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

泥沙、帝國與「中國之憂患」的形成一 從「大禹治水」到「中國之憂患」大禹治水的故事，常被理解成有關文明起源的寓言。面對洪水滔天，當鯀用「堵」的方法失敗後，禹改用「疏」，開山導河，使人定居、種田、納稅和建國。禹的傳說揭示了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認知裏，治水能夠孕育社會結構、促進經濟繁榮，是政權得以拓土、徵稅、行使權力的重要條件。誰能治理河流，誰就能治理人民。 馬瑞詩（Ruth Mostern）的《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2021）從這個古老故事出發，從環境史的角度追問：黃河爲什麼變黃？它在什麼時候成了我們今天意義上的「黃河」？如果帝國的官員很早就知道黃土高原侵蝕會加重下游洪水，爲什麼他們仍然不能從源頭治理黃河？ 「中國之憂患」（China’s Sorrow，對應漢語原文爲「中國患」），這一在西方學界廣爲流傳的黃河稱謂，並非對中國黃河史的準確描述，更像是在華歐洲帝國主義觀察者製造出來的產物（Molnar，2022）。[1]這種災難敘事認爲，中國華北平原長期以來一直在經歷生態退化，以及自古以來，政治合法性必然依賴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這構成了中國的某種「本質」。 馬瑞詩的《黃河》正是對這一話語的反駁：黃河作爲「中國之憂患」的歷史是相對短暫的，有關水利治理和政治合法性關係的某種預設有着更爲晚近的起源。在把環境衰退和生態災害頻率歷史化這一點上，馬瑞詩的著作可以同李明珠（Lillian M. Li）關於華北賑荒的研究並列，後者同樣表明，華北直到19世紀晚期才成爲「饑荒之地」。 二 沉積物、全流域與長時段方法近年來，英文世界出版了三部以黃河爲中心的專著：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對1938年花園口決口與戰爭生態的研究，皮大衛（David A. Pietz）對近現代黃河治理的討論，以及張玲（Ling Zhang）有關宋朝黃河洪水的獲獎著作。這些著作推動了中國環境史的研究，但它們在問題重心上仍與帝國的河政傳統存在某種相似之處：聚焦於黃河下游、決口和國家治理，「將黃河的沉積物視爲一種固有且永久的現實去治理，而不是將它們視爲特定歷史和地理的體現形式。」 《黃河》則將視野推向了整個流域，尤其推向黃土高原，「以沉積物爲中心的方法來探討黃河，旨在將沉積物的輸送和洪泛平原變遷的過程歷史化，並使其長期影響變得可見。」因此，黃河被視作一個「泥沙分選機器」：水把高處的有機物和礦物質帶到低處，黃土高原的侵蝕最終會在洪泛平原上沉積、堵塞、抬高河牀，並改變下游社會的生存條件。這就形成了本書的論述對象。 本書的論證沿襲了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的思路：把人口增長和上游侵蝕同下遊洪水發生率聯繫起來（譚其驤，1962）。對於熟悉黃河史的讀者而言，本書的主要論點並不新穎。然而，馬瑞詩用更基礎的數據闡明並證實了這一論點[2]。該書試圖確認：黃河下游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變得桀驁難馴？上游和下游分別發生了什麼，才導致它變成這樣？ 爲回答這些問題，馬瑞詩及其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個數據庫，收錄了3754個與黃河相關、具有空間和時間座標的「事件」。這裏的「事件」被定義爲十種已出版資料中所列舉的任何一次河流治理活動或災害。數據庫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則包含黃土高原聚落的地理空間信息，並以此作爲上游人類活動變化的指標。這種量化的、具有地理意識的長時段方法，凸顯出不同地點與不同時期發生環境變化的相對程度，從而避免了輕率概括（Muscolino，2023）。 三 黃河生命史的三個階段本書由四章構成。每一章都按時間順序討論黃河的某一個特定生命階段，其中定居點和沉積物的擴展發生在三個時期：公元前3世紀、公元11世紀，以及19世紀。 第一個階段，從新石器時代到公元750年前後。此時黃河尚未成爲後世意義上的「中國之憂患」。農業已經改變支流流域，鐵器、戰爭和國家動員也推動了黃土高原的墾殖。秦漢時期，國家在鄂爾多斯和黃土高原邊緣推動移民實邊，農民、士兵和官僚共同把草地、林地轉爲耕地。上游侵蝕開始影響下游，泥沙沉積增加，洪泛平原上的人也開始修築堤壩，把不穩定的河流限制在他們希望的河道中。 這一步帶來雙重後果。堤壩保護了靠近河流的農田和聚落，也把泥沙鎖在河道里，河牀逐漸抬高。一旦決口，洪水就會從高處傾瀉到低窪土地上，災害反而更猛烈。黃河治理的兩個思路也在這裏成形：一種思路主張用高堤約束水流，加快流速，把泥沙衝向大海；另一種思路主張分水、排水、設渠、設湖，讓洪水和泥沙有更多去處。前者追求控制，後者追求疏導。此後的兩千年裏，這兩種思路反覆交織、對抗和妥協。 第二個階段，是750年至1350年的中期轉折。馬瑞詩認爲，這是黃河史最重要的變化期，一次又一次地圍繞戰爭旋轉。8世紀之後，黃土高原成爲多個政權競爭的邊疆。安史之亂後，唐、吐蕃、回鶻、党項、宋、遼、金、蒙古等力量先後捲入這一地區。戰爭、駐軍、屯田、設防和木材消耗持續破壞着森林和草地。黃河從早期環境變化緩慢的低災害階段，轉而進入災難頻發的生態變化快速階段。甚至，連黃河的名稱也變了。唐朝中期之前，人們通常稱之爲「大河」；由於裹挾的泥沙使河水呈濁黃色，9世紀初，人們開始普遍稱它爲「黃河」。 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中，宋代尤其關鍵。宋朝與西夏長期對峙，在鄂爾多斯和六盤山一帶修堡壘、設軍屯、安置士兵農民。士兵和家屬砍樹、開地、獲取燃料，侵蝕加劇。下游則承受嚴重後果：泥沙沉積、河牀抬高、洪水頻繁。1048年，黃河改道，打破了延續數百年的相對穩定格局。1128年，宋軍爲阻擋金軍南下，決開黃河南堤，黃河進入淮河流域，淮河平原隨後長期承受戰爭、洪水和水利系統崩潰。 帝國的治理也因此被逼近了技術與政治的極限：戰爭製造難民，洪水製造災民，水利工程又需要大量勞力、物料和稅收，對應的地方官員考覈又製造了新的風險。宋代一些官員負責本轄區河堤，只要本地工程有效，就能獲得政績。但本地工程越宏大，泥沙和洪水就越可能被推向下游，由另一個地方承擔決口和災害。治理因此成爲地方化、分區化、短期化的績效競爭。黃河作爲一個整體流域存在，被官僚責任不斷切分，考覈依據是地方河流行政成就，而非如何有助於整體穩定。 第三個階段，是1351年至1855年的晚期帝制中國。此時上游侵蝕又一次加速。明朝修邊牆、設軍屯、驅逐牧民、推動墾殖，使鄂爾多斯逐漸轉向定居農業。清代以後，玉米、甘薯等新大陸作物進入黃土高原邊緣地帶，稅收激勵和人口增長又把農民推向山坡和旱地。原先能吸收雨水、固定土壤的植被被清除，黃土變得更容易被暴雨沖走。 下游的治理目標則越來越圍繞大運河和北京的供給展開。帝國需要確保漕運能讓江南糧食順利抵達首都。於是，高干預的工程體系逐漸主導有關黃河治理的爭論：固定河道、加高堤壩、利用洪澤湖水沖刷河牀，把泥沙推過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清代將這套系統推向高峰：18世紀的黃河治理在技術上取得巨大成功，它使黃河在很長時間內沒有發生毀滅性改道。 然而，成功也有代價。洪泛平原的農民被迫繳納賦役，提供勞力和秸稈，承受土地鹽鹼化和沙化。商人、承包商、漕運羣體和首都糧食供應體系從工程中獲益，許多沿河農民則生活在越來越不穩定的土地上。某些地區被犧牲，以保護更有戰略價值的地區。黃河治理由此顯出階級性和區域性：帝國整體的穩定，地方官員的政績，商人的合同，農民的生存，相互利用、協調與衝突。在國家治理黃河的過程中，底層常常以逃荒、捕魚和採藥的方式承受治理，也通過拒役、轉業和起義不斷改變國家治理的成本。 1855年黃河改道，標誌着晚期帝制中國黃河工程系統的崩潰。馬瑞詩強調，這次崩潰不能簡單歸因於王朝衰落，也不能看作自然循環。更根本的原因是泥沙太多。一個在高沉積率時代建造出來的複雜系統，最終不得不面對自身的生態、財政、技術和行政極限。 四 爲什麼帝國不能治理整個流域由此可以回答有關治黃史的一個大問題：帝國爲什麼知道問題在上游，卻仍然難以有效治理？早在漢代，官員已經意識到上游侵蝕、下游泥沙和洪水之間的聯繫。因此，對於帝國精英來說，全流域治理在知識上是可見的。問題在於帝國的地緣版圖與政治經濟結構。 約公元1000年前後，帝國財富的集中地區、北部邊疆的位置以及水利工程的區域發生了分離。帝都東移，遠離了黃土高原，中國經濟重心轉向南方。從那時起，「中華帝國在概念上不再可能將黃河流域在政治和空間等方面已截然不同的地區視爲一個單一的生態系統」，中游作爲軍事化邊疆，下游作爲生態脆弱的中心，「在帝國構想中意味着不同事物，並在王朝疆域中扮演不同角色」。 具體來說，黃土高原常被視爲邊疆、軍需區、墾殖區；下游洪泛平原則被視爲農業區、漕運區、首都供給區。農業政權因此把同一條河切割成了不同治理對象，也就因此受困於不同的績效邏輯：上游官員考覈墾殖和邊防，下游官員考覈堤壩和漕運，沒有人爲整個流域負責。 西北與中原因此被編織進一個連貫敘事，使我們能夠理解擴張中的中華帝國，其內部的定居化與森林砍伐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伐木同時發生在鄂爾多斯和洪泛平原：前者是爲了清理土地、獲取燃料並建立定居點，後者則是爲了建造農業灌溉與防洪所必需的堤壩與運河。重要的是，發生在黃河上游的前一種森林砍伐過程，迫使後一種過程發生。 由於帝國與地方行動者共同推動的擴張主義具有同步性，總體結果即是侵蝕與洪水。這種擴張主義對於安置帝國內部錯綜複雜的區域利益，以及維繫帝國整體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口管理來說，又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全流域治理的優先級遠低於人口、政治與軍事急務，治水官僚即使識別出了上游與下游的聯繫，也無法改變既有的工程慣性。 同時，晚期帝制中國人口激增，但帝國官僚機構的規模卻基本未變。雖然一些清代官員意識到了這種威脅，國家卻沒有能力爲了減緩侵蝕或防止洪水而改變數百萬人的農業和土地利用實踐。把黃河作爲一個單一、連貫的水文系統來治理的政策路徑，超出了政治可能性的範圍（Muscolino，2023）。 總之，鄂爾多斯的軍事化殖民或強烈遊牧活動，必然意味着下游在水文行動與社會經濟錯位之間擺盪。這正是梅維恆（Victor H. Mair）所說「中國歷史的引擎實際上是內亞與中原互動的爆炸性動力」這一論斷的環境表現（Mair，2004）。 五 批評、餘論與環境史的尺度最後，圍繞《黃河》，已有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本書對人類活動的強調，有時壓低了氣候因素的解釋力。中世紀氣候適宜期、小冰期、元明之際的降水波動，都可能改變植被覆蓋、土壤溼度和暴雨頻率，從而放大或緩和人爲侵蝕。更穩妥的解釋應把氣候視爲與人類共同作用的力量：人類活動削弱黃土高原，氣候波動決定這種脆弱性何時、以何種強度爆發（Molnar，2022）。 第二，本書對清代水利治理的評價仍有討論空間。馬瑞詩強調，盛清時期的黃河工程主要服務於大運河、北京供給和帝國精英網絡，洪泛平原農民承受了沉重代價。但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提醒，清代的黃河治理不能只按「壓迫農民」來理解。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關於「再生產型治國術」的研究表明，清帝國也通過大運河和華北治理，將富庶地區的資源轉移到生態脆弱地區，以維持邊緣區域的社會再生產（Pomeranz，2009）。換言之，清代水利工程既保護了漕運和首都，也在某些時段支撐了華北民生（Muscolino，2023）。 第三，本書聲稱要抵抗「環境衰退論」，即認爲人類干預必然導致生態退化的觀念，但敘事重心仍然容易滑向災難累積。馬瑞詩確實寫到黃土高原植被曾因戰爭退潮、人口減少或政權變化（例如蒙元時期的多元化政策）而恢復，也寫到水利技術和地方社會的創新。但全書最強的敘事動力仍是：墾殖-侵蝕-泥沙-堤壩-決口的正反饋循環，難免形成一種總體印象：黃河史就是愈發密集的工程和愈發嚴重的災難。未來的研究如果要真正推進「反衰退論」，還需要更具體回答：在兩千多年的干預中，哪些地方曾出現相對可持續的治理？哪些農民、地方社羣或技術羣體創造過低風險的適應方式[3]。 無論如何，《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是一項令人振奮的工作，它迫使我們重新理解帝國治理的尺度問題：國家可以看見局部災害，也可以積累大量治河知識，卻未必能夠把一個流域作爲整體來治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爾納稱它突破了黃土高原史與黃河氾濫平原史之間的長期分隔，展示了環境史必須追隨歷時性的地貌形態而非王朝分期，爲環境史確立了新的標準（Molnar，2022）。 註釋 [1] 由北宋水利專家沈立（1007—1078）所撰《河防通議》及金都水監本，經元代沙克什/贍思（1278—1351）匯合重訂而成的《重訂河防通議》，保留了較早將黃河表述爲「中國患」的文字：「河爲中國患遠矣」。元修《宋史·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開篇亦稱：「黃河自昔爲中國患。」這一表述後來經由英語世界的翻譯與再敘述，轉化爲更爲西方學界熟知的 「China’s sorrow」。目前可見英文文獻中，最早將「黃河爲中國患」譯作 「China’s sorrow」 的關鍵人物，很可能是第二任香港港督、漢學家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在他 1836 年出版的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中，關於嘉慶帝遺詔的一段文字寫道：「The Yellow River has, from the remotest ages, been China’s sorrow.」其對應漢語原文是「黃河自古爲中國患」。戴維斯後來在 1841 年 Sketches of China（《中國素描》）中，又將這個說法從遺詔譯文轉化爲自己的地理敘述：黃河氾濫造成政府經費耗費與人民危險災難，因而「well deserves the name of China’s Sorrow」（很配得上「中國之憂患」這個名稱）。由此，「中國患」這一中國政治文書和水利史中的水患表述，被轉譯、凝縮爲英語世界黃河敘述中的文明標籤。亨利·玉爾（Henry Yule, 1820—1889）1866 年編輯出版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中古中國見聞彙編》）也引用了這句經戴維斯英譯的嘉慶帝遺詔文字，並將其納入關於黃河歷史變遷的註釋性討論之中。↩︎ [2] 馬瑞詩將這些數據中的洞見，置於一個綜合英文與中文相關二手研究的敘事之中，不過該書並未參考關於中國水利治理史的大量日文研究。關於日本學界中國水利史研究的介紹，見伊懋可（Mark Elvin）等：Japane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 China: A Selected Bibliography（《日本中國水利史研究：選目》）。Canberra: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3] 本書還存在一些史實錯誤。第4章聲稱1740年至1930年間華北地區耕地總量下降，引用的證據來自彭慕蘭。但彭慕蘭報告的是這一時期河北武功耕地總量下降，而不是整個華北耕地總量下降。見“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1500–2000”（《中國環境的轉變，1500—2000》），第133頁。↩︎ 參考文獻 Mostern, Ruth.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中文譯本：馬瑞詩：《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楊勇、王明慧譯，北京：研究出版社，2026。 丁祥利（Xiangli Ding）：“Review of Ruth Mostern,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評馬瑞詩〈黃河：一部自然與非自然的歷史〉》）。H-Water, H-Net Reviews, November 2022。 莫爾納（Aaron Molnar）：“Book Review”（《書評》），review of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 by Ruth Mostern。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75, no. 1 (2022): 165–169。 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Review of Ruth Mostern,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評馬瑞詩〈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76 (2023): 197–207。 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中國的戰爭生態學：河南、黃河及其後續影響，1938—19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皮大衛（David A. Pietz）：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黃河：近現代中國的水問題》）。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張玲（Ling Zhang）：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與國家：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梅維恆（Victor H. Mair）：“The North(west) Peoples and the Recurrent Origins of the ‘Chinese’ State”（《北方／西北民族與「中國」國家的反覆起源》），載 Joshua A. Fogel 編，The Teleology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現代民族國家的目的論》）, 46–84。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 1500–2000”（《中國環境的轉變，1500—2000》），載 Edmund Burke III、Kenneth Pomeranz 編，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環境與世界史》）。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第123—127頁。皮大衛（David A. Pietz）在《黃河：近現代中國的水問題》第63—64、68頁呼應了彭慕蘭的論點。 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第23—35頁。 李明珠（Lillian M. Li）：《華北的饑荒：國家、市場與環境退化（1690—1949）》。石濤、李軍、馬國英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給我社科人文類博士論文一個新思路，可以建模然後把數據餵給系統，出很多不同角度的結論。現在的話，AI更可以把參考文獻這塊做的更合理和全面。如果有一個數據邏輯極強的人在文科領域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參考的！所以非常贊同前幾天清華大學的教授所說，文科無用論可以終結了，文科生需要理科思維，真正的天才可能後續會選擇文科！

黃河的歷史沿革，黃河的發展變化。黃河的治理要以源頭治理，要綜合生態治理，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治理。

本書的主要價值是學術研究範式革新： 1. 依託禹跡數據庫、GIS空間建模，把歷代河患、堤防、墾殖記錄量化處理，用數據統計替代傳統定性敘述，開創黃河史量化環境史研究路徑，爲中國水利史、流域史提供可複製的數字研究範式。 2. 打破單一文獻考據模式，融合歷史學、地質學、水文學、計算機科學，推進跨學科研究，推動環境史走向精密化、空間化。 但書中不少觀點被後續的學術批評推翻： 1. 人爲開墾＞氣候侵蝕（證僞，氣候本底侵蝕不可忽略） 2. 泥沙獨立主導歷史的沉積中心主義（證僞，泥沙具備社會建構屬性） 3. 大禹疏導與後世築堤二元對立（證僞，大禹亦用堤防） 4. 治河催生大一統集權（證僞，因果倒置） 5. 古代黃河開發開啓人類世（證僞，不符合地質學判定標準） 6. 築堤制度是洪災唯一元兇（證僞，築堤是古代合理應急方案） 普通讀者閱讀需要甄別作者觀點。

以黃河爲錨定物，以時間爲刻度對黃河綜述，黃河如何印象朝代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