那麼受老先生們寵愛，敢說‘賈先生不招，我就不讀了，我要去工作’，張老師不招，我當然只能灰溜溜地去工作了。” “不過你後來校對過張老師的書吧。”我說。 “嗯，校對了《矮紙斜行》，這本書算我校對的第一本書，很有紀念意義的，”老熊摸着頭傻笑道，“後來又讀了《九個人》和《沙粒集》，張老師其中有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如果可能，我願意是個隨筆作家》，我甚至覺得，他的隨筆寫作，可能比他的學術研究更受歡迎。” “我也覺得張老師的書挺耐看的，”高千舉杯說，“就是感覺重複的內容挺多，這本《啓明》裏講賈植芳先生的部分，在《九個人》裏已經收錄了。” “這也沒辦法，說起來《矮紙斜行》我校對的也是再版，所幸我還儘量找了一些問題出來，”熊先生揉了揉臉，先問我們，“要不先說說書裏酒的部分。” “其實不光復旦的師生好酒，連現代文學研究的泰斗王瑤先生也一樣，”匠仔指着讀書APP裏的筆記說，“‘一不戒菸，二不戒酒，三不鍛鍊’，這就是王瑤先生的養生經驗。” “前幾天我聽同行的播客，還說菸酒茶咖是四大成癮物，所以值得長期看好呢，”高千搖搖頭，“投資我是不太建議買酒類的股票的，但喝酒確實容易上癮，可能陳思和老師是個例外。” 張老師書裏也有提到，陳思和先生有一段時間酒量很大，“有時中午他在賈先生家喝了一點酒，下午去上課，往往臉有些紅，講起話來卻愈加神采飛揚，自由揮灑，聽的人也如飲佳釀，如沐春風。遺憾的是現在陳思和老師不喝酒了”。 “說起來陳思和先生、駱玉明先生，以前都來過我們這裏做講座，因爲文學史兩部很有名的教材是他們主編的嘛，我就慕名前去聽講座了，”老熊今天喝得多，話也多，“結果他們講了什麼全忘了，只記得主持人說想請駱先生在我們這裏住一晚，第二天再回上海，結果駱老師說他拉着自己孩子的小手約好了，晚上得趕回去。因爲孩子第二天醒來要見他。” “真是‘憐子如何不丈夫’啊，”高千酒喝下去，話匣子也打開了，“駱先生最近還做播客，我聽了免費的第一期，駱先生講自己讀書的事，提到去外文系給學生上古代文學課，後來中文系的負責人想把駱老師換回去，另外派一位資深的老教授來，結果外文系的負責人表示，我們不要老教授，我們就要駱老師。” “對對，張老師書裏有提到，這是復旦的一個傳統，‘有相當長的時期，中文系的老師到外文系講中國文學，外文系的老師來中文系講外國文學’。但是‘中文系好多位老師給外文系上過課，外文系似乎只有夏（仲翼）老師來中文系上文學史’，”匠仔又和自己女朋友幹了一杯，這眉目傳情，蜜裏調油的嘞，“張老師書裏還提到駱玉明老師和夏仲翼老師的授課，說‘聽這兩門課，是大學時代最美好的時刻’。” “駱老師還活躍在播客這種新穎的形式，噗，和張老師名字撞了，”老熊也是越來越話不着調了，“但夏老師已經去世了，只能從著述裏感受夏老師的學問人品了。” “敬老先生們！” 我們舉杯致敬。 “張先生在書裏提到了一句尼采的話，‘用三件軼事可以勾畫一個人的形象’，”匠仔又給我們倒滿了酒杯，“喝酒算是復旦人的一件軼事吧，另外的，讀武俠算嗎？” 復旦人喜歡讀武俠小說的挺多的，比如駱玉明先生就喜歡讀武俠，據張老師回憶，“上課鈴響，駱老師匆匆走進教室，常常一邊喘氣，一邊道：‘昨天晚上讀了一夜武俠……’”，章培恆先生也讀，還和葛兆光先生“比爛”：兩人比武俠小說誰看得多，拿最爛的來比，互相問看過沒有。當然，張新穎老師自己也讀武俠，不過他自謙遠遠沒有章先生讀得多。 “我覺得武俠小說作爲一種類型文學，其中或許能歸納出‘民間’元素來，而復旦大學因爲根子上是民間辦學，和從京師大學堂延續而來的北大，依託西方背景的清華有着根子上的不同，”熊先生沉思道，“陳思和先生等人，就格外看重這種‘起於民間的力量’，陳先生將其稱作‘草根精神’。” 活動現場的章培恆先生（左二）和賈植芳先生（左三） “我想起來了，陳先生在他那本《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裏，就在提樣板戲時，着重提到阿慶嫂所代表的民間符號，以及《紅燈記》裏的‘道魔鬥法’，”匠仔笑着看向高千，“我當時還問過老師，能不能因此而肯定樣板戲的正面價值，但被否定了。現在想想，武俠小說裏難道沒有‘道魔鬥法’？難道就沒有足智多謀的女性形象？” “就知道你想說黃蓉，我偏要說蘇櫻，”高千有些遲疑，“不過類似阿慶嫂的形象，我只能想到《水滸傳》中的顧大嫂，還有《新龍門客棧》裏的金鑲玉。” “感覺顧大嫂雖爲女性，卻是豪氣干雲，有一股子英雄氣魄，金鑲玉同樣有魄力有手段，但可能和阿慶嫂這種來自民間的智慧還不太一樣，”老熊也笑嘻嘻的，沒個正形，“這個話題有的聊，不過咱們還是先喝酒吧。” 得，老熊也成了酒蒙子。 “這本書最後提到的先生是我同行，不過這麼說，我好像有些僭越了，”酒越喝越多，我的話也越說越多，“他最早翻譯的就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不過我們讀的是後來劉高力的譯本，無緣得見李先生的譯文。” “李先生在譯跋中還說，‘漸屆中年，心緒變得荒淡，對世事常有茫然之感，因而枯坐家中的日子漸漸多了起來’，那人枯坐着，總要找點事做吧，李先生想做些研究，那先期工作就是翻譯，”老熊深情地看着我，“翻譯也是李先生的‘勝業’吧。” 說起來，李先生在翻譯橫光利一的隨筆集《感想與風景》的譯跋中提到，“當時我正經受着一點瑣事，在心煩意亂的一段日子裏，我靠每天譯一段橫光利一，才漸漸重新找回了我原有的一份平靜”。說起來，在與熊先生戀愛前的那段日子裏，我也得靠着每天翻譯一些東西，來找回心靈的安寧。 不過隨着愛情的到來，我每天做的事情也多了起來，現在翻譯幾乎不做了，畢竟AI時代，大學裏的外文專業都已經招不到人了。 但張老師評價李先生的一段話，倒是戳中了我的心房： 他不止一次地提及這期間心境上的荒落，卻偏偏在一言難盡的情形中，成就了翻譯之事。這一字一句寫下來的翻譯，這寂寞而日復一日的工作，是排遣，是安慰，是救助，也是重新凝聚自我、煥發生機的力量。 是的，翻譯是一種力量。 我想對於老熊和匠仔，他們做薪酬並不高的校對，也是因爲如此吧。 “讓我們套用一下張老師寫給李先生的郵件結尾。”我作爲女主人，得給這次聚會來個收尾： 今年假放得雖晚，但也快了。回來再喝酒。 “回來再喝。” 都在酒裏了。 這是本系列第346篇文章，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所謂大圖書館”（Rexlib）、少數派專欄“六蠹集”。

雜記、回憶自己的恩師，很好，儘管只是大學裏的恩師。 首幾篇關於賈植芳先生，和陳思和老師的少年回憶的，最好。因這幾篇是倆老師的個人經歷和師生交往，還有時代的刻記。其餘些篇是學術交往，不在我興趣點上。 倒是《獄裏獄外》，則是本書拓展而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