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的諸相--《論語義疏》中的孔子【中華書局出品】

讀《聖人的諸相》時，我常會走神，想起自己小時候背《論語》的樣子。那時只覺得那是一本講道理的書，每句話都像格言，幼時不解其意，卻在成長路上漸有體悟。這本書討論的是南朝皇侃的《論語義疏》，其核心洞見在於，它揭示出皇侃解讀下的孔子，首要身份不是一個抽象思想的提供者，甚至不是後世尊崇的“素王”或製法者，而是一位活生生的、在進行“教化”的“在世之聖”。這種視角的轉換，微妙而深刻。漢代經學將《論語》與五經緊密綁定，孔子之言是聖人爲後世確立的永恆法度。皇侃的獨特處在於他將《論語》從這種“聖人之法”的系統中相對獨立出來。他認爲《論語》的特殊性，是弟子對在世聖人言行的現場記錄。因此，解讀的重心不應僅是話語中的“理”，更應是說話這個行爲本身——即孔子爲何在此情此景下，對此人說此話。這就是所謂的“應機作教”。孔子說自己“非生而知之”，在皇侃看來並非事實陳述，恰是“隱聖同凡”的教化姿態，是聖人俯就凡人的智慧。顏淵死，孔子哭之慟，非簡單的情感宣泄，更是“人慟亦慟”的隨俗而化。孔子的一切言行，首先被視作一個精心又自然的教化動作。這使得《論語》中的孔子，從一部道德箴言的發聲筒，變成了一個在複雜人際與情境中靈活施教的生動形象。魏晉玄學提供了“本跡”論框架。聖人之“本”，是“體無”的、圓滿自足的本體；其“跡”，則是應物而現的教化行跡。哭與笑、謙與傲，皆是“跡”，是聖人爲了教化而示現的相。這套理論，一方面讓孔子的形象擺脫了漢代經學某些刻板的比附，獲得了哲學上的深度與飄逸感；另一方面，也悄悄完成了一次“去神聖化”的還原。世人所見，是聖人出於教化目的而呈現的、我們可以理解的那一面，至於其不可測度的聖性本身，則被懸置了起來。孔子似乎離我們更近了，因爲他的一切言行都有了“情境合理性”；同時，他又以一種更根本的方式遠離了我們，因爲那只是他願意示現的“相”，其真正的“本”，我們無法觸及。或許這種解讀讓我們看到《論語》的“現場感”與“教學性”，孔子的每一句話都有了具體的對話者與語境，因而變得豐盈。但危險則在於，過度的“教化行動論”解讀，可能將《論語》徹底寓言化、工具化，使得孔子的真誠情感與生命體驗，有被稀釋爲純粹教學策略的風險。當每一句“子曰”都被解釋爲一種有針對性的、設計好的教化表演時，那個作爲人的孔子的溫度與掙扎，是否會隨之消退？

聖人的形象對應了時代背景下儒生的心態，聖人的形象並非是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構建的。 摘： 在政教模式中，聖人制作或傳述的政教經驗、原則寓於五經，所以在經學定於一尊的漢代，儒生治學的關鍵在於理解先王的政教遺產。若能澄清經義或經制，便足以應世。若在經學較爲疲弱的時代，便無法期待聖人或五經的教化力量能發揮直接的政治影響。因此，“應機作教”而制禮作樂的夫子，更接近於彼時儒者的處境。

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皇侃對儒家學說作出了不同尋常的闡釋，即便在今天的我看來，亦多少有些不適，可是，正是這一對大環境的主動適應，保住了儒學的傳承，甚至，不無那一時代背景下的發展。 轉念想想，夫子之原本大約無人能夠完全把握，所謂學問，或許是一個或一小夥人開創，可它卻總得依賴無數後人的傳承，所謂傳承，怎能做到毫不夾雜傳承人自己的理解認識，我們每個人不正是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世界、用自己的耳朵聆聽世界、用自己的意念思考世界嗎？孔子，其實只在二千五百年前存在過一次，即使同時之人，乃至親如弟子妻子，誰完全瞭解過孔子呢？更何況經歷了二千餘年曆史風塵、封建社會既成過往、全球思想文化高度交融的今天？ 今人若想追尋孔子之本來大概是不自量力、癡人說夢、緣木求魚，今人之使命在於立足時代，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傳承發展，讓古老智慧造福時人乃至後代。文脈的承續必得寄託實際、面向未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