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醫生：當國寶遇見非遺與科技

《文物醫生：當國寶遇見非遺與科技》： 重現國寶昔日光彩（新書問答） 本報記者 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0611第7版:悅讀空間) 　　“在顯微鏡下操作，人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時空感’。顯微鏡能讓人看到金屬表面極細微的加工痕跡，那是幾千年前工匠留下的錘揲紋理。我們甚至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手此刻正在觸碰一個古代工匠曾經親手完成的東西，甚至會想象古人在製作它的時候，可能也像今天的我們一樣，需要反覆調整、不斷判斷。” 　　 　　近年來，隨着博物館熱不斷升溫，公衆對文物修復的興趣也日漸增長。瑰麗的綠松石銅牌飾、神祕的三星堆青銅頭像……這些珍貴文物如何通過修復師的妙手匠心，得以更好保存、展示，中信出版社的《文物醫生：當國寶遇見非遺與科技》給出了答案。該書通過10個真實的文物修復故事，深度還原了古老的文物修復技藝如何藉助現代科技，讓國寶重現昔日光彩。兩位作者戴維康、張珮琛供職於上海博物館，分別是國家級非遺“古陶瓷修復技藝”第五代傳承人、國家級非遺“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近日，本報記者圍繞這本書的寫作，對他們進行了專訪。 　　記者：兩位分別從事陶瓷和青銅器修復工作，是什麼契機讓你們決定合寫這樣一本面向大衆的書？ 　　戴維康：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文物修復工作。很多人會覺得修復“神奇”“震撼”，但同時也容易產生誤解，比如認爲修復就是把文物“修完整”，甚至“修得看不出來”纔算成功。事實上，現代文物修復更強調真實性、最小干預和可追溯性。修復的目的，並不是重新“製造”一個完整器物，而是在儘可能保留歷史信息的前提下，讓文物得以繼續保存、研究與展示。 　　張珮琛：我們希望通過本書，把真實的文物修復過程呈現出來，讓更多人理解文物爲什麼值得被謹慎對待，理解今天的修復師如何通過傳統經驗、科學檢測和現代技術，讓文物以較好的狀態被大衆看見。 　　記者：爲什麼選擇“陶與銅”這兩類文物？書中提到“陶與銅”構成了“循環式、互動性的文明共生系統”。陶瓷和青銅在中國文化中有怎樣的地位？ 　　戴維康：陶瓷和青銅，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兩類核心器物。陶瓷源於“火與土”，從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到後來成熟的瓷器，既反映了中國人對材料與工藝的掌握，也見證了生活方式、審美趣味和對外文化交流。“China”成爲世界認識中國的重要文化符號，則說明了瓷器在中華文明海外傳播中的特殊地位。 　　張珮琛：青銅更多代表着中國古代文明進入高度組織化、禮制化的階段。夏商周時期的鼎、簋、尊、爵等青銅禮器，不只是器物，也是禮制秩序、宗教觀念、等級制度和鑄造技術的集中體現。中國青銅文明之所以獨特，就在於它形成了成熟的範鑄體系、複雜的紋飾語言和高度象徵化的禮器系統。 　　書中說“陶與銅”是一種“循環式、互動性的文明共生系統”，正是想說明二者不是孤立發展的。陶瓷技術爲青銅冶煉提供了窯爐、陶範、坩堝等基礎條件；許多早期青銅禮器的器形，也可以追溯到陶鬲、陶鼎、陶豆等陶器。反過來，青銅器成熟後的造型、紋飾和審美，又影響了後世陶瓷的發展。也就是說，陶與銅不是簡單的先後替代關係，而是在技術、材料、禮制和審美上長期互相借鑑、彼此塑造，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工藝文明的重要骨架。 　　記者：如果讓兩位分別選一件自己修復過的文物作爲陶瓷與青銅的代表，你們會選哪一件？爲什麼？ 　　戴維康：如果從陶瓷修復的角度選擇一件代表性文物，我會選書中湯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這件器物本身非常重要，既是國家一級文物，也是明代開國功臣湯和墓中的重要隨葬品，承載着元末明初歷史、景德鎮制瓷技術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重信息。修復它，不只是修復一件破損瓷器，而是在面對一段濃縮於青花瓷中的文明史。 　　張珮琛：我會選書中“劫後餘珍”一章裏的商中期獸面紋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老一輩文物工作者曾長期在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搶救文物。這件獸面紋壺，就是從廢銅堆深處被發現的。工作人員憑藉局部顯露出的獸面紋，判斷出它是一件商代青銅器。那一刻，搶救的不只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文明記憶。 　　它後來的修復過程，也體現了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的結合。修復人員通過三維建模推演缺失壺蓋，再結合泥塑塑形、石膏翻模、紋飾雕刻和失蠟鑄造等傳統工藝，逐步恢復器物形態。它最初由商代工匠鑄造，幾千年後被文物工作者從廢銅堆中搶救出來，又由今天的修復師重新接續其生命。某種意義上，這件器物跨越數千年時間，始終在不同的人手中被守護。 　　記者：書中反覆強調“可識別、可還原”的修復理念，這與傳統“修舊如舊”有何不同？ 　　戴維康：公衆談到文物修復時，往往會下意識地認爲，“修得看不出來”纔是最高水平。但隨着現代文物保護理唸的發展，我們對“修復”的理解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今天的文物修復，更強調真實性、最小干預、可逆性和可追溯性。書中反覆提到的“可識別、可還原”，正是這種現代修復觀的體現。 　　所謂“可識別”，並不是故意讓修補部分顯得突兀，而是要讓後人能分辨哪些是文物原有部分，哪些是後期修復部分。因爲文物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在於它承載着真實的歷史信息。如果修復過度，讓人完全無法區分原件和後補部分，反而可能掩蓋文物本身的歷史痕跡。 　　所謂“可還原”，在文物保護中也常被稱爲“可逆性”。它強調今天的修復處理，應儘量避免對文物本體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因爲任何時代的材料、技術和認識都有侷限，我們今天認爲合適的方法，未來未必仍是最佳選擇。所以修復要儘可能爲後人留下重新研究、重新判斷和重新處理的空間。 　　真正好的修復，應該既讓文物能夠繼續保存和展示，也不遮蔽它的歷史信息。 　　記者：書中介紹了不少現代科技手段，比如AI輔助形態復原、AR模擬拼接、X-CT分析等。這些技術如何與修復師的“手感”或“眼力”相互配合？如何看待文物修復中技術與人之間的關係？ 　　戴維康：現代科技爲修復師的工作提供了助力，讓修復師多了一雙眼睛、多了一套判斷工具。AI輔助復原、AR模擬拼接、X-CT分析、三維掃描等技術，最大的作用是讓我們在真正動手之前，把文物信息提取得更清楚。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內部結構、病害位置、殘損關係，也能讓修復方案更有依據，少一些憑經驗判斷的不確定性。 　　但文物修復最後還是要回到人的判斷。很多時候，問題不是技術上能不能修好，而是該不該介入與干預，修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方式最合適。這都離不開修復師長期積累的經驗、眼力和手上的感覺，也離不開對文物歷史價值和真實性的理解。 　　記者：書中有一章講到三星堆戴黃金面具青銅人頭像，修復過程非常震撼。能否給我們分享一下？ 　　張珮琛：這件文物剛出土時令人眼前一亮。此前三星堆雖已出土過大量青銅頭像，但這種出土時黃金面具仍然覆蓋於青銅頭像之上的組合形式是極罕見的。與此同時，修復工作的壓力也隨之而來。這件文物的狀態非常複雜，青銅頭像本體存在大量裂隙，局部結構已經非常脆弱；黃金面具部分由於長期埋藏與受壓，已經嚴重變形。特別是耳部區域，幾乎“壓扁”了。更棘手的是，黃金面具上帶有彩繪，由於三星堆黃金並不是純金，其中含有一定比例的銀，經過數千年埋藏，其金屬狀態已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斷裂。 　　修復過程中最困難的是在修復和保留之間尋找平衡。我們糾結於哪些變形屬於後期受壓造成、需要適當調整；哪些痕跡本身已成爲文物歷史信息的一部分，應當被保留。最終，我們採用的是一種緩慢、漸進的整形方法。在顯微鏡下，修復師需要使用不同硬度、不同尺寸的工具，逐步清理附着物、釋放局部應力，再一點點嘗試恢復變形區域。整個過程非常像“外科手術”。有時一個微小動作可能需要反覆調整幾十分鐘；有時一天的工作只是讓某個局部移動幾毫米。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件普通工藝品，而是幾千年前古蜀文明留下來的真實歷史遺存。 　　在顯微鏡下操作，人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時空感”。顯微鏡能讓人看到金屬表面極細微的加工痕跡，那是幾千年前工匠留下的錘揲紋理。我們甚至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手此刻正在觸碰一個古代工匠曾經親手完成的東西，甚至會想象古人在製作它的時候，可能也像今天的我們一樣，需要反覆調整、不斷判斷。 　　記者：二位都是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傳承人。你們認爲，在文物修復技藝傳承方面，還有哪些工作要做？ 　　張珮琛：在文物修復技藝傳承方面，關鍵還是要把“人、材料、技術和傳播”幾件事一起做好。一方面，要建立穩定的傳承梯隊，讓年輕修復師在真實案例中積累經驗、手感和判斷力；另一方面，也要推動修復材料和方法的創新，使傳統技藝符合今天對穩定性、可逆性、安全性和最小干預的要求。 　　戴維康：三維掃描、X-CT、材料分析、AI輔助復原等技術，也應成爲傳統技藝的有力支撐，讓修復過程更加科學，可記錄、可追溯。除此之外，還要把文物故事講清楚，讓公衆理解修復不是簡單“修一修、補一補”，而是在延長文物材料的壽命，守護歷史信息和文化記憶。真正的傳承，不只是把手藝傳下去，更是把尊重文物的理念、對材料的理解和對歷史的責任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