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變革：清末政治中的激進與保守

人的成熟是多方面的，但歸結到底就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此一角度之下，又可以把所看事物區分爲自己與世界，其中他人是世界的一種表現形式，用另一對概念來表達就是主觀與客觀。個體幼小時期，沒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也不能形成自我秩序，於是受到環境影響，被外界所浸染。之後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在與客體的分離中實現的，人能夠真正清醒地看世界、有獨立判斷力，其前提是主體足夠強大，能站在世界的對面，不被同化、不被裹挾、能獨立思考、自主選擇。 要成熟，或者說完成對自身不成熟因素的否定，人是需要不斷克服矛盾的。化用現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發展過程，就是數據投餵，發現數據之間關聯，形成問題處理模式，這與人類認知的發展是一樣的。個體由於經歷不同，一生中所克服的矛盾也是不同的，這也導致他們發展出在不同方面的能力。蕭功秦筆下的清朝最高統治者光緒帝，他在政治鬥爭，國家治理方面是沒有被投餵過數據的，也沒有經歷太多的挑戰，一直受慈禧的看護，這也讓他不可能發展成爲一個合格的統治者，更遑論大清正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蕭冬連《探路之役》中所記錄的黨的領導集體，他們都是久經鬥爭考驗，富有政治經驗的。也因此，雖然同樣是面對未知的前途，但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仍能在抓住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把控好改革的方向和大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提出，正體現了黨的領導人能夠較好地克服主觀臆斷，正確認識國家改革的發展規律。 兩宮之一，與光緒帝共享最高統治權的慈禧對王朝治下生民疾苦是不瞭解的。在政治權謀上，慈禧有相當的手腕，但是她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對政權統治是沒有認知的。可以這麼說，慈禧或許是一個宮鬥家，權謀家，但她絕對不是一位政治家，甚至稱不上政客。再看同時期的大臣，即使張之洞之流，也陷入制度決定論的陷阱中。這其中自然有羣衆心理的影響，但同樣也體現出了士大夫階層對現代性問題的無知，對新時代下國家治理問題的主觀偏激和不成熟。書中提及的立憲反對意見中有很多人是給出了中肯且合理的意見的，但權力的實際運作過程卻不是學術主張的一家之見所能左右。 我個人的拓展是，這種不成熟同樣體現在民族或者國家這一層級上，亦即把國家或民族看作一個有機體來思考就能發現中國文化對比西方文化的某種後發性。鴉片戰爭後諸國通過條約體系、資本輸出、軍事威脅等方式，把西學嵌入中國社會結構，同時也在經濟上剝奪、在政治上削弱了傳統社會的價值體系，迫使士大夫階層重新解釋世界和自我。與之對比的是佛學西來後韓愈等人接續儒家道統的努力，只是那時尚不涉及民族危機，國家並沒有面臨外部威脅。可以說一直以來我們眼裏都只有自己，也都是以自己的主觀去評價和理解其他文明。於是，當一個旗鼓相當，甚至在對自然的改造能力超越我們很多的異質客體出現的時候，我們民族的主體性真正被激發，進一步表現爲“自我立法”、“自我證明”。 在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是在國家管理體系上實現一定客觀化，但皇權的絕對主觀性始終是制度的天花板。這一結構在清末面對西方挑戰時，既無法提供足夠的客觀判斷框架來應對危機，也無法通過制度自我更新來適應變化。這一邏輯的意義是：制度的客觀化進程與最高權力的主觀性之間，始終存在張力，這也是清末變革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