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書怨

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纔不殺，但黥其面而已。

這幾天，我重新讀了張說《上官昭容文集序》、上官婉兒墓誌銘、《彩書怨》、現存應制詩，又對照《舊唐書》《新唐書》。 越讀，越覺得遺憾。 真正讓我感到震撼的，並不是史料之間存在分歧。史料互有異同，本就是歷史研究的常態。真正讓我難以釋懷的是，對於一位女性政治人物，後世的許多敘述，似乎總是更容易將目光停留在她與男性的關係上。 張說筆下的上官婉兒，是掌制誥、典文章、參與國家政務的昭容。墓誌銘中，她以文學、才識與政績立傳。她留下的詩作，也足以讓人看見一位成熟政治人物的文學修養與時代氣象。 然而，當這些史料與後世一些記載放在一起閱讀時，卻會發現另一種傾向。關於她的政治能力與文學成就，往往寥寥數語，而涉及男女關係的記述，卻常常被反覆引用、不斷放大，甚至成爲許多人認識她的第一印象。 我並不是想否認這些記載一定真實或一定虛假。 歷史本就難以還原，我們今天看到的，也只是倖存下來的部分史料。 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意識到，任何一部史書、任何一種敘述，都可能受到作者所處時代、價值觀念以及寫作目的的影響。 回望中國古代史，不難發現，許多身處權力中心的女性人物，在後世評價中，常常難以完全擺脫關於私德、情感甚至男女關係的討論。這樣的現象是否意味着歷史事實本身如此，我們未必能夠斷言。但這種敘述傾向本身，值得認真思考。 相比之下，同樣活躍於政治舞臺的男性人物，人們更多討論的是他們的治國、軍事、文章與功過。而女性的政治作爲，卻時常被情感故事所遮蔽。 也許，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偏見，而是某種長期形成的歷史書寫習慣。 因此，我越來越覺得，閱讀歷史，不能只停留於一句評價、一段軼事，而應該把不同來源的史料放在一起，相互印證，相互質疑。 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儘可能接近那個真實存在過的人，而不是停留在後世不斷重複的某一種形象之中。

一些史家在常規敘事時往往筆觸客觀，毫章不亂。而一旦落到女人的身上，筆墨便自動曲延，一路淌進自我臆想的沉淪與溝壑。男人爲政，史書可以只談政績而遮掩私德，女人爲政，編史者卻恨不能扒開國事的縫隙，伸出手來，意圖在她的身上撕下兩縷“有染”的衣袍，彷彿這抹齷齪，便足以玷污她曾擁有、曾建立、曾改變的一切。彷彿只要沾上一點曖昧的污痕，她的才幹就會被改寫爲狐媚，她的權謀就會被貶作依附，她的政治判斷就會被拖回身體與私情之中。 當然，史作的編寫者也有其考量所在。已退幕的政治秩序，世俗的性別觀念，由勝利者操刀的史書立場，都會形成左右史家筆墨方向的附蛆。歷史對淘汰者向來不乏抹黑，而男性失敗者多半被寫成野心、謀逆、貪權、昏庸，女性失敗者卻常被拖進身體和性裏審判。她們從“政敵”變成“淫婦”“妖姬”“惑主”“私通者”，上官婉兒、武則天、太平公主、韋后、呂后、趙飛燕、馮太后，幾乎都逃不開這種敘事模板。 於是，一個真實參與歷史的女人，必須先接受道德的惡意搜身，才被允許進入史書的側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