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聲樓讀記

作爲崇宋派優秀學者，虞先生在本集中的「論史」部分還是「愛憎分明」，同樣對封建餘毒有所抨擊，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批判更加「非人」的王朝崇拜；在論及中外關係上，則還是傳統的國家主義；另外還保留了一些批判文革的反思回憶小文。

比較通俗易懂，虞氏讀書較雜，專業外也有一定量閱讀 很符合個人口味，論史論人論事都見識不錯，惟偶不免天真。

這樣的歷史評論書還是第一次讀。

讀虞雲國《三聲樓讀記》 作爲宋史研究的學者虞雲國，其隨筆集《三聲樓讀記》劃分五輯的內容：帝闕斜影、前賢遺籟、學人謦欬、濤聲隔岸、書味會心。第一輯“帝闕斜影”重心旨在批判君主專制集權，筆墨之間尤具現實意義。在“皇帝與皇權：中國歷史的沉重遺產”一文裏，作者由讀周良霄的《皇帝與皇權》展開論述，一針見血地指出：“皇帝即位雖有不同叫法與相關儀式，但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倘以新朝取代勝國論，靠的是武裝與實力，禪代只是歷史表象與官樣文章；若以一朝一姓傳承言，新帝與舊君也並非都是和平交班，更多玄武門之變式的骨肉自殘與燭影斧聲式的勾心鬥角。”接下來作者扯去了歷代皇帝標榜道德的遮羞布，說他們口頭上鼓吹“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帝道，自扮爲“道德的模範與導師”，實際上只是未必躬行的障眼術與假幌子，以法家學說爲核心的統治術纔是看家真本事。最後強調：“越到專制皇權後期，越是所謂事業型的明君英主，越會把專制政體的緊身衣收得讓天下臣民無所逃遁而瀕臨窒息。”談及“皇權”，作者認爲：在帝王權勢觀念中，諸如“君父”之類的宗法稱謂，“萬乘”之類的權勢稱謂，“天子”之類的神化稱謂，“聖王”之類的聖化稱謂，“陛下”之類的禮儀稱謂，隨着帝制退場而淡出歷史。但將領袖頌爲“紅太陽”，譽爲“北斗星”，仍是帝制時代神化稱謂的殘餘。至於林彪奉上的四個“偉大”，如果說“導師”與“領袖”，分明是帝制時代君師合一的現代版，應該歸入上述“聖化稱謂”，而“統帥”與“舵手”，則儼然是“萬乘”的改造版，自當歸入“權勢稱謂”的範疇。而“萬歲”與“萬壽無疆”之類帝制時代的禮儀稱謂，在“文革”期間不但照用不誤，而且變本加厲，列入“早請示”與“晚彙報”時揮舞紅寶書遙祝“紅太陽”的必備程式。這讓我們想起馬克思所說的經典論斷：“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爲其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是事實。”“祖龍魂死秦猶在”一文則是針對孫浩暉的《大秦帝國》所做的批評，鋒芒畢露，顯示出作者不忘歷史不忘現實的敏銳觸覺。孫浩暉的《大秦帝國》旨在重新樹立秦始皇的“豐功偉績”，鼓吹秦始皇“鐵血文明”的現代價值。孫浩暉認爲：“後世不思其功，唯加其罪，對如此一個被扭曲變形爲殘暴惡魔的歷史巨人，我以爲，無論用多少文字去發掘，去表現，都不過分。”然而小說家孫浩暉似乎遺忘了“焚書坑儒”的大悲慘，居然說出“焚書是帝國新政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是新文明爲徹底擺脫舊時代而付出的必然代價。並強調坑儒在當時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好一個“政治合理性“，虞雲國拍案而起，寫下這樣的話：“然而，哪一朝獨裁者在做掉異見者時不打出政治合理性的堂皇旗號呢！”事實上，秦政的殘酷暴虐，早已蓋棺論定。歷史學家張蔭麟說過：“秦朝武力的統制不夠，還要加上文化的統制；物質的繳械不夠，還要加上思想的繳械。”大史學家呂思勉針對“焚書坑儒”，斷然判決道：“這兩件事，都是無道到極點的。”爲秦始皇及“焚書坑儒”翻案的小說家孫浩暉，從某種角度來說，其實乃是“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現代鼓吹者。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果不其然。

虞先生是《細說中國史》中宋史的續寫者，讀後受益匪淺，特地查找到了他的其它幾本著述，本書是其中之一，進一步瞭解了作者的治史態度和方法，對其歷史觀，價值觀和客觀公允的寫作原則及語言風格都頗爲欣賞，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