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標題——《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很有點形而上的哲學意味，而副標題——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充分歸納了本書所敘述的這一歷史過程。50萬字的大部頭，從一戰到巴黎和會、從中東分裂到羣雄並起……近現代社會被這一歷史時期分爲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傳統帝國的分崩離析，民族國家的全面興起，一個接一個的宏大歷史事件下有太多的觀察視角與分析模式，此書可謂提供了絕佳的樣板。簡單總結下粗鄙認識： 一、從更寬廣層面看歷史進程總有似曾相識之感。 從本質上來說，歷史從來就是“太陽底下無新事”，從協約國聯手瓜分奧斯曼帝國（包括其在中東的疆土）的方式方法來看，與我們衆所周知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中國歷史大事件如出一轍，在前現代與近現代社會，軍事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之心始終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掣肘。那麼，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後呢？誠然，老牌軍事帝國主義如大英帝國等已經土崩瓦解，但資本帝國主義仍然試圖成爲“國際警察”，扶持各類“代理人”，從文化上、經濟上、軍事上發起多重新形態的入侵，在面對歷史和未來有限的視野裏，世界從未達到過真正的和平。可笑的是，巴黎和會後不到20年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也印證了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按我的淺薄理解就是：歷史並不是線性發展的，而是一個輪迴。 二、主義也好、信仰也罷，只是獲取利益的理由。 中東世界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火藥桶，特別是三大宗教發源於此，聖城之爭成爲了西方歷史的主旋律之一。在英法俄劃分中東的勢力範圍之時，宗教信仰、民族主義、國家觀念……統統都被拋在腦後，取而代之是：打通歐洲到印度的交通線、獲得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權、將國土邊界推進到某個區域、中東可能發現大型油田……就連提出民族自決的美國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盤：只要中東不被某個帝國所控制，未來石油開採必須依託美國的科技與資本。在利益面前，一切的冠冕堂皇都只是遮羞布罷了。這一點認識帶來了這樣的啓發：經濟學上的理性人模型往往遭人詬病，但實際上理性人假設的前提有其合理性，人在正常條件下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實際生活中與人相處，絕大多數時候真正的理性就是確保參與方的利益。 三、英雄可以是打出來的，也可以是塑造出來的。 本書出場人物衆多，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但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馬克斯·韋伯所詬病的“政治嬰兒”——懷有崇高的意願，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失敗之後也常常推脫責任、怨天尤人。當然，亂世也是成就英雄的最佳舞臺，各種英雄人物讓這段歷史更加精彩紛呈。這裏面有兩個英雄讓人印象深刻，一位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一位是“阿拉伯的勞倫斯”。讀此書之前，對“阿拉伯的勞倫斯”更爲熟悉，畢竟同名電影在影史排名非常靠前，但此書對其進行了“去魅”，將其還原成爲了一個被娛樂業與傳媒業合力打造的現代神話英雄。而凱末爾則不同，在奧斯曼帝國生死存亡之際，以超高的政治手段與軍事能力，打出了一個全新的土耳其，當然凱末爾的成功也有複雜的內外部因素。可見，英雄與英雄之間存在着巨大差異，時代總在呼喚英雄，但歷史舞臺上那如同走馬燈式的人物裏，誰纔是真正的英雄？別急着去崇拜和仰慕，讓子彈飛一會兒，真相將會浮出水面。 四、強敵環伺下弱國生存之道是最高境界博弈。 全書下來，丘吉爾是核心人物，整個歷史進程中的關鍵節點都和他有着莫大的干係，但歷史的發展往往與他的謀劃差之甚遠，甚至還一度作爲替罪羊而遠離了政治中樞，可見政治博弈存在巨大風險。說到博弈，就不得不提凱末爾，按英法俄的原初設計，奧斯曼帝國不復存在之後，原屬穆斯林控制的歐洲區域將由基督教國家來接管，意大利、希臘等周邊國家都對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領土虎視眈眈。強敵磨刀霍霍、大軍直抵城下，凱末爾利用蘇英法德之間的矛盾壯大自身，並在薩卡里亞河戰役中大敗希臘，迫使協約國簽訂《洛桑條約》來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國家地位。在對凱末爾的溢美之辭裏要看到，他是真正的博奕大師，遠非書中的費薩爾、阿卜杜拉等人可比。文的一面，利用地緣政治優勢，許以各大國利益，將其玩弄於股掌之間；武的一面，傾盡國力打敗西方代理人——希臘，爲自己贏得了和平。也就是說，弱者要改變命運，關鍵是要審時度勢，善於在各種勢力之間營造與把握對自己有利的平衡，同時還要有勇氣與武力來打破一些於己不利的平衡。當然，博奕之難，難在參與者是局中之人。 總體而言，此書卷秩浩繁，對於瞭解一戰歷史是很好的讀物。巴以局勢一直是國際政治熱點，爲何巴以之間會形成今天的亂局，此書對其成因也有詳細的敘述。思想開化與觀念進步是推動現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力量，但與這種力量相伴同行的始終是：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利益至上、實用主義……

中東，當今世界的戰略要地，也是紛爭之地。戰爭、宗教衝突、恐怖主義、大國干預、族裔對抗……100年來在這片土地上輪番上演。而所有這些，都可以追溯到“一戰”期間和戰後，英國、法國和俄國等大國所做的一系列安排和決定。 “一戰”爆發前，奧斯曼帝國，這個曾經兵鋒直指維也納的大帝國已經沒落。它在歐洲的領土大多已經喪失，而名義上屬於帝國的埃及也淪爲了英國的附庸。野心勃勃的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基欽納伯爵已經着手在中東謀取更多利益。戰爭爆發後，奧斯曼帝國加入以德國爲首的同盟國，與英、法、俄等協約國作戰。協約國並不把這個老氣橫秋的帝國放在眼裏，以爲能夠很快戰勝它。1915年，英法兩國發動加利波利戰役，企圖直取奧斯曼首都伊斯坦布爾。然而，整場戰爭竟然演變成了持續250多天的壕塹戰，最終以英法兩國撤軍告終。 戰爭期間，看到勝利無望的英國政府調整了自己的中東政策。主導英國中東政策的陸軍大臣基欽納伯爵派手下馬克·賽克斯與法國和俄國談判。三方祕密達成了《賽克斯—皮科協定》，大致劃分了三國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同時，英國政府積極支持麥加的統治者發動阿拉伯大起義，試圖從內部瓦解奧斯曼帝國。1916年底，勞合·喬治成爲英國新任首相，他在中東採取了更爲積極的進攻政策，不到兩年，英軍相繼攻下巴格達、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1918年10月，奧斯曼帝國戰敗投降。 “一戰”結束後，溫斯頓·丘吉爾成爲中東問題解決方案的“總設計師”。然而，中東問題的解決卻困難重重。許多地方爆發了反對英法統治的動亂，英法俄三國之間的矛盾又顯現出來，美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國也要插上一腳，更重要的是，在經歷了“一戰”的血腥後，西方各國人民更渴望休養生息，對帝國主義擴張已經興味索然。1922年，一系列中東問題解決方案才艱難出臺，英法兩國強行將西方政治體系移植到了中東，並自行爲中東各國劃定了邊界，絲毫沒有考慮當地的政治現實和人民的要求。紛爭的種子已然埋下。列強聲稱可以給中東帶來和平的解決方案，成了“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

歐洲人發明的現代政治體系將世界劃分爲一個個獨立的世俗國家，賦予人們國籍，這種政治體系是否能夠在中東的陌生土壤上移植成功？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們對歐式政治的預設條件習以爲常，沒人會對它們加以認真思索。但是，1000多年以來，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居民信仰的宗教律法統轄着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政府和政治。對於這裏來說，歐式政治有至少一個重要的預設條件——現代文明的世俗平民政府——是陌生的理念。 或許有一天，對1922年解決方案的挑戰，無論是對約旦、以色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存在的挑戰，還是對中東世俗國家政權的挑戰，會最終消散。但是，在此之前，現代的中東世界依然會像公元5世紀時的歐洲一樣——羅馬帝國權威崩潰後的西方人曾經陷入一場文明危機，被迫依靠自己去尋找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回首歐洲的歷史，我們就能知道那樣一場政治文明的巨大危機可能帶來多麼劇烈的動盪。歐洲人花了1500年時間去解決後羅馬時代的社會和政治認同危機：其中1000年用來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另外近500年的時間則用於決定哪些民族可以形成自己的國家。 今天的中東危機或許不會產生那麼顯著的影響，也不會持續那麼久遠。但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是一樣的：在他們習以爲常的悠久的帝國統治瓦解之後，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要如何重組並建立新的政治認同？協約國在20世紀20年代初提出了一個後奧斯曼時代的設計方案，而延續至今的問題就是這一地區的人民是否願意接受這一方案。

如果說《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適合新手入門，像高中歷史一樣條理清晰，看這本《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有點像讀大學或是讀研，對歷史新手不太友好。 不是書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它不像《征服》一樣提供了一個瞭解阿拉伯歷史的全景視角，而是截取“一戰”前後（奧斯曼帝國最後8年）的歷史，把這段時期英法俄在中東地區的博弈從敘述層面不斷拉長、放大，講述了非常多的細節。 這些細節錯綜複雜，如果不是本身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就會讀着犯迷糊，繞進大國博弈的漩渦裏。 讀完這本書有兩個最深的感受，其一：世界是個草臺班子。 英國在這本書裏也不算太聰明，只是夠“攪屎”，它對奧斯曼帝國、對猶太人充滿了誤解，對自己干擾別國政務又充滿非常自洽的自信。 在英國內閣裏，每個人的利益又不一樣，有些人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相一致，有些人的利益則和國家利益相悖，所以面對同一件事，大家各懷心思，難以統一，看起來就像在瞎搞。 奧斯曼帝國這邊也是如此，有些在其他歷史書裏只是被客觀記載下來的人，也變得有血有肉起來，他們也有人性的弱點，也有“幸運之神”降臨下的僥倖。 在達達尼爾戰役中，依照奧斯曼帝國的實力無法對抗英國，但是他們依然贏得了這場戰爭。 因爲英國的艦隊撞上了一串平行於海峽的水雷，還不是橫着封鎖海峽的雷陣。 實際上這個時候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接到命令打完手裏的彈藥就放棄海岸陣地，英國的海軍上將在遇到水雷之後，卻選擇了撤退，如果他能堅持到第二天，會發現岸上的敵人都不見了，艦隊可以暢通無阻的駛入伊斯坦布爾。 如果英國取得達達尼爾戰役的勝利，奧斯曼帝國可能會提前迎來覆滅的命運，歷史就會改寫，也就沒有後來爲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那些事兒，但歷史沒有如果。 第二個深刻的感受是：國與國之間“好了是閨蜜，不好了是敵蜜”。 其實就是丘吉爾說的：“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一戰時期，中東不僅成爲協約國和同盟國廝殺的戰場，在協約國內部，也充斥着各種各樣利益的糾紛。 奧斯曼帝國幾經波折和德國結盟，在協約國裏，英國想要佔領埃及、法國想要敘利亞，俄國想要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作爲出海口，各個心懷鬼胎。 所謂的“大博弈”，是爲了各自利益產生的敵友關係變化。不過在這一視角上，也讓人明白了一戰二戰的起源，他們的理由是那樣不堪，尤其是英國人，唯恐天下不亂。 讀完這本書後，纔看到書的副標題是： 《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從宏觀來說，整本書也就講了這兩件大事，不過講述的內部細節很豐富，在揣摩歷史人物心理方面，還有種讀推理小說的感覺，對這兩件事感興趣可以一讀。

廢墟上的鑄劍者：一戰如何終結了所有和平，又鍛造了所有命運 ——讀弗羅姆金《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 1918年11月11日，當停戰協議在貢比涅森林的一節車廂裏簽署時，歐洲各大城市的鐘聲齊鳴。人們以爲，這是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的勝利時刻。然而，歷史給出了一個殘酷的答案：那不是終結，而是一場更大災難的序曲。大衛·弗羅姆金用他這部恢弘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將答案藏在了書名裏——這不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而是“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因爲它沒有終結戰爭，而是把舊世界的地基整個炸燬，逼着所有人重新打地基。 讀完此書，再回頭看20世紀的風雲變幻，你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一戰打下的地基上。中東的國界、巴以的衝突、俄烏的恩怨、聯合國的框架——幾乎一切現代地緣政治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1915至1922年間，倫敦某間地圖室裏某個人的某個決定。而更令人震撼的是，那些後來主宰世界命運的名字——丘吉爾、斯大林、希特勒、凱末爾、羅斯福——他們的人生軌跡，無一不是在一戰的廢墟上被徹底改寫。 一、舊世界的葬禮：四大帝國的崩塌與權力真空 一戰最深刻的破壞性，不在於傷亡數字，而在於它一次性摧毀了四個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這四個帝國統治着從萊茵河到波斯灣、從波羅的海到北非的廣袤土地，維繫着一套以王朝外交、均勢平衡、殖民分贓爲核心的舊秩序。弗羅姆金在書中詳細描寫的英國入侵達達尼爾海峽的決議、阿拉伯起義的煽動、《貝爾福宣言》的發表、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祕密簽署——這些看似孤立的決策，共同構成了一場對舊世界的“定向爆破”。 爆破之後，是巨大的權力真空。而每一個真空，都在等待一個強人來填充。問題是：誰能從廢墟中站起來？ 二、廢墟上的鑄劍者：一戰如何鍛造了五個人的命運 弗羅姆金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把歷史寫成抽象的結構分析，而是通過一個個具體人物的決策，展現歷史的血腥與偶然。讀完此書，你會發現，一戰最深刻的遺產，不僅是地圖上的線條，更是那幾個被時代選中的人。 1. 丘吉爾：從加里波利的失敗者到不列顛的守夜人 如果沒有一戰，溫斯頓·丘吉爾大概率會以“失意貴族作家”的身份終老。1904年從保守黨跳槽自由黨，1924年又跳回保守黨，他被同僚視爲“變色龍”；1915年，他作爲海軍大臣主導的加里波利戰役慘敗，數萬澳新聯軍命喪灘頭，他因此被踢出內閣，政治生命幾近終結。此後二十年，他雖靠寫作和政治投機迴歸，但保守黨大佬們牢牢記住四個字：“此人魯莽。” 然而，正是那個被一戰“殺死”的丘吉爾，在1940年5月被命運重新召喚。張伯倫在挪威戰役失敗後被迫下臺，首選接班人哈利法克斯勳爵因貴族身份無法領導下議院，丘吉爾在走投無路中被推上前臺。與其說是“復仇”，不如說是張伯倫把一顆“毒丸”餵給了他——當時德軍閃擊西歐，英國瀕臨崩潰，誰接手誰大概率成爲“亡國首相”。結果丘吉爾不僅沒垮，反而憑鋼鐵意志逆天改命。 這是歷史最殘酷的戲劇性：一戰用加里波利砸碎了丘吉爾，二戰又在最後時刻把他從懸崖邊拉了回來。如果沒有希特勒準時踩下戰爭油門，丘吉爾將永久錯失歷史窗口，以“加里波利的失敗者”載入史冊。 2. 斯大林：察裏津的槍桿子與“慈父”的成人禮 在列寧去世前的黨內排名中，斯大林並不靠前。他既沒有托洛茨基的演說才華，也沒有季諾維也夫的理論功底。但俄國內戰給了他一樣別人沒有的東西：槍桿子和地方武裝。 1918年，斯大林被派往察裏津（今伏爾加格勒）徵糧。他繞開托洛茨基的正規軍體系，自行組建忠於自己的工農武裝，鐵腕守住了伏爾加河上的交通樞紐。這次“勝利”是斯大林政治生命的成人禮——他手裏握着的“察裏津幫”，後來成了他推行肅反和大清洗的組織底牌。如果沒有一戰引爆的俄國內戰，斯大林可能終其一生只是一個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民族事務委員”，而絕不會成爲那個鋼鐵般的“慈父”。 3. 希特勒：帝國廢墟上的無國籍流民與復仇的代言人 希特勒1913年從奧匈帝國跑到慕尼黑，1914年自願加入巴伐利亞軍隊，作爲一名奧地利人在德軍前線作戰。奧匈帝國1918年瓦解後，他的奧地利國籍失效，魏瑪德國尚未承認他的公民身份——他陷入長達七年的“無國籍”狀態。 但恰恰是這種帝國崩潰後的“身份真空”，讓一個在維也納潦倒落魄的明信片畫家，可以毫無包袱地擁抱“大德意志民族主義”。如果奧匈帝國還在，他只能是一個不滿帝國統治的“德意志少數民族”；帝國垮了，他才能理直氣壯地說：“所有德意志人必須統一在一個國家裏。”一戰的“碎地”效果，硬生生把一個奧地利流民，推成了德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 4. 凱末爾：從邊緣軍官到“土耳其之父” 在奧斯曼帝國戰前，凱末爾是一個被青年土耳其黨三巨頭邊緣化的“刺頭”。恩維爾把他打發到保加利亞當武官，實質上是政治雪藏。如果帝國不崩，凱末爾要麼被雪藏終老，要麼在政治清洗中被幹掉。 但加里波利戰役改變了一切。作爲第19師師長，他在懸崖上死守，硬生生把協約國聯軍釘死在灘頭。那句“我不是命令你們進攻，我是命令你們去死”，成了奧斯曼帝國最後的軍事榮光。戰敗後，他沒有像其他軍官那樣投降，而是在安納托利亞另起爐竈，建立大國民議會，不僅打敗了希臘人，還順手廢除了蘇丹制和哈里發制。他是用奧斯曼帝國培養的軍官，帶領土耳其人，埋葬了奧斯曼帝國本身。 凱末爾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是唯一一個主動“自毀”舊身份的人。帝國可以死，但民族可以生。這是他在廢墟上釘下的第一根樁。 5. 羅斯福：威爾遜的繼承者與英法霸權的掘墓人 羅斯福是威爾遜某種程度的繼承者，但他比威爾遜高明得多。威爾遜1919年帶着“十四點原則”去巴黎和會，被勞合·喬治和克里孟梭當空氣——因爲美國當時雖然經濟第一，但軍事上沒在歐洲駐一兵一卒。國聯的“集體安全”沒有強制力，英法根本不怕。 羅斯福把這一切看在眼裏：沒有軍事和經濟槓桿的理想主義，就是一張廢紙。1940年英國單獨抗德，丘吉爾求羅斯福給50艘驅逐艦。羅斯福的回應是“租借法案”——不是白給，是租，是借，條件極其冷酷：英國要交出海外基地、開放市場、接受美元結算體系。羅斯福不是“幫英國打贏二戰”，他是用租借法案當繩索，把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一點一點勒死。從紐芬蘭到百慕大，從加勒比到太平洋，英國用祖傳的軍事基地換美國的舊軍艦。戰後，威爾遜的“國聯”被升級成美國的“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把美元釘死在全球貿易的錨點上。國聯那種“英法聯席主宰”的結構，被徹底改寫。 三、時勢與英雄：誰鍛造了誰？ 讀到這裏，那個古老的問題再次浮現：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弗羅姆金沒有給出標準答案，但他用整本書的敘事結構暗示了一個立場：時勢負責“開門”，英雄負責“進屋”。 沒有一戰，凱末爾終老軍旅，希特勒落魄畫家，斯大林民族事務委員，丘吉爾政治流放者，羅斯福大概率是個平庸參議員。他們所有人在1914年之前，都看不到任何登上世界舞臺中心的希望。是舊秩序的崩潰、帝國的廢墟、全球權力的真空，爲他們打開了那扇本來永遠關閉的門。 但廢墟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爲什麼是凱末爾而不是恩維爾帕夏抓住了安納托利亞？爲什麼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守住了察裏津？爲什麼是希特勒而不是魏瑪共和國某個將軍煽動起了民族復仇？爲什麼是丘吉爾而不是哈利法克斯在1940年選擇死戰不退？爲什麼是羅斯福而不是胡佛完成了美國霸權的臨門一腳？ 時勢造出了英雄的“原材料”，而英雄造出了歷史的“成品”。一戰提供了鐵礦、焦炭和熔爐，但鑄成什麼劍，握在誰手裏，那是另一回事。 四、中東：一戰最漫長的陰影 如果說弗羅姆金這本書有一個最核心的地理焦點，那就是中東。他寫這本書，本質上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今天中東的每一滴血，源頭在哪裏？ 答案是：在1915至1917年間，英國爲了打贏一戰而開出的一系列“空白支票”。爲了拉攏阿拉伯人發動起義，英國通過侯賽因-麥克馬洪通信承諾支持阿拉伯獨立；爲了爭取猶太人的支持，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爲了和法國分贓，英國又祕密簽署了賽克斯-皮科協定，把中東切成一塊塊勢力範圍。這三份相互矛盾的文件，構成了中東問題的“原罪”。 更致命的是，英國畫地圖時完全無視教派和部落分佈，把鐵路和石油管線當作尺子。今天的庫爾德問題、ISIS的滋生土壤、巴以衝突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那張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草圖上。二戰沒有改變中東任何一條國界，而一戰徹底畫出了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 結語：我們至今仍活在一戰的地基上 弗羅姆金寫這本書，是在冷戰結束前夕的1989年。他潛意識裏是在爲即將成爲“世界唯一霸主”的美國提供“前車之鑑”：警告美國別像當年的英法那樣，爲了短期利益亂畫地圖，留下千年禍根。事實證明，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這本書成了美國國防部官員的必讀書目。 讀完此書，再看今天的中東新聞、俄烏局勢、中美博弈，都會多一層“歷史縱深感”。這本書不給你答案，但它給你一副能看穿時間迷霧的眼鏡。 一戰不是“過去”，它是“現在”的施工圖。而我們每一個人，都還住在這座尚未完工的建築裏。那些在廢墟上鑄劍的人——丘吉爾、斯大林、希特勒、凱末爾、羅斯福——他們的影子，至今仍投射在我們的世界裏。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弗羅姆金用這個名字告訴我們：有些戰爭，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有些和平，不是和解，而是引信的延長線。

對現代中東格局做了詳細的歷史梳理，文筆優美，精彩紛呈

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裏，巴爾幹半島一直是“歐洲的火藥桶”，錯綜複雜的族羣矛盾和政治積怨使得這裏一場看似細小的衝突都可能引起大爆炸——衆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麼開始的。但至少在二戰以後，巴爾幹的歷史就漸漸平靜了（波黑戰爭這樣的例外，對當代歐洲人而言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火藥桶”，其實已經是中東地區。 這並不只是地理上的遷移，也折射出深層次的國際政治結構變動。這兩大火藥桶原本都曾是奧斯曼帝國版圖的組成部分，但自從1683年維也納之戰後，西歐列強與奧斯曼帝國攻守易勢，東南歐萬花筒般的族羣政治漸次興起，都想脫離土耳其人的控制，謀求自立，巴爾幹這才成爲國際政治中出了名的棘手問題。諷刺的是，待到1914年夏天的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終於引爆各國大戰之後，英法等西歐列強下決心徹底擊敗並肢解奧斯曼帝國，奠定國際新秩序，但卻又因此在無意中製造了另一個延續至今的大火藥桶——中東。 在此之前，除了波斯和一些荒無人煙的沙漠地帶之外，中東幾乎所有剩餘部分都屬於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哪怕像埃及和突尼斯這樣已淪爲歐洲殖民地的地區，至少在名義上也是如此。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站錯了隊，成爲協約國必須擊敗的敵國，原本尊重其領土完整原則的英國更成爲肢解它的急先鋒，其結果，在1918年《凡爾賽和約》之後，戰敗的奧斯曼帝國廢墟上出現了多達十餘個新國家。這在當時被歡呼爲全新的國際秩序，將奠定新的和平，但當時的英國將軍阿奇博爾德·韋維爾就暗含譏諷又不失預見性地說道：“在打完了‘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之後，看起來他們在巴黎大獲成功，締造了‘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 美國學者戴維·弗洛姆金在撰寫這段歷史時，就將“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一語用作書名，因爲它確實很好地概括了當時那種複雜的國際形勢：不僅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終結所有戰爭”，戰後安排的那種“和平”甚至還攪擾了中東地區原本複雜微妙的政治平衡，使這裏從此不得安寧。

看電子書的一個缺點是對書籍篇幅沒有概念，看到後面才發現這本事有45w字，對我來說算大部頭了。 前期有點難讀，頻繁地對歷史文獻、書信扣細節，還有大量一戰史實，對於歷史小白有點困難，作者產生的質疑我難以判斷。不過前面幾章堅持下來就會越來越順暢，作者對於1914-1922年間（截止到一戰結束）若干場博弈都梳理出縝密的脈絡，讀完能對一戰前後的中東有更宏觀的認知。 和我讀的前一本《穿越中東百年》不同，這本更偏學術，視角更多的是站在英國，而前者是中東當地遊記的視角。 這本書通過推敲過往的書信、報紙、日記等等，將一戰對中東產生的影響、以及中東如何影響一戰的進程，做了一個帶有個人色彩的還原。一戰歷史部分我有一些疑慮，作者刻畫的內容實在是非常荒誕，許多戰爭、博弈的結果都是基於偏見、無知和一些愚蠢的巧合，不過評論區也有大佬說整個一戰史就是這樣，姑且信服，後續再找點一戰歷史書來佐證吧。 對於英法美、以及意大利等國家對中東的立場變化，我還挺驚訝的，之前只單純地認爲是英法出於私利將這片地區胡亂劃分，讀完這本書才知道背後有諸多派別表達出形形色色的意見，但帝國之下的政治家大多缺乏對穆斯林、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瞭解，都是基於非常主觀的認識在中東佈局，甚至在一戰後，丘吉爾反而更主張回到戰前狀態（用奧斯曼帝國或者說這片地區形成對俄國的屏障）英國也逐步失去對戰利品的控制。但即使是這樣，在大英帝國的主導下，以色列、外約旦、伊拉克還是形成了，歷史就在一羣政客的翻雲覆雨中走向下一頁篇章。 總體來說，這本書對初識中東（無論是地圖、還是歷史變遷）都很有幫助，《穿越》是讓我基本瞭解某些名詞，比如真主黨、什葉派、沙特家族等，這本書都將之前學到的關鍵詞串聯起來，瞭解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真相（而且兩位作者的觀點在某些地方還有些不一樣）。兩本書讀下來能差不多看懂中東新聞了，也不會那麼線性地解讀中東局勢了。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內容總結 核心論點 本書揭示了現代中東的國家和邊界完全是由歐洲列強（主要是英國和法國）在1914-1922年間一手炮製的。他們摧毀了延續600多年的奧斯曼帝國舊秩序，卻沒有建立起真正符合當地政治現實和人民意願的新秩序，從而埋下了中東百年動盪的種子。書名"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是一句反語，出自英國元帥阿奇博爾德·韋維爾，諷刺一戰後列強標榜的"和平解決方案"實際上開啓了中東無休止的戰亂 。 時間線與關鍵事件 第一部分：戰前十字路口（1914年前） - 奧斯曼帝國已淪爲"歐洲病夫"，在歐洲的領土大多喪失，埃及淪爲英國附庸 - 青年土耳其黨人掌權後急於尋找盟友，在英法拒絕後倒向德國 - 1914年7月，丘吉爾扣押奧斯曼帝國在英國訂購的兩艘戰艦，成爲奧斯曼參戰的導火索 - 1914年10月，奧斯曼帝國加入同盟國對協約國宣戰 第二部分：戰爭與祕密交易（1914-1918） - 加利波利戰役（1915-1916）：英法聯軍企圖直取伊斯坦布爾，卻遭遇慘敗，迫使英國調整中東政策 - 《賽克斯-皮科協定》（1916年5月）：英國、法國和俄國祕密劃分了中東勢力範圍：法國獲得敘利亞和黎巴嫩，英國獲得伊拉克和約旦，俄國獲得伊斯坦布爾和黑海海峽 - 阿拉伯大起義（1916年6月）：英國支持麥加的侯賽因·伊本·阿里發動起義，承諾戰後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但這一承諾與《賽克斯-皮科協定》直接衝突 - 英國軍事勝利：1916年底勞合·喬治出任首相後，英軍在中東發起全面進攻，1917年攻佔巴格達和耶路撒冷，1918年攻佔大馬士革 - 《貝爾福宣言》（1917年11月）：英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爲日後巴以衝突埋下伏筆 - 1918年10月，奧斯曼帝國戰敗投降 第三部分：戰後分贓與1922年解決方案 - 俄國十月革命後退出中東博弈，放棄了《賽克斯-皮科協定》中的權益 - 溫斯頓·丘吉爾成爲中東問題"總設計師"，主導了戰後安排 - 1922年，一系列中東解決方案最終出臺： - 法國獲得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權 - 英國獲得巴勒斯坦、外約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權 - 奧斯曼帝國解體，土耳其共和國在凱末爾領導下建立 - 英國將外約旦從巴勒斯坦分離出來，交給侯賽因的兒子阿卜杜拉統治 - 侯賽因的另一個兒子費薩爾成爲伊拉克國王 主要人物 - 赫伯特·基欽納：英國陸軍大臣，一戰初期主導英國中東政策，策劃了阿拉伯大起義 - 馬克·賽克斯：英國外交官，《賽克斯-皮科協定》的主要起草者 - 溫斯頓·丘吉爾：戰後英國殖民大臣，1922年中東解決方案的總設計師 - 戴維·勞合·喬治：英國首相（1916-1922），推行積極的中東擴張政策 - 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阿拉伯的勞倫斯"，英國情報官員，參與並領導了阿拉伯大起義 - 穆斯塔法·凱末爾：土耳其國父，領導土耳其民族獨立戰爭，建立土耳其共和國 遺留問題與歷史影響 1. 人爲劃定的邊界：英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劃分邊界，無視當地的民族、宗教和部落分佈，導致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從誕生之日起就缺乏合法性 2. 民族與宗教矛盾：將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強行拼湊在伊拉克，將馬龍派、遜尼派和什葉派拼湊在黎巴嫩，爲日後的內戰和分裂埋下隱患 3. 巴以衝突：《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同時又承諾阿拉伯人獨立，導致雙方在巴勒斯坦的衝突持續至今 4. 庫爾德問題：庫爾德人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四個國家，成爲中東最大的無國家民族 5. 西方干預的傳統：確立了西方列強幹預中東事務的模式，這種干預一直延續到今天 本書特點 - 作者戴維·弗羅姆金花費十年時間研究大量檔案文獻，史料詳實 - 不僅關注英國和法國，還將俄國納入分析框架，認爲現代中東的形成也是19世紀英俄"大博弈"的高峰 - 強調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詳細描繪了基欽納、丘吉爾等關鍵人物的決策過程 - 指出1922年的中東解決方案並非已經結束的歷史，而是至今仍在影響中東局勢的核心因素

翻開戴維·弗羅姆金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首先擊中我的不是那些熟悉的地名和人名，而是這個帶着濃郁反諷意味的書名。一戰結束後，協約國領導人曾宣稱他們簽訂的和約將“終結所有戰爭”，讓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然而歷史給出了最殘酷的回答：那場被寄予厚望的巴黎和會，恰恰爲中東地區開啓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動盪與血火。這哪裏是“終結所有戰爭的和平”？分明是一場“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像是一次不斷被顛覆認知的旅程。在此之前，我對現代中東亂局的印象是模糊的——無非是宗教矛盾、民族仇恨、石油爭奪。弗羅姆金卻用厚達七百頁的敘述告訴我：不，這一切的根源遠比我想象的更偶然、更荒唐、更令人扼腕。 書中給我衝擊最大的，是那些帝國主義者面對中東時的輕率與傲慢。1916年，馬克·賽克斯爵士和弗朗索瓦·喬治-皮科這兩位英法外交官，在一張地圖上用彩色鉛筆隨手畫了幾條線，就將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行省一分爲二。賽克斯甚至從未去過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他對當地部落、教派、地理的認識，大多來自旅行者的二手敘述和自己一廂情願的想象。 然而就是這幾條“鉛筆線”，日後凝固成了伊拉克、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等國家的國界。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被硬生生塞進同一個“伊拉克”裏；德魯茲人、阿拉維派、基督徒被劃歸法國的“大黎巴嫩”和“大敘利亞”。民族學家和社會工程師們早在一百年前就警告過這種做法的危險性，但倫敦和巴黎的決策者們充耳不聞。他們更關心的是鐵路特許權、石油管道和地中海的港口——至於當地人民願不願意在一個陌生人爲他們設計的國家裏生活，那是以後的事。 讀到這裏，我不禁想到：我們今天在新聞裏看到的伊拉克教派衝突、敘利亞內戰、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它們的種子在賽克斯和皮科放下鉛筆的那一刻就已經埋下。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內在的凝聚力，只是外部勢力爲了方便控制而拼湊出來的“人工製品”，那麼它遲早會沿着那些隱藏的裂縫分崩離析。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目睹這些裂縫的不斷擴大。 如果說賽克斯-皮科協定展示了帝國主義的傲慢，那麼英國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做出的那些相互矛盾的承諾，則展示了帝國主義的不堪。 書中詳細講述了英國軍官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即“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勞倫斯懷着一種浪漫的騎士精神，幫助漢志的侯賽因及其兒子費薩爾發動阿拉伯起義，對抗奧斯曼帝國。他不斷向費薩爾保證：英國將支持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阿拉伯王國，從阿勒頗一直延伸到亞丁。那些騎着駱駝的阿拉伯戰士爲此付出了數千人的生命——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勞倫斯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諾的同時，他的政府已經和法國簽署了賽克斯-皮科協定，悄悄地把阿拉伯人應得的土地分給了自己的盟友。 更令人震驚的是《貝爾福宣言》。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給猶太復國主義領袖羅斯柴爾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英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爲猶太人民建立一個民族家園”。這封信不過兩百多個英文單詞，措辭含混、模棱兩可——它說的是“民族家園”，不是“國家”；它說的是“支持”，不是“承諾”；它加了一句“不得損害現有非猶太社羣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輕飄飄得像是事後補上的免責聲明。然而就是這樣一封信，日後成爲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憲章”，也成爲阿猶衝突的直接導火索。 最令我感慨的是英國做出這些承諾時的心理狀態。弗羅姆金的筆觸冷靜而鋒利：倫敦的決策者們從未真正打算履行所有這些承諾。他們只是在進行一場多線博弈——拉攏阿拉伯人反對奧斯曼，拉攏猶太人影響美國輿論，同時與法國盟友瓜分戰利品。每個承諾都是戰術性的、暫時的，是爲了贏得眼前這場戰爭而開出的空頭支票。他們天真地以爲，戰後總有辦法糊弄過去。 這種“先把蛋糕做大了再分”的思維方式，在當時的歐洲外交界似乎是家常便飯。但他們忘記了：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認知裏，這些承諾是神聖的文字，是流了血的代價換來的白紙黑字。當一個帝國同時向三方保證同一塊土地屬於他們的時候，它不是在設計和平，而是在預埋戰爭。 弗羅姆金筆下的人物羣像，讓我看到了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性——那些如果、也許、本可以。其中最觸動我的是費薩爾親王。 費薩爾是侯賽因的兒子，受過良好的教育，眼界開闊，既有阿拉伯傳統的騎士風範，又有對現代政治的敏銳理解。在一戰期間，他帶領阿拉伯軍隊與勞倫斯並肩作戰，攻克亞喀巴、進入大馬士革，一度看到了建立統一阿拉伯王國的希望。他是那種天生適合領導一個多元國家的人物——因爲他不拘泥於部落偏見，願意與基督徒、猶太人合作，甚至與法國人談判。 然而費薩爾最終還是失敗了。失敗並非因爲他無能，而是因爲他面對的力量太過強大。法國人決意將敘利亞變成自己的保護國，英國人爲了安撫法國而背棄了對他的承諾。1920年，法國軍隊開進大馬士革，費薩爾被迫流亡。英國隨後給了他一頂“伊拉克國王”的帽子，算是一種補償——但這就像是把一件已經打碎的瓷器碎片硬拼湊起來，再塗上金漆。伊拉克的教派矛盾、部落割據，根本不是任何一個國王能夠彌合的。 費薩爾的故事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一個有能力的人，一個懷抱善意的人，卻被更大的地緣政治浪潮無情地吞沒。歷史不總是給好人留一扇窗——有時候它會冷酷地關上所有門。 與費薩爾形成對照的，是那些製造了這一切的英國政客。丘吉爾在書中登場多次，每一次都令人五味雜陳。他是“加利波利戰役”的策劃者，那場戰役以失敗告終，造成數萬澳新軍團士兵的傷亡，也讓丘吉爾本人一度身敗名裂。但他在戰後擔任殖民地大臣時，又以驚人的效率完成了現代中東版圖的最終定型——1921年的開羅會議，他召集了一羣“中東通”，在幾個星期內敲定了伊拉克、外約旦、巴勒斯坦的邊界和統治家族。會議期間，丘吉爾甚至抽出時間去耶路撒冷觀光，還即興畫了幾幅水彩畫。 弗羅姆金沒有刻意醜化丘吉爾，反而承認他的才幹和魅力。但正是這種輕描淡寫的筆觸，讓讀者感受到一種寒意：那些決定了無數人命運的邊界線，對丘吉爾而言不過是地圖上的塗鴉，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註腳。他畫完水彩畫，回到倫敦繼續享受雪茄和威士忌。而在那些被他隨手劃定的土地上，人們將用整整一個世紀的血與火，來爲這份輕鬆埋單。 讀完全書，我的心情久久無法平靜。最大的感受是：和平不是一種可以“制定”出來的東西，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培育、精心維護的狀態。巴黎和會上的那些政治家們似乎以爲，只要簽下一紙協議，和平就會像發電機一樣自動運轉。他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和平必須紮根於對人的尊重、對現實的尊重，以及對自身侷限性的清醒認識。 爲什麼說那場和平是“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因爲它的締造者犯下了三個根本性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忽視當地人的意志。無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獨立國家的渴望，還是庫爾德人對自己歷史家園的依戀，又或是什葉派和遜尼派對彼此身份的堅持，西方決策者都沒有真正去理解。他們習慣於用一種家長式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中東人民，彷彿後者的情感和訴求是幼稚的、可以被忽略的。 第二個錯誤是低估承諾的力量與責任的分量。英國同時向阿拉伯人、猶太人、法國人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諾，卻沒有認真思考過“如果這些承諾無法同時兌現，會發生什麼”。在一個複雜的國際體系中，信譽是一筆無形的資產。當一筆筆空頭支票被戳穿，損失的不僅是一時的信任，更是未來數十年對話與合作的基礎。 第三個錯誤是混淆了“結束戰爭”與“建立和平”。結束戰爭只需要戰勝敵人、簽署停戰協議；但建立和平需要重建秩序、彌合創傷、培養互信。後者比前者困難一百倍，需要的時間也長一百倍。而巴黎和會後的歐洲列強急於抽身回家、恢復貿易、削減軍費，他們沒有耐心去做這些細緻入微的工作。於是他們選擇了最省事的辦法：畫一條新邊界，找一個聽話的統治者，然後告訴自己“任務完成”。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延長線上。巴以衝突、伊拉克教派戰爭、敘利亞內戰、庫爾德問題……每一條新聞，都可以追溯到那個多事之秋。不是宿命，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幾個帝國在一戰硝煙中的一系列短視決策，鑄成了今日中東的枷鎖。 《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雖然寫的是百年前的中東，但對今天的我們有着強烈的警示意義。 第一，它提醒我們警惕“宏大敘事”背後的私心。任何冠冕堂皇的口號——“捍衛文明”“傳播民主”“維持秩序”——都可能服務於比它骯髒得多的真實動機。讀者讀完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章節後，很難不帶着懷疑的眼光去審視今日國際政治中那些“高尚”的宣言。 第二，它促使我們反思“強加和平”的荒謬。今天某些大國依然相信，可以用軍事力量和外交壓力將“和平”強加給另一個地區。阿富汗、伊拉克的例子已經證明，沒有本地人真正認同的和平，不過是暴風雨前的片刻寧靜。和平不是出口商品，無法用集裝箱打包寄送；它必須從土壤里長出來。 第三，它教會我們謙卑。弗羅姆金的敘事充滿了反事實的可能性——如果英國在加利波利成功了，如果俄國沒有爆發革命，如果美國沒有退出中東……這些“如果”並非空想，而是提醒我們：歷史的走向從來不是唯一確定的，今天被認爲是“理所當然”的國界、政權、衝突，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裏可能根本不存在。認識到歷史的偶然性，就是認識到我們自身判斷的侷限。 最後，這本書讓我重新理解了“和平”這個詞的分量。和平不應該是政治家們在一場大戰後急於宣佈的“成果”，不應該是媒體頭條上慶祝的“結束”。和平是一個過程，是每天、每小時都在進行的對話、妥協、修復。和平意味着承認對方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同等重要，意味着放棄簡單答案的誘惑，忍受模糊與不確定。 讀罷掩卷，我想到書中的一個細節：1922年，國際聯盟正式批准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在那一年的耶路撒冷，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偶爾還會在咖啡館裏一起喝咖啡、聊天。沒有人知道，三十年後這裏會爆發流血的戰爭，七十年後會建起隔離牆，一百年後兩個民族仍然在同一個地方流着不同的血。 那杯咖啡，那場閒談，那種稀鬆平常的和平，纔是真正的和平。而我們今天要學習的，不過是不要把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