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納河上的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德里奇代表作）

因爲計劃去巴爾幹三國——塞爾維亞、波黑和黑山旅行，在瘋狂惡補那地帶的人文歷史時，偶然間發現了這本書。它像一扇門，讓我得以走進那片此前只停留在“希臘”印象中的陌生土地。我甚至從未聽說過德里納河上的這座橋，更不用說那些世代生活在橋上、來自不同族羣的悲歡故事了。 這本書講述了這座橋從誕生之初，到一戰爆發前夕四百年的歷史。它看似只是圍繞一座橋、一個地方的變遷，實則勾勒出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命運縮影。如同《白鹿原》以一方水土映照民族歷史，這本書也讓讀者透過這座石橋，看見文明交匯處的動盪與日常。 雖然翻譯上偶有生硬之處，不準確之處，但我依然願意推薦這本書。它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更像一座橫跨數個世紀的歷史觀察臺。 我看見了“無常”與“永恆”的對比。橋是堅固的存在，而橋上的人、戰爭、洪水，卻如四季般流轉。在看似安穩的生活表面之下，暗流始終湧動。這讓我對當下的安穩多了一份珍視，對世事的變遷多了一分從容。 我看見了“生命共同體”的縮影。書中的主角不是英雄，而是橋與生活在橋上的人們。他們的悲歡離合，讓我感受到人類情感的相通——無論種族、信仰，在愛、恐懼、希望與苦難面前，我們並無不同。 我看見了歷史車輪下的“個人”。從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到一戰爆發，普通人如何在宏大敘事的夾縫中保有尊嚴。歷史不只是英雄的史詩，更是無數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總和。 我也看見了橋作爲東西方交界處的象徵。文化差異一旦被政治利用，便可能成爲偏見的溫牀，而偏見，往往是苦難的根源之一。 書的結尾，大橋被炸燬。但毀滅並非終點，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文明總有一種在廢墟上重建的力量。 讀完這本書，我彷彿活過了無數人的人生，像是在橋上生活了四百年，見證了他們的歡笑、掙扎、盼望與告別…… 最近，中東局勢再度緊張，美以伊衝突升級，我的旅行計劃或許暫時擱淺。但無論如何，我已讀到了一本真正喜歡的書。感謝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感謝《德里納河上的橋》。也願世界和平——因爲這個世界，不只是政客的棋盤，更是無數普通人的家園。

對南斯拉夫的歷史是碎片化，從小說裏得到了完整。一個村莊跨越歐亞陸地，橋樑可以是溝通的屏障，也可以是敵對的堡壘。從奧斯曼帝國，到奧匈帝國，到塞爾維亞起義軍，和波黑穆斯林起義軍。參考《何故爲敵，巴爾幹民族仇恨》，能瞭解到每次政權變革，就影響村裏的精英階層走向，不同的文化，效忠不同的領袖，讓鄰居之間揮動屠刀，也是世俗主義者，提倡村民自治，然而大環境的變革，影響青少年的人生價值觀，那些外來人口，移民流民，改造着這個村莊，村莊裏流淌不息的是歷史的脈絡，個人的選擇和集體領導層的選擇，讓南斯拉夫人更茫然，更復雜。

1914，人們聽不見的輓歌 1914的那個夏天，確實開局大好，甚至好過以往許多年。李子樹碩果累累，是多年未見的景象，小麥也長勢喜人。在經歷了十餘年的動盪與災荒後，人們暗自期盼，至少能迎來一段平靜與豐收的歲月，彌補往日的損失與不便。 在這個非凡的年份，伴隨着陽光與雨水的完美交融，維舍格勒這片寬闊的河谷，處處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與創造的渴望。大地生機勃勃，萬物復甦，抽枝發芽，開花結果，孕育着雙倍的收成。那種旺盛的生命力，如同溫暖而朦朧的紫色薄霧，縈繞在每一道溝壑與每一片田野之上。 然後人類開始瘋狂地叫囂戰爭，光榮，正義和偉大，於是，他們渴望血和勳章，那就給他們血和勳章吧，到了1917年：古時候，人們可不是這樣過日子——他們過得很富裕，有條理，沒災沒難的。可是你，我的小寶貝，會活到這樣的年頭：大地全都捆上了鐵絲，生着鐵鼻子的鳥在藍天上飛，它們會像老鴰啄西瓜似地來啄人……鼠疫橫行，到處鬧饑荒，弟兄相爭，兒子造老子的反……老百姓會像燒過的野草一樣，全都化爲烏有。饑荒也會來的。我家裏這些年只有一半的地種上莊稼，而且家家都是這樣。各村各鎮只剩下些老頭子和小孩子，來一個荒年——就會‘遍地饑荒’。

讀歷史類作品，我習慣讀一段“大歷史”後，換讀其背景下的市井變遷，以此去細細感知動脈奔湧之後的淺表靜脈。 翻開這本《德里納河上的橋》，始於想去塞爾維亞走走的念頭——我喜歡在去一個陌生地方之前，先建立一定印象，再實地尋找其中的況味。這本書確實起到了這個作用：它以維舍格勒小鎮從奧斯曼帝國時期到一戰的生活變遷，把“民族、宗教雜糅的衝突”這類我們常見之大詞背後的市井痛苦與迷茫，呈現得更爲具象可感。讀後很合我意。不過，這本書並不是《我腦袋裏的怪東西》那類“清明上河圖”式的完整呈現，因之故事性的確較弱，所以我完全理解那些給出“一般”或“不行”評價的讀者——他們抱怨讀完後不知所云，覺得整體散而碎。這其實是閱讀預期背離的問題。

一直聽說一個說法叫“巴爾幹火藥桶”，爲什麼是火藥桶，總是不明所以。看完這本書知道了答案。一千年前這裏是基督徒的領地，五百年前，奧斯曼土耳其是征服了這塊土地。他們在這裏建設宏大的工程，包括建設橋樑，以彰顯帝國的力量。這座橋的出資者是默罕默德 帕夏 索科羅維奇。他本來是維舍格勒小鎮附近山村的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在奧斯曼土耳其血稅制度下被送往伊斯坦布爾的軍營。從此改變宗教，改變名字，與家鄉永遠割斷了聯繫。這位帕夏的經歷是普通基督徒的一個另類逆襲案例。大部分人，面臨要麼接受重稅，要麼改信伊斯蘭教的選擇。逐漸的，伊斯蘭教成爲當地的主流宗教。三百年之後，奧斯曼帝國日漸衰落，對邊疆的控制越來越力不從心。奧匈帝國染指這塊地區。穆斯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等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塞爾維亞族羣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塞爾維亞國家，這對奧匈帝國來說是首要的心腹大患。他們扶持土耳其人勢力對抗分離勢力，土耳其人要求獨立建國。問題是奧匈帝國的心臟地區在歐洲部分，他們無力在這裏長期維持高壓。塞族在波黑不佔主導，但是他們背靠塞爾維亞公國，可以獲得更多的軍事裝備和人力支援。當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相繼解體之後，當地的穆斯林徹底失去了外部支持。隨後塞族的血腥報復就不可避免了。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解體時種族、宗教之間的血腥仇殺，種子早已埋下。甚至現在波黑也是兩個政治實體，三個民族。火藥桶還保持着溫度。

26年讀的第20本書。曾在夕陽餘暉中徜徉德里納河畔，暢享平和恬淡時光中愈發感受歷史的沉重和滄桑。

這本書看得的人不多，算比較小衆。被開頭的一段景物地理描述所吸引，忍不住去查了一下，才發現那座橋挺美，帶着幾百年的歷史沉重感。 聯想到國內，第一想到的居然是盧溝橋。雖然沒去過，但那些大事件的經歷（一戰，抗日），讓兩座橋似乎有着同樣的力量。 當然，這座橋還有着更多故事，15世紀建造時的血腥，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信仰融合與紛爭，遭遇數百年間洪水的屹立不倒但終被戰爭破壞，就像山西的那株大榕樹一樣寫滿了滄桑。 這本書沒有主角和主線故事，很多哲理性的描述，加上陸續衆多的人物登場，閱讀體驗不是很好，但整體感覺還不錯，如果有機會去打卡，感覺會更好。

懷揣着對巴爾幹極其濃烈的興趣打開的這本被譽爲史詩的書。可以那樣明顯地感知到維舍格勒的這個小鎮上的人們，也預示着巴爾幹的人們，在各個強權下碾過，又在二十世紀初時被分割成無法癒合的我們和他們。 安德里奇很輕地帶過了許多人的生命，他告訴你：生命像德里納河的流水那樣的易逝，卻又永恆矗立着什麼，也許是那座德里納河上的橋，也許是橫跨在各種族之間的縱溝。用“橋”來理解巴爾幹的人們，真是準確不過了。只是看完輕飄飄的，很不適應。

1961年諾貝爾文學獎 這座橋連接着薩拉熱窩道路的兩端，將小鎮與郊區緊密相連。這座宏偉的石橋，這座造價高昂、獨具美感的建築——即便是那些更爲富庶繁華的城市也未必擁有（“當年人們說，‘在整個帝國裏，這樣的橋也僅有兩座’”），是德里納河中游與上游全線唯一穩固可靠的渡口，更是連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交通要道；經由塞爾維亞再往遠，便可抵達奧斯曼帝國的其他地區，直至君士坦丁堡。這座橋約有兩百五十步長，十步寬；唯有橋中央處拓寬，兩側各有一座完全相同的平臺，寬度增至兩倍。這便是橋的核心區域，名爲“橋心亭”。牆體頂部嵌入一塊白色大理石板，上面雕刻着繁複的土耳其銘文 ——“塔裏克”，以十三行詩句記載了建橋者的姓名與建橋年份。這座平臺上設有一間咖啡館，擺放着咖啡壺、托盤、常年燃燒的炭火盆，還有一個男孩負責將咖啡送到對面休憩席的客人手中。這便是橋心亭。出生在德里納河左岸的基督教孩童，出生後不久便要穿過這座橋——出生後第一週，他們便會被抱去教堂受洗。而其他孩子，無論是出生在右岸的穆斯林孩童（他們無需受洗）。 這座橋是大維齊爾穆罕默德帕夏下令建造的。承建這座橋的是拉傑・內伊馬爾——傳說他活了上百歲，在塞爾維亞各地建造了無數精美耐用的建築。他是民衆想象中渴望的那種傳奇匠人，無名無姓，因爲人們不願記太多事，也不願虧欠太多，哪怕是在記憶中。孩子們還知道，建橋過程中曾遭到“船孃女巫”的阻撓——就像所有地方的建造工程總會遇到莫名阻礙一般，女巫每晚都毀掉白天建成的部分。直到有“某種聲音”從水中傳來，建議拉傑・內伊馬爾尋找一對孱弱的雙胞胎姐弟，名叫斯托伊和奧斯托，將他們嵌入橋中央的橋柱中。隨後，人們便在整個波斯尼亞境內搜尋這對孩子，並承諾給予找到並送來孩子的人豐厚獎賞。孩子們最終還是被嵌入了橋柱。據說內伊馬爾心生憐憫，在橋柱上留下了洞口，讓這位不幸的母親能夠哺乳她犧牲的孩子。每年特定時節，會有白色的細流從橋柱的接縫處滲出，在石材上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鎮上的人們會收集橋柱上這些乳汁凝結的痕跡，碾成粉末當作藥材，賣給產後無乳的婦女。 拉迪薩夫是個超凡脫俗的英雄，刀槍不入，沒有任何繩索或鐵鏈能將他束縛；維齊爾手下用計收買並打探出了拉迪薩夫的弱點，他們趁拉迪薩夫熟睡時突然襲擊，將他用蠶絲繩捆綁起來——唯有蠶絲能破解他的魔力。 橋心亭及其周邊，是初戀的遐想之地，是擦肩而過的驚鴻一瞥，是眉目傳情與竊竊私語的角落。 薩萊普（一種甜羹）與熱騰騰的西蒙餅（一種麪餅） 直到 1878 年，所有因各種原因被處決的人，其頭顱都會被懸掛或釘在橋心亭的橫樑上。 若是太平無事、人心安定的年代，人們會在此飲拉基酒、唱歌、跳圓圈舞。 禁衛軍軍官在波斯尼亞東部的村莊裏買下了一批基督教孩童，預備將他們培養成宮廷男僕。齡在十歲到十五歲之間 父母爲了讓孩子躲過軍官的挑選，甚至有人生下孩子後，故意切掉孩子手上的一根手指，以此讓他們失去被選中的資格。被選中的男孩們騎着波斯尼亞小馬，組成長長的隊伍繼續前行。隊伍末尾跟着兩個編織的柳條籃，像裝水果的籃子一樣，一邊一個；每個籃子裏放着一個男孩，還有一小包行李與一塊麪餅。這些孩子將被永遠帶離故土，在異國他鄉接受割禮、改信伊斯蘭教。軍官的衛兵用鞭子抽打驅趕母親，喝罵着讓她們退開。奧斯曼帝國的勢力強大而冷酷。 柳條籃中的男孩後來的故事，各種語言的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他成爲了蘇丹宮廷中年輕勇敢的近衛軍官，隨後晉升爲海軍上將、駙馬、軍事統帥與享譽世界的政治家——穆罕默德帕夏・索科洛維奇。他在三大洲指揮了無數場勝利的戰爭，擴展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鞏固了帝國的外部安全，並用出色的治理穩定了內部秩序。六十餘年間，他侍奉過三位蘇丹。遵照維齊爾的命令，由他出資，德里納河大橋的建造工程正式啓動。工程歷時五年。對於小鎮與整個地區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充滿活力與重大意義的時代，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變革與事件。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這座小鎮數百年來一直銘記並傳頌着各類事件——即便與橋樑僅有間接關聯的故事也不例外——卻沒有留下多少關於橋樑建造過程本身的細節記載。人們只會銘記並傳頌那些自己能夠理解、並能將其轉化爲傳說的事物。其餘的一切，都會如同無聲無息的自然現象般悄然流逝，不留下深刻印記，不觸動人們的想象力，也不存留於記憶之中。這場艱辛漫長的建造工程，對他們而言，是他人出資、與己無關的勞作。直到這座宏偉的橋樑作爲這份辛勞的結晶拔地而起，人們纔開始回憶起其中的細節，併爲這座真實、精湛、不朽的橋樑的誕生，編織出一個個充滿想象力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正是他們擅長創造且能長久銘記的。 維齊爾任命的建橋總負責人阿比達加 他身着華麗的君士坦丁堡服飾，留着短髮和八字鬍，鬍鬚修剪成匈牙利式的奇特上翹樣式。 建築師託松・埃芬迪 一個身材瘦小、面色蒼白泛黃的皈依者，祖籍希臘羣島，曾在君士坦丁堡承建過許多穆罕默德帕夏的產業。 工作大多是通過強制勞役完成的。所有這一切，都在阿比達加的監督下進行——他手中那根綠色的長手杖，早已成爲人們口中的“噩夢象徵”。只要他用手杖指向誰，發現那人偷懶或幹活不力，衛兵們就會立刻上前將其按在地上鞭打，直到打得鮮血淋漓、不省人事，再用水潑醒，強迫其重新開工。阿比達加的衛兵騎着馬四處抓捕鄉村和城鎮的農民，強迫他們去修橋。小鎮的基督教徒可以通過繳納贖金免除勞役。 穆斯林女性出門時必須蒙面 起初，所有人都爲這位出身本地的維齊爾要建造如此宏偉的工程而感到自豪。那時他們還不知道，這樣輝煌的建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引發如此多的動盪，需要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他們心想，能歸屬在這個強盛的宗教之下是件幸事，能有一位同鄉維齊爾在君士坦丁堡身居高位是件榮耀，能想象一座堅固華麗的橋樑橫跨河流更是令人嚮往——但眼前發生的一切，卻與這些美好想象截然不同。他們的小鎮彷彿變成了地獄，一個由無數難以理解的勞作、煙霧、粉塵、吶喊和喧囂組成的漩渦。歲月流逝，工程不斷擴大，但人們看不到盡頭，也看不到意義。這一切，怎麼看都不像是在建造一座橋。 在這些苦役犯農民中，有一個來自小鎮上方烏尼斯塔村的年輕人，名叫拉迪薩夫。幾個人商量好了，要在夜裏，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儘可能地破壞和摧毀已經建好的部分，然後散佈謠言說，是女巫在破壞橋樑，不讓德里納河上出現橋。和往常一樣，人羣中總有膽小多疑的人，他們認爲這是個愚蠢的主意——強大而狡猾的土耳其人絕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計劃，應該繼續聽從天意服勞役，而不是自尋死路。“德里納河上建不成橋”的說法傳播得越來越遠，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在談論這件事，漸漸變成了一種堅定的信念。基督教農民們暗自竊喜，雖然悄無聲息、小心翼翼，卻發自內心。而那些曾經自豪地注視着維齊爾這項宏偉工程的本地土耳其人，也開始不以爲然地聳聳肩、擺擺手。許多皈依伊斯蘭教的人，改教後並未得到預期的好處，依然過着貧困的生活，只能喝着稀薄的粥，穿着破爛的衣服。他們樂於聽聞工程失敗的消息，從維齊爾的挫敗中獲得一絲苦澀的滿足——原來即便是維齊爾，也並非所有計劃都能得逞。 這裏的民衆，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教徒，都既懶惰又笨拙，卻擅長嘲笑和譏諷，總能爲自己的無知和無能找到尖酸刻薄的藉口。 拉迪薩夫被抓獲 吉普賽人用繩索將他的雙手綁在身後，然後在他的每條腿上各綁了一根繩子，分別拉向兩側，將他的雙腿拉開。將木樁放在兩根短木頭上，讓木樁的尖端對準農民的雙腿之間。然後，他從腰帶上拔出一把短而寬的刀，跪在被綁的犯人面前，俯身下去，割開他粗麻布褲子的襠部，擴大開口，以便木樁能順利刺入身體。吉普賽人完成這一步後，立刻站起來，從地上拿起木槌，開始用輕柔而有節奏的力道，敲打木樁的底部、較粗的一端。每敲一下，他就會停頓片刻，先看看木樁刺入身體的情況，再看看另外兩個吉普賽人，示意他們輕輕地、均勻地拉動繩索。被拉開雙腿的農民的身體，只是不由自主地抽搐着；每次木槌落下，他的脊背都會彎曲、扭動，但繩索會將他拉回原位。那個農民已經斷氣了。所有塞爾維亞人都感到一陣莫名的釋然，彷彿贏得了一場無形的勝利。他們覺得，在與土耳其人的長期抗爭中，天平此刻終於向他們傾斜了。 這輩子都要遠離土耳其人——這些該下地獄的傢伙！ 阿比達加中飽私囊貪污被發現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維齊爾特使阿里夫貝 格維齊爾的工程不僅包括一座橋，還包括一個商隊驛站 維舍格勒的土耳其人再次開始在談論大橋時聳肩擺手。基督教徒們則保持沉默，但他們帶着怨恨和隱祕的期盼注視着工程，希望它像所有土耳其人的事業一樣失敗。 大橋竣工 大鍋裏煮着哈爾瓦（一種甜味糕點） 這一切，連同大橋本身，都是偉大的維齊爾穆罕默德帕夏的饋贈。六十多年前，他出生在這片羣山之後，在高地上的索科洛維奇村；童年時，他和一羣塞爾維亞農民的孩子一起，作爲宮廷男僕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商隊驛站的維護費用來自穆罕默德帕夏設立的宗教捐贈財產——這些財產來自他在新徵服的匈牙利地區獲得的大量土地。 維齊爾遇刺身亡 在奧斯曼帝國，即使鄰國發生不幸事件，負面消息也不允許傳播，更何況是這種本國的重大悲劇。 17 世紀末，波斯尼亞各地都在傳唱、談論着匈牙利——土耳其軍隊在佔領一個世紀後，正準備從那裏撤軍。 資金枯竭 驛站走向破敗從此無人問津，淪爲廢墟。 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特大洪水。 塞爾維亞爆發了起義 隨着塞爾維亞衝突的擴大，波斯尼亞的土耳其人被要求提供更多人力參軍。 大橋上搭建了崗樓 所有因涉嫌與起義有關而被懷疑或定罪的人，他們的頭顱——無論是因叛亂罪被處決的，還是僅僅因爲不幸而被殺害的——都會被砍下，釘在環繞崗樓的木樁上。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的心靈會迅速變硬、變得麻木，以至於漸漸習慣了這一切，過橋時無動於衷，甚至不會留意到這些頭顱何時消失了。 19 世紀中葉後的幾十年，奧斯曼帝國在無聲的陰霾中逐漸衰落。 19 世紀中葉後的二十五年裏，薩拉熱窩爆發了兩次瘟疫和一次霍亂。每當這時，小鎮都會遵循一項傳統——據說這是穆罕默德爲他的信徒們留下的，用於在瘟疫期間指導他們的行爲準則：“當某個地方正遭受疾病肆虐時，不要前往那裏，以免被感染；如果你身處疾病肆虐的地方，不要離開那裏，以免感染他人。” 每次“瘟疫”爆發時，當局都會限制或完全禁止旅行和郵政往來。他們從驛馬信使那裏接收郵件，但會採取一切預防措施。橋拱上會燃起一堆“芳香木”火，冒出濃密的白煙。哨兵們會用夾子夾住每一封信，放在火上燻烤。白天坐在橋拱上的哨兵們會喝拉基酒，喫大蒜——他們的公務讓他們有權利這樣做，因爲人們相信這兩樣東西都能預防感染。 奧匈帝國軍隊進入薩拉熱窩 奧匈帝國軍隊向廢棄的商隊驛站發射了數枚手榴彈，炸燬了本就破敗的驛站。匈牙利皇家衛隊士兵手持上膛的步槍，緩慢地走上橋拱。 土耳其人的家中，瀰漫着壓抑與混亂；基督教徒的家中，則是警惕與難以置信。但無論何處，無論何人——心中都充滿恐懼。入城的“施瓦本人”（奧匈帝國軍隊），懼怕駐足；土耳其人懼怕施瓦本人，塞爾維亞人既懼怕施瓦本人，也懼怕土耳其人；猶太人則懼怕一切、懼怕所有人——因爲在戰亂時期，他們總是最弱勢的一方。 官員們開始抵達——大大小小的公務員，帶着家人與公務；緊隨其後的是工匠與技師，帶來了小鎮上從未有過的手藝與行業。其中有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匈牙利人和德國人。他們做這一切時，始終平靜寡言，不使用暴力，也不進行挑釁，讓人無從反抗。他們着手的每項工作，起初看似無害，甚至毫無意義：挪動界石、在森林裏給樹木做標記、檢查水井與水渠、給馬匹和牛檢查牙齒、測量尺寸與重量、調查民衆的疾病、統計果樹的數量與種類、清點羊羣與家禽。但無論是土耳其人的家，還是塞爾維亞人的家，內部的生活卻未曾改變。人們依舊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勞作、娛樂：在陶碗裏和麪，在竈上烤咖啡，在銅鍋裏煮衣物，在“洗衣石”上捶打——這石頭會磨傷、割傷婦女們的手；人們在房間和走廊裏織布、縫紉。關於節慶、婚禮的古老習俗被完整保留，而異鄉人帶來的新習俗，人們只在私下偶爾提及，彷彿那是遙遠而不可思議的事物。簡而言之，生活一如既往——即便在佔領二十年後，大多數家庭的生活方式依舊如此。 新政權開始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推行徵兵制。 盜匪亞科夫換上女裝，耶蓮卡在黃昏時分將他僞裝成自己的老祖母，成功騙過了守衛。守衛開槍自盡 猶太女人經營洛蒂卡酒店 自從第一批奧匈帝國的黃色軍用馬車駛過大橋，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的佔領，是一連串漫長的日日夜夜。 外國當局那種停不下來的、看似永無止境的活動——儘管小鎮居民對此難以適應，卻正是靠着這種活動，他們才得以獲得收入與繁榮——在二十多年間，極大地改變了小鎮的外觀、居民的服飾與習俗。這座自古以來模樣未變的古老石橋，自然也未能倖免。1900年大橋修繕 河水被改道引流，露出了發黑磨損的石頭和一些橡木橫樑——這些橫樑是三百三十多年前被放入水中的，如今雖已泡脹，卻依舊堅硬。在所有人看來，這些外國人做這件事，就像做其他所有事一樣——只是因爲他們必須做點什麼，這是他們的需要，他們別無選擇。沒人明說，但所有人都這麼覺得。奧地利佬就是這樣，不折騰點什麼就不知道自己還活着。 大橋的修繕工程剛一結束，水管鋪設工程就開始了。小鎮上以前只有木製的水井，如今，工程師們發現，小鎮上的水並不衛生。新的水源來自德里納河對岸的卡貝爾尼克山上，因此，水管必須穿過大橋，引入小鎮。第二年夏天，水管還是像之前所有的工程一樣，順利鋪設完成並投入使用。純淨充足的水不再受乾旱和洪水的影響，通過新的鐵製水龍頭流淌出來。許多人把水接到了院子裏，有些人甚至接到了家裏。 同年秋天，鐵路建設開始了。這條 166 公里長的鐵路，建設歷時四年，包含約 100 座橋樑和高架橋、130 條隧道，耗資 7400 萬克朗。 1908 年到來了 傍晚，他們在橋拱上進行着旁人無法理解的談話，交換着沒有封面的小手冊，標題寫着《什麼是社會主義？》《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世界無產階級的目標與道路》 尤其是年輕人、窮人和無所事事的人——卻把這一切當作令人振奮的消息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奧地利皇帝、捷克國王等，匈牙利使徒國王，致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居民們 在奧匈帝國佔領初期的二十多年 他們帶來對社會與宗教問題的開明見解，以及對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的狂熱——尤其是在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中獲勝後，這種民族主義已演變爲一種普遍的信仰，在許多年輕人心中，更昇華爲一種渴望參與、甘願犧牲的狂熱。 揚科・斯蒂科維奇：邁丹一位富商的兒子 父親弗拉涅信奉社會主義 在巴爾幹地區蓬勃覺醒的民族意識面前，這些理論根本不堪一擊——這種覺醒，首先體現在塞爾維亞人民身上，隨後也蔓延到了克羅地亞與斯洛文尼亞。事物的發展，絕不會按照德國理論家們的預設軌跡前行，而是遵循着我們民族歷史與民族使命的內在邏輯。卡拉喬治維奇有句名言：‘要麼贏得自由，要麼戰死沙場！’這正是巴爾幹地區通過民族解放鬥爭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必經之路。這其中的邏輯清晰明瞭：從地方主義與部族主義的狹隘桎梏中掙脫出來，走向民族主義的廣闊天地，最終實現國家的統一與獨立。難道我們在庫曼諾沃與佈雷加爾尼察取得的勝利，不正是進步思想與社會正義的偉大勝利嗎？ 尼古拉・格拉辛恰寧：薩拉熱窩的中學生 即便是那些最美好的思想與最珍貴的知識，也只會讓他更加沮喪、更加痛苦——因爲這些東西越是美好，就越是反襯出他的一事無成，反襯出他在這座小鎮裏那看不到盡頭的絕望人生。 赫拉克：總是以正統社會主義者的視角，對一切事物都加以審視與批判。望那些深陷貧困與愚昧泥沼的巴爾幹農民，建立起任何健全完善的國家制度，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只有先讓被壓迫的階級——農民與工人，實現徹底的經濟解放，喚醒廣大人民的覺醒意識，才能爲建立獨立國家奠定堅實的現實基礎。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是不容逆轉的唯一道路。民族解放與國家統一，必須在社會主義解放的旗幟下進行，必須以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引。否則，即便農民、工人與小市民能夠團結起來，建立起新的國家政權，他們也只會像一種惡性傳染病一樣，將自身的貧困與愚昧散播開來；而那些少數的剝削者，也會將其寄生性的反動思想與反社會的惡習，滲透到新國家的每一寸肌理之中。如此一來，既不可能建成一個健全的國家，更不可能孕育出一個美好的社會。 加盧斯：開始寫詩，並且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青年組織中的一名活躍成員。除此之外，他還花了五年時間，自學了法語，醉心於文學研究，尤其是哲學領域。當時，薩拉熱窩的中學生們熱衷於閱讀的書籍，大多出自德國著名的萊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系列。這些裝幀樸素、價格低廉的小開本圖書，採用奇特的小號字體印刷，成了那個時代中學生們最主要的精神食糧。通過這套叢書，他們不僅得以接觸到德國文學，還能讀到大量被翻譯成德文的世界文學經典著作。加盧斯也正是從這套叢書中，汲取了關於德國現代哲學家的知識養分，尤其是尼采與施蒂納的哲學思想。 1914 年到來了——德里納河上的橋這部編年史的最後一年。 薩拉熱窩的刺殺事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的遇刺。小鎮上開始了對塞爾維亞人的追捕 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次日清晨，小鎮上便出現了治安隊的身影。這支臨時組建、倉促武裝的隊伍本應協助當局追捕塞爾維亞人，其成員多爲吉普賽人、酒鬼與無業遊民——大多是些早已與體面社會格格不入、觸犯法律的人。 一名預備役中尉—— 一個匈牙利人——用尖銳的聲音用德語宣讀死刑判決，身後跟着一名翻譯軍官。三人均被缺席審判判處死刑，理由是有證人宣誓作證，看到他們在夜間向塞爾維亞邊境發送燈光信號。絞刑將在集市上、大橋旁公開執行。 軍事當局有明確命令，所有商鋪必須保持開放。 在悶熱的黑暗中，聆聽着頭頂沉重的榴彈呼嘯與爆炸，分辨着哪些是塞爾維亞的炮火、哪些是德國的。 在市政棚屋不遠處，駐紮着一支特殊的軍隊。他們身着白色制服，頭戴白色的熱帶頭盔——這是德國軍隊，即所謂的斯庫臺分隊。戰爭爆發前，他們被派往斯庫臺，與其他國家的軍隊一同作爲國際部隊維持當地秩序。戰爭爆發後，他們接到命令撤離斯庫臺，聽從塞爾維亞邊境附近最近的奧匈軍隊指揮。 奧匈軍隊趁漆黑的夜色撤離了最後一批部隊。那裏超出了塞爾維亞炮兵的射程與視野範圍。 由於小鎮居民文化水平不高、頭腦固執且想象力豐富，每個識字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解讀和闡釋石板上的巴迪紀年詩句。就像所有公之於衆的文本一樣，這些刻在堅硬石頭上的詩句永久地矗立在那裏，永恆不變，永遠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和解讀之下——無論是智者還是瘋子，惡人還是善人。每個聽衆都會記住那些最符合自己耳朵和想象的詩句。因此，那些清晰刻在石頭上的文字，被人們口口相傳，以各種方式被修改和歪曲，常常變得面目全非。 他們坐在自己的房屋裏——這些房屋曾經被洪水淹沒——帶着一種特殊的滿足感，無數次地講述着那些感人或悲慘的片段。記憶越是痛苦難熬，講述時的愉悅感就越是強烈。透過菸草的煙霧或一杯溫和的拉基酒（巴爾幹地區的一種水果白蘭地），那些畫面常常在想象和時間的距離中被改變、放大和修飾，但他們中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每個人都會發誓說事情原本就是如此——因爲他們都在這場無意識的美化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土耳其人住進土耳其人的家，基督教徒和猶太人住進基督教徒的家。土耳其人、基督教徒和猶太人齊聚一堂。自然的力量和共同災難的重擔，拉近了這些人的距離，至少在這個夜晚，跨越了不同宗教之間的隔閡——尤其是基督教徒與土耳其人之間的鴻溝。 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橋拱上，在藍天、河流與羣山之間，學會了不過分惋惜那些被渾濁河水捲走的東西。小鎮那種無意識的人生哲學，也悄然融入了他們的心中：生命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奇蹟——它不斷消耗、流逝，卻依然能夠延續，堅如磐石。 在波斯尼亞這片土地上，幾個世紀以來，兩種宗教之間一直進行着一場漫長而奇特的鬥爭——表面上是爲了信仰，實則是爲了土地、權力，以及對生活和世界的不同理解。在這場鬥爭中，敵對雙方不僅搶奪女人、馬匹和武器，還搶奪民歌。許多詩句就這樣從一方傳到另一方，成爲珍貴的戰利品。 通常，會有兩個人打賭，猜石榴裏面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然後他們切開石榴，輸的人付錢，所有人一起分享果實，一邊聊天，一邊放聲大笑。 一羣悠閒的人們聚集在周圍，帶着一種不健康、粗俗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在那些生活空虛、缺乏美感、鮮有興奮與經歷的人們身上，尤爲強烈。 神父尼古拉 無論是在哪個族羣、哪個宗教中，都未曾有過這樣一個人，能像這位被所有人喚作“傑多”（意爲“祖父般的長者”）的神父一般，贏得全鎮居民不分宗教、不分階層、不分年齡的普遍尊敬。對整個小鎮及周邊地區而言，他便是塞爾維亞東正教的象徵，是人們心中“基督教精神”的化身。 在法官眼中，小鎮上的大多數事件都不足以重要到載入他的編年史——這使得這部作品變得如此貧瘠、枯燥，如同一位孤僻老婦的面容。 穆拉・易卜拉欣與神父尼古拉時不時交換一個眼神，彷彿僅憑目光便能相互理解。自年少時起，他們便是好友——在那個年代，土耳其人與塞爾維亞人之間，能有這樣的友誼已屬難得。他們就這樣對視着——如同一生中無數次在各種境遇下那樣：兩個肩負着小鎮所有生靈命運的人，一個守護着基督教徒，一個守護着穆斯林。 這些生長於 19 世紀末奧斯曼帝國這一偏遠地區的人們，自然從未有機會見識過真正強大、組織嚴密的大國軍隊。他們以往所見過的，要麼是裝備不全、供給匱乏、衣衫襤褸、軍餉拖欠的帝國正規軍分隊，要麼是更糟的——臨時拼湊、毫無紀律與鬥志的波斯尼亞非正規軍。如今，一支真正的“強權與秩序”之師，一支勝利的、裝備精良、自信滿滿的軍隊，第一次出現在他們眼前。這樣的軍隊，必然讓他們目眩神迷，失語無言。僅一眼望去，從馬匹的裝備到士兵身上的每一顆紐扣，都能感受到這支整齊劃一的輕騎兵與步兵背後，那深厚而強大的底蘊——那是另一個世界的力量、秩序與繁榮。人們心中充滿了震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名號手騎着兩匹高大的綠馬走在最前方，隨後是一隊身着黑色制服的輕騎兵。馬匹訓練有素，步伐輕盈而沉穩，如同少女一般。輕騎兵們頭戴無遮檐的紅色帽子，胸前佩戴着黃色徽章，皆是面容紅潤、精神飽滿的年輕人，留着精緻的小鬍子，看起來如同剛從軍營中走出，清新而整潔。他們身後，是由六名軍官組成的隊伍，上校指揮官走在最前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坐騎比其他馬匹更高大，馬鬃梳理得一絲不苟，馬的頭部修長而彎曲。軍官隊伍後方，是一隊步兵，身着綠色制服，每個士兵的揹包上都插着一根羽毛，胸前斜挎着白色彈藥帶。他們佔據了整個視野，如同一片移動的森林。 夜晚，則是年輕人與放蕩之徒的天下。 大橋每年僅有一次會被燈火通明地照亮。每年 8 月 18 日，皇帝生日的前夜，當局會用樹葉和年輕的冷杉枝編成花環裝飾大橋；夜幕降臨時，一排排路燈與無數小燈便會亮起——這些小燈裝在數百個軍用罐頭盒裏，裏面裝滿了油脂與硬脂，沿着橋欄杆排成長長的隊列，閃爍着微光。 除了永久照明，新政權還在橋拱推行了一種特定的清潔制度——符合他們自身理念的清潔方式。水果皮、石榴籽、核桃殼與橡果殼，如今不再會留在石板上數日，等待雨水沖刷或風吹散去。每天早上，都會有專門的市政清潔工前來清理這些雜物。最終，這並未給任何人帶來困擾——因爲人們即便並非出於自身習慣與需求，也能適應清潔的環境；當然，前提是無需他們親自維護。 他清楚地意識到，在這片土地上，在他的身份下，沒有什麼比觸碰穆斯林女性更禁忌、更危險的了。軍隊裏的人，如今別動隊的人，都曾告誡過他這一點。這種膽大妄爲的後果極其嚴重，甚至有人因此被憤怒的土耳其人處死。 那是弗朗茨・約瑟夫統治下的三十年相對繁榮與表面和平。彼時，許多歐洲人認爲自己找到了實現百年夢想的完美公式——在普遍的自由與進步中，實現個人的全面幸福發展。19 世紀向數百萬人展現了其多面而虛幻的福祉，編織出一幅關於舒適、安全與幸福的幻象，宣稱這一切對所有人而言，都能以低廉的代價換取。而這座偏遠的波斯尼亞小鎮，僅能捕捉到 19 世紀生活的零星碎片——且這些碎片，唯有在這片殘存的東方世界能夠接納、理解並踐行的範圍內，才得以傳播。 度過最初的疑慮、彷徨、猶豫與臨時感後，小鎮開始在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們獲得了工作、收入與安全感——僅憑這些，外在生活便足以踏上“進步與完善之路”。其餘的一切，都被壓抑到意識的黑暗深處。在那裏，各民族、宗教與階層的核心情感與不可磨滅的信仰依然存續，看似死寂沉睡，實則在爲未來遙遠時日裏突如其來的變革與災難積蓄力量。似乎沒有這些，民族便無法存續，這片土地尤其如此。 新政權在經歷了最初的誤解與衝突後，給人們留下了強硬且持久的印象。（它自身也深陷這種幻象——沒有幻象，便沒有穩固強大的政權。）它匿名、平庸，卻正因如此，比昔日的土耳其政權更容易被容忍。其內部所有殘酷掠奪的本質，都被體面、光鮮與文明的形式所掩蓋。人們畏懼政權，卻如同畏懼疾病與死亡，而非畏懼邪惡、不幸與暴力。 許多官員，無論是固執的匈牙利人還是傲慢的波蘭人，起初都如同油浮於水，對小鎮的一切都感到排斥，顫抖着走過這座橋，厭惡地踏入小鎮。然而短短一年後，他們便會數小時坐在橋拱上，抽着厚重的切爾諾維茨雪茄，如同土生土長的小鎮居民，凝望煙霧在黃昏靜止的空氣中消散。或是在禱告後，與我們的店主、貝伊們一同聚集在某個綠意盎然的高地，面前擺着一杯波斯尼亞咖啡，在輕鬆無負擔的閒談中，慢慢啜飲，偶爾攪動——只有小鎮居民才懂得這般愜意。 正如軍隊之後來了憲兵，憲兵之後來了官員，官員之後，商人也接踵而至。隨之而來的是森林砍伐業，以及外來企業家、工程師與工人——爲小鎮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貿易模式、服飾潮流與語言習慣。 開啓又一個充斥着飲酒、交談、唱歌與揮霍的夜晚。 他屬於那種天生帶着高貴氣質的人——這種氣質如同沉重而顯赫的頭銜，填滿了他的整個人生；它與生俱來、偉大而體面，無需解釋，不容置疑，也無法模仿。 他們肚子腫脹、肝臟發炎、腸胃紊亂，面容憔悴、鬍子拉碴，對世間萬物都漠不關心，連自己都覺得沉重。他們就這樣坐着喝酒，在酒精中等待着意識裏最終浮現那神奇的光芒——只有完全沉醉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這種光芒，爲了它，人們甘願承受痛苦、走向毀滅、直至死亡。 那些初涉飲酒的年輕人，他們正處於危險的年紀，在墮落的道路上邁出第一步，用飲酒和遊手好閒的代價，償還着青春的債務，有人短暫沉淪，有人則深陷其中。只有極少數被詛咒、被命運註定的人，會永遠沿着這條路走下去。他們選擇酒精而非生活，選擇這場短暫虛幻人生中最短暫、最虛假的幻象，爲之活着，爲之燃燒，直到變得陰鬱、遲鈍、腦滿腸肥——就像那些坐在角落裏的酒徒一樣。 在那些健康幸福的人們熟睡的時刻，拉基酒和壓抑已久的慾望會催生狂熱而燦爛的情緒，帶來意想不到的放縱。這些情緒雖始終如一，卻總能讓人感到新鮮而無與倫比。 一個女孩親手扔給你的天竺葵花束，意味着什麼？ 它意味着：我會像摘下這片葉子一樣輕易地愛上你，而你既不能主動追求我，也不能把我讓給別人。 酒精早已融化了他的靈魂，吞噬了他的理智。 伊麗莎白皇后在日內瓦遇刺身亡——死於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盧切尼的殘忍襲擊。 鐵路建設期間，人們第一次感受到，這已經不再是佔領初期那種輕鬆、穩定、無憂無慮的收入了。過去幾年，商品價格和日常必需品的價格不斷上漲，而且漲了就再也不回落，過一段時間還會再次上漲。誠然，收入依然存在，工資也不低，但總是比實際需求低至少百分之二十。這是一種瘋狂而陰險的遊戲，越來越多的人被它搞得生活困苦，卻對此無能爲力——因爲它來自遙遠的地方，來自那些最初帶來福祉的神祕未知之源。許多在佔領初期迅速致富的店主，十五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又變得一貧如洗，他們的兒子只能爲別人打工。誠然，有新的人發了財，但金錢在他們手中也像活物一樣，像一種魔法——轉瞬之間，一個人就可能變得一無所有，顏面盡失。越來越明顯的是，收入和它帶來的更輕鬆的生活，都有其代價；金錢和擁有金錢的人，都只是這場宏大而怪異的遊戲中的角色——沒有人知道所有規則，也沒有人能預測結局。而我們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參與這場遊戲，有些人賭注小，有些人賭注大，但所有人都面臨着持續的風險。 老一輩人仍在懷念那種“甜蜜的寧靜”—— 在土耳其統治時期，這被視爲公共與私人生活的終極目標與最完美形態，即便在奧匈帝國統治的最初幾十年，這種寧靜也依然存在。 他的話語中，充斥着大量空洞無物的豪言壯語，卻也不乏精準反映現代生活需求的深刻見解；他將一個民族最深切、最迫切的渴望——那些常常被認爲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與日常生活中合理且觸手可及的訴求，融爲一體；他將那些歷經數代人積澱方纔逐漸成熟的偉大真理——那些只有青年一代才能敏銳感知，並敢於大聲疾呼的真理，與那些永遠不會熄滅、卻也永遠無法實現的永恆幻想，交織在一起。畢竟，每一代青年，都會將這些幻想，如同珍貴的神話遺產一般，傳遞給下一代。毫無疑問，這個年輕人的慷慨陳詞中，有許多觀點都經不住現實的檢驗，有許多假設也無法通過實踐的考驗。但即便如此，他的話語中，依然洋溢着蓬勃的朝氣，蘊含着滋養人類文明之樹、使其永葆生機的寶貴精神養分。 他成了社會主義者！社 — 會 — 主 — 義 — 者！我們是猶太人還不夠，現在還要加上這個！哦，偉大的唯一的上帝啊，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你要這樣懲罰我？社會主義者！ 面對憲兵軍官蒼白的面容與兇狠的目光，即便是最執拗的人，也只能順從。 他們中沒有人能逃離這片黑暗的羣山，沒有人能看到那個美國。 這麼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問過我們的意見，也沒有人把我們放在眼裏。德國人入侵波斯尼亞時，蘇丹和皇帝都沒有問過我們：‘貝伊們，土耳其的貴族們，你們願意嗎？’塞爾維亞和黑山崛起，那些該死的基督徒奪走了土耳其帝國的半壁江山，也沒有人看我們一眼。現在，皇帝向塞爾維亞宣戰，還是沒有人問我們，只是給我們一些步槍和彈藥，讓我們當德國人的打手，去追捕塞爾維亞人，這樣他就不用派兵去沙爾甘作戰了。 土耳其人被迫撤離塞爾維亞境內的城鎮。奧斯曼貴族們逃往土耳其。奧匈帝國佔領了波斯尼亞。1912 年巴爾幹戰爭爆發了。土耳其軍隊圍繞新瓦爾沙抵禦塞爾維亞與黑山軍隊戰鬥。土耳其軍隊最終撤出了桑扎克。 兩名匈牙利農民出身的士兵，沉默地喫着麪包與鹹肉，上面撒着紅辣椒。用小刀一點點切着麪包與鹹肉，隨後，他們從鐵皮罐中喝了幾口酒，點燃了短菸斗。 這麼多年來，他看着他們對這座橋呵護備至，清理、修繕、加固地基，鋪設輸水管道，安裝電燈，可終有一天，他們會像對待山間岩石般，輕易將其炸燬，彷彿它從未是一份遺產、一份福祉與美景。如今真相大白，一切都昭然若揭。他一直都明白這一點，但現在，即便是最愚蠢的人也能看清。他們從最堅固、最持久的事物開始摧毀，肆意掠奪真主的饋贈。誰知道他們會止步於何處！看吧，就連這鋼筋鐵骨的大橋，也已開始像繩索般崩塌；一旦開始，便無人能阻擋。 明日自有明日運 兄弟鬩xi牆

爲了塞波黑旅遊，我讀了這本書。作者以橋爲主角寫普通人的故事。橋是沉默的旁觀者，見證了從奧斯曼到奧匈直至一戰前後這幾百年間普通人的日常和重大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亞人被政治所裹挾的命運多舛。 到了波黑，我發現這裏真是山多、河多、橋多。南斯拉夫電影“橋”寫二戰時游擊隊阻擊納粹而炸橋的故事。裏面有句臺詞“你建橋，我炸橋，咱倆是同行。”而當我站在始建於奧斯曼時期、逃過了奧匈/一戰/二戰、卻最終在1993年波黑內戰中被炸燬、又於2004年重建開放的莫斯塔爾老橋上，我想起了《德里納河上的橋》最後的片段：“看吧，就連這鋼筋鐵骨的大橋，也已開始像繩索般崩塌；一旦開始，便無人能阻擋。” 作者真是一語成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