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與黨爭

前後折騰一月有餘，讀完北宋部分，可喜。筆記仍待完善。 《北宋文人與黨爭》一書以北宋中後期新舊黨爭爲研究對象，系統探討黨爭與文人命運、學術發展、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一章：黨爭的歷史背景與主體精神 本書首先從北宋積貧積弱的政治困境入手，分析黨爭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宋初“強幹弱枝”“以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國策，雖然鞏固了中央集權，卻也導致冗兵、冗官、冗費“三冗”問題日益嚴重，引發了士大夫階層普遍的通變救弊思潮。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這一思潮的產物，新舊兩黨在“患法之不變”上本有共識，分歧在於“如何變”。這正是理解黨爭“皆緣國事”“皆主於救國”性質的前提。 第二章：君子小人之辨的理論陷阱 本書深入剖析了黨爭的理論依據——君子小人之辨。作者指出，歐陽修等人提出“君子有黨論”，以義利區分君子小人，本是爲了弘揚儒學經世精神、爲慶曆新政辯護。然而，這一理論因植根於傳統文化中的線性思維（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和排他性心理，在實踐中走向了反面。 君子小人之辨從道德評判異化爲黨同伐異的理論武器，“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成爲激化黨爭、排斥異己的思想根源。加上王安石與司馬光“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前者主張“立法在先、擇吏守之”，後者主張“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更使學術之爭與政見之爭相互疊加，加劇了黨派對立。 第三章：臺諫制度的催化作用 本書考察了北宋臺諫制度在黨爭中的特殊角色。臺諫官由君主親除，享有“風聞言事”的特權，本爲“人主之耳目”，用以抑制相權、鞏固君權。但在黨爭實踐中，這一制度催生了“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的病態風氣。 臺諫淪爲“大臣之私人”後，其工具性能被黨派充分利用，成爲黨爭的“催化劑”。無論是熙寧舊黨臺諫攻訐新法，還是元祐臺諫排擊新黨，乃至紹聖臺諫迎合哲宗，臺諫勢力始終在黨爭中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第四章 黨爭的兩大特點：文字獄與文禁 本書揭示了北宋黨爭區別於其他時代的鮮明特點——以“文字”排擊異黨、因排擊異黨而禁燬“文字”。從慶曆“進奏院案”（以《傲歌》戲語傾覆新政官僚），到熙豐“烏臺詩案”（以詩文譏刺新法而治罪蘇軾），到元祐“車蓋亭詩案”（曲解蔡確詩句以根除新黨），再到紹聖“神宗實錄案”“同文館獄”，文字獄貫穿黨爭始終，成爲黨派傾軋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元祐禁“荊公新學”、紹聖後禁“元祐學術”（包括蘇軾、黃庭堅文集及《資治通鑑》《唐鑑》等），形成了自秦以後又一次文化大劫難。 這是士大夫複合型主體（政治、學術、文學三位一體）在黨同伐異性格支配下的邏輯必然——他們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在政治鬥爭中自我踐踏文化。 第五章：文人的政治分野 本書梳理了黨爭對文人羣體分化組合的深刻影響。熙寧以後，形成了三大文人羣：王安石與新黨文人羣、蘇軾與“蘇門諸子”、黃庭堅與“江西詩派”。這三大羣體本有密切的師友淵源（王安石、蘇軾皆出“歐門”，黃庭堅又出“蘇門”），但因政治立場對立而視若仇敵。“蘇門”文人羣在新黨傾覆下過早結束政治與文學生涯，江西詩派則在此背景下成爲橫跨兩宋的具有黨派色彩的文學流派。 文人的政治分野是黨爭的必然產物，也是理解北宋後期文學創作格局的重要前提。 第六章：黨爭與文學創作的互動 本書以黨爭演進的三階段爲脈絡，考察文學創作的動態變化： 熙豐政見之爭時期：士大夫以“言必中當世之過”爲創作取向，詩文成爲論政託諷的手段。“烏臺詩案”的出現，使創作主體在積極參與政爭中開始萌生畏禍心理。 元祐意氣之爭時期：政見之爭蛻變爲意氣傾軋，參與和畏禍的矛盾心理日益突出，以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的詩人之義大爲削弱，轉而關注個體情感、自由與價值，形成元祐文學的主題取向。 紹聖黨錮時期：士大夫普遍經歷貶謫流放的苦難，面臨“遭貶處窮”與“貶中憂生”的雙重情累。文學創作的主題取向轉向自我鎮定、不爲所累的人生哲學。這種以自我鎮定爲主題取向的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取得了與詩、騷鼎足而立、平分秋色的地位”——這是黨爭催化下文學主體性覺醒的產物。 總體核心觀點： 北宋士大夫“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體”的複合型主體特徵，決定了黨爭不僅是政治現象，更是文化與文學現象。他們在經世之學驅動下既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濟世精神，又在喜同惡異、黨同伐異的排他性文化心理支配下相互傾軋、自我踐踏。這一矛盾既塑造了黨爭的獨特面貌（文字獄、文禁、文人分野），也深刻影響了文學創作的演變軌跡。解剖這一“典型案例”，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精華與劣根性，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宋朝重文輕武，文人得以入朝參政，范仲淹、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皆是文壇大家，都心懷救國理想。北宋積貧積弱，變法成爲必然選擇，新舊黨由此對立。新黨王安石力圖革新，整頓財政、強兵安民；舊黨司馬光堅守傳統，擔憂變法擾民。雙方初衷皆是爲國，卻未能包容彼此的分歧，漸漸從政見之爭變爲意氣之爭。 原本心懷天下的文人，被派系裹挾。王安石銳意改革，卻遭舊黨全盤抵制；司馬光上臺後盡數廢除新法，無視其中合理舉措。蘇軾不依附任何一派，直言利弊，卻屢遭打壓，輾轉各地貶謫。無數有才之士不問是非，只看派系，朝堂內耗不斷，朝廷精力都耗費在互相攻訐，邊防、民生反倒無人深耕。 黨爭愈演愈烈，後來徹底變了味道。不再是治國理念的碰撞，而成了排除異己的工具。徽宗年間，奸人借黨爭打壓忠良，列出元祐黨人碑，大批正直文人被排擠流放。文人的筆墨不再用來憂國憂民，反倒成了互相攻伐的利器，盛世文脈之下，暗藏撕裂朝堂的暗流。 這些文人各有風骨與才華，卻困於派系執念。他們只看見對方政見的短處，看不見王朝共同的危機。持續的黨爭削弱國力，朝堂分裂，面對外敵無力同心禦敵，間接埋下靖康之變的禍根。 這段歷史讓人明白，治國需包容多元聲音。政見不同本屬尋常，若被偏見與派系裹挾，再優秀的人才也會內耗自損。心懷家國更應放下門戶之見，同心協力，方能真正安定天下。

比預想的要難讀的一本書，全書引用的材料異常豐富詳實，而且很多大段的原文引用，而且引用的材料來源十分廣泛有宋人筆記、當事文學家的詩文集以及奏摺、書信甚至還有墓誌銘和祭文等導致讀起來異常費勁。不過整體框架特別清晰，兩宋的核心黨爭還是源於新儒學的出現，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再到元祐更化都伴隨着儒學或者說是文學家的參與。本書比較獨特的一點是以黨爭爲經以文學爲緯，釐清了整個黨爭的脈絡。與北宋黨爭相比，南宋的黨爭不僅僅更復雜也更殘酷，特別是黨禁碑的出現以及一人黨爭全家遭殃的參考，特別是秦檜還有賈似道當政時期，各派的儒生獻媚的醜態也是讓人啼笑皆非。但是通過作者的梳理，似乎能理解高宗和秦檜當時主和的依據，並非是簡單的一句通敵賣國可以概括，而是有部分現實政治的考量。對南宋時期道學的發展，本書也做了比較清晰的梳理，但是道學在實踐時確實會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大的感觸就是文字獄，禁出版，禁言論也一直是自古以來。不過有宋一朝的黨爭似乎幾乎都無人可以做到公正客觀，都會夾雜着黨同伐異。等哪天有空了我要看看《太倉稊米集》，學學怎麼拍馬屁。

關於宋朝黨爭以及黨爭背景下文人命運、文化特點、文學創作的研究，優點是引用材料豐富詳實，解讀深入，缺點是不同章節材料多次重複使用，有累贅感，總體而言北宋篇更具可讀性。

對於瞭解黨爭的人來說並不難讀，從我個人視角來說，作者值得肯定的是主觀上並沒有偏向某一方，認爲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本質上都是站在官僚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做事，也少見情緒化發言。儘管我認爲本書仍然沒有脫離部分刻板印象，也不太贊同過度強調“意氣之爭”的做法，因爲我不傾向於把政治人物解讀得那麼簡單。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值得稱讚的點是北宋篇梳理了熙豐之前的黨爭跡象。現在網上很常見的說法是“黨爭激化起於元祐”，又或者把元祐換爲熙豐、治平，但實際上北宋建國以來，黨爭的惡化趨勢是逐步加重的，這與初期的國情有關，也受多種因素影響，並不能單單怪罪某一時期。 南宋篇在籠絡人心方面寫得很好，說到底，元祐究竟如何在南宋人眼裏真的那麼重要嗎？至少從當朝的人來看，大家無非都是打着前人的名義做自己的事罷了。“最愛元祐”一類的話聽聽就好，都是拿來收買人心的工具，官員把熙豐的罪孽掛在嘴邊也並非代表他們多恨這個時期，只是因爲不這麼說立馬就會被攻訐。 這套書還是值得一看的，不過還是選擇性汲取爲好。相信瞭解過相關背景的也能有分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