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傳

李約瑟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對中國最高領導人日益堅定的推崇，加之他對革命左派的堅定支持，使他在英國主流社會遭受學術與社交的雙重孤立。這也導致他形單影隻，鬱鬱寡歡。…當時他幾乎不參與教學工作，他的這種特權雖獲官方同意，但仍令部分同事耿耿於懷。同事的不滿多源於嫉妒，因爲按劍橋大學的標準，李約瑟的生活看起來過於輕鬆。更多人不滿他隨意涉足兩個他毫無資歷的學科領域：他在中文系無任何職銜，卻處處高談中國；他未受歷史學正規訓練，卻說服古老、權威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允許其撰寫科學史鉅著。對這種有意涉足不熟悉的學科領域的行爲，有些人僅視爲無禮，但也有人視作切實的威脅。因此，《中國科學技術史》首次出版將關係重大。若這部著作獲得好評，單憑此或可挽回他的聲譽，確保他重獲接納與學術尊嚴。但他沒有萬全的把握，他深知自己的讀者羣體對東方存有深重的偏見。這羣懷疑論者中，即使是最聰慧者，也幾乎會無意識地陷入西方文化智力優越性的窠臼。李約瑟啓動這部鉅著出版計劃本爲改變人們的觀念，但如今卻漸漸喪失信心。自這項工作啓動以來，任務已大幅擴展，而且20世紀50年代西方大衆對中國的偏見並非基於單一論點，而是基於兩個不相干的論據。尤其諷刺的是，他形成該書的基本觀點之後，新增的那個論據纔出現。…1942年，當他寫下“普遍意義上的科學爲什麼沒有在中國產生”時，西方因種種陳舊且衆所周知的理由對中國抱有偏見：視中國爲落後、殘酷、僵化的國度，認爲中國是脫離黑格爾所謂“世界精神”之地。這種偏見的由來實際上很簡單，主要源於種族厭惡、恐懼與文化傲慢。政治意識形態在其中幾乎不起作用：中國人遭輕視只因他們是中國人。但12年後（1954年），令西方震驚且沮喪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已在北京穩固建立。這個紅色的新中國，正如遭到排斥的蘇聯執政黨布爾什維克一樣，對許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而言，是十足的公敵。因而西方厭惡中國有了第二個理由。在20世紀50年代，陳舊偏見與極端反共主義結合，西方因此形成對新中國的尖銳反感。任何支持新中國的人皆被西方視爲骨子裏反美。長期以來，支持中國只被西方視爲古怪糊塗，但支持共產主義中國則在西方眼裏成了徹頭徹尾的背叛。李約瑟的左翼傾向衆所周知，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中的反美結論仍廣遭抨擊，即使是素來自由的美國大學校園，對他的態度也已轉變。他正遭受廣泛批評，原因與其科學造詣、履歷或才智無關，而與其政治立場、思想傾向與人際往來有關。這一切非議，都發生在他這部本質上客觀、不涉及政治、純粹屬於學術範疇的著作及相關內容發表之前。因此，在當時，撰寫挑戰西方傳統對華偏見、支持中國在世界創造史中應有地位的一部——確切地說是一套著作，從李約瑟的視角看突然變得風險重重。關於這部著作的評論可能充滿敵意，甚至給他個人帶來毀滅性打擊。…然而事實證明，他的憂慮近乎多餘。誠如他所料，許多評論家選擇觀望後續卷冊，但已發表的書評皆真知灼見，無一不是充滿肯定。儘管他心存恐懼，但全球學界似乎毫不在意他的政治立場。即便他因選擇支持中國共產黨而與美國交惡，也沒有影響外界對這部學術作品之卓越的肯定。意識形態分歧被擱置一旁，各方都響起了對這部作品最熱烈的讚譽之聲。阿諾德·湯因比在《觀察家報》盛讚；西里爾·欣謝爾伍德爵士（Sir Cyril Hinshelwood）於《新科學家》雜誌發聲；理查德·波士頓（Richard Boston）在《紐約時報》撰文；清史研究泰斗恆慕義更在《美國曆史評論》雜誌上發文不吝讚美。本是最有理由惡語相向的勞倫斯·畢鏗也在《曼徹斯特衛報》稱李約瑟的成就“空前絕後……或許是個人所嘗試過的最偉大的歷史綜合與跨文化溝通的壯舉”。蘇聯學者則評價《中國科學技術史》是“對中國人民、其創造天賦及其對中華文明的偉大貢獻的深切尊重”。這無疑是一場完勝。劍橋大學出版社印製的5000冊《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全部售罄，在隨後數年不得不定期加印。該書始終是經典必讀之作，從未絕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始終遭到美國的排斥：美國未給予新中國外交承認；原則上禁止美國公民赴華；實施對華全面貿易禁運；不允許與新中國有任何金融交易；竭力阻止新中國在聯合國佔據中國席位。當時美國官方政策宣稱：“美國認爲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會持久，終將消亡。通過拒絕給予新中國外交承認，以期加速這一進程。”然而李約瑟這個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喜極而泣的人，始終毫不掩飾地支持新中國。他儘可能頻繁且公開地宣稱：社會主義制度是治理中國這般龐大國家的最佳社會政治框架。他不斷抓住一切機會譴責美國政策，進而也譴責數量較少且表態較溫和但被他視作反華的英國政策。他完全接受由此導致的與世界多國立場相悖的局面。1955年，他以一種微小但實際的方式強調了對新中國的支持——協助創建英中友好協會並擔任首任主席。這個組織曾一度頗具影響力，但始終存在爭議。他與班以安和廖鴻英夫婦共同推動英中友好協會的創建與運轉，10年前李約瑟曾在中國促成他們的婚姻。他們三人都在這個旗幟鮮明的左翼激進團體中表現突出。該組織的2000名成員在10年中高度活躍，從事他們至爲珍視的“橋樑”搭建工作：批評英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冷淡政策，遊說各方增加英中貿易，以及推動中國重返聯合國。當有人質疑李約瑟“中國已是自由國度”的論點時，他會反駁道：“首要自由是溫飽，如今中國人民已獲得食物。”這或許是他能給出的最佳回應。但外界，尤其是凱斯學院的成員們，都認爲李約瑟這番說辭極其無力。李約瑟試圖解釋“若將毛澤東的政策置於中國歷史長河中考量，必將贏得外界廣泛同情”，也很少有人能理解他對毛澤東路線的這種堅定擁護。毫無疑問，他雖總以溫文爾雅的方式削弱言辭的鋒芒，但對觀點的固執堅持和鮮明表達仍讓他在20世紀50年代頗爲不得人心。——西蒙·溫切斯特《李約瑟傳》

◆ “要胸懷廣闊地思考，要氣魄恢宏地思考。 李約瑟傳，爲什麼我們的歷史要靠一個外國人書寫？ 落後就要捱打，國力不行一切都是空談。 經濟基礎催生對應的社會階層，推動科技文化進步。 李約瑟難題如何破解？其實今日依舊，我們更擅長工程應用，從0到1的發明依然匱乏。或許應該從我們的文化思想基礎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