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裏的廣州

一、引言：從一本書，到一座城 我的旅程始於這本書，也歸於這本書。 當我將《文物裏的廣州》封底合上時，我忽然覺得，之前看過的那麼多歷史書，似乎都只是在講別人的故事，我們只是在別人的故事中路過的看客，而並未真真切切地感覺到這些歷史與作爲普通人的“我”的共振。但這本書與其不同，它更像一部隨時可以攤開的文物百科——它以“城脈”“文脈”“商脈”三條線索來介紹廣州的文物。讀書時，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我們談論一座城市的文化時，到底在談論什麼？ 那一天，我跟隨本書的腳步遊覽六榕寺-懷聖寺-五仙觀歷史文化街區，說實話，要不是有着高德地圖導航，我也許早已在越秀區的小巷裏迷路。移步，街邊遍是外貿電子店、百元家電鋪，快餐小食堂，若不是走進去，很難知道一家糖水鋪可能開了百年之久，也難以意識到這些文化地標就隱於街市之間，早已與人們的日常融於一體。要追問腳下這座城，就需要帶有一種好奇心與“追問”態度。 而追問一座城，正是因爲它與我有關——它塑造了我的一部分。人的認同感構建於被社會關係、地緣關係、血緣關係框定的體系之中，這些東西讓我們認識到“我是誰”。地緣上的某些屬性也潛移默化地塑造了我們的生活習氣，要了解我是誰，就必然要先了解“我所在何方”。 帶着這份好奇，我試着從“留下來”“交流口”“走出去”三個角度，去觸摸這座城市的脈搏。而在那些沉默的文物身上，我讀到了一種久違的，難以言說的共鳴。 二、“留下來”：中原文化的影響推動 說廣州是“南蠻之地”的人，大概沒有認真看過南越王墓的文物。自從秦始皇一統嶺南，在嶺南設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嶺南地區就不再是化外之地。秦亡後，曾領導軍隊統一嶺南的“移民”將領趙佗和輯百越，自立爲王，效法中原王朝建立了南越國這一割據政權。 1983年，象崗山的一次施工意外打開了這座兩千多年前的陵墓。墓中出土了“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是我國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帝王璽印之一，含金量高達98%，印面陰刻小篆“文帝行璽”四字，出土時安放在墓主趙眜（趙佗之孫）的胸部。與金印同出的，還有一件絲縷玉衣，共用玉片2291塊，以絲縷縫系編綴而成，是目前考古所見唯一形制完備的絲縷玉衣。2291塊玉片，用絲線一片片縫起來。我當時站在展櫃前想的是：這得縫多久？這得消耗多少的人力財力？南漢劉龑耗資勞民，將唐爲禺山鑿平修築西湖、藥洲，除了滿足個人的奢侈享受、造奇觀外，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廣州文化的底色，說到底，是“移民”二字。秦漢的南征戍卒、東晉的衣冠南渡、南宋末年的流亡潮——每一次中原動盪，廣州就多一層文化積澱。不知不覺間，廣州成了中原文化的保鮮庫。光孝寺的民諺乾脆說：“未有羊城，先有光孝。”這座始建於東晉的古剎，大雄寶殿現存主體結構保留着南宋紹興年間大修後的形制。廣州博物館的展櫃裏，還躺着一件秦“蕃禺”漆盒——那是番禺建城之初的見證，也是“廣州”這個名字最初的模樣。“蕃”這個字，帶着點自我貶低的謙遜——蕃者，邊地也，在以中原爲中心的文化版圖裏，嶺南及廣州從來不在中心。但仔細想想，這種命名又透着一股自知之明的坦誠：承認自己不在中原中心，卻不妨礙它成爲嶺南的中心；接受自己遠離天子腳下，反而因相對安定，成了接納八方來風的歇腳地。從化外之地的“蕃”到多姿多彩的“繁”，這條路，是廣州自己走出來的。 所以，“蕃禺”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預言：它從一開始就不是爲某一羣人、某一種文化而設的。邊地的身份，讓它天然地成爲各類人羣的落腳地——無論是流落避難的中原士族，還是謀生的平民百姓，到了這裏，就都成了“廣州人”的底色。 無數個因政局動盪、戰亂、征討，或是因謀生需要而“留下來”的人，慢慢就變成了本地人。無數個體的“留下來”，構成了一座城市的“城脈”。對於新一代移民而言，似乎也只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那片土地抱有親切感，而對祖源地的傳說，又似乎隔着磨砂玻璃般。這些移民在某些地區長期生活，自然也就沾染上了此地的風土人情，也在悄然中反向塑造這片土地。想要理解我是誰，就要理解生長的這片土地，並且繼續熱愛它——這大概就是去“讀懂一座城”最樸素的初衷。 三、交流口：得外來文明先聲 如果說“留下來”給了廣州底色，那麼“流進來”則給了廣州獨特的氣質。 懷聖寺是我去過的最奇妙的宗教場所之一。這座始建於唐貞觀年間的清真寺，是中國最早融會中阿建築藝術的典範，也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的第一站。它面南而坐，中軸對稱，完全是中式院落的氣派；但走到禮拜大殿，你會發現地毯的紋路齊齊指向正西——那是麥加的方向。南向的殿堂容納了西向的信仰，這種不動聲色的融合，恰恰證明了廣州的包容。寺內光塔以廣東沿海常見的蚌殼、螺殼築成，高逾36米，在唐宋時期矗立於珠江北岸，既是呼喚穆斯林前來禮拜的宣禮塔，也是爲遠航商船引航的燈塔。 光塔的存在，提示着一個被許多通史忽略的事實：廣州的“交流口”角色，早在唐宋就已相當成熟了。唐代的“蕃坊”裏聚集着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們在廣州娶妻生子、增購田產，他們的後代被稱爲“土生蕃客”。廣州博物館珍藏的明墓出土威尼斯銀幣，更讓一座十六世紀的歐洲商業帝國與一位明代提舉市舶太監的人生意外交織。南海神廟裏供奉着從波羅國遠渡而來的達奚司空…… 廣州，納四海新風，總能闖在時代之先。這份氣度不來自任何人的恩賜，而來自千年來無數番商、傳教士、旅行者用腳步反覆確認過的信任。正如現在的廣州，依然有廣交會這一進出口貿易的平臺，依然有亞非拉地區的人民來此定居，依然有雙語的招牌……廣州的繁榮，從來都是和世界一起書寫的。 四、走出去：廣州本土文化輸出世界 但廣州遠不只是一個被動的“接收器”。那些從這片土地走出去的東西，同樣改變了世界。 西村窯大概是廣州最“醜”的窯口。作爲一個專燒外銷瓷的民間窯場，它不追求定窯的刻花、鈞窯的窯變，甚至不想做任何“藝術”層面的突破。它的信條只有一句：什麼好賣就做什麼。鳳首壺造型源自薩珊波斯王朝的金屬器，是阿拉伯地區喜用的器具，西村窯便以此形制大量仿燒；青釉彩繪花卉大盤則專爲東南亞、中東地區圍坐共食的習慣而設計。器型簡單、紋飾寫意，單獨拎出來，與極盡技藝之精巧的其他窯的作品相比，似乎毫無驚豔之感。但當你把它們放回歷史的語境裏，看到的是這樣一副圖景——那些從廣州港出發的商船，載着的遠不止瓷器本身，更蘊含着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清代以後，廣州的外銷更是進入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一口通商雖造成了壟斷，客觀上卻使廣州在工藝技藝的對外交流和外貿規模上達到空前高度。廣彩瓷自誕生起便以外銷爲導向，通過廣州口岸銷往歐美，出口量一度佔清代三大外銷瓷器的63%，被譽爲“世界官窯”。17世紀末，歐洲掀起“中國風”，大量繪有歐美家族紋章、使用西洋透視技法的廣彩瓷器風行歐洲大陸，“Canton design”幾乎成了中國設計的代名詞。外銷中國扇同樣“扇”動了世界。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200餘件中國外銷扇，工藝卓絕、材質多樣，象牙扇骨搭配東方紋飾，曾在18世紀70到80年代的歐洲引發時尚狂潮。 外銷瓷、中國扇走出去、闖出去，在歐洲掀起“中國風”的出發點正是廣州。從“拿來”到“定製”再到“創造潮流”——廣州在世界舞臺上完成了角色的躍升。這座城市的“商脈”從不止於交易，它還在不經意間承擔了一種使命：把“中國”這個詞，變成了遙遠的歐洲人想象中最精緻、最浪漫的意象。 五、結語：用“讀懂一座城”去回答“我是誰” 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個去六榕寺-懷聖寺-五仙觀歷史文化街區的下午。環繞六榕寺的花塔，我的呼吸與寫下《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的少年天才王勃，與受大赦而返程途中的蘇軾同頻共振； 繞過低矮的騎樓，走過一扇不起眼的門，迎面是一座中式院落，庭廊樓檐對稱而列，而西南角的光塔已經站了一千多年。我又彷彿聆聽到蕃坊這一小小世界島中，中外人民的討價還價之聲； 拜謁騎羊下凡的五仙，端詳作爲古港口證據的“仙人拇跡”，這座承載“羊城”所來的古觀早已與新潮的cosplay文化融於一體。 在懷聖寺，寺裏的阿訇和我聊了幾句，雖然不多，但讓我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何謂“身邊的歷史”。我問他：“這座清真寺來的人多嗎？”，他說：“其實這種場所除了信徒，很少人會來，來的外國人比中國人多得多”；我又問，對於宛葛素來華傳教一事，有什麼看法，他則說：“宛葛素當時肯定不是一個人孤身來華的，必然存在一個龐大的使團。至於四十先賢在禮拜時被殺，行兇者後悔自刎一事，可能是後人的某種基於對先賢崇敬的杜撰了。”我問他關於“懷聖寺是伊斯蘭教傳華第一站”一事，他自豪地說，如果專家的考證確實屬實，那麼可以說，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是遠早於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與文明的。我又向他請教關於懷聖寺被稱爲“東方小麥加”的看法，他則擺擺手笑笑說，這就過譽了。 我不太擅長從別人的對話中總結某種態度，不過這一次巧遇，讓我這個困於試卷習題中的學生，第一次感受到歷史與我們並不隔着博物館的玻璃，它也是可對話的，可感受的。 合上《文物裏的廣州》，我好像有點明白了。也許本書的真正野心，不在於羅列多少珍貴文物，而在於用一種“城脈、文脈、商脈”的方式，把一個城市的靈魂拆解開來給人看，讓一座城與其承載着的的珍貴遺存，化爲可閱讀、可感受、可想象、可親近的東西，成爲“我之爲我”的一部分。網紅打卡可以複製千座，但文物不會說話，它們只是在等——等那些願意走進街巷深處、願意追問“爲什麼”的人，慢慢地讀懂它們。 這些年我常常有一種困惑：在這個移民浪潮不斷席捲的時代，地緣認同感似乎越來越“褪色”了。在這個不確定性日益加重的時代，我們越來越不知道“我是誰”。但對於一個想要弄清楚“我是誰”的人而言，文物或許不是一個壞起點。它們只是沉默地存在、不會迎合你的喜怒與虛榮，但它們用千年的時間，替這座城市記住了所有曾經來過的腳印。 讀罷反思，讀一本書，遊一遍城，除了用知識豐富了頭腦，滿足了對知識的佔有慾外，似乎還是缺了點什麼：缺了最真實的與人鏈接。生活在高樓林立的天河區，被商業區、快銷時尚品牌與娛樂場所所環繞的我，還真沒有與菜市場的大爺大媽們攀談，或是與糖水鋪老闆談談做法。我太帶有一種學生的盲目自信，總想着靠知識，靠歷史，能夠讀懂一座城，卻忽然覺得，這種只基於紙面文字的東西，終究比不上某次被街坊鄰里幫助時內心的觸動。也許，我再不能說我“讀懂”了這座城，而只能說，我還在閱讀，還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