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國王：足利義滿和他的時代

這是真正的“中國的日本史學者寫的日本史”。或者叫“非日本本位的國際化視野的日本史”。 此前讀的日本史不算少了，左右翼（從井上清到平泉澄）都有，比較晚近的（吳座勇一、平山優）也有。而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誇大了日本的主體性而淡化了中國的存在，中國人寫的日本史（比如南開那本巨冊）很多時候也有樣學樣。 但這顯然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是日本歷史中始終存在的他者，日本史是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世界史的一部分。 這本書展開了這樣的歷史觀。 而足利義滿確實也是展開這個觀點的絕佳個案。 現在我期待的是關於“國風文化形成中的中國影響”的專著。來讓人們重新思考：一面是國風文化的“斷奶”，一面是唐宋變革的“豹變”，所以日本文化從此獨立，不再受中國文化的深入影響（即使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暗示是否合理。

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熱愛慶典和儀式，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天生的政治家，結束了日本六十年分裂的南北朝，積極與大明建交，吸收明朝的銅錢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卻因爲接受了日本國王的封號不被國人理解，在聰明的一休裏被塑造成短智的角色總被皇權代表的一休戲耍，實際上，當時以天皇爲代表的公家已式微，唯仰幕府鼻息，連天皇的繼位儀式都得向幕府借錢才能辦下去。 不管是國內的基建，還是地方的不穩定因素維穩，都需要錢，足利義滿借與大明的勘合貿易賺的盆滿鉢滿，堪稱幕府時期的經濟泡沫時代。明朝從16世紀開始就開啓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在一整個貿易活動中，明朝並沒有獲得太多經濟利益，更多的是花錢賺吆喝，獲得表面的宗主地位，實際上在日本國內，明朝的封賞行爲也只在極少階級範圍內知曉流通。 明朝皇帝朱棣在獲得日本及時的朝拜後，在東亞獲得了合法性承認，投桃報李，開始了與日本貿易的蜜月期，更多的是對日本首先表態的回報。 待日本國王足利義滿以49歲高齡死後，他的繼任者足利義持緩緩關閉了對明的大門，寧願從朝鮮、琉球獲得所需的物資，或許他有着與他父親不同的海洋視野吧。 事實上，日本無論以什麼身份什麼態度來看待來自大陸政權，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一直對他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不同的領導者帶來不一樣的政策。足利義滿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抓住了機遇，利用這一朝貢體系爲自己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他的繼任者在短期還不能理解這一政策行爲，而使用了其他方法，本質上日本想要穿過大陸，但最終發現這比越過海洋難多了。

這本書比前作《神風與銅錢》好很多，但有一個處理讓人讀着很冗餘：每次提到足利義滿，即使在同一個段落裏反覆出現，也堅持寫全名或‘義滿’，而不用‘他’來指代。

病中讀完此書，甚好，延續了前作的新意和紮實。室町幕府脫胎於南北朝，自身在建立之初又因制度建設問題迭遭內亂，導致胎裏毛病。足利義滿能把握東亞整體局勢，把握島國內部矛盾，順勢統一南北，解決財政困難，固爲室町時代之偉大人物。

講述了足利義滿謀求日本國格正常化的一些努力，感覺他的腦子裏已經有了現代國家形式的一些雛形了，而當時威斯特伐利亞還沒影呢，可以算是日本從封建化到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第一次用微信讀書年卡，去年8月25號激活，372天有效期，到今天8月31號期滿，用這張卡總共讀（聽）了48本書，還是蠻有成就感的。最後這本兒盛名在外，寫的一般吧。他舉的例子跟沒舉一樣，比如把禪宗寺院的東班衆比作半澤直樹，問題是我也不知道半澤直樹是誰呀，我只知道（入）江直樹。。。倒是涉及到朝鮮的部分，無論鄭夢周還是鄭道傳咱都還挺熟，畢竟我是真看過《六龍飛天》[偷笑]說萬曆的聖旨完好無損的保存在大阪城天守閣的博物館，結果有熱情的讀者直接圈出來說寫錯藏地了[破涕爲笑]不過這是目前看的第1本中國學者寫的日本史，確實比美國人寫的日本研究更好理解一些。

“日本國王”足利義滿無論在日本史還是整個東亞歷史中都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本書以足利義滿爲中心，同時帶入平行時間線中的中國和朝鮮，展現了東亞國際關係史中極富張力的一段歷史。 讀完此書，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讀書中反覆提及的前作《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了。

今天讀了《皇帝與國王：足利義滿與他的時代》，我將分四點評論此書。 一. 權力操縱與平衡 足利義滿更像一個平衡家，在武家、公家和寺社勢力間尋求平衡。 武家：南北朝動亂後幕府權力下移，義滿通過挑撥各實力派大名內部關係，實現集權和平衡，如“六分之一殿”被分解。 公家：通過儀式團結公家，並以行政權力支援，但誰不服從，義滿不介意用財政與武力強制執行。 寺社：中央無法直接建立低成本可複製的稅收體系，只能依賴寺社收稅。禪宗（五山禪林）被幕府扶持，以削弱顯密佛教，同時修寺活動強化將軍權力，緩和寺社矛盾。 義滿的權力是操縱性的，而非秩序性，極度依賴個人能力；若繼任者缺乏手腕，積壓矛盾會反噬，埋下室町幕府亂象禍根。 二. 勘合貿易與財政支撐 義滿嚮明朝稱臣、獲冊封爲日本國王，換取勘合貿易權，緩解財政危機，使幕府達到權力頂峯，並催生“北山文化”，如金閣寺即其代表。 勘合貿易盈利分三階段： 朝貢物資交換（非主要盈利）。 公貿易：明朝官方採購，免關稅。 私貿易：最大利潤階段，使節團可帶商品與指定商人交易。 然而，明朝自土木之變起財政緊張，控制公貿易價格，使幕府缺乏再分配能力，無法平衡國內政治勢力，導致統治空架化，最終影響室町幕府穩定。 三. 倭寇與沿海利益衝突 海禁與朝貢配套以保障官家利益，但損害沿海團體利益，沿海勢力便勾結倭寇。倭寇收益需與地方勢力分成，如對馬宗氏，因此日本中央無動力徹底禁止倭寇活動。 四. 朝貢體系與中華文化圈 朝貢體系建立等級秩序，規定朝拜、迎接禮節等，以分配安全與利益。然而，明朝缺乏多邊調節能力，無法兼容私自通使或新加入的外來勢力，使體系失效。 17世紀德川幕府隨着東亞局勢複雜化，開啓“大君外交”，等級延伸轉爲外交平行關係。這並非日本否定中華文化圈，而是該等級秩序無法兌現安全與財政承諾，象徵權威再強也無法維繫制度，舊制度崩潰，近代鐘聲響起。

足利義滿、朱棣、李芳遠，東亞14-15世紀之交最具權勢的三個男人，在朝貢體系的舞臺上展開一場鬥智鬥勇的角力。本書結合諸多日方史料，對足利義滿本人和他推行的外交政策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評述。在作者的表述中，足利義滿是嗅覺極其靈敏的政治家，他使用靈活的政治手腕打擊政敵，披上多元的宗教外衣包裝自己，任用不同身份的人才擔綱外交重任。最重要的是他以柔和的方式，繞開了中世傳統與朝貢體制原則的衝突，鑽了“人臣無外交”的朝貢體系的空子，作者在“餘論”部分對“人臣外交”的分析較爲深入且精準，爲了照顧日本天皇的地位，日本也只能走“人臣外交”的靈活路線。本書與《神風與銅錢》有頗多聯動，中日之間的交往仍由僧人串聯，銅錢仍是日本最青睞的商品。足利義滿利用外交收益爲自己瘋狂造勢，國家利益是外交的根本目的，這條原則至今適用。

虛位元首是一種體面的制度設計。 足利義滿，巧妙地利用了這個制度，在低調接受永樂”日本國王”冊封的同時，也通過高一級的天皇來保住日本和中國的國格平等，並從中獲得極大的經濟利益。 這是一種務實的政治智慧。 建議高市早苗之流好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