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鈔

本書爲張伯行選編，肖瑞峯點校。張伯行，清初理學名臣，康熙三十四年（1685）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以清廉剛直著稱。其生平事蹟見於《清史稿》和《清史列傳》；肖瑞峯，浙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

原來這是明代茅坤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這是一本很有名氣的唐宋文選本。正是因爲有了茅坤這個選本，才使得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成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現在人都浮躁了，這樣的好書，竟然評分不足

放在現在看來，不過是儒家人的自唱自聽罷了。不如明清小品文好玩

讀《唐宋八大家文鈔》，實非易事，能夠在閱讀中一窺其中的一些往聖先賢的智慧，或許又可以暫作一種撫慰吧。今天有感於韓愈文章，以此寫下對這本書的評論，不知適合不適合？ 可能的我的理解會有些偏差:韓愈在這篇文章中用“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勉勵自己，事在人爲，努力在提升自身道德修養的同時，自度自身能力力量而行，能夠堅守住“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安貧樂道，卻也不完全囚困於貧賤之中，而是適時而爲，積極進取，有抱負，有理想，不爲福禍或喜或憂，只盼實現人生之所願，此乃纔是他人生一大幸事也！ 閱讀不僅僅停留在“閱”上面，還要“讀”今心裏去，“讀”到實踐中，那麼這個是有個前提的，就是依據什麼樣的標準去“閱”，又是以一個什麼標準去爲真正的“讀”選擇可以參考的標準。可能這個問題需要時間考慮的，那麼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答案就在每個人讀的書中，就在每個人自己讀的書中。只待自己的主動探索吧！加油，繼續閱讀吧！

磨磨蹭蹭一整年，中間數次棄讀，最終我還是讀完了這本漢語言文學生繞不開的鉅著，心中頗有感觸。 讀八大家文，如見八大家人。唐宋文人風骨，閃耀其字間。所選篇目價值，我個人認爲，專門議論文與私人信件性質文章，比奏摺一類的文章更能體現作者思想與人格。 對我來說，讀此書第一所得，是觀先賢爲人治學之道，涵養自己內心品性；其二，通其文意亦師其章法，學習爲文之道。不管你是帶着什麼目的來讀這本書，總會有所收穫。 除此之外，這本書還給了我一些專業問題上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評點問題，版本問題，文體問題，選篇策略問題，理學與文章相互影響問題……等等這些，不勝枚舉。作爲一本專門選編唐宋散文的明清評點本，本書就像一座寶庫，精讀之後頗有啓發，以後寫論文做研究，我大概率還會重讀這本書，因爲他給我的啓發實在太多了。 雖然此書的思想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高，但不得不說，他的毛病也是真多：首先是翻譯問題，通讀過程中，我是一篇篇複製下來粘貼到豆包上翻譯並提煉核心要點，着實麻煩；其次，文末評點話語立場與傾向太強，部分內容確實好，但也不乏迂腐落後偏見之言，需要讀者自行辨別；其三，選篇比重不合理，八大家選文比例不平衡，且多重複無新意篇目，看多了無非就是那些程序化的車軲轆話實在索然無味讓人頭疼，缺乏耐心的人很容易棄書。當然這並不是編輯的問題，而是茅鹿門和張伯行這兩個夫子的問題。 最近一直懶懶散散沒怎麼寫下些文字，突然噼裏啪啦寫這麼多東西，還是有點累的。接下來我得覆盤並整理一下從這本書中學到的東西，並準備讀下一本古文著作了。翻過一座山，更見千座山，古代文學著作研讀學習與研究，依舊路漫漫啊😂

明代茅坤的《八大家文鈔》選輯了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八個作家的散文作品，作爲人們學習唐宋古文的範本，於是“唐宋八大家”的稱呼便廣泛流傳開來。 這八位作家的散文成就是在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中取得的。中唐時期，講求對偶、聲韻和用典而不注意內容的駢體文仍然佔有統治地位，韓愈和柳宗元起來提倡古文，即提倡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形式，反對駢文，逐漸發展成爲一個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韓愈和柳宗元主張文章必須“志道”，“明道”，即宣傳儒家思想，強調文章要抒發個人真情實感，褒貶社會現實。主張文章的形式爲內容服務，強調文字流暢，貴在創新。韓愈的大量文章雄奇奔放、富於曲折變化而又流暢明快，語言準確生動，使人耳目一新。柳宗元也寫了大量文章，其中的寓言文和遊記別開生面、深得人們好評。但是，韓、柳之後駢文又死灰復燃，這就給宋代文壇提出了新的戰鬥任務。歐陽修鮮明地舉起了韓、柳“古文運動”的旗幟，與同時代的曾鞏、王安石、蘇詢父子等人掃駢文餘風。歐陽修的文章豐富生動、抒情味濃，其《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名作傳誦千古。王安石以說理文見長，論辯透闢，用語準確精練。他的遊記、雜感也長於議論，表現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風度。蘇軾的散文可以說集宋代古文運動的大成，無論是書札、雜說、遊記、小賦等，“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隨筆揮灑，詞采妙出。他的《石鐘山記》、《赤壁賦》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曾鞏、蘇洵、蘇轍的散文各有特點，曾鞏、蘇洵善辯，蘇轍婉轉。總之，歐陽修等六人的散文創作吸取了韓、柳文體改革的特點，又着重在文風上加以探索，創造了比韓、柳更爲平易流轉的風格，取得了最終戰勝駢體文的輝煌成果。

一個多月的時間讀完。選文中由於歷史原因有部分缺字漏字謬誤之處，需要結合其他選本勘校。整體而言選文很有代表性。 韓愈文章氣勢磅礴、開合奔放；柳宗元的文章滌盪萬物、喻理喻言；歐陽修的文章平實質樸、窮而後工；曾鞏的文章章法嚴謹、中肯中綮；王安石的文章揮筆如椽、筆力雄健；蘇洵的文章縱橫恣肆、氣勢凌厲；蘇軾的文章隨筆揮灑，文采滂浡；蘇轍的文章立意平穩、結構嚴謹。 除了熟知的韓柳歐蘇王之流，最讓人意外的是“平平無奇”的曾鞏。南豐先生之筆可謂文章之楷式，其文“古雅、平正、沖和”，如穎在橐，可謂“雅正”

古之所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是三者果可分而視之哉？夫惟古之聖賢，本其德而垂諸言，以爲功於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六經、四子之書是也。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有以德行稱者，有以言語、政事、文學稱者。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於後世，源遠而流益分，則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於古之所謂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異流，不可勝紀。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焚書，故無文；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固不敢望六經，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抑尤難也！是故巧言麗辭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偉俊，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決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蓋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於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盡心於此道者，固非淺植薄蓄之士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也，本道而發爲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韓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書，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貶，而悲蹙之意形於文墨。歐陽子長於論事，而言理則淺。曾南豐論學雖精，而本原未徹。至於王氏堅僻自用，蘇氏好言權術，而子瞻、子由出入於儀、秦、老、佛之餘，此數公者，其離合醇疵，各有分數，又不可不審擇明辨於其間，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爲至也。餘故選其文而論之，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蓋學者誠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觀古聖賢所以立言者，則由六經、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可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傳，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於萬世者。夫豈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夏穀旦，儀封后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作爲明代文壇上自張一幟的“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唐順之、茅坤等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並將其編選刊行，當然有其既定的旨歸，那就是試圖扭轉前後“七子”標榜秦漢所促致的擬古主義傾向：以李夢陽、何景明爲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爲代表的“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本意是爲了救治明初“臺閣體”的空虛、萎靡之弊；但撇卻唐宋散文的優良傳統，而直接以秦漢散文作爲創作規範，刻意摹擬，不敢稍有逾越，這不僅使他們自身創作的散文變得詰屈聱牙，古奧難懂，而且造成了擬古之風的泛濫。在這一背景下，唐、茅等人公然推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以與前後“七子”的復古主張相抗衡，也就具有了補偏救弊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