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訂二版）

一 本書所謂的“祖宗之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針辦”。誠如作者所說： “這一類尋求既定方針的思維模式，執行者對於既定方針的界定修飾，以及在‘既定方針’的說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們都並不陌生。” 具體到趙宋，其“祖宗之法”“主要是內政方面的措置”，由“防弊”出發，本着“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的精神，力圖“保證政治格局與統治秩序的穩定”。 作者由“做法”與“說法”的不同來理解“祖宗之法”的“實”與“虛”。一方面，其“根本精神與宋代諸多法度的深層意義相聯繫”，這是“祖宗之法”“實”的面向。與此同時，它“又並非固定具象、條目清晰的實體，它更多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羣體心目中的理念，受到追述者主觀立場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它的內容遠非統一確定，甚至給人一種難以捉摸把握之感”，這是其“虛”的面向。 在作者看來，“祖宗之法”原本的意義在於“務實求變”，可是“自其不容輕議之日起，即無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儘管“祖宗”留下的若干具體規則仍然發揮着影響力，朝廷“對其特定條件下的合理精神卻缺乏自覺，更談不上突破與發展”。 張宏傑在講到嘉慶皇帝時說： “清朝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爲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纔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 “法祖”應當“法”的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高喊“守成”的嘉慶帝恰恰“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內核”。 二 本書對我的一個啓發是對於“歷史過程”的強調，作者由此出發，提到了“長時段研究的必要性”。她指出： “以趙宋開國以來的政治進程爲例，如果我們不侷限於在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認識問題，則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應該屬於同一研究單元。變革因素的出現，經歷着漫長波折的歷程；儘管新王朝的建立爲制度變革提供了契機，卻並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開始。” 比如： “就樞密院而言，自唐末朱溫改以親吏擔任樞密使起，開始了該機構走出內廷的過程。從那以後又經歷了一百年左右，樞密院才成爲嚴格意義上負責軍政的外廷機構。” 所以，研究歷史不應當僅僅關注那些“戲劇性的瞬間”。就像“杯酒釋兵權”，“釋兵權”未必“發生在觥籌交錯之間”，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分了好幾個步驟，進行了好多次才完成的”，貫穿其中的原則是通過“利益交換的方式”、“以金銀、田宅、官爵、婚姻爲代價”來“和平轉移大將兵權”。研究者應當“釐清”“漸變與突變的脈絡關係”。 從“長時段”的視野來觀察，會對歷史得出不同的認識。比如宋真宗一朝，儘管有着“天書符瑞及東封西祀等惹眼事件”，而從長遠來看，凸顯在歷史學家視野中的則是“行政管理中制度化、程序化”日漸加強的大趨勢。 三 本書對一些歷史細節的解讀也豐富了我的認知。比如，宋太祖廢宰相“坐論之禮”很有名。本書認爲，除了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樣，這“關涉到君主對於宰相的尊崇與否”，它“更反映出行政體系運作過程中君相互動方式的調整”，即宰相不是“坐而論道”的“諮詢者”，而是“參總庶務”的“政務官”、“皇帝推行政令的組織首腦”。由於“勞碌紛繁、酬酢不逮”，沒有時間再“在殿廷進對時”“命坐、賜茶”。 又如，很多書籍將君臣“共治天下”作爲宋朝的特點之一。本書則指出，從漢唐到宋初，所謂“共治”、“共理”，無論從君、臣哪一方的口中說出，其意義： “都不是強調士大夫作爲決策施政的主體力量，而多是通過士大夫，藉助於士大夫的人手、能力來治理天下，亦即原則上將士大夫的作用定位爲聽命於帝王、替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

（初學者碎碎念，書友聽個樂就好） 太好了終於上架了！！！很早之前就聽說這是宋史入門的第1本書，結果來微信讀書一找發現沒上架……等了太長時間都沒有上架，所以去買了實體書，今天中午發現竟然上架了，真的很欣喜！！（實體書確實有點沉，攜帶不算方便，而且筆記均勻地分散在每一頁不便於檢索）目前看到的第2章還沒看完。 內容就目前的閱讀章節而言，第1章是回看宋之前中國曆代的祖宗成規。第2章追溯晚唐五代演變脈絡，主要是通過史實來研究其中具體的演變（我個人覺得第2章對於理解宋朝祖宗之法非常重要，重塑了我對整個宋史及其研究的認知。之前聽到過一種觀點：研究宋朝不能只看宋朝，還需要看晚唐五代。五代的政治生態會非常影響宋代的政治走向） 從行文風格而言，雖然鄧小南老師自己也在書中承認行文乾澀，但也許因人而異，本人並沒有覺得這本書存在很難讀的成分（但願我這種想法這不是因爲學識太過淺薄而導致的狂妄自大😥）。只是非常遺憾由於時間零碎抽不出整塊時間來讀，等下次讀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忘了上次讀的什麼內容了，思維不連貫導致只能慢慢往前啃。以後爭取能抽出整塊時間來讀 與各位書友共勉，期待看到各位書友的精彩點評~

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以防弊之政，爲立國之法”爲目的，以趙匡胤即位後製定的政治、軍事、財政等各項法規制度爲基礎，經歷朝歷代皇帝的鞏固強化而延續形成。它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 所謂“祖宗之法”，是我們熟悉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義”氣節，是限制狄青、岳飛、韓世忠等武將掌權的以文馭武，是限制宗室、外戚、宦官權力的權力制衡，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法”與“國法”混溶爲一體……這些構成了《清明上河圖》中的兩宋王朝。 從東漢到三國兩晉南北朝，從唐朝到五代十國，察舉制到科舉制的選人用人機制在變化，與門閥政治的興盛到衰落環環相扣，而個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質的凸顯、不同特長的兼納以及內部關係的調整，也爲北宋時期文臣羣體面貌的形成創造了前提條件。而文官羣體的形成，是“祖宗之法”的重要一部分。他們中的多數以鎮重勤勉著稱，如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餘慶。 宋太祖和太宗期間，通過創法立制形成了“祖宗之法”的基調，“事爲之防，曲爲之制”是太祖一朝的政治原則。真宗朝，從“保祖宗基業”到“守祖宗典故”，各項制度陸續成形。仁宗朝正式提出“祖宗之法”。仁宗前中期，與士大夫“求今朝祖宗之烈”的強烈願望相應，形成爲編修、進讀《寶訓》的第一波高潮；而哲宗元祐前期，則湧起了另一高潮。向年輕的帝王灌輸祖宗積累的經驗，成爲繼承光大“祖宗之法”最爲要切的鋪墊。 北宋中後期的變法，從來不曾直接否定“本朝家法”，但都強調對於“先帝”即神宗之政的“紹述”，都將對於“家法”的繼承具體解釋爲對於熙豐“新法”的奉行不輟。 熙寧時期，儘管有對於“祖宗之法”的強烈衝擊，但基本上是針對政策設施及具體法度，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趙宋家法的性質。而徽宗以後的北宋晚期政治則大不相同：祖宗法度被君相臣僚們玩弄於股掌之上，已經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防弊興治”的基本原則。 南宋一百五十年間，朝延上經常是了無生氣，而對於回顧與標榜“祖宗之法”，卻懷有相當的熱情。就“祖宗之法”自身而言，並非沒有發展再創之可能，而南宋君臣的舉措，卻導致了一系列歷史機遇的接連喪失。 其實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祖宗之法”，如“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西晉，如“以內製外、內外相制，以下制上、上下相維”強化中央集權的朱明。有明確目標和宣傳標語，是統治者最好的答卷和勳章。

沒覺得這本書有太多創見。 作者過度聚焦文人嘴上的詮釋、朝堂辯論話術，放大話語博弈的影響力，卻弱化了祖宗法度作爲硬性制度規章，在財政、軍事、官僚體系裏實打實的強制約束力。 選材偏向朝堂上層士大夫文書、帝王詔令，幾乎沒有地方行政、基層吏治視角，僅以中央高層話語定義整個宋代“祖宗之法”的全貌，視角單一狹隘。 全書大半篇幅，都在拆解文人如何解讀、包裝祖宗概念，聚焦朝堂奏摺、奏議文字、文人筆記裏的話術爭辯，深耕“說法如何被建構”；卻很少落筆這套祖宗法度，在財政、軍事、地方州縣行政、基層吏治裏真實如何落地、變形、失效。只盯着中央高層的文字辯論，避開了制度在社會層級真實運轉的動態細節。 她寫了“活的話語史”，而非完整的“活的制度史”，捨本逐末偏重上層文本詮釋，淡化制度實操脈絡。

古代兩難：集權帶來穩定，但僵化；放權帶來彈性，但容易分裂割據。 現代國家沒有消除這個矛盾，但是工業和技術給了新工具： 1. 交通、通信技術（鐵路、電報、互聯網），極大降低中央收集信息、下達指令的成本。古代千里之外前線，信息傳遞要數月；現代可以實時通訊。中央不用要麼完全放任地方，要麼層層嚴防死堵。 ​ 2. 財政能力大幅提升。現代稅收體系，依託工商業，可以獲得巨大財政收入，建立專業化、職業化的行政、司法、軍隊，而不是古代靠農耕微薄賦稅維持簡陋官僚。 ​ 3. 制度設計上，用分權制衡、司法獨立、法定權責劃分，替代古代“全部權力押在皇帝一個人身上”。不再把整個國家系統的可靠性綁定在單一個人的智力、精力上。 但是老問題依然變形存在： - 集權的風險：龐大現代官僚體系依然會形成自身的部門利益，產生官僚主義、規避責任、鑽規則漏洞； ​ - 分權的風險：地方自治權力過大，出現地方保護主義、區域利益衝突，甚至分離傾向； ​ - 現代民主同樣有成本：選舉、議會、司法訴訟，耗費大量社會資源；遊說、利益集團同樣會利用制度規則套利。 也就是說：古老兩難沒有消失，但是生產力、技術，把矛盾的烈度、約束條件改變了。古代是生存級別的生死抉擇，現代變成社會層面的利益博弈。 四、一個很關鍵的辨析：不能簡單理解爲“民主=富裕”而是富裕了必然走向民主，富裕代表生產力高，生產力高必是私有產權保障的好和勞動力素質高的結果。 1. 先發國家（西歐）是先工業化，慢慢擴大選舉權。英國18世紀工業已經起步，但是全民普選，要等到20世紀。選舉權是一步步擴張，不是一步到位。最開始同樣只有財產達標、受過教育的少數人擁有投票權，和雅典邏輯有相似之處，只是不再依靠奴隸制，依靠工業剩餘。 ​ 2. 後發國家的困境：很多後發國家直接移植現代民主制度，但工業化沒有跟上，生產力不足。制度運行成本太高，財政撐不住，教育跟不上，就會出現制度空轉，政客爭奪選票、派系鬥爭，但是沒有能力解決民生，這就是很多拉美、非洲國家的現狀。 剛好呼應我們之前聊的：制度不能脫離土壤，而生產力是土壤最重要的一塊。 五、簡短總結 1. 一切複雜的現代政治、法律、民主機制，都是高成本制度，農業時代經濟基礎無法支撐全民版本。雅典民主建立在奴隸勞動提供剩餘的基礎上，只能是少數人的民主。 ​ 2. 工業革命與科技帶來生產力躍升，釋放大量人口、剩餘財富，普及教育，才讓現代的這套治理模式具備經濟上的可行性。生產力是必要前提，而非充分條件。 ​ 3. 古代“集權僵化 / 分權分裂”的兩難並沒有被徹底消滅，只是工業、通信技術，大幅改變博弈條件，不再像古代那樣非此即彼。 ​ 4. 制度理念很重要，但脫離物質生產力，單純移植政治架構，很容易變成昂貴、無法落地的擺設。

“遵循‘祖宗之法’，說的淺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針辦’。這一類尋求既定方針的思維方式，執行者對於既定方針的界定修飾，以及在‘既定方針’的說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們都並不陌生。 一、“祖宗之法”內涵有怎樣的變遷？ 本書第一部分介紹了“祖宗之法”一詞在不同朝代的含義。漢唐時期，這個詞出現於君臣往來文件時指的是“尊祖敬宗之制”。而“本朝祖宗制定的法度規矩”的含義在漢朝用“漢家故事”、“如故事”來指代；在唐朝則用“國朝故事”、“祖宗成式”這樣的語詞。 至唐後期與北宋初期，“祖宗之制”、“祖宗之法”的含義逐漸被確定爲本朝祖宗奠定的政策基調和治國主張，自北宋中期就更爲明確及廣泛使用。 二、研究“祖宗之法”所討論的問題是什麼？ 作者在結語中概括道： “如果我們把宋人當做一個集合名詞，……可以說祖宗之法在宋人的敘述中，既是統轄萬世的綱，也是包容萬物的筐。……祖宗之法時時處處被不同羣體在不同場合下就其不同側面不同意義加以引述。” 故而研究“祖宗之法”並非確定其具體條目內容和概念外沿，而是以其說法及用法來探知宋代的君臣關係、文武關係、家國關係。 這要從宋太祖的“欲武臣讀書”和“宰相當用讀書人”說起。一個廣爲爭論的問題是：是否由此開啓了宋朝重文輕武的導向？作者認爲“重文輕武”的判斷是草率的，通過對較多歷史材料的交叉研判，本書認爲要求武臣讀書的目的在於“馭武”，讓武將們在經史子集中自我教育、改造思想。改造成什麼樣的想法呢？作者說的很幽默：顯然不是讓他們成爲“有腳書櫥”，而是要強化他們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意識。 這種政策導向的理由也是很現實的。趙太祖是馬上得天下的君主，且稱帝后仍有邊境壓力，他不可能輕視軍事力量的建設。同時他是從五代出來的、陳橋兵變而成的君主，所以他抑制武將權勢膨脹的“戒惕而制御”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也就是說，這種政策導向的核心是政權的穩定與皇權的至上。宋人對此也有相當的認識，由此對這項祖宗之法的用法也始終以此爲落腳點。 “宰相當用讀書人”作爲祖宗之法，起初的重點應當在“用”一字上，作者對此旁徵博引，說明太祖對“讀書人”的任用都在掌控之內。同樣又有不少文獻記載了宋人對此項祖宗之法的解釋以及實際的人事任命，他們認爲太祖實際是“重文吏”而非“重文士”，這證明了“祖宗之法”的解釋彈性。 書中引用大量一手的古籍資料作爲例證對祖宗之法在“不同羣體”、“不同場合”的“不同側面”和“不同意義”展開說明，稱得上本書過硬之處。其中慶曆新政是十分典型的一例： “雙方爲論證自身意見的合理性，皆標榜‘祖宗之法’以爲依據，而他們所闡述、所宣揚的祖宗之法，關鍵迥然不同。一派力量要求更張變通，以期再振祖宗綱紀；另一派則強調成規舊制的穩定，反對紛紜生事。” 或許革新派還有着形式上高舉祖宗之法以便保護自己的意圖，但在實際政事中也不乏他們再現創業君主精神原則的願景。 三、是什麼推動着“祖宗之法”對兩宋政治的影響？ 從本書所羅列的諸多“祖宗之法”的說法與用法來看，它的內核是穩定政治局面、維護皇權權威。爲什麼呢？第一要歸因於歷屆帝王在權力接替中的鬥爭現實與警惕心態，這使得他們用“保祖宗基業”、“守祖宗典故”來強化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實現一段時間的人事震盪後的穩定。 這點在兄終弟及的宋太宗那兒最爲明顯，無怪乎其確立“祖宗之法”的導向了。後續諸位宋家皇帝的繼位也大多氣氛緊張，比如宋真宗的皇位差點兒被王繼恩攪黃了，幸好宰相呂端“大事靠得住”。 第二個原因來自天下二主的陰影和北疆邊境的軍事壓力。對綜合能力不及太祖太宗的宋真宗而言，謹遵祖宗之法自然是做守成之君的好方法。同時，他在澶淵之盟的陰影下以“神道設教”的方式樹立君主權威，自然也爲官僚士大夫所抵制，擡出祖宗之法自然也是臣子抵制的好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祖宗之法”的大旗幟對臣子而言兼具“好用”與“安全”，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四、作者對“祖宗之法”的總結與評價 對此作者有兩段超棒的總結： “‘祖宗之法’的落腳處是規矩法度，而較之於冷冰冰的‘法度’二字，它從整體上着意強調‘祖宗’的威靈，突出作爲家族尊長、人治象徵的祖宗之導向與決定作用。……趙宋的‘祖宗之法’聯結着‘家’與‘國’兩端，既體現着朝廷‘法治’的意向，體現着對於‘人治’的限制與規範，又依賴‘祖宗’的權威，因而仍然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祖宗之法’被提出，本來是爲了保證制度與政策的延續性，保證創業君主精神原則的滲透與延展。……當‘祖宗之法’作爲一個整體被視爲神聖以後，立國初期注重實際的合理務實取向反而不得發揚。” 真是相當精闢的看法！

鄧小南在書中分析了趙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垂範兩宋的政治原則），以此爲脈絡貫穿全書，論述宋代政治精神發展史。 “祖宗之法”起於開國君主太祖、太宗，承襲自真宗、仁宗，在兩宋政治中被賦予權威，並在不斷詮釋與再詮釋中充盈內涵、包羅“萬象”。其設立初衷，是爲了防範唐末及五代弊政，穩定宋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後代君主亦藉助“祖宗之法”強調自身繼位正統性與政策合法性。“祖宗之法”的注意力主要在防範重臣（尤其是武將與地方藩鎮）篡奪之禍，避免重蹈五代血腥政變的覆轍，發展出防微杜漸、集權中央的政治制度（“事爲之防、曲爲之制”）。隨着制度的完善與士大夫積極參政，宋代逐漸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並未走向君主的極度獨裁。官僚機構既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雖仍屬於“人治”模式，但已寓含一定的理性精神與“法治”色彩。 “祖宗之法”講究恆定、警惕紛亂，可隨着時代變遷、軍務瞬息萬變，“祖宗之法”中“穩定”與“時效”的矛盾暴露更甚。宋人稱讚本朝寬仁文明、浸潤禮制的同時，也承認本朝軍事實力不如漢唐。宋末，時代精英的思想枯竭，除了將先王“道理”與“祖宗之法”相聯繫，並未創新“祖宗之法”。士大夫過度期望“政治道德化”與“道德政治化”以富強國家，更反映出“治國”到“平天下”能力的缺環。

讀鄧小南《祖宗之法》，最耐人尋味的是同一套話語在南北宋截然不同的命運。 北宋時，祖宗之法是活的框架，核心穩定而外緣寬泛，士大夫可以在其中輾轉騰挪，做出不同解釋。到了南宋，闡釋空間急劇收窄，“祖宗之法”從彈性框架變成了不容置疑的教條。 正是這種轉變，讓人看清一個悖論：這套話語幫宋朝走出了五代，卻也在南宋鎖住了王朝的上限。當“活的傳統”變成“死的教條”，走出亂世的鑰匙，便成了困住自己的牢籠——南宋救亡圖存的機會，正是在這種因循中一點一點流失的。

在返程高鐵上掙扎讀完最後一章，這次讀書太考驗文言文閱讀理解能力了，雖然有點拉慢速度，但每讀完一段可結合論述檢查自己理解是否正確，也蠻有成就感的！ 開頭一章讀得有點雲裏霧裏，沒太搞清楚爲何要從漢開始評宋祖宗之法的沿革，但第二章五代時期的政治分析十分帶感，正因五代文武關係變化、胡漢矛盾淡化，纔會引出宋初政治倫理和社會道德的重建，需要立祖宗之法以防弊。一旦開始探討祖宗之法的提出、祖宗形象的塑造直至神話，這個過程就相當精彩了。比如分析宋太祖對“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求證，從不同記錄分析前後矛盾之處和如何固化爲一句“名言”，有種站在歷史舞臺上探案的感覺，頗有水落石出之喜。讀到北宋時期，感謝去年啃下《蘇東坡新傳》惡補了神宗到哲宗三朝政治變遷，又見到了一堆“老朋友”。祖宗之法相較真宗朝更遙遠，詮釋自由度也更大，也讓士大夫們以此爲“武器”宣揚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張。 縱觀全書，理解祖宗之法就是樹“治國理政”的家國一體標準和完美帝王楷模，感慨一下怪不得北宋皇帝（除徽宗）活得這麼累。但再完美的先人規訓，再漂亮的君王姿態，都無法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只有務實的態度，纔有可能走出積弊，只不過那是一條更難的道路。 唯一的小問題，就是書中有些表述不知是歷史學特有還是作者自創，好像現在不太通用，會有卡殼之感。但總體來說，這是一頓很紮實的正餐，讀完感覺自己變強了，也變禿了。

鄧小南老師對祖宗之法的觀察還是很深刻，很感謝微信讀書最近上架了這本宋史學的必讀書目。祖宗之法是多層次的，已經成為了宋代無法迴避的關鍵詞，相當於“為人民服務”之餘我黨，不過效用還是有很大不同。宋代大多數人都不會直接反對“祖宗之法”，至少表面上不會。有機會會再讀一遍這本經典，應該會有一些新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