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旅行

一、東西時空的碰撞：19世紀末的文明分野 《蒙古紀行》的底色，是19世紀末東西方文明的劇烈反差。彼時西方已完成工業革命，以“科學考察”之名掀起全球殖民探險熱潮，學術研究與殖民擴張深度綁定；而東方的中國正處於清末動盪，蒙古地區作爲邊疆腹地，既保留着遊牧文明的原始肌理，又因清廷衰落淪爲列強覬覦的“學術真空地帶”。鳥居龍藏的旅行，本質上是西方近代學術體系對東方傳統社會的一次“闖入式觀察”，他的筆記裏既有對草原風光的客觀記錄，也藏着東西方發展落差下的視角偏見。 二、殖民傲慢的印記：考察者的俯視姿態 鳥居龍藏的“無禮”，是殖民時代學者的典型心態。他未經當地部族正式許可便深入腹地，將蒙古人的生活習俗、宗教儀式視爲“原始資料”隨意記錄拍攝，甚至對部分文化傳統持“獵奇式”解讀——這種將研究對象“工具化”的態度，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他的考察雖以“學術”爲名，卻暗含日本對中國東北及蒙古地區的地緣野心，字裏行間難掩對當地社會“落後”的隱性評判，暴露了殖民擴張背景下學術研究的非中立性。 三、東方探索的勇氣：開創性的學術足跡 拋開立場爭議，鳥居龍藏的“勇敢”與“開創”無法否認。他是最早以近代人類學、考古學方法系統考察蒙古地區的學者之一，首次實地記錄了蒙古部落的語言、服飾、墓葬及遼金時期的考古遺存，填補了當時國際學界對蒙古地區研究的空白。他冒着風沙、疫病穿越無人區，以日記體詳細留存了20世紀初蒙古社會的鮮活樣貌——這些一手資料，成爲後來研究該地區歷史、民族與考古的重要文獻，其開拓性在於將西方近代學術方法引入東方邊疆，打破了此前對蒙古地區的模糊想象。 四、同期中國文人的選擇：救亡與學術的交織 當鳥居龍藏在蒙古草原考察時，中國文化人正處在“救亡圖存”與“學術轉型”的雙重焦慮中。一部分人投身政治改良或革命，如梁啓超以“新民說”呼籲思想啓蒙；另一部分學者則轉向“邊疆史地研究”，試圖通過梳理邊疆歷史增強國家認同，如王國維對遼金元史的考證、顧頡剛發起“古史辨”運動重新梳理中國歷史脈絡。他們的研究雖未像鳥居那樣深入草原實地，卻在書齋中以自己的方式回應時代危機——相較於鳥居的“外部觀察”，中國文人的探索更帶着“救亡”的緊迫感，試圖從歷史與文化中爲國家尋找出路。 綜上，《蒙古紀行》是一部充滿矛盾的著作：它既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帶着無法抹去的立場偏見；又是學術開拓的見證，爲東方邊疆研究留下了珍貴史料。而鳥居龍藏本人，也成爲那個時代的縮影——既有學者的探索精神，又難逃殖民體系的裹挾。

本來以爲是一本旅行的書，結果還是一本一百多年前日本學者的學術日記！爲什麼說一般不推薦，對於翻譯這本書的人沒啥意見。對於鳥居龍藏的學術地位也沒有太多的評價，不過對於介紹中一再強調與軍國主義的劃清界限一開始就有點懷疑。讀完整篇日記，果然印證了我的猜測。其一，對中國人充滿偏見，尤其是漢人，滿篇充斥着漢人狡猾，人品差的論述。對蒙古人也有各種分類，南面的蒙古人被漢人帶壞了等各種描述。第二，當時的旅行年代，中國還沒有分裂，也就沒有內外蒙之分，各地將軍府直轄下的屬地管理（北方）尤其沒有什麼護照之說，只有當地允不允許外國人進行考察的證明！其三，滿篇透露着日本人的優越感，也不知道哪裏來的這種優越感，不管蒙古族漢族都是闖進家門呵斥，人家才肯接待。這種強盜式邏輯估計也只有日本人做得出來，而且還把它記錄下來，智商不是一般的低！也不知道一百年後會被人翻譯出來公之於衆！其四，學術水平堪憂，尤其是索倫族的描述居然是聽當地蒙古族人的敘述就斷定是兩個族裔之間的過渡，簡直了！包括對古城遺址的一些發掘，也是點到爲止。絕對算不上專業二字。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民俗學和民族誌調查的方式可以再作推敲！其餘帶🈶濃厚軍國主義傾向的調查真的不值一提！這本書實質反應了日本軍國主義向東侵略的野心，以及在出兵之前對中國北方地區的調研，放到現在就是妥妥的間諜罪！！！！

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於1908年初攜帶妻子、幼子一行對中國蒙古的考察的日常記錄，個人感覺是爲了出版而縮水了的日記，味道有些寡淡。1906年4月，鳥居龍藏借夫人赴蒙古喀喇沁王府女子學堂任教的機會，首次踏上蒙古高原的土地。自此，鳥居龍藏對於蒙古東部的調查多達五次以上。1907年6月，鳥居龍藏攜夫人及其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幸子再度赴蒙，直至1908年12月。 本書所記錄的調查始自1908年5月，自赤峯、翁牛特，渡西拉木倫河，至巴林、阿魯科爾沁，翻越大興安嶺，經烏珠穆沁、喀爾喀、車臣汗，自貝爾湖向南，經阿魯科爾沁、喀喇沁至北京。1908年9月，再經多倫諾爾、克什克騰、奈曼、敖漢、土默特至朝陽、北京。 作者攜帶妻子、一歲的幼子一起考察勇氣可嘉，更令我感嘆的是，以作者爲代表的日本學者在明治維新以後就已經把研究的目光轉向了亞洲甚至全世界，而經歷了甲午戰敗、百日維新失敗的中國國內是震驚、惶惑、不知所措、萬馬齊喑的局面。與此同時，以鳥居龍藏、橘瑞超、斯坦因、斯文赫定爲代表的所謂考察團、探險隊，紛紛深入中國腹地進行文化劫掠、資源調查、情報蒐集等工作，而我們卻對此不管不顧。 作者所謂的考察，其實帶着很大的情報蒐集的目的，從他簡單、看似漫不經心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他除了收集古錢幣、陶器殘片、鐵片等，還對河流的走向及分佈，山的分佈、高度、走向，人種的測量及數據採集，各地早中晚的氣溫記錄，村莊的分佈，蒙漢雜居情況，各地的民風等等，所謂爲科學研究收集的數據，戰時就是最可靠的情報資料，可惜當時無論政府還是個人都認識不到這一點，或者被人家打怕了，任由人家想幹啥幹啥。 另外，從書中披露的作者可以肆意責罵爲其提供服務的衙役、強行要求馬伕涉深水過河、強行闖入住戶或者店家要求留宿、對拒絕爲其提供方便的人一律視爲野蠻、不懂開化等一系列行爲，可以看出其蠻橫霸道，也可以看出國家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時代，人民是多麼的卑微可憐，所以要努力讓國家保持強盛，讓任何人都不敢欺凌我們。

讀後感有點兩極化。 一方面，覺得作者在20世紀初帶着妻子、幼女克服語言、環境、天氣等重重困難開展調查研究着實勇氣可嘉；另一方面，又深知其調查的深層目的裏含着擴張、佔領等野心。 一方面，惋惜其獲得五銖錢等文物太過輕而易舉，導致了文物流失；另一方面，也看出彼時彼刻當地人尚無文物概念，留在當地可能最終也會歸於塵土。 一方面，備禮贈送沿途各類人體現了日本人的禮儀；另一方面，看其與衆人交往，也體現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和跋扈、兇狠的本性。 總之，這是比較流水賬的一本書，沒有太多調查研究的過程，更沒有體現出學術研究成果。強烈建議遊記配地圖啊！

就是去哪了喫了啥 走了多少路溫度如何，我倒覺得學術研究價值不大，“調查畢”。調查了什麼？怎麼調查？完全沒有。就是日記。說是無心爲軍方，專意爲學術，我覺得日本人很難如此單純的做事，尤其當時侵略中國的時代背景下。描述風土人情，不過是接待就熱情質樸，不接待則沾染漢人習氣過多罵人。五銖錢斧子等獲取也很輕易，拿到就說相談甚歡，拿不到誰知道會怎麼蛐蛐！

人類學家這行，幹什麼都容易錯：當時做得不對會被噴，過了幾十年還可能被翻舊賬再噴一遍。 沒被謀財害命，算是運氣爆棚；被當成間諜，遭盤問、刁難，則屬於田野調查的必修課。調查結束時，往往已經落下一身病；好不容易回到原來的社會，又發現自己哪裏都融不進去。至於調查筆記，更是怎麼寫都不對：寫得溫柔一點，被罵美化當地人；寫得尖銳一點，被罵醜化當地人；如實記錄吧，又會被扣上歧視、狡猾、奸詐的帽子。再不然，就是被懷疑別有用心，或者被指責拿公款旅行。 總之，進了田野，裏外不是人；出了田野，前後不是人。人類學家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自己遲早會被噴。區別只在於，是當場被噴，還是死後被考據出來再噴。

對這種身體力行的學者 特別是帶着妻子孩子一起的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作者的基本觀點是越往北 也就是漢化不足的地方 民風越淳樸，南邊漢化嚴重 反而越不可靠 狡詐。與其說漢化不足 倒不如說是他接觸到的越接近“未開化”或者說是一種“原始”的狀態，把未開化的原始狀態認爲是淳樸。

1908年鳥居龍藏一行的蒙古訪古日記。他們邊走邊收東西，最後拉了一車文物回來，盡享時代的紅利。 書裏記錄了很多小心思。比如撒謊騙牧民的食物、裝蒙古人套話等等。這是日記的可貴之處——筆下不會有任何情緒保留。但也提醒人們，寫日記就要做好終有一天被逐字研究的準備。 我知道作者是在臺灣的原住民博物館，他對旁人看來都差不多的土著民族分類極爲細緻。但這本讀下來，我感到的是徹頭徹尾的“日式無機感”——只記錄看到的，幾乎沒有情感起伏和思維發散。我近幾年開始對這類沒有一點有趣靈魂的學者祛魅。

喜歡歷史地理人類學的讀者可以補充很多知識。書中很多地方正好幾次旅行中都去過，與百年前的風物對照很有意思。

鳥居龍藏的人品還是可以的：1929年秋他就受聘燕京大學，1940年燕京大學堅持本校自聘教授，鳥居龍藏拒絕與日本侵略政府合作而應聘。這本書記述了1906年到1908年之間的察哈爾、熱河一帶，目的在記述東胡與蒙古的承繼關係，其實兩者並不是簡單承繼，但此行所見所聞倒成爲很有價值的旅行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