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鏡子

吳晗，著名歷史學家，明史頂級專家，北京副市長，陳寅恪的學生，力主組織挖掘了定陵，文物一接觸空氣大批毀滅，複製棺材已做好，把萬曆和棺材原件當廢品扔了[捂臉]你的大腦很難把這幾個履歷按到同一個人身上。不知道陳寅恪怎麼看[破涕爲笑]“闖出禍來，不要把爲師說出來”含金量還在上升。歷史真的很精彩，小說要是這麼寫就算寫崩了。 當我們把作品和作者履歷放在一起看，這世界的魔幻超越了馬爾克斯。經濟學家炒股破產我可以理解，因爲市場是動態博弈，只要量化不準都會踩大坑。新男性嘴上婦女解放，回家各種納妾讓媳婦兒放棄事業變自己賢內助，嘴上仁義道德的教育家把自己孩子全送福利院，起碼禍害的是身邊人。但歷史泰斗破壞文物這事兒吧………[破涕爲笑]就離譜到，我已經難以直視這些作品，但如果有可借鑑的東西還是可以看看[捂臉]《朱元璋傳》不錯

這書寫的莫名其妙，書名取得挺大的，但感覺沒啥主題，一鍋大雜燴。特別是最後一篇整一個開會，其間敘述的也看不出什麼邏輯，應該是吳晗的一些雜文整理，比起他那些經典的書籍，這本不推薦。

吳晗的《歷史的鏡子》是一部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雜文集，旨在還原歷史真實，爲現實改良尋找藥方。 在《論社會風氣》中，吳晗指出：當社會價值尺度只剩金錢，廉潔被嘲笑、投機被奉爲成功之道時，民族便失去了抵抗外侮的凝聚力。拜金風氣如同慢性毒藥，瓦解着民族的精神脊樑。歷代盛衰無不伴隨着道德失守與奢靡蔓延——風氣所尚，即爲國運所繫。 《文字與形式》以八股文爲切入點，剖析了形式主義的痼疾。這種僵化文體抽空了思想，培養了只重表面、不重實效的思維：寫文章講究空洞排比，做官講究繁瑣禮儀，政務沉溺於文牘。官僚病使行政體系臃腫遲鈍、遇事推諉，最終受害的是國家與百姓。 《論貪污》指出，歷代貪污的根源在於家族本位主義。在宗法社會里，做官負有提攜親族、光耀門楣的義務。利用職權謀利反被視爲“孝悌”和“義氣”。官員俸祿不足以養活龐大的家族網絡，貪污便成了“合理”的補充。家族本位主義將公共權力私有化，這是腐敗屢禁不止的深層文化根源。 《貪污史的一章》聚焦明代。明初朱元璋以嚴刑峻法懲治貪腐，但貪污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在於明代官俸極低，迫使官員靠貪污維持體面。皇帝又常以“抄家”掠奪官僚財富，這種“養而後殺”的制度安排，將貪污變成了官場常態。到了嘉隆以後，不貪污反被斥爲無能，清廉竟成了一種罪過。 《國子監》揭露了古代“官僚養成所”的真相。國子監名義上是最高學府，實則淪爲官僚子弟的寄養所和買官賣官的中轉站。監生們研習的不是治國真學問，而是鑽營攀附的厚黑學。這種體制培養出的不是能吏，而是一代代精於自保、善於斂財的官僚機器零件。 《關於魏忠賢》用“舉千萬人之血汗，供一家之富貴”概括了魏忠賢專權時期的本質。他以閹宦之身把持朝政，靠的是皇帝的寵信，攫取的每一兩銀子都來自百姓脂膏。專制政治的最大問題在於，國家財富和權力可被毫無資格的佞幸壟斷。魏忠賢不是孤例，而是這種體制必然產生的毒瘤。 《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用“驕奢淫逸”概括了晚明士大夫階層。史料證明，晚明士大夫生活糜爛至極：大建園林、蓄養優伶、日夜宴飲。國難當頭時依然醉生夢死，前線缺糧缺餉，後方官僚卻揮金如土。這種統治階級的整體腐化，是明朝走向滅亡的內在原因。 《鄉紳》刻畫了明清鄉村的實際統治者——“倚勢恃強，魚肉鄉里”的鄉紳階層。他們仗着功名身份逃避賦稅徭役，又利用與官府的關係欺壓百姓、包攬詞訟、強佔田產。他們是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寄生蟲，吸乾了基層社會的活力。 《“社會賢達”考》和《“社會賢達”錢牧齋》把矛頭對準了一種人格分裂：一邊做官，一邊做隱士。明清易代之際，有些人投降新朝做官，卻還要標榜自己“身在魏闕，心在江湖”，以“隱士”姿態粉飾投機。錢謙益（錢牧齋）是典型代表——降清後大談氣節，實則不過是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和《論晚明“流寇”》分析了晚明農民大起義的社會根源：貧富差距過大、土地高度集中、賦役沉重，農民活不下去只能鋌而走險。所謂“流寇”，不是天生的盜匪，而是被逼出來的饑民。《元帝國政治和軍隊的腐化》則提供了另一個案例，元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後迅速耽溺享受，日漸墮落，軍隊也從驍勇善戰變成烏合之衆。 《談甲午海戰》論證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不是敗在船堅炮利，而是敗在政治腐敗。北洋水師的軍費被挪用修頤和園，炮彈裏裝的是沙子，將領任人唯親。前線浴血奮戰，後方歌舞昇平，這樣的軍隊武器裝備再好也不可能打贏。 《治人與法治》糾正了“只要法治不要治人”的偏頗。吳晗指出，“有治法而無治人，等於無法；有治人而無治法，也是緣木求魚”。法治提供規則框架，治人則是規則的執行者。好的制度需要好的人來運行，好的人也需要制度的約束。兩者互爲條件，不可偏廢。 《歷史上的君權的限制》提供了限制君主權力的五種方式：議的制度、封駁制度、守法的傳統、臺諫制度、敬天法祖的信仰。古代中國並非純粹的個人獨裁，在漢代到明代相當長的時期裏，君權受到多種力量的制衡。《海瑞的故事》則塑造了一個極端化的反腐英雄。海瑞一生剛直不阿，敢罵皇帝、敢鬥權貴。他死後家無餘財，連棺材都買不起。反腐敗沒有捷徑，只有一條路——不計利害、不計譭譽地堅決鬥爭。 《生活與思想》中有一句辛辣的諷刺：“請給烏龜先生預備一輛自行車。”吳晗諷刺那些思想僵化、行動遲緩的官僚主義者——他們像烏龜一樣縮在殼裏，卻妄想跟上時代的節奏。思想的落後與行動的遲緩是綁定的。《論開會》則直言：把開會看作解決難題的靈丹妙藥，這樣的人是沒有前途的。會議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形成決策、推動執行，就只是形式主義的另一種變體。 《說爭論》是吳晗爲思想解放和民主討論所作的辯護。他提倡爭論，認爲真理越辯越明；同時強調，要爲爭論創造條件——要有寬鬆的氛圍、平等的地位、明確的話題和尊重對手的態度。沒有爭論的社會是死水一潭，壓制爭論的體制註定走向僵化。

書名取得挺大的，但感覺沒啥主題，一鍋大雜燴，讀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