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箱裝套裝6冊）

終於上架了！不枉蹲守多年！！！ 既然興奮那就說兩句，關注的人都知道這是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傾盡畢生心血撰寫的一部編年體明史，談遷爲什麼要寫這樣一部史書呢？這是因爲明朝官方雖然修有歷代實錄，但由於歷任史官多爲權臣所控，實錄中存在大量忌諱失實之處。而當時民間流傳的各種編年體明史著作，又大多膚淺僞陋、錯誤百出。談遷讀了陳建所著《皇明通紀》之後，發現其中史實謬誤比比皆是，深感這類書根本不足以傳世，於是下決心要寫一部真正翔實可信的明史。而最特殊的一點是，談遷寫史的過程恰逢明清鼎革——大明覆滅之後，他寫史的心情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最初只是"留心國史"，變爲了一種"以遺民之心存故國之史"的文化擔當。可想而知當時是滿懷悲憤的心情！ 《國榷》的史料價值之所以特別高，首先在於談遷的治學態度極爲嚴謹。他沒有盲從官方實錄，而是廣泛參考了一百多家明代私家著述，每條史實都相互印證、擇善而從。其次，《國榷》成書較晚，且長期未公開刊行，只以抄本形式在文人之間流傳，因此避開了清朝四庫館臣的系統刪改，保存了大量原始面貌。書中對女真族的發展、後金與明朝的關係，以及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的活動，都做了相當詳細的記載，這些材料在今天仍是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手資料。 當然，《國榷》也並非沒有瑕疵。談遷在文字敘述上追求簡潔，但有時簡得過了頭，正德、嘉靖、萬曆三朝的記載尤其顯得過於簡略；此外，全書在前後照應上也存在一些疏失。但這些小問題，絲毫不影響《國榷》作爲一部明史鉅著的崇高地位。黃宗羲曾評價它"按實編年，不衒文采"，八個字精準道出了談遷治史的根本精神。 寫這本書的談遷，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談遷，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浙江海寧棗林人。他生於萬曆二十二年，也就是1594年，卒於順治十四年，正好橫跨明清兩代。他的先祖在南宋滅亡後南遷至海寧，家裏世代讀書卻無人入仕，到他這一代，家境已經相當貧寒。談遷雖然博鑑羣書，但在科舉上只考到諸生，也就是秀才，此後就再也沒往上走。他的謀生手段主要靠替人抄書和擔任幕僚，說白了就是一個靠筆墨喫飯的底層文人。 但真正改變談遷人生軌跡的，是大明的滅亡。明朝覆滅之後，他毅然將自己的名字從"以訓"改爲"遷"，字也從"仲木"改爲"孺木"，號"觀若"，並自稱爲"江左遺民"。"遷"字當然有兩層含義——一是改朝換代帶來的遷徙流離，二是他在史學上的"遷延"求索；"江左遺民"這個自稱，更是直白地宣示了他對故國的忠誠與懷念。這種身份意識的轉變，直接影響了他修史的立場和心態。 談遷一生最令人動容的故事，莫過於《國榷》手稿被盜後重寫的事蹟。順治四年八月，小偷光顧了他家，看到家徒四壁、無物可偷，便誤將鎖在箱中的《國榷》手稿當作值錢的財物搬走了。二十多年的心血——數百多萬字的書稿——一夜之間化爲烏有。此時的談遷已經53歲，這個打擊幾乎令他崩潰，據說他常常拊膺流涕、寢食難安。但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吾手尚在，寧已乎！"意思是我的手還在，怎麼能就這樣算了？正是這種"向死而生"的決絕，讓他從廢墟中重新站了起來。這老兄太勵志了！！！ 重新動筆之後，談遷更是拼盡全力。他接受弘文院編修朱之錫的聘請，以幕僚身份北上北京，在北京兩年半的時間裏，他白天替東家處理文墨，夜晚則四處走訪明代的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門客，廣泛蒐集史料。經過四年多夜以繼日的努力，他終於完成了新版《國榷》，內容甚至比原稿更加精彩。朱之錫後來在序言中稱讚談遷"或途聽壁窺，軼事緒聞，殘楮圮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至矣"——這十六個字，把談遷治史那種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的執着精神，刻畫得淋漓盡致。 談遷的史學成就，離不開明末清初那個特殊時代的思想土壤。有學者指出，每當政治高壓有所減弱、文網稍稍轉疏之時，史學家的思想往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談遷正是在這樣的夾縫中，以布衣之身擔起了修史的重任。他與張岱、查繼佐、萬斯同並稱爲"浙東四大史家"，這一稱謂本身就昭示了他在清初史學界的崇高地位。順治十四年，談遷在前往山西平陽祭奠先師張慎言的路途中病逝於旅舍，結束了他顛沛而執着的一生。今天當我們翻開《國榷》，讀到那些翔實而剋制的記載時，或許應該記住：每一頁紙的背後，都站着一個窮秀才用五十年人生與命運反覆較量的身影。 向堅定追求人生理想的談公致敬！！！ 附吳晗先生1959年在談遷《北遊錄》出版時寫的序，分享給大家： 愛國的歷史家談遷（代序） 　　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清朝順治四年。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過了十二天作了皇帝，改次年年號爲弘光。第二年五月清軍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國。 　　一六四七年八月間，浙江海寧縣的一個村落麻涇，村邊一片棗林裏，住着一位老秀才談遷，此人既老且窮，半夜裏忽然被小偷光顧，破衣爛衫，什麼也沒有動，只偷走一部文稿，叫做《國榷》。 　　這部書是談遷編的明朝編年史，從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每年按月按日編的大事紀。內容主要根據明朝的實錄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經過細心的編排考訂，寫了改，改了再寫，一連改了六次才編成的一部大書。 　　他是一個窮秀才，買不起書，當時也沒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明朝實錄是紀載每一皇帝在位時的編年史，沒有刻本，只有少數的大官僚家裏纔有傳抄本。他爲了研究明朝歷史，託人情、拉關係、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鄰縣的幾家大郡紳，經常跑一百多里路，帶着鋪蓋伙食去抄書，抄了多少年，費了多少精力，終於把這部五百多萬字的大書編成了，十分得意。縱然刻不起板，不能傳佈開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將來總會有機會出版的。 　　他爲什麼要編這部書？公元一六二一年，他二十九歲，那一年，母親死了，在家守孝。他原來對歷史有興趣，讀了不少書，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恰好得到一部陳建着的《皇明通紀》，便仔細閱讀，不料越讀越生氣，書裏記載的史事有很多錯誤，見解也很膚淺，心想這樣的書不是害人嗎，不但糟塌人的時間，還給人以錯誤的史實和看法。便下決心自己編寫。編書的主要根據是明朝實錄，經過仔細研究，有幾朝實錄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實錄是經過三次改寫的，改一次便隱沒了不少歷史真相。明孝宗的實錄是正德時的奸臣焦芳編的，凡是他所不滿意的好人都亂罵一通，把白的說成黑的，很不可靠。爲了求得歷史事實的比較真實可靠，他便發憤通讀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幾十家明朝歷史家的着作，互相對證比較，一條條的札記，按年月分別放在有很多抽屜的櫃子裏，再按年月按事綜合研究，擇善而從，編成這部書。總之，他原來編《國榷》的目的是從歷史的真實性出發的，要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編成一部可信的國史。 　　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亡國之慟，十分悲憤，在所著《棗林雜俎》裏寫上一段題記說：“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難搬到海寧的棗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國時的局面了。我年紀大了，說不上那個早上晚上死去，能逃到哪裏去呢？桃花源在哪裏呢？只好在棗林算了！”崇禎、弘光這兩朝是沒有實錄的，他便根據當時的《邸報》(政府公報)繼續編寫，認爲國雖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國的真實歷史，是亡國遺民應盡的責任。從此，他的著作，署名爲江左遺民， 原來他名以訓，字觀若，也改名爲遷，字孺木，紀念亡國的哀痛。 　　書寫成了，慢慢傳開了。他家雖窮，但這部書確是件大財富。當時有的人有錢有地位，獨缺少社會名望，很想有部書出版，流傳後代。但寫書要有學問，要花苦工夫。知道談遷生性梗介，拿錢是買不動的，便只好偷了。結果，這部花了二十七年時間、改了六次才編成的書被偷走了，談遷一生的精力白費了。 　　談遷遭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傷心得很，在大哭一場之後，下定決心：我的手不是還在嗎？再從頭幹起！ 　　爲了保存祖國的真實歷史，也爲了通過歷史給後代人以深刻的教育，於是，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人，滿頭白髮，揹着雨傘、包袱、乾糧、紙筆，跑到嘉善、歸安、吳興、錢塘，向鄉紳大族說好話求情，借書抄書，讀遍了有關的參考書，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顧嚴寒，不顧酷暑，以熾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樣又投身到學術的戰鬥中。 　　這樣，經過了四年，他已經六十歲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國榷》的初稿。 　　但是，還有困難。南方雖然有許多大鄉紳，有些史書可以借讀借抄，畢竟他們注意的是舉業，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類。有好多性質較爲專門的書對他們沒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萬曆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事，由於黨爭翻覆，各人的立場不同，紀載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差別很大。崇禎一朝史事，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很不可信。要多找書讀，要多找人談，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要達到這樣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麼能去呢？沒有路費，即使借到錢，到北京後的喫住又怎麼辦呢？ 　　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辦些文墨事務。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作高的記室，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爲止，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聘談遷作記室，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一口答應。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蒐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補充和糾正《國榷》這部書。 　　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著名的一個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於同鄉關係，談遷寫信給他，見了面，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由曹溶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祕書。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是當時的大名士，交遊相當廣泛，從此談遷便經常和他們往來，問以先朝遺事，一一筆錄。又借到《萬曆實錄》《和崇禎邸報》，和《國榷》原稿覈對。 　　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着《國榷》去的，把原稿送給曹溶、吳偉業、霍達，要求他們指出錯誤，隨時改正。 　　此外，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貴族子孫、太監、官僚貴族、門客、城市和鄉村居民，只要有一點線索，就不放過。他還訪問歷史遺蹟，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陵墓，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所過城市也都覈對史書，紀載有關事蹟。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滿載而歸了。 　　朱之錫序他的《北遊錄》，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爲了訪問遺蹟，登山涉水，腳都起了泡，有時迷了路，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僱工帶路，覺得很高興，不以爲倦，人家笑他也不理會。到一個村子裏，就坐下筆記，一塊塊小紙頭，寫滿了字，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難認出。路上聽到的看到的，一堵斷牆，一塊破碑，也不放過，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真是勤勤懇懇，很感動人。” 　　這兩年多的生活，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國榷》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北遊錄》，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北遊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棗林雜俎》。 　　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因爲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 「我不善於說話，年紀又大，北京遊人多得像螞蟻，成天去拜訪貴人，聽候接見，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見面，簡直受不了。北京氣候又幹燥，到處是塵土，鼻子口腔都髒得很。無處可去，只有離住所兩裏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東家挽留不放，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祕書，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沒有了指望，便決心回家了。 　　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一來是爲了生活，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慎言墓。張慎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高弘圖的朋友，很契重談遷。這年十月，他還沒有到平陽，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歲。 談遷的《國榷》，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爲要查對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因爲不能外借，沒有機會細讀。想望了這多年，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應該十分高興。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置擱在我的書桌上，不但有機會細讀《國榷》，而且還能讀到他的《北遊錄》，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個人，十分感動，也十分高興。這篇短文的目的，介紹這部書，也介紹這個人。這書的編寫經過，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中國歷史大辭典》: 國榷　書名。明末清初談遷撰。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編年體明史。遷初不滿諸家編年體明史之訛陋膚冗，又因明代歷朝實錄頗多忌諱失實，遂以實錄爲本，參閱有關明代史書一百餘種，編成是書。天啓元年(1621)開始編寫，六易其稿，六年成書。起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止天啓初。清初續補崇禎、弘光兩朝事蹟。順治四年(1647)全稿被盜，發憤重寫。十年，攜稿入京，再作修訂，十三年離京，歷時三十五年完稿。撰述時曾遍考羣籍，廣徵博採，但不盲目輕信，凡實錄及諸史所記失實處，均予指明。明亡後又大量收集明代邸報、政府公文、方誌及前朝官吏、遺民的口述，進一步充實和訂正。所載萬曆以後明與後金之史實，爲它書所不及，史料價值較高。但敘述文字過簡，脫稿後未作仔細複審，前後內容失於照應，同一事件先後敘述不一，甚至張冠李戴，畫蛇添足，且於災異祥瑞敘述太繁，是其短處。全書四百三十萬字，分爲一百卷，只有少量抄本流傳。張宗祥依蔣氏衍勞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抄本互相校補，重分爲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於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談遷(1594—1657)　明末清初浙江海寧人，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明亡後自署“江左遺民”。明諸生，終身未仕，多爲人傭書，或任記室。弘光元年(1645)爲閣臣高弘圖之幕僚，出謀贊畫，力圖恢復。曾受高弘圖、張慎言等人賞識，擬薦爲中書舍人及禮部司務，辭不就。性喜博綜，致力於子史百家之言，諳於歷代掌故，立志編撰明史。明天啓元年(1621)，以《明實錄》爲本，參閱諸家史書，著《國榷》，天啓六年完成初稿。後又陸續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續補崇禎、弘光兩朝事蹟。兩年後全稿被竊，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攜《國榷》稿北上。在京兩年半，走訪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門客，蒐集明代遺聞，作補充、訂正。另曾擬寫紀傳體明史。順治十三年夏南返海寧，次年夏應故人邀請遊山西，十一月病死於平陽（今山西臨汾）。尚著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棗林集》、《棗林詩集》、《北遊錄》、《西遊錄》、《海昌外志》、《史論》等。

這套書上架了，打破我的慣例，一般我是讀完再確定是否推薦，但是這套書我先推薦下。 這套書挺值得讀的，喜歡讀明史的朋友，必不可少應該讀的一套書，這套書的史料價值是比較高的。 雖然我沒有讀完這套書，但是有時候在引用史料的時候，還是會時不時引用到這書裏的史料，所以對這本書裏的一些記載，也是知道一些的。 我個人認爲，這套書對我來說，比較大的優點就是崇禎皇帝死了以後的情況，這書也有所記載。這點還是挺難得的。 明末的史料，尤其是南明時期的一些史料，錯綜複雜，說法衆多，這套書也提供了一些參考價值。 相比別的史書，這套書有的地方寫得比較簡單，但是史書就是這樣，沒有完美的。對待史書，還是要多閱讀，小心求證。 而且這套書屬於私人修史，在讀的時候，還是要多份史料對比着讀。私人修史，會填補正史的一些涉及不到的內容，但是因爲修史的時候，畢竟是個人修史，有的地方還是會有侷限性。 以下是補充： 這套書的古籍底本用的是哪個古籍底本？ 大家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可以多參考一些其他的古籍底本，對比着看。

一次偶遇，一段蹲守，得之即愛不釋手。閱讀44天，耗時33小時25分，蕩氣迴腸中結束。期間，參閱了《明實錄》《南明史》等資料，所花時間另計。 一、關於《國榷》 《國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是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立志私修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其內容多取材於官修實錄，保存了大量原始奏牘與政令，包括萬曆朝四十八年與崇禎朝十七年的完整記錄，爲後人研究明朝、特別是神宗與思宗的治國理政，即期間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外交、軍事與國防運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涉及制度演變，如“九卿互推”等；記錄官員獎罰，如神宗萬曆元年“刑科給事中朱南雍上言四事：懋心學以成德，親賢輔以熙政，終儉德以足國，恤時艱以保治。上嘉納之”，而“江油知縣趙佐，侵帑二千餘金，論死”；載有興教事例，如洪武早期“四川雲南邊夷皆立學校”。同時，關於明代兩京制度的記載——南京與北京並設兩套完整中央官署，官員由皇帝分別設置與任命，並實行對等互調，以確保制度運轉與政令暢通——爲理解明代制度設計提供了珍貴線索；所載朝貢國及其附屬行政清單，爲研究明代輿圖提供支持。 書中戰爭記載可知，元末明初，明軍已向包括火器在內的多兵種聯合攻防轉型。如順帝至正年間的康郎山戰役，“丁亥，遇敵康郎山，漢巨舟當我，公曰：‘彼舟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十一隊臨敵，先火器，次弓弩，近則短兵。” 書中所記內亂與外患，爲理解明代、特別是晚明政局的多重危機提供了線索，如杭州兵變、範俊削籍、呂宋獻俘、粵雲貴川等地平叛、遼東戰事、倭寇與海盜侵擾等事件。 此外，書中詳載歷年天文、地理與自然災害信息——如“曉刻，金星犯亢宿”“癸酉，昏刻，月犯鬼宿積屍氣星”及每次月食等，以及地震、洪澇、冰雹和霾的發生時間與地點——其中部分天文曆法內容代表了當時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爲研究區域災情提供了珍貴記錄。 二、如何看待談遷及其《國榷》 談遷撰述《國榷》，歷經艱辛。黃宗羲《談君墓表》記述其“兩苦三難”：訪求崇禎朝邸報以補實錄之缺；家貧如洗，曾受南明大臣高宏圖、張慎言禮遇，卻辭謝史館之聘而不出仕；書稿一度遭竊失，只得重撰。清初，朝廷大規模收繳銷燬“違礙”書籍，關鍵史料散佚嚴重；而官修《明史》，亦多有刪改、曲筆。在這樣的困境中，談遷取“木橫水上曰榷”之意，定名《國榷》——“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邸報》，補其缺文”，力求在明、清官方敘事之外，保留一代歷史的真實輪廓。這正是本書彌足珍貴的地方。 此外，《國榷》中談遷本人的點評，亦爲讀者理解相關敘事提供了多一重參考的視角。如卷一，“談遷曰：宋帝㬎降元，封瀛國公，俾尚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於帝師，遂居漠北。”看似自然陳述宋恭帝趙㬎投降元始祖忽必烈的前後變化，卻意味深沉。又如卷六十八，載錄萬曆前的詔書評價，“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字少情長。若將這些點評與全書一百零八卷的結構聯繫起來想，耐人尋味：似警世，又是男兒當自強的自省。 三、閱讀體驗 合上厚重書卷，久久難以平靜。觸碰這段歷史，確實需要勇氣。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清政府爲確立自身正統，修《明史》除刪改、曲筆外，還將明史截止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而對與清初平行的南明十八年（1645年—1662年）——南京朝廷與流亡朝廷——不予正史載錄。但國外《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十一章　南明，1644—1662年”及“明王朝諸帝”一表，介紹並列載南明六帝，從朱由崧弘光帝至朱由榔永曆帝；國內史學家顧誠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原件及其他館藏檔案專著的《南明史》，則更詳細地述說了這段十八年“內鬥”史，以及清廷如何解決東南沿海鄭成功與西南永曆朝廷夾擊之勢。那麼今天，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這段被官方敘事遮蔽的歷史，還它一個更完整的面目？ 關於這一問題，吳晗在《談遷和〈國榷〉》一文中已有專論，將該書與明官修《明實錄》、朝鮮《李朝實錄》進行對比，互相印證，似乎拋磚引玉；[美]牟復禮、[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似乎旁觀者清；顧誠著《南明史》，似乎推波助瀾。

一部寄託亡國之痛的編年體明史——談遷與《國榷》 在中國史學史上，有一部耗費了史家三十餘年心血、歷經書稿被盜之痛仍發憤重修的皇皇鉅著，它因未遭清代官方刪改而保留了明季歷史的本來面目，更因其獨特的私家修史立場而被學界譽爲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這就是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所著的編年體史書——《國榷》。 一、作者與成書背景 談遷（1594—1658），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觀若，又字孺木。明朝滅亡後，他改名“遷”，以寄託亡國之痛，自號“江左遺民”。他出生於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的一個貧寒家庭，雖爲明諸生（秀才），卻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爲生。 談遷自幼刻苦好學，博覽羣書，尤重明代典故。明末動亂的時侷促使他踏上修史之路：他痛感明代列朝實錄多爲官修，忌諱失實，而各傢俬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僞陋”，遂立志編修一部翔實可信的明史。關於《國榷》的卷數，據近人張宗祥校訂本，正文一百零四卷，外加捲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全書約428萬餘字，另有記載稱近500萬字。 二、曲折的成書歷程 談遷編纂《國榷》的過程堪稱跌宕起伏，飽含了個人辛酸與治史精神。 始修與初稿。 天啓元年（1621年），二十七歲的談遷開始着手編纂工作。他走訪各地，遍借羣書，“卑詞仰懇”，艱難地蒐集資料。初稿於天啓六年完成，前後歷時約六年。 稿本被竊與發憤重撰。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清順治四年（1647年），歷經二十餘年心血積累的原稿竟被小偷偷盜一空！時年五十餘歲的談遷“拊膺流涕”，痛苦萬分。但巨大的打擊沒有擊垮他，他以無畏的意志從頭開始，誓言續成此書。談遷曾說：“吾手尚在，寧遂已乎！”他的堅韌不拔令人動容。 二次蒐集與最終成書。 爲重寫《國榷》，談遷不僅在家鄉浙江繼續蒐集史料，更於順治十年（1653年）受邀赴京，借閱公私文獻，訪問故明遺老，搜求邸報等大量檔案，深入補訂史實，完成質量遠超原稿的第二稿。前後歷經三十餘載春秋，直至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左右，終於完成了這部記述有明一代歷史的巨大著作。 三、內容與史學特點 《國榷》通覽上下三百餘年，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 時間跨度完整，重點突出。 《國榷》記事起於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終於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福王政權覆滅，囊括了有明一代共計三百一十七年間的重大史事。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關於萬曆以後七十年的篇幅佔了全書的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三朝（天啓、崇禎、弘光）的記錄，爲解決這一時期的史料匱乏問題提供了寶貴依據。 私家立場，秉筆直書。 談遷敢於批判官方實錄，在《國榷》中對明中期以後宦官專權、黨爭誤國等陰暗面予以無情揭露。特別是由於清代統治初期該書未曾公諸於世，遂沒有遭到清代四庫館臣的任意篡改刪削，這使得《國榷》保存了大量他書未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極高的學術信度。 考訂精審，兼收諸論。 談遷以官修《明實錄》爲基礎，但不盲目信任，對其中避諱失實的錯誤逐一駁正與補充。對於明代重要歷史事件，常將自己的評論以及當時各家史論並列附於文後，以啓來者。 四、歷代流傳與現代印行 由於《國榷》持遺民立場，成稿後不久適逢清廷嚴查私修野史，談遷的作品被列入禁書，無法刊刻。此後三百餘年間，該書只能以少數抄本形式私下流傳。幸有海寧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寧波盧氏“抱經樓”抄本等得以存世，使得文稿幾近完整地保存下來。 1925年至1927年，海寧籍學者、著名書法家與校勘家張宗祥多方奔走追尋，借得上述幾個著名抄本，以極大的毅力互相校補，完成了《國榷》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整理、考證和重新分卷，爲後世的整理出版奠定了決定性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後，由張宗祥主持，根據這幾個珍貴的精抄本互相校補，於1958年由中華書局首次排印出版這部共計六冊的《國榷》，使這部沉寂了三百年的歷史鉅著得以與廣大讀者見面。 五、史學價值與影響 《國榷》作爲一部私家編纂的編年體明朝斷代史，後世好評如潮，學術價值極高。 史料價值的獨特性。 書中廣泛記錄了明代女真（即後金）各部與明朝之間的關係，若干不見於他書的史料對研究明清交替史和滿族早期發展史至關重要。此外，談遷還探訪了農民軍在舊京的活動並錄入書中，爲研究明末農民戰爭留下了可貴的真實記錄。 對後世研究的貢獻。 二十世紀以來，學界對《國榷》的研究不斷深化，研究視野和方法日趨多元化。《國榷》中展現的編年體系、史料取捨原則及考據精神，對後世史學研究產生了深刻且長遠的影響。這部書不僅是談遷個人畢生心血的結晶，更是明末清初在野知識分子基於深沉家國之痛所留下的不朽史卷。 總而言之，談遷和他的《國榷》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它不僅記錄了一代王朝的興衰存亡，更凝聚了一位貧寒書生堅韌不拔的治學意志和深沉似水的愛國情懷。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至今仍爲我們回望有明一代歷史提供了最可信賴的窗戶，其厚重與輝煌，歷數百年而不稍減。

《國榷》是一部極爲重要的明代編年體史書，由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學家談遷傾注畢生心血編撰而成。 ​談遷自幼喜好歷史，鑑於當時關於明朝的史料多有散佚、錯漏或忌諱，他立志要編寫一部真實、詳盡的明朝全史。他從29歲開始動筆，歷時二十餘年，廣泛蒐集了明朝的實錄、邸報、奏疏、方誌以及大量的私家筆記，六易其稿，終於在54歲時完成了初稿。 ​然而，在順治四年（1647年）的一個夜晚，《國榷》原稿不幸被盜。面對半生心血化爲烏有的沉重打擊，年過半百的談遷並未屈服。他憑藉驚人的毅力和記憶力，從頭開始重新撰寫。爲了讓內容更加精準，他又歷經數年四處奔走，甚至遠赴北京尋訪補充史料，最終在晚年完成了這部比原稿更加詳實、完備的鉅著。 ​“國榷”一詞中，“國”指國家（明朝）歷史；“榷”本意爲獨木橋，引申爲衡量、考訂、商榷之意。書名寓意着作者對明朝三百年的國家歷史進行了嚴格的審視與考證，力求去僞存真，還原歷史本來面貌。 ​《國榷》與張廷玉等人主編的《明史》、夏燮的《明通鑑》等著作並列，被後世學者譽爲研究明代歷史的“必讀之書”。

這本書字有點長 我把他分爲五個部分總結一下 第一部分 故事的主角是明末的談遷，他是個普通讀書人，看着明朝一天天爛下去，想寫一本不摻假的明史。可官府查得嚴，他只能把書稿藏在牆縫裏，白天種地，晚上就着油燈寫：從朱元璋打天下，一直寫到崇禎帝上吊。 第二部分 談遷在書裏說：朱元璋當了皇帝后，殺了三萬多功臣，比如徐達是喫了他送的蒸鵝死的，藍玉被剝皮填草，掛在城門口。他沒寫朱元璋是爲了穩江山，只寫宮裏的血流了半個月，連宮女都不敢出門。 第三部分 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談遷就記他的日常：天天在宮裏喝酒，讓太監給他找民間美女，連大臣的奏摺都堆在宮裏發黴。最狠的是，萬曆派太監去江南收稅，太監們搶商戶的錢，拆百姓的房，江南的街頭上，天天有人哭着罵皇帝是活閻王。 第四部分 崇禎帝每天只睡四個時辰，衣服上全是補丁，可他越忙，明朝越亂，殺了袁崇煥，把遼東的防線搞垮，催着地方官收稅，逼得李自成造反，最後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在煤山上吊，談遷在書裏寫：他不是不努力，是這江山早被前面的皇帝蛀空了，他再使勁，也撐不住了。 第五部分 書快寫完時，小偷把書稿偷了個精光。談遷沒瘋，坐在地上哭了三天，然後重新寫，他跑遍江南的藏書樓，找老舉人打聽舊事，整整十年，終於把《國榷》重新寫完，而這時候，明朝已經亡了十幾年了。

這套書我有pdf影印版，還是默默地留個爪子祈禱能出個電子版🙏🏻最好能是橫排簡體像《明通鑑》那樣（我在做夢）。 這套是豎排繁體版本，有句讀，且評論中不僅有談氏自己的見解還把王世貞的評論加進去了，版本還是不錯的。 但pdf版看得屬實累人，眼睛都瞎了，關鍵是不能檢索真的很痛苦，迫切需要能檢索的版本🙏🏻

讀完《國榷》，彷彿與一位在歷史廢墟中執筆的孤勇者同行。談遷以“江左遺民”之名，用三十餘年光陰，在稿本被盜、家貧無依、朝代更迭的絕境中，重寫這部三百一十七年的明史鉅著，其精神本身，就是一部比史書更震撼人心的史詩。 它最珍貴之處，在於“未被刪改的真相”。清代官修《明史》爲避諱祖先，對建州女真臣屬明朝、朱棣篡位等事多有隱晦，而《國榷》因長期以抄本流傳，躲過了文字獄的刀鋒，完整保留了建文年號、直書“燕庶人”、詳載後金崛起等被官方抹去的史實。談遷不盲從《明實錄》，廣徵邸報、方誌、遺民口述，甚至親赴北京調查李自成起義軍的活動，這種“求真”的執着，讓這部私修史書擁有了超越官方的可信度。 書中對萬曆以後七十年的詳述，尤其令人動容。那不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而是普通人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堅守。他寫農民起義，不稱“賊寇”，而記其起因、過程與民衆之苦；他寫朝堂黨爭，不偏袒任何一方，只錄各方言論與後果。他的筆觸冷靜剋制，卻字字帶着溫度——那是對一個王朝覆滅的悲憫，對歷史真相的敬畏。 《國榷》不僅是一部史書，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在權力可以篡改記憶的時代，總有人願意用生命守護真實。談遷沒有留下豪言壯語，但他用一部書告訴我們：歷史的價值，不在於誰書寫，而在於是否忠於事實；人的尊嚴，不在於地位高低，而在於是否敢於在黑暗中執筆。

從抄本祕傳到電子閱讀：重讀談遷《國榷》的另一種意義 《國榷》登陸微信讀書，表面上只是又一部古籍有了電子版；但如果瞭解它的傳播史和抄本系統，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因爲《國榷》並不是一部自成書以後便順利刊刻、廣泛流通的史書。恰恰相反，它長期依靠抄本在少數藏書家和史學家之間流傳，幾經散佚、轉抄、避諱、刪改和校補，才最終進入現代出版系統。今天我們在手機上讀到的《國榷》，背後是一條曲折的文本倖存史。 《國榷》的作者談遷，是明末清初一位極具韌性的史家。他最初編纂此書，是在晚明史學風氣和考信意識影響下，希望糾正舊有明史敘述中的不足。早年書稿曾在順治四年被盜，二十餘年心血幾乎毀於一旦。談遷並未因此放棄，而是重新蒐集材料，抄錄《明實錄》，參考羣籍，又北上北京訪問前明舊臣，查閱實錄、崇禎邸報以及外間罕見的明末史籍。也就是說，《國榷》從一開始就不是普通的歷史故事書，而是一部建立在實錄、邸報、私家史著和口述見聞基礎上的明代編年史料彙編。 但《國榷》的成書時代，恰好也是它難以公開流通的時代。清初文字獄陰影深重，順治十八年的“莊氏史案”尤其使涉及明清鼎革、建州女真和南明記憶的史書變得敏感。《國榷》具有較強的明遺民色彩，對明末清初的一些歷史問題並不刻意迴避，因此很難公開刊刻，只能以抄本形式小範圍傳播。這一點決定了《國榷》的命運：它不是靠刻本進入市場，而是靠藏書樓、史館、私家抄本和學者之間的借閱網絡得以保存。 清初，《國榷》並非完全無名。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都著錄了《國榷》一百卷，說明它在當時仍有一定影響。清廷開館修《明史》時，《國榷》也進入了史家視野。萬斯同雖認爲它可供參考而不可盡作典要，但這本身已經說明它被納入官方修史的參考範圍。黃宗羲爲談遷作墓誌銘，對其據實編年、不炫文彩的史學態度給予肯定。朱彝尊、徐乾學等參與明史纂修的學者，也曾在著作中引用《國榷》。與此同時，清初不少私家晚明史著，如《懷陵流寇始終錄》《小腆紀傳》《孤兒籲天錄》等，也明確提到或利用了《國榷》。這說明，在清初史學圈內，《國榷》並非完全沉入地下，而是在官方修史與私家修史之間保有一條隱祕而有效的傳播線索。 不過，這種傳播始終是有限的。到了乾隆時期，《國榷》由於沒有刊刻，反而避開了四庫館臣大規模抽毀、刪改的風險；但也正因爲只靠抄本流傳，它幾乎陷入湮沒。談遷同鄉藏書家吳騫曾感慨，《國榷》已成“殘編斷簡”，散落在荒村舊塾之中，幾乎有徹底亡佚之虞。這是《國榷》傳播史中很關鍵的一點：它躲過了官方整理帶來的改造，卻也付出了難以廣泛流佈的代價。保存與沉寂，在這裏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清代晚期以後，情況纔有所改變。隨着思想文化環境相對鬆動，加上江浙地區藏書傳統深厚，《國榷》重新進入少數學者和藏書家的視野。汪日楨、李慈銘、羅汝懷等人曾提及或引用此書，一些地方誌也開始參考《國榷》，如《永平府志》《撫寧縣誌》《樂亭縣誌》《泰興縣誌補》等，其中《永平府志》引用數量尤多。這說明《國榷》在清末不僅被少數藏書家珍藏，也開始重新發揮史料功能。不過，即便如此，它仍是罕見之書。目錄著錄有限，傅以禮以未見全本爲憾，劉承幹也稱其“甚可貴”。直到民國時期，吳晗仍指出《國榷》罕爲人知，連史語所所藏本也極爲珍貴，不能外借。可見，《國榷》真正走向普通學界，並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而依賴後來的整理與校勘。 這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是張宗祥。他在1925年得以全抄蔣氏衍芬草堂藏本，但發現此本缺簡甚多，敘事首尾不全。後來他又在江南圖書館見到丁氏八千卷樓抄本，卻發現兩書脫簡情況相同，說明二者同源，不能互補。直到1954年，張宗祥又獲得四明盧氏抱經樓抄本及一部專記崇禎朝事的抄本，才得以將多種抄本合校，整理出較爲完整的《國榷》，並由中華書局影印刊行。換言之，現代讀者所見《國榷》，不是某一個單一抄本的直接呈現，而是建立在多個抄本系統互校基礎上的整理成果。 也正因爲《國榷》長期以抄本流傳，它的文本並不只有一個面貌。現存或可考的《國榷》抄本，包括國家圖書館藏蔣氏衍芬草堂抄本、朱彝尊舊藏殘本、劉氏嘉業堂抄本，南京圖書館藏八千卷樓抄本，浙江圖書館藏盧氏抱經樓抄本，上海圖書館藏鄀廬甌江抄本，臺灣相關機構所藏莫友芝舊藏抄本及其他殘本等。這些抄本並非彼此孤立，而大體可以分爲兩個系統。 一個系統可稱爲蔣氏衍芬草堂本（蔣光焴）系統。蔣氏衍芬草堂本、丁氏八千卷樓本、莫友芝藏本以及國家圖書館五冊殘本，大體屬於這一系統。它們在行款格式、分冊情況、稱謂習慣和缺簡情況上具有較高相似度。此係統的特點是保存痕跡較多，常見空格、缺葉和未完全補足之處；在涉及明帝后尊號時往往前空一格；稱明末滿人時，有時作“建□”或“建虜”，稱蒙古諸部則作“西虜”“套虜”等。這些用語和書寫痕跡顯示，它可能保存了較多早期傳抄面貌，文本較爲原始，但也因此缺損較多、閱讀不夠完整。 另一個系統可稱爲盧氏抱經樓本系統。朱彝尊舊藏本、劉氏嘉業堂本、盧氏抱經樓本，大體屬於這一系統。與蔣氏系統相比，這一系統在內容上更爲簡略，某些官職、升降、贈諡、詔書、奏對等內容有刪省，民族稱謂也更趨溫和。例如有的地方將較刺激的稱謂改爲“建州”“金師”，或將“虜”改寫爲“魯”“滷”，將“夷”改作較不觸忌的字樣。盧氏抱經樓本還存在避清帝名諱的痕跡，說明其抄寫或整理時間較晚。由此可以看出，盧氏系統並不是簡單的“另一個抄本”，而可能經過了有意識的刪改、避諱和潤飾。至於這些刪改究竟出自談遷本人後期修訂，還是後世傳抄者因政治環境所作調整，則仍需謹慎判斷，不能輕易下結論。 此外，上海圖書館藏鄀廬甌江抄本也值得注意。它是民國時期的抄本，卷首題記說明其與張宗祥借抄蔣氏別下齋（蔣光煦）藏本有關。其內容既與蔣氏衍芬草堂系統相近，又在若干文字上與劉氏嘉業堂本相合，因此可以視爲帶有校本性質的文本。它提醒我們，《國榷》的抄本流傳並不是簡單的“一本抄另一本”，而是存在借抄、互校、補訂、合成等複雜過程。 更進一步說，《國榷》早期文本可能還不止現存兩個系統。《孤兒籲天錄》所節錄的《國榷》文字，與今天所見蔣氏系統、盧氏系統都存在差異；《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是《明史紀事本末》的明確史源之一）中若干崇禎朝內容，也與《孤兒籲天錄》所錄《國榷》較爲接近。這說明，《國榷》在早期流傳過程中，可能還有一種較爲精簡或不同形態的文本，只是後來未能完整保存下來。這個問題很重要：它提示我們，今天的《國榷》雖然已經相當珍貴，但並不能被簡單等同於談遷手定原稿；它更像是一個經過長期流傳、抄寫、刪改和校勘後形成的文本羣。 因此，《國榷》的價值至少有兩層。第一，它是研究明代尤其晚明歷史的重要史料，保存了大量按年月日排列的政治、軍事、財政、邊疆、黨爭和社會事件記錄。第二，它本身也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古籍流傳史個案。它讓我們看到，一部史書如何在政治高壓下不能刊刻，只能依靠抄本祕密流傳；如何在藏書家手中輾轉保存，又因缺葉、避諱、刪改而形成不同系統；如何經過現代學者合校整理，才成爲今天可以閱讀的版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榷》進入微信讀書，不只是古籍數字化的一小步。它意味着一部曾經只能藏於書樓、傳於抄本、閱於少數學人案頭的明史鉅著，終於進入更廣泛的公共閱讀空間。普通讀者未必需要從頭到尾讀完它，但至少可以藉此理解：歷史並不是天然以完整、透明、穩定的面貌來到我們面前的。我們讀到的每一部古書，背後都有它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