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深

到世界的盡頭開闢最小的園子 ——讀《草木深》 作者：張執浩《光明日報》(20260611第11版:光明悅讀) 　　在筆者看來，相較於世紀之初網絡詩歌興起時的“狂飆突進”，當下的詩歌現場似乎正步入一個調整與沉澱期，昔日那種鮮明的青春蠻力與語言鋒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遇到了《草木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 　　這部裝幀雅緻的詩集，收錄了詩人育邦近年的二百四十餘首作品，完整呈現了他的詩學努力。作爲“70後”詩人中有代表性的一員，讀者或易將其歸入“江南文人”一脈。但細讀此集便會發現，此類歸類或許過於輕便，反而遮蔽了育邦詩歌獨特的精神質地——它根植於江南文脈，卻跳脫出古典書寫的窠臼，瀰漫着鮮明的現代意識。簡言之，一種深植的漂泊感與生存的不確定性，構成了這部詩集的精神基座。因此，我們看到詩人並不迴避那些氤氳着江南氣息的詞彙，卻通過將其置入鮮活的當下語境，爲之重新賦能，讓它們發出清晰而確切的當代聲音。 　　詩集分爲五輯：“到東坡去”“水繪的永夜”“歸去來兮”“通往寒山的路”“完美世界”。這種編排體現了詩人對整體結構的掌控，使散落的詩篇在規束中獲得了內在的秩序與整體美感。作爲書名的同題詩《草木深》，是獻給杜甫的一首短制，全詩僅八節十六行。在某種意義上，這首詩奠定了全書的基調：表面平靜、寬闊，內裏卻暗流湧動。“哀愁的祭壇，一朵停雲，/在頭頂上徘徊，從未離去。//你從渺小的羣山走出來，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永久那麼久。”在詩人低迴的哀告聲中，那些被歷史、文化與時日稀釋的個體命運，重新凝聚，瀰漫於我們時代的天空，迫使讀者在回望中，努力尋找心靈的對應。育邦的許多詩篇，正是在進行這種尋找，或曰在精神的酬唱中完成與他者的情誼交匯：“到東坡去，到世界的盡頭開闢最小的園子。”（《到東坡去》）也正是在這種通融與對話中，詩人回到了寫作的本源意義：寫詩，便是爲了尋親訪友，在茫茫人世中辨認同氣相求者。正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唯有將個體生命納入廣闊的集體意識與精神譜系，文學傳承的意義方能顯現，而“世界的盡頭”也由此變得遼闊。從屈原開闢的詩歌之道，經由杜甫、蘇軾、陶淵明、徐霞客、陳寅恪、昌耀……乃至維特根斯坦、奧登、卡夫卡等人，這條道路最終通向我們此刻親歷的詩歌現場。 　　在育邦的寫作中，我們看到在經歷漫長的遊歷、彷徨與摸索之後，他帶着滿身塵霜，回到了能讓身心安頓的家園，並從萬千草木中“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我從樹上下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我從花中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我從石頭裏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我從火苗中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但我更願意相信，育邦所“認出”的這位父親，與其說是被動的尋獲，不如說是主動的創造。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言：“願意工作的人將生下他自己的父親。”詩人清醒地意識到，在與生活、與時代達成和解的過程中，保持一份慈悲與憐惜是何等重要。“迎接日漸衰老的夕陽/它簡樸得如一滴清水/凋零，流逝/卻擁有寂靜”。正是在這般寂靜之音裏，詩人重返他所熟悉的江南，融入了那靈性充盈、恍如天啓的山水畫卷，完成了“從悉達多到佛陀/他又重返悉達多”（《悉達多》）式的精神循環。這般頓悟，也開啓了他寫作的新階段。 　　詩集中收錄的《薄伽梵說》《低飛》《輞川詩草》和《七月》四首小長詩，展現了詩人處理傳統與現實題材時嫺熟的語言技藝。詩中某些片段巧妙調動光影元素，大量如夢似幻的場景，經由詩人呢喃般的絮語，氤氳成一幅幅精微的畫面。詩人對待寫作的態度，也是他對待世界與人生的態度。在育邦這裏，不確定性並不意味着遊移不定；相反，他的剋制以及從簡省中生長出的心力，使其詩歌在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時，葆有一份獨特的淡定與從容。 　　（作者：張執浩，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