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的名篇）

1919年7月，胡適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爲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胡適甚至認爲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這“外來進口的主義”指的是什麼？他沒有明說。他只是表示反對談“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主義，而主張去研究諸如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女子解放問題等。 胡適討厭談“主義”，不要理解狹隘。我們讀書讀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輕易把歷史中的人物想象的太笨。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歷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設身處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不符合邏輯的舉動，自有其正確的邏輯和動機。和此刻我們討論歷史制度一樣，全該注意當時的歷史傳統與當時人的歷史意見，作爲主要之參考。不該把我們的時代意見來抹殺當時的歷史意見。讀書從書中讀出來什麼？或者到底怎麼評價書裏的某句話某一個觀點，都應該想到這個代差。不管我們讀什麼書，既要讀得進去，也要能走得出來。讀進去是爲了與作者進行對話，結合時代背景環境氛圍融入其中，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吸收精華。走出來是爲了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史爲鑑，就是要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看歷史事件，要是用現在的思想去看歷史，那就成了刻舟求劍，只會看到歷史的遺憾，也不會從歷史中受到啓發。 那麼迴歸到這句話中，胡適之所以反對主義，並不是他反對我們這代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回到他的時代，在那個年代，社會面真實的情況是亂用“主義”之語的年輕人太多，比如熔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工讀主義爲一爐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所以應該注意避免提出各種各樣的主義。 迴歸到今天，以史爲鑑，我們需要做的是避免用獨斷專行的意見提出命令，或者下發一堆面面俱到都是大口號的通知，那纔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看似面面俱到，實際更是一種不擔當，甚至推卸責任的表現。還是要踏踏實實久久爲功的解決好幾個具體問題。但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不要就問題解決問題，而要找到問題背後的問題，也就是根子問題。比如監獄管理中常見的個別人愛背後搞小動作，搬弄是非，只打擊小動作一時會收到成效，但又會有其他問題隨之產生。這個問題背後根源的問題是沒有嚴格執法，沒有把規矩立起來，沒有在高壓的態勢下讓他們感到畏懼，反而助長了氣焰，讓他們有搞小動作的市場。那麼，再進一步思考，沒有執法不嚴不狠的根源又在哪裏呢？一層一層追下去，“道”就出來了。 當然，現在今天的視角我們會覺得胡適主張不空談主義有些狹隘，應該說妥善穩慎提出主義。但從當時胡適主張對具體問題解決，可窺見其目光和格局還不夠高遠。只想去解決具體問題是不行的。具體問題要素單一，攤開在平面上，大家都能知道看見，也是最容易做出成效的。不去深究具體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反對談根本解決，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做事情遇到瓶頸的時候不去研究“道”，只是去研究“術”是行不通的。何爲術與道，只注重事物的話就是術，而明白這之間的關係就是道。就像道德經中，道可道，非常道，這樣的思想事物往往是動態性發展，思考問題不要被表面的現象迷惑。而是從人上升到羣體，再上升到制度框架，再上升到文化，意識形態，再上升到主流思想意識形態，再上升到歷史發展過程中。

寫得很好啊，大部分都同意，胡適對美國的過度推崇也是有理由的，身處當時的世界，作爲親歷過中美兩國生活的人，不可能不推崇美國，對麻將的看法，在當時可以作爲一種民族性的論據吧，有合理之處，現在看來肯定是不合理的

斷章取義害死人。想想過去我們對胡適先生的批判，再看原文，覺得那種批判實在是淺薄。

整個系列的論證模板是固定的：先定結論（漸進改良對、根本解決錯、談主義有害），再回頭找例證、造概念、設稻草人，而且爲了宣傳，往往雜糅私貨進去。這些文章裏，他一次也沒有從證據出發推到結論，永遠是結論先行，材料殿後。先射箭再畫靶，箭和靶總還有些出發點和目的的關係，他這裏面四處偷換概念，屬於是靶也畫不好，只好畫空氣了。 比如他規定"有價值的思想"必須：研究事實→提出丹方→推想效果。聽着像科學方法。但注意第二步"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丹方"——丹方從哪來？從學理來，從主義來。他自己下文承認"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竹癡坐"。也就是說，他的方法內部自己就包含了主義的必經位置——那麼他反對的"談主義"就只剩"把主義掛在嘴上"這一個修辭行爲了。 又比如，他的"絕大發現"是：道里（舊俄租界）禁人力車，道外遍地人力車，故東西文明之分即摩托車與人力車之分。 道里爲什麼禁人力車？不是俄國人發明了更好的交通所以人力車自然消失——而是租界當局用行政禁令把窮人的職業驅逐出景觀區。人力車沒有消失，只是"拉空車回去"。也就是說，他讚美的文明分界線，實質是一條把貧苦勞動者趕出視線的管理線。他把"看不見窮人"當成了"沒有窮人" 再看他的歸因：人力車文明=把人當牛馬的精神文明缺陷。可是道外車伕並非熱愛彎腰拉車，而是沒有第二條活路。把經濟問題偷換成道德文明。何其陋哉

胡適說得很對，那個年代的西方確實很好很先進，就連現在的西方也在很多領域做得非常好。今天仍有諸多不足，何況是那個年代呢？可是有些內容或許就是爲了貶低自己而貶低自己了，什麼中國老百姓看到車子不會閃避就是因爲中國老百姓太麻木，這是毫無依據的。指出自己的錯誤，向西方學習好的地方，這是正確的，很多點（比如說鼓勵創新發明來減少勞動人民的勞苦），但是爲了貶低而貶低可就沒什麼意思了。

沒想到還有這麼多人去盲目的去捧胡適。 你們說“斷章取義害死人”，說過去“對胡適先生的批判”是斷章取義，而“再看原文，覺得那種批判實在是淺薄”，那麼我想說，你不去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他發表這篇文章所造成的實際影響，而單單憑藉對這一篇文章的自我感受，就盲目地爲胡適洗白，又何嘗不是一種斷章取義呢。 你們也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那麼我請問，你真的站在當時人們的視角去觀察問題了嗎，你真的獲得了當時的社會信息去分析問題了嗎？ 你們說，胡適之所以反對主義，是因爲亂用“主義”之語的年輕人太多。我不否認他的動機，我也不否認他是有可能真的想要爲了這個國家好而寫的這篇文章，但是作爲一個文人，作爲一個學者，作爲《每週評論》的同人編輯，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即“你的文章會被很多人看到，通過對你文章的理解和思考，去影響他們的思想和行爲”，即使你的本意再怎麼客觀，也不可避免的會有人主觀臆斷出什麼其他的東西來。所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無以矯枉”，而適之先生在這個時候站出來“矯枉”，卻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 那麼我說的“這個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候呢，爲了反對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北京十幾所學校成立學聯，實行總罷課，學生們組織成數千小團體深入茶館，戲院進行演說，以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被後人稱爲“五四運動”）甚至有一批學生自願放棄學業，組成南下宣傳團，南下到各大城市進行演說，把北京的火種撒向全國，以至全國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北洋政府毆打逮捕愛國學生更是激起民憤，在上海發起了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三罷”運動，隨後唐山、長辛店等地的鐵路工人也舉行聲援遊行。同時，仲甫先生得知愛國學生們被北洋政府毆打逮捕，義憤填膺，與守常先生等人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入獄。這位愛國領袖的被捕，更是激起民憤，反對北洋政府的聲音日益高漲，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去尋找救國道路方針。這時候的中國，急需一個適合於中國國情的什麼“主義”去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而這個時候，適之先生髮表這樣一篇文章，無疑是在剛剛高漲起來的愛國熱情頭上潑上一盆冷水。並且點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適之先生是一向反對暴力革命的，但事實恰恰證明，沒有暴力，沒有武裝不能救中國。五年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北伐戰爭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當然1927年因爲仲甫先生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共產黨喪失武裝力量導致革命成果被掠奪也同樣可以證明。 我說這些，並不是否定適之先生這篇文章的價值，我也知道他是想“矯枉”那些“空想”之人，但是我認爲，他矯枉的實在有點不合時宜了，他的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引起了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而作爲在中國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守常先生怎麼可能置之不理。（可參考《李大釗全集》）守常先生從1918年7月起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五四運動後，他更加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參考《中國共產黨簡史》）而正是在他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時候，看到適之先生髮表在《每週評論》的這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爲駁適之先生之觀點，寫下一篇《再論問題與主義》，開篇即點名“適之先生”。“他發表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需要的深刻道理。”——《中國共產黨簡史》。

過往對胡適的印象，或許來自於多年前流傳於網絡的胡適日記。字裏行間，是百年前與當代學生並無二致的心理狀態。當時只覺得胡適也是性情中人，嬉笑怒罵皆付文字。 後來瞭解到胡適，是因爲他對西方的青睞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貶低，總讓人覺得屁股有些坐歪了。不過我沒有讀過太多胡適的作品，所以不敢深論。如今讀罷這三篇，只能淺談幾句胡適爲什麼會給人一種彆扭的感覺。 其篇「多研究者問題，少談些「主義」」，多少是有些鍼砭時事的，諷刺了那些開口閉口主義，實則一知半解，缺乏實踐深究能力的人。但論據或許給的有些簡單了，胡適歸因於一個「懶」字，認爲虛談容易，務實很難，且虛談容易讓人自鳴得意。胡適沒有深究那個年代爲何會主義盛行，爲何有不同的主義主張，而只歸咎於是治學理念的差異。胡適倡議關注具體問題的解決，卻看輕主義對於問題根源的追問。行文至後段，胡適或許也覺得言過其實，又引「格物致知」來解釋並非主義不重要，而是更應專注實際問題的解決。 直至讀至後兩篇，我才意識到，這個彆扭感來自胡適的邏輯——「先射箭再畫靶」。行文開篇，立論先行。按邏輯，後文應以論據論證觀點。但胡適不然，他寫的是客觀事物在先入爲主的視角下，被裁剪成的論據，看似理性中立客觀，實則經不起推敲。 比如「漫遊的感想」所記是胡適訪美見聞，居然由摩托車與人力車的區別，引申爲東西方文明優劣之證；甚至以西方行人需留意來往車輛、而國內鄉間百姓遇車不知反應，來說明「摩托車文明」對人體官能訓練的功效，令人瞠目結舌。胡適盛讚英美人愛好運動，痛恨國人沉迷麻將，斥之爲浪費光陰、亡國誤民的毒害，卻不知自家太太攢局他來湊角時，心中是否也如此義憤填膺。 論及「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了嗎」，胡適引古論今，暢談了中國在文學、哲學上的演進，在其熟悉的領域自然是無可指摘。但終究也只是爲駁斥而駁斥，對提出該問題的背景——當時社會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危機——避而不談，反將中國的落後歸咎於民族性的「樂天知命」，這倒是符合了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宗旨。 從三篇文章中，其實已能感受到一種濃烈而熟悉的味道，那就是在本世紀初盛行一時的「公知體」。除了「先射箭後畫靶」的邏輯缺陷，以知識分子審視的目光替代對普通民衆生活的真實理解，也是造成這種虛浮觀感的本質原因。研究問題沒錯，但最終仍要回歸到解決問題。主義的實質，也正是從根源解決問題，是行爲指引，是方法論。顯然，胡適對主義的認知，恰恰與他諷刺的那些只會高喊主義的人一般，同樣一知半解。

重讀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初讀確有其理——如胡適所言，"阿貓阿狗"皆能侈談主義，而躬身研究問題、踏實解決問題方爲真學問。此論置於今日，亦不失其價值。 然若將文章放回一九一九年的歷史語境中審視，其意涵則全然不同。彼時王揖唐等政客以"民生主義"爲招牌作秀，胡適所針對者，實爲這一現象。此文之批評自有其積極意義，然不可奉爲思想綱領。 李大釗旋即撰《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回應，將討論提升至另一維度：主義之價值，在於爲問題研究提供方向指引與思想凝聚；若無主義爲指導，則問題之遴選與研究之路徑皆無從談起。尤爲關鍵者，李大釗提出中國問題須作"根本解決"——經濟制度不改，具體問題必將層出不窮。 二人之分歧，實乃漸進改良與根本革命之別。 胡適方法論自有其長：他警惕教條主義之先見，後來確爲歷史所驗證。空談誤國之誡，放諸任何時代皆成立。然在一九一九年救亡圖存之緊迫情勢下，李大釗之判斷顯然更爲精準。 此理甚明：一人病重，你固可日日研究其飲食調配、用藥細節，但若未明病根所在，則一切枝節之務皆屬徒勞，甚或南轅北轍。李大釗所主張者，正在於先明病根、再施對症之方。 胡適爲優秀學人，李大釗爲革命先驅，二人境界自有高下。此文值得一讀，然須與李大釗之回應參互閱讀，方能窺見當年思想交鋒之全貌。

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談具體問題比談大主義難很多。 大主義不需要解釋，拋出大師的觀點和結論就好，是拾人牙慧，貌似博學，實則不深。 具體問題可以被具體分析，誰的分析都是片面的，是可被辯駁的，不若大主義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談具體問題的後果很嚴重，很容易被旁人看出自己的深淺。 可以，被看出深淺之後呢？結局有兩種，一種是泡沫破碎，人設崩塌，完了；一種是藉機修補，逾加完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