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路易莎·梅·奧爾科特 著/馮倩珠 譯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馬奇家四姐妹正值青春期。 父親遠赴戰場,母親帶着四姐妹在縫補漿洗中編織夢想:用舊棉布裁剪演出禮服,在簡陋的閣樓創辦文學社,將自編自導的戲劇搬進舊客廳上演……四姐妹在歡樂與冒險中收穫成長,一路跌跌撞撞但不失韌性和勇氣。 梅格在浮華舞會與清貧真愛間破繭,從迷戀華服的少女蛻變爲巧手主婦;叛逆的喬用文字撕碎性別偏見,發表小說改寫命運;羞怯的貝絲用鋼琴彈出希望,救助貧兒時自己卻染病離世;驕縱的埃米帶着調色板闖蕩歐洲,選擇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四姐妹的成長故事啓發着每一位讀者思考:你要活成他人期待的模樣,還是忠於自己的內心? 翻開本書,成爲更好的自己!
補一個譯者發在豆瓣平臺作爲導讀的【譯後記】(臺版有) 壁爐邊的小書,紙頁上的夢想 “我不喜歡這種東西。從來都不喜歡女孩,也不認識多少女孩,除了我的姐妹。”一個半世紀前,編輯托馬斯·奈爾斯邀請當時已小有成就的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寫一本給女孩看的書,路易莎在日記裏如此寫道。這即是《小婦人》一書的緣起,如同馬奇姐妹故事的開頭那樣,平平無奇,帶着些許怨言。《小婦人》常被視作半自傳體小說,背景是在美國內戰時期的新英格蘭,許多人物與事件都以路易莎的生活爲藍本。 路易莎曾自述:“童年戲劇與經歷,貝絲之死,喬的文學經驗,埃米的藝術經驗,梅格的幸福家庭,約翰·布魯克的一生,德米的角色。馬奇先生沒有上前線,從軍去的是喬。馬奇太太原型照搬,雖不及真人的一半好。勞裏並非美國男孩,儘管我認識的每個小夥子都自稱是這個角色。他是一八六五年我在國外結識的一個波蘭男孩。勞倫斯先生是我的外祖父約瑟夫·梅上校。馬奇叔婆誰也不是。”【注 : 引自《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生平、書信與日記》(Louisa May Alcott: Her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而路易莎動筆時不曾想到,在父親和奈爾斯的鼓勵之下,她由真實瑣事鋪陳開去,最終寫就了一部經久不衰的成長小說。 扮演“朝聖者” 不同於我們熟知的衆多兒童經典,路易莎在書中打開的那道門,並非通往什麼遠離現實的神祕國度,而是通往每個尋常少女的家庭。她以英美家喻戶曉的寓言詩《天路歷程》爲基石,搭建與讀者間的橋樑,也構築起小小朝聖者之路。《小婦人》除了在序詩、章節標題及第一部前十二章多處引用《天路歷程》中的人物與地點名字,更讓馬奇姐妹循着主人公“基督徒”的足跡,對抗自己“心中的敵人”,走向臻於至善的目的地。 《天路歷程》是馬奇姐妹兒時扮裝表演的戲劇故事,也是她們自幼奉爲圭臬的指南書。在開篇首章,馬奇太太便憶起女兒如何扮演“朝聖者”,如何從地下室的“毀滅城”爬到屋頂的“天國”。她像書中人物“援助”一般,指引她們走出“灰心沼”,在父親回家以前,用更爲身體力行的方式演這出戏。 路易莎隨後以《天路歷程》中的“美麗宮”“屈辱谷”“魔王”“浮華市”爲題,在在第六、七、八、九章中一一凸顯馬奇姐妹需要克服的缺點——貝絲靦腆害羞,埃米自負任性,喬脾氣急躁,梅格愛慕虛榮。她們應母親之邀,揹負起內心重擔,踏上精神向善之旅。 在以“空中樓閣”爲題的第十三章,四姐妹重又戴上舊帽子,手拄長杖,再次扮演“朝聖者”。她們和勞裏一起攀上“快樂山”,述說各自的理想。到了第二十二章,馬奇先生歸來,在團聚的火爐邊,他稱讚“小朝聖者”在旅途中追尋美德,細數她們的蛻變。 章節標題中的“草地”,同樣出自《天路歷程》,原是“基督徒”和同伴“盼望”在跋涉途中的棲身之所。路易莎借貝絲之口,賦予“草地”以別樣的意義——和樂的家園:“他們在那裏快樂地安歇,就和我們現在一樣”,並以此引出第一部的圓滿結局。 可愛的“草地” 路易莎並未讓她的主人公如《天路歷程》中的主人公一般離家,相反,《小婦人》取材於古今皆然的家常瑣事,無論小說人物歷經何種旅程,家都是最終歸宿,天倫之愛也是書中最重要的情感。《小婦人》兩部分別出版於一八六八年和一八六九年,其時南北戰爭剛結束不久。在戰爭爆發的一八六一年,馬奇先生的原型——阿莫斯·布朗森·奧爾科特已年逾花甲,他未曾擔任隨軍牧師,真正參戰的就是路易莎本人。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甫滿三十歲的路易莎申請加入北軍的從軍護士,次月即被派赴喬治城的聯合酒店醫院。翌年一月,她工作時感染傷寒,接受甘汞治療。在小說第一部第十五章,馬奇太太接到電報,南下探病,喬爲母親籌措旅費,賣掉了自己的一頭秀髮。而現實是父親去探望險些喪命的路易莎,路易莎因治療剃光了頭髮,並且留下永久的神經損傷,病後二十多年裏,她時常忍着疼痛寫作。 除此之外,《小婦人》沒有爲戰爭陰雲所籠罩,即使馬奇先生不在身邊,四姐妹與母親相親相愛,彼此扶持,在清貧的生活中成長爲堅強獨立的女性。南北戰爭造成數十萬將士身亡,人民飽受家園破碎、流離失所之苦。溫情的家庭故事此刻無疑能慰藉心靈,疏解讀者的悲傷。《小婦人》便擔負起了這種積極的社會責任,也試圖將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美德延續。不只剪去秀髮的喬,書中每一個主要人物都甘願爲家人奉獻,犧牲自我,尤以梅格和貝絲爲代表。 此二角色最爲符合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梅格是一個傳統且典型的小婦人,勤於操持家務,照顧妹妹,協助母親維繫家庭穩定。她早早出嫁,過着爲人妻、爲人母的安穩生活。貝絲恭順而無私,永遠將家人擺在第一位,唯一的盼望就是“大家平安健康,待在一起”。梅格是姐妹中最好的演員,貝絲音樂天分甚高,兩人都爲家庭放棄了自身的才華與心願。梅格曾憧憬奢華生活,但最後安於簡樸,相夫教子的日子已令她心滿意足。貝絲則從未像勞裏那樣夢想成爲音樂家,她只爲他人而活。 路易莎稱貝絲爲“家中的天使”。貝絲甚至獻出了生命:因爲兩個姐姐各忙各的,她便獨自去看望赫梅爾一家,不料感染猩紅熱,痊癒後身體一直孱弱,終未能逃過早逝的命運。貝絲臨終時囑咐喬,要她取代自己當父母的依靠,這“會比寫出鉅作或看遍世界更快樂”,“因爲我們離開時,愛是唯一帶得走的東西”。喬信守承諾,設法收斂起勃勃雄心,對父母克盡孝道。 在小說最後,喬意識到,靠寫作成名致富的“空中樓閣”如今看來自私而清冷,脫口說出家庭纔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全書處處閃耀着親情的光芒,路易莎頌揚家庭紐帶的力量——“這條紐帶福廕生命且超越死亡”。在戰後瘡痍中,正是團結的家庭最能增強社會凝聚力,正是這股純粹的力量最能撫平傷痛、溫暖人心。 空中樓閣 在名爲“形單影隻”的第四十二章中,貝絲過世,喬嘗試拾起妹妹在家中的角色,卻始終心有滯礙。“你爲什麼不寫作呢?以前寫東西總會讓你快樂。”母親如此提醒道。第十三章“空中樓閣”中,馬奇姐妹曾在一起暢想未來。 與梅格和貝絲的“空中樓閣”相比,喬和埃米不囿於傳統女性的界限,她們夢想寫書和作畫,期望在個人追求與家庭責任中取得平衡。對路易莎所刻畫的女性人物而言,婚姻與家庭並非唯一出路,而是選擇之一。馬奇太太覺得擁有天造地設的婚姻是女人一輩子最甜蜜之事,然而聽到喬說願做老姑娘,她也開明地回應:“寧當幸福的老姑娘,也不做不幸的妻子……女兒們無論結婚還是獨身,都會是我們人生的驕傲與安慰。” 《小婦人》第一部出版後,讀者反應熱烈,紛紛去函詢問馬奇姐妹的結婚對象,許多人希望喬與勞裏終成眷屬,出版社也要求在第二部中把小婦人嫁掉。路易莎豈肯輕易將她的喬嫁作人婦?她在給教育家伊麗莎白·鮑威爾·邦德的信中坦承:“喬本應繼續當一個愛好文學的老姑娘,可是衆多熱情的小姐寫信給我,嚷着要她嫁給勞裏或什麼人,我不敢不從,出於執拗,我給她配了個有趣的對象。怒火可能會向我襲來,不過挺期待的。”她爲喬創造出貝爾教授,他並無原型,似乎與喬也不那麼般配。 喬的原型卻沒有向現實妥協。路易莎本人終身未婚,與筆爲偶,她認爲“自由是比愛情更好的丈夫”。一八六八年撰寫《小婦人》之前,路易莎在《紐約紀事報》發表了一篇名爲“幸福女性”的短文,開宗明義地將女性對不婚的恐懼稱作“愚蠢的偏見”,她勸誡年輕姐妹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強求愛情,忠於自我,珍惜並善用才能,爲他人謀福。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雖然女性地位正慢慢提升,這樣的見解仍頗具革命性。路易莎不至於顛覆傳統家庭價值觀,但小至服裝樣式、大至教育模式,透過《小婦人》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對話,她對婦女權利的主張可略窺一二。所謂的工作既指生計,亦指女性各自的才能。與馬奇家相似,奧爾科特家的女性安貧樂道,做用人、家庭教師等工作貼補家用,路易莎也持續寫作。 一八六三年,她從前線回家休養,根據自身的護士經歷創作了《醫院速寫》,這是她的第一部成人小說,她也終於作爲一名嚴肅文學作家獲得認可。正如給女性讀者的那篇建言,路易莎突破了父權文化的束縛,在工作中找到幸福。她筆下的喬和埃米也是如此,渴求在文藝上有所作爲,雖恪守義務,卻不隨波逐流,尤其是喬,更樂於當推動世界進步的改革家。 在小說第二部,她們最終還是選擇了婚姻,但絕非出於“愚蠢的偏見”——喬辦了學校,“並沒有放棄寫一本好書的希望”,埃米則資助具備藝術天賦的年輕女性,也“不會放棄所有藝術上的希望”。她們放棄的是年少時狹隘的私慾,轉而通過工作以及對社會的關懷,重新審視和實現自我的價值。 故事結尾的梅園成了一座人間天堂,女性角色在其中平等而自主,並非男性的附庸。四姐妹沒有一人完全實現最初的理想,沒有童話式的美好結局,但她們接受生命的缺憾,探索除婚姻之外尋得幸福的別種可能。《小婦人》用平實的筆觸勾勒出一部家庭劇,簡單質樸,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每一章自成一幕小故事。小說人物性格各異,皆栩栩如生,自首版問世以來引起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共鳴,每個少女或多或少都能在馬奇姐妹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 在戰後變革時代的美國,《小婦人》爲以女性爲主人公的故事開拓出嶄新的疆域。以今日的眼光看來,書中一些敘事方式和道德勸諭或許稍嫌古舊,而其蘊含的真諦仍顛撲不破。路易莎留下這份歷久彌新的禮物,對文化影響之深遠,在十九世紀美國兒童文學小說中,可能除了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以外,再無其他作品可與之媲美。這塊文學瑰寶已遠不只是“一本給女孩看的書”,它更是一部愛與勇氣之書,一百五十多年來,感動、激勵着無數大大小小的心靈。 馮倩珠 二〇二四年五月
在康科德,重新讀懂《小婦人》 站在康科德 Sleepy Hollow Cemetery 的作家嶺,我看到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墓碑安靜地坐落在那裏。她的身旁,是愛默生、梭羅、霍桑等熟悉的名字。陽光從樹影間落下來,四周很安靜。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一本寫四姐妹日常生活的小說,爲什麼能夠穿越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有人閱讀? 帶着這個疑問,我重新打開了《小婦人》。 以前讀這本書,我看到的是梅格、喬、貝絲和艾米的成長故事;這一次,卻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們生活的那個時代。19世紀的康科德只是一個不大的新英格蘭小鎮,人們的生活簡單而規律,家庭、勞動、讀書、鄰里交往構成了普通人的日常。南北戰爭也深刻影響着這一代人,奧爾科特本人還曾做過戰地護士。 參觀奧爾科特家的 Orchard House,讓這種感覺更加具體。房子並不奢華,屋裏的傢俱、書桌和生活用品,彷彿還保留着當年的生活氣息。站在那裏,我很難再把《小婦人》只看成一個虛構故事——書中的家庭溫暖、姐妹之間的爭吵與和解,其實都有現實生活的影子。 康科德博物館裏的實物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因爲曾經屬於奧爾科特,便和一段文學史發生了聯繫。它讓我意識到,所謂“經典”,最初也許只是一個普通人在自己的書桌前,把身邊真實的生活寫了下來。 後來觀看2019年的電影《小婦人》,感覺又完全不同。電影在康科德及馬薩諸塞州其他歷史環境中取景,那些房屋、樹林和河流,我已經親眼見過。於是,電影中的場景不再只是畫面,而像是曾經走過的地方重新出現在眼前。 也許正是這些經歷——康科德的小鎮風景、奧爾科特的家庭和故居、博物館裏的實物、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作家嶺安靜的墓碑——客觀地把我一步步帶回了《小婦人》。 我只是一個普通讀者,沒有能力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評價這本書。但走過康科德以後,我更願意相信,《小婦人》真正打動人的地方,並不只是四姐妹的故事,而是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一家人在一起喫飯、爭吵、讀書、工作,也彼此照顧、彼此成長。 旅行讓我走進了奧爾科特生活過的康科德,而重新閱讀《小婦人》,又讓我重新看見了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
主要寫了馬奇太太四個女兒的故事 在馬奇太太的引導下,四個女兒在面對問題的時候,都能夠設身處地爲別人着想,反思自己的言行舉止 貝絲和馬奇叔婆的去世,爲這本小說增添了悲傷的氣氛 喬和教授生活在一起,育有兩個兒子。他們繼承了馬奇叔婆的別墅,收留了一些流浪的孩子。日子雖然清貧,但是很快樂 大姐梅格和布魯克先生,有一對龍鳳胎兒女,生活幸福甜蜜 漂亮的埃米和勞裏,也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四個姐妹當中,只有她嫁給了有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