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

很多年前，我從深圳騎了一輛單車前往福建泉州，寄希望於是否能像格瓦拉的摩托旅行一般，發現一點什麼足以改變寡淡工作生活的契機。 那時候的我，對格瓦拉了解了了，雖然一直用着他的頭像，但只知道這是一個代表着激情和浪漫主義情懷的形象，並不知道他的實際鬥爭經歷，以及他爲什麼會從一個醫學生轉變爲另外一個國家的革命者，然後在掌握權力之後又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又一個國家的游擊戰爭中，而這一切起始的兩次摩托車旅行又給他帶來了什麼改變。 然而什麼都沒發生。旅途是寡淡的，我沒有格拉納多一樣“不要臉”的隊友，也沒有像他們一般經歷過各種難以爲繼困境的磨練，更主要的，我沒有深入到各種各樣角色的生活當中去，我發現不了他們的生活與我的生活之間的必然聯繫。 如果沒有第二次旅行，也許格瓦拉和格拉納多的第一次旅行也是如此，他們依舊回到他們的過去，繼續他們本該完成的職業生涯。但是第一次旅行種下了兩顆種子，一顆給了第二次旅行，還有一顆深埋於底的，包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裏。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現實情況就是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軍人獨裁，貪污腐敗盛行，貧富差距令人瞠目結舌，權貴階層跟國外資本勾結，由於壟斷了國家的資源而得以夜夜笙歌，而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卻只能像螻蟻一樣爲了生存而苦苦掙扎。這旅行中的這第二顆種子，就在第二次旅途中碰上的危地馬拉政變中，開了花。 在古巴流亡的革命者中，格瓦拉和勞爾·卡斯特羅一拍即合。他們如洪水猛獸般的社會主義理念在拉丁美洲其實並沒有太大市場，但共同的反帝反美立場，讓他們逐漸改變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這個本應是資產階級革命者的領導人，在時勢的左右下，不得不一步步走進了社會主義陣營。 相對於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左右爲難，格瓦拉的觀念似乎一直沒有改變過。他從一開始就認定，不徹底反美就不可能有拉丁美洲真正的獨立，因此他從不考慮在兩強之中左右逢源，夾縫中求生存。他的立場一以貫之，因此也被視爲美國和中情局眼中比菲德爾·卡斯特羅更有威脅的存在。在古巴整體向蘇聯靠攏後，對於赫魯曉夫的妥協政策，格瓦拉也頗有微詞，他更欽佩他年少的偶像毛澤東的戰爭理論，對於輸出革命樂此不疲。從理念上看，他似乎更像是一個純正的“託派”。 格瓦拉一生清廉，錢財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對於權力，他也不置可否。他的唯一信念，似乎就是光大他的游擊戰理論，讓它在所有殖民地和被剝削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因此，他可以拋棄他的妻兒、親友、古巴工業部長國家行長等各種職位，帶領幾十個人，到非洲、到南美，將戰火燒到他的祖國阿根廷去。 這是一個純正的革命者，以至於他忽略了大部分人並不像他一般，沒辦法把家人、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置於不顧；他也忽略了大部分國家的革命無法像古巴革命那般天時地利人和，還有卡斯特羅的縱橫捭闔巧妙周旋；更爲主要的是，他的理論也不爲大衆所接受，他得不到各種支持，結果是隻能處處碰壁，最終隕落在玻利維亞的叢林之中。 理想主義怎樣改變一個人？它可能成就一個人，也可能讓人異化。歷史的功過評價，與成功或失敗有莫大關係，似乎蓋棺之後也難定論。但一個純粹的人，找到一件用一生以奮鬥的事情，對他而言，應該是一件幸事。據說格瓦拉的受難像絕似耶穌，我想這大概是理想主義者給一些有浪漫主義情懷的人留下的一點慰藉之光吧！

T恤上那個看起來很帥、很革命的切·格瓦拉頭像，和那個真實的、會喫發綠腐肉、會在日記裏自省、會冷酷地處決俘虜、也會爲自己的信念跑到死的人，不是同一個東西。

親愛的髒豬同志，要回答關於火的疑問，我們只有走向火。你永遠令我感到親切。

信息量不大的大部頭。與其說格瓦拉是個理想主義者，倒不如說他是個存在主義者。毛的游擊隊理念，託的革命輸出理論，對切來說，更像是啓示，而不是方略。過程纔是切想要的，勝利的結果只是選項，他在鬥爭中獲得了意義。對意義的需求，可能正是切被符號化的時代背景。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誰是主要方向？這個問題幾乎在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成爲了重要議題。格瓦拉是阿根廷人，這天然使得他無法走菲德爾的民族主義路線。與菲德爾的告別信寫的和梅西的告別信如此同構，以至於我對阿根廷人的飽滿情懷有了新的認識。

20世紀浪漫革命者傳記 《紐約時報》年度傑出圖書。 醫生、革命家、政治家、作家，在這本書裏，你會看到切·格瓦拉的多重身份。本書作者喬恩·李·安德森做了充分研究，查看並使用了切·格瓦拉遺孀保存的個人檔案以及古巴政府保管的文件，以翔實的敘述，走近切·格瓦拉複雜的性格、傳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