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

這是一次非常意外的收穫之旅，《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這本書放在書架裏很久，久到已經想不起當初是怎麼看中的這本書。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本書絕對稱得上是我個人的“年度之書”，因爲在這本書中，作者佩裏·安德森不僅用其詳實的資料彙集和闡述，展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歐洲各大主要國家在國家體制方面的發展脈絡，更從政治經濟視角，給出這些脈絡變化發展的內因與外力，以及相互作用的過程。可以說，按照從西歐到東歐的順序，歐洲主要大國都擁有了一個基於歷史大背景的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演變概覽。依照這個概覽，再去深入閱讀每一個國家的中世紀和近代史，相信就會無數的歷史細節和紛繁八卦中，看到全然不同的脈絡和真正因果。可以說，這本書第一吸引我的，正是這種近乎指南式的高度凝練和提綱攜領式的總結提要。相信下一步再去看歐洲史的時候，我一定會反覆重讀本書中的那些國家類目章節，仔細對照其中的分析和論述。現在我已經開始期待這種對照可能帶來的啓發和豁然開朗的閱讀體驗了。 但是，上述收穫，可以說還只是流於表面的。更爲深刻的啓示，其實佩裏在全書一開始，就毫無保留地做出了完全揭示——即在當前基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主流敘事中，針對歐洲從封建等級制國家，向“絕對主義國家”轉變的過程中，被馬基雅維利定義爲：“歐洲近代歷史上繼等級君主制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的“絕對主義”，是與“專用於”描述同時期東方世界國家政體的“專制主義”並列存在，而又具有非常強烈特徵差異的國家政體概念。但在佩裏看來，絕對主義即便是在歐洲，也不是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唯一概念。其演變路徑、經濟基礎、政體結構等等特徵，具體到歐洲的不同區域、不同國家，都呈現出不同的變化邏輯。這其中既有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也同樣存在衆多離散式的不確定性在歷史上留下的明確印記。其結果就是絕對主義國家即便是在歐洲，也呈現出由西向東，逐漸改變；在社會基層特徵（自由農民與農奴制）上，西歐東歐截然相反的鮮明特徵。換言之，佩裏一上來就明確了其核心的史學觀點——所謂“歷史的必然”其實並不存在！人類社會演化的路徑和結果，其實與生物物種的自然選擇進化類似（此爲我對本書作者核心觀點的歸納），在受到外部環境、內在社會結構和生產力發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下，每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即國家）都會在其存續期間，不斷演變其政體。這種演變的路徑，有其內在規律，但絕不能簡單“歸納”到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種單一的路徑之中。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學術觀點，佩裏非常詳盡地從西歐到東歐，逐個國家一一展開論述，並在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典型差異和共性之間，做反覆對比，從政治、經濟、生產力表現形式等等多角度展開討論。最終，在全面呈現了歐洲近代各國的絕對主義演變圖景之後，真正精彩部分，卻是在結語完成之後，以“兩篇筆記”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正如作者在開篇時所說的那樣，一直以來，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中，所有涉及東方、涉及中國的敘事，基本上就是以“封建專制主義”來概括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但是，我自己就困惑了很久，所謂的封建，無論是西方意義的，還是中國歷史認知中的，在真實的歷史上，其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終結。始皇帝之所以爲“始”，今天的學者們之所以能反覆指摘、歸咎於“大一統”，不就是因爲自戰國之後，中國曆代王朝正統或許還有“封”，但也必然不是“分封”。所以，每每涉及所謂中國的“封建社會”，其實更多是說“專制社會”，而封建更多則是形容其落後反動，而全然不會有任何封建這一詞彙的本意。但恰恰是在這兩篇筆記中，佩裏從亞里士多德（是他首先提出了專制主義這個名詞，並用以專指東方。）開始，沿着西方哲學、歷史和政治經濟學術的脈絡，一直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然後，在充分引用了諸多學者的論述，包括馬恩本人的書信段落之後，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所謂亞洲的這些國家的相似性實際上是一種錯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缺乏資訊的產物，因爲當時東方歷史研究在歐洲纔剛剛起步。”“事實上，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看來都未能對中國歷史進行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因爲他們的偏見也在其他地方顯露出來。”可以說，馬恩基於當時歐洲對亞洲國家現狀和歷史的各種錯誤認知，而形成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沿襲“專制主義”這一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僞概念，是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大缺陷，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至此，本書給予我的最大收穫，就是對馬恩，及其學術思想的祛魅。每個人的認知，都必然受到其所處環境和所在歷史階段的制約。對於自己沒有真正瞭解的事物妄加揣測、盲目相信缺乏實證的第三方證言、把自己的推理任意泛化到超出自身認知範圍的領域……所有這些每個人都常犯的錯誤，偉大睿智如馬恩，一樣躲不過。認知到馬恩理論中存在的、歷史侷限性所造成的缺陷和錯誤，並從新的歷史和現實事實中，重新認知、構建起符合唯物主義史觀的中國歷史演化路徑推演，纔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應該做的事情，也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踐行。

收穫很多，作者通過比較政治的視角分析西歐、東歐十幾個國家從封建主義過渡到絕對主義、資本主義的路徑差異，直觀地體感到歷史的複雜變體，相似的結構，在不同的內外條件下，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歷史路徑，更清晰地認識到西歐封建社會與西周的本質不同、中西文明發展的路徑差異，安德森認爲中國不存在封建主義，倒是日本幕府時期可與之對比，布洛赫也在《封建社會》裏提到了日本，但沒有展開，安德森在這本書裏作了很詳細的分析，很值得一看，另理解了德國東西部差異的歷史淵源，還有歷史的“交錯斜線”，舊的經濟基礎廢除後，上層建築不一定立刻崩潰，可能會適應、甚至扭曲新的經濟現實。 以下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想法，邏輯比較混亂，忽略： 1.概念錯置與中西封建差異 從秦到清，雖然是中央集權帝制，但我們也會將這段歷史概括爲“封建專制社會”，很容易導向一個誤區：越封建，越專制，將封建和專制劃上等號。然而，如果將視野轉向歐洲，就會發現二者的內在矛盾，封建和集權專制完全是兩個概念。按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東方社會沒有‘封建主義’，只有‘東方專制主義’。無論是西周的封邦建國還是秦至清的“封建社會”，顯然都不符合，我喜歡安德森在文中說的“不要隨意地把適用於歐洲的歷史分期和概念濫用於中國歷史”。歐洲的封建主義本質是一種基於采邑與契約的權力分散結構：國王與領主、領主與封臣間層級分權，缺乏統一的官僚系統、常備軍等國家機器，更像是一種權力下沉”的鬆散合夥模式，內核是分權而非集權，而即便都是封建主義，也呈現出多種複雜變體，所以這也是我很糾結該怎麼稱呼封建社會時期的政治形態。勒高夫認爲政治、國家這些概念在10世紀時還未存在，要到13世紀亞里士多德著作再發現，才逐漸形成國家觀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裏將國家定義爲階級鬥爭的產物，根據這個定義，可以稱作封建國家，安德森將之細化爲封建等級君主國、封建絕對君主國，而按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主權國家，是不具備國家形態的。很難用一個概念來定義國家，而概念的同一往往遮蔽了歷史的異質性，學會辨析概念的流變和語境很重要，我之前很容易犯概念套用的毛病，現在能夠學會辨析語境，算是這兩年讀歷史的一些收穫。 不得不感慨，西歐和中國古代的歷史發展路徑真的完全不同啊，一直到16、17世紀，那些國家纔有正式的常備軍，在這之前公共權力被分割，王權有限，官僚機構小，財政收入主要來自自己直轄領地的收入，而沒有面向全國臣民的徵稅權，無力支撐起常備軍，主要是靠外國僱傭軍打仗。對於長期浸淫於中央集權敘事的人來說，這種“無官僚無徵稅無軍隊”的封建國家形態真的很難理解。這種格局要追溯到西羅馬崩潰留下的權力真空和經濟衰退，在缺乏中央權威下，地方領主和貴族通過提供庇護來換取封臣的效忠和農民的勞動，逐漸形成了封建依附關係，西歐的國家形成，可以說是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從極度破碎和權力下放的狀態中，通過漫長的征伐、競爭，以及與教權的博弈，才重新將權力收歸到君主手中，最終形成現代民族國家。 與西歐的“破碎”相比，中國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國家機器，並且有大一統、天下共主的政治意識形態，比如“宅茲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並建立了強大的官僚機構，當然這裏和我們的地理環境和小農經濟相關，高度依賴土地和水利，需要集中力量進行水利建設，自秦統一建立中央集權帝制後，維持了長期的超穩定結構（如馬克思所言“對於時間來說毫無咀嚼的味道”），而面臨的挑戰則是結構僵化轉型異常艱難。西歐雖然起點晚，長期處於戰爭與分裂狀態，但催生了多元的政治實體、城市自治、法律傳統以及後來的議會制度，也爲後來資本主義、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爆發奠定了基礎。兩種路徑，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和風景，有意思。聯想起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一書中，作者認爲“春秋戰國時代，封建社會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戰爭，而在歐洲，整個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除了來自戰爭，還有商業競爭，後者國家-社會權力弱給予了商業發展的空間，產生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前者中央集權下經濟驅動力不足導致無法在內部產生工業資本”，安德森也強調貨幣經濟的發展是王權能夠突破封建領地束縛、建立超越性的中央權力的關鍵槓桿，沒有貨幣化這個經濟基礎，歐洲的王權就無法長出新的國家形態。 2.東歐和西歐的絕對主義路徑分歧 東歐的封建內部關係網絡“遠不如西歐完整緊密”，沒有複雜的采邑鏈條，騎士、貴族與君主之間沒有那麼多層級，缺少強大的中間領主階層，也因此東歐的君主在向“絕對主義”過渡時，面臨的阻力比西歐君主小，更容易利用國家權力整合對貴族和土地的控制，從而形成了更爲專橫和官僚化的絕對主義國家形，比如沙皇帝國，封建擴張和資本主義擴張的混合體，但軍事封建主義佔據了主導。耐人尋味的是，同樣的制度在不同地區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在西歐，絕對主義取代了農奴制；在東歐，它卻成爲鞏固農奴制的手段，並且來自西方的軍事威脅，迫使東歐貴族形成普遍向心力，促進了絕對主義。安德森敏銳地提及到歷史具有強大的路徑依賴和慣性：即使其最初的經濟基礎（農奴制）因外部衝擊而崩潰，由其塑造的政治上層建築仍能延續很久，並以新的形式適應變化，繼續塑造着該地區的歷史軌跡。 3.德意志的東西差異歷史淵源 歷史的偶然性。同盟國把萊茵—威斯特伐利亞送給普魯士，目的是阻止普魯士在德意志東部和中部的領土擴張，從而保持德意志邦聯的分裂狀態，便於自身操控；同時也讓普魯士承擔對抗法國的責任，但他們沒有預見到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的經濟潛力和普魯士的整合能力。同盟國的決策是基於短期均勢考慮，但意外地賦予了普魯士人口、經濟和戰略優勢，最終導致了德國統一和歐洲格局的鉅變。而這個領土安排也給德國內部劃下了一條潛在的裂痕，構成了日後東西差異的基礎。西部擁有繁榮的城市、悠久的商業自治傳統和礦產資源，後來成爲歐洲最大的工業區，而東部主要是容克貴族統治，封建大莊園農業經濟，社會封閉、保守。而這種內在的分裂塑造了德國的獨特基因，雖然功能上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帶着濃厚的封建色彩，馬克思形容“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着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護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 4.其他 即便是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偉大的導師，也可能受限於史料和時代，提出一些謬論，比如黑格爾認爲中國絕對平等、沒有階層分化？馬克思把“亞細亞生產方式”擴大到從原始社會到近代早期的印度和中國，還有邊緣的部落，文明程度差距如此巨大的社會經濟形態，都被壓縮在同一種生產方式裏，難以想象會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主張？ 基於安德森的論述，一個強大的、能夠統攝貴族階級的君主，是絕對主義成功構建的關鍵，波蘭恰恰缺乏這樣一個君主，由於貴族勢力強大且均衡，國王權力被議會架空，任何嘗試都會被“自由否決權”扼殺，最終導致無政府狀態，被瓜分滅國的命運。但這裏的論述有種從結果（絕對主義國家的勝利和波蘭的滅亡）出發，反向推導出“因爲沒有產生絕對主義而消亡”的原因，將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化成某種必然性。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儘管有其致命的缺陷，但它也代表了一種不同於中央集權絕對主義的政治想象——一種更強調“協商”和“自由”的共和傳統，儘管只限於貴族階級。 總的來說，這本書很精彩，知識密度高且不乏批判，洞察很深刻。

絕對主義原本特指歐洲近代歷史上繼等級君主制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馬基雅維利的用語）。在西方學術界，這種政治體制的另一個名稱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譯成中文就是“絕對君主制”。 在這個世紀，馬克思主義學者相信歐洲社會—經濟發展連續階段的普遍適用性，普遍認爲，封建主義是世界範圍的現象，涵蓋歐洲、亞洲和非洲各國。因此，他們揭示和研究奧斯曼、埃及、摩洛哥、波斯、印度、蒙古和中國的封建主義。政治上反抗歐洲優越性這種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導致了學術上把從一個大陸的歷史得出的歷史概念加以擴展，用以解釋其他或所有大陸的演變。從未有任何一個術語像封建主義這樣不分青紅皁白地普遍地推而廣之，在實踐中經常用來指介於部落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兩極之間的、沒有打上奴隸制烙印的任何社會形態。在這種用法中，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界定是，大土地所有權同小農生產相結合，剝削階級用超經濟強制的習慣方式——勞役、實物貢賦、貨幣地租——來壓榨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另外，商品交換和勞動力流動也因此而受到限制。這種複合體被認爲是封建主義的經濟核心，它可以存在於許多各式各樣的政治外殼下。換言之，基於一種不變的生產核心，法律體制和政治體制是可選擇的和外在的人工產物。這樣，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就同經濟基礎結構脫離了，後者單獨構成這種實際的封建生產方式。 這種理論普世主義在科學上的失效可以從其導致的邏輯弔詭看出。如果封建生產方式可以在不考慮與之相伴的各種法律和政治上層建築的情況下加以界定，那麼在地球任何地方，凡是原始部落社會形態被取代的地方它都會存在，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國際封建主義的歐洲舞臺的獨特動力應如何加以解釋?還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敢說，除了歐洲及其美洲外延，工業資本主義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會自發地發展起來。歐美恰恰是憑藉着經濟優勢而征服世界其他地區，根據自己的帝國體系的需要和衝動，在國外阻礙或移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換言之，一旦整個主權和法律結構脫離了無所不在的封建主義經濟，其陰影就會令人意外地籠罩這個世界：因爲它變成了能夠解釋全部生產方式發展差異的唯一原則。這種無所不在的封建主義概念把各大陸的命運都變成純粹地方方言的表面遊戲。患色盲症的唯物主義不能辨別在同一歷史區段的不同社會總體的現實而豐富的色譜，從而不可避免地淪落爲一種剛愎自用的唯心主義。 安德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是他反對線性進化歷史觀和單一模式。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本書的目的在於，既“一般地”又“具體地”考察歐洲的絕對主義。也就是說，既考察絕對主義國家的“純粹”結構——這些結構使之成爲一個基本的歷史範疇，又考察歐洲中世紀以後各種君主制所呈現的“複雜”變體。在今天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中，這兩種實在（reality）通常被一道鴻溝分開。一方面，人們構想或設定“抽象”的一般模式——不僅是絕對主義國家的模式，還有資產階級革命或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而不考慮它們的實際變化；另一方面，人們研究“具體”的地區個案，而不考慮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聯繫。 在歷史解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沒有嚴格的分界，即不能絕對地區分成“長時段”（long-run）和“短時段”（short-run）或“抽象”和“具體”兩種互不相涉的研究。這裏只有已知的——由歷史研究所確定的——和未知的：後者或許是個別事件的機制，或許是整個結構的運動規律。 我們這項研究中，沒有這種整齊劃一的時間媒介：因爲歐洲——東歐和西歐——的主要絕對主義（國家）的時代恰恰是極其不統一的，而這種不統一性本身就影響着國家制度的各自性質。西班牙絕對主義是16世紀在尼德蘭遭受第一次重大失敗的；英國絕對主義是在17世紀被剷除的；法國絕對主義延續到18世紀末；普魯士絕對主義保留到19世紀後期；俄國絕對主義直到20世紀才被推翻。這些重大結構在時間上的巨大差異必然呼應着它們的構成和演變的深刻差異。由於這項研究的特定對象是整個歐洲絕對主義的系譜，因此不能用統一的時間來涵蓋它。 今天，當“自下向上看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已經變成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學術界的一句口號，而且在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中產生了重大成果之時，十分有必要重提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階級之間的長期鬥爭最終是在社會的政治層面——而不是在經濟或文化層面——得到解決。換言之，只要階級存在，國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產關係重大變遷的標誌。因此，“自上向下看的歷史”（history from above）——階級統治的複雜機制的歷史，其重要性不亞於“自下向上看的歷史”：實際上，沒有前者，後者最終只是片面的歷史（即使是較重要的一面）。馬克思在成熟階段曾寫道：“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譯者注） 在文藝復興時期造就新君主政體的雙重力量有着同一個法律凝聚點：當時最偉大的文化運動之一——羅馬法的復興左右逢源地適應了兩個社會階級的需要。不平衡的兩個力量與層次造就了西方絕對主義國家的機構。 從政治上看，羅馬法的復興適應了那個時代改組後的封建國家的政制需求。實際上，毫無疑問，在歐洲範圍內，採用羅馬法的首要決定因素來自王室對加強中央權力的渴望。不應忘記，羅馬法律體系包括截然不同而且顯然相互矛盾的兩個部分：規定公民之間經濟交換關係的民法和規範國家與其臣民之間政治關係的公共法。前者是jus，後者是lex。 事實上，外交一直是文藝復興時代國家誕生的標誌：隨着它的出現，歐洲的國際性國家體系也誕生了，在此體系中，總可以找到一個國家周邊環境的弱點或其他國家對該國的威脅之處。構成中世紀歐洲的成分從來不是涇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單位——即國際性國家體系，其政治版圖必然是相互重疊、犬牙交錯的，不同的司法訴訟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纏繞、分層，充斥着各種不同的誓忠、不對稱的主權、不規則的飛地。在這錯綜複雜的迷宮中，不可能產生出正式的外交體系；因爲並不存在夥伴之間的一致性或對等關係。由所有人組成的拉丁語基督教世界的概念爲各種衝突與決斷提供了一個普遍主義的框架。 百年戰爭長期考驗的最重要遺產就是它終於使君主政體在財政、軍事上擺脫了中世紀政體的侷限。因爲只有在拋棄由騎士服役的宗主召集附庸作戰的體系、建立領取薪俸的正規軍隊之後，才贏得了這場戰爭。 在100年內，西班牙絕對主義曾執歐洲之牛耳，但先是因荷蘭革命而受挫，最終在17世紀中葉，被法國絕對主義在荷蘭的支持下打破。不過，法國絕對主義並未嚐到在西歐稱霸的類似滋味。在比利牛斯條約訂立20週年之後，其擴張行動已被徹底遏制住了。路易十四的徹底失敗倒不完全因爲那數不清的戰略錯誤，而是與在1640年和1688年英國革命前夕法國在歐洲的政治中相對地位變化有關[30]。17世紀後期，甚至在法國全盛時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崛起以及國家的政治穩定超過了法國絕對主義。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真正勝利者是倫敦的商人和銀行家：他們迎來了稱霸全球的不列顛帝國主義時代。封建晚期的西班牙國家已被受到荷蘭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法國打敗。封建晚期的法蘭西國家在其發展道路上則遭到受其對頭奧地利支持的、力量並不均衡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荷蘭的堵截。從本質上講，波旁絕對主義比西班牙絕對主義更強大。事實證明，路易十四王朝爲對外征服進行的緊張的國內準備勞而無功。凡爾賽霸權主義時代的鐘聲從未敲響過，儘管在17世紀60年代它一度顯得近在咫尺。 實際上，法國絕對主義國家的歷史性覆滅直接與其封建結構的僵化有關。引發1789年大革命的財政危機，究其原因，正是君主政體無力向它代表的階級徵稅，而國家與貴族之間僵硬的關係最終加速了他們的共同滅亡。 總的來講，中世紀英國封建君主政體的勢力比法國強大許多。諾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所建立的王權國家的權威和效率在歐洲是無可匹敵的。正是英國強大的中世紀君主政體使其得以在大陸上進行損害法國利益的領土冒險。百年戰爭期間，幾任英王及其貴族跨越險阻重重的海上障礙，力圖控制並佔領法國大片地區。這是中世紀獨一無二的武功：島國結構優勢的充滿進攻精神的象徵。但是，西方最強悍的中世紀君主政體造就的卻是最虛弱、最短命的絕對主義。當法國成爲西歐最強大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發祥地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英國都經歷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日漸收縮的絕對主義統治。 爲鎮壓愛爾蘭起義必須徵召軍隊，而對英國軍隊控制權的爭奪使國會和國王走向內戰。英國絕對主義被其邊陲的貴族地方主義和氏族動亂引入危機：它們本是支持它的歷史性因素。而商業化的鄉紳、資本主義化的城市、平民化的手工業者和自耕農則在中心置它於死地：它們是超越絕對主義的推動力。英國絕對主義在進入成熟期之前就被資產階級革命腰斬了。 絕對主義國家崛起於文藝復興時代。其許多技術手段——包括行政和外交兩個方面——均由意大利首開先河。因此，有必要發問：爲什麼意大利本土卻從未建立過全國性的絕對主義政體?當然，十分明確的是，中世紀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跨國體制使意大利和德意志兩地不可能產生以領土劃分的、正宗的君主政體。 因此獲得自由的北部、中部城市可以醉心於政治和文化發展。帝國與教皇國同時黯然失色使意大利與西方封建主義的聯繫非常脆弱：從14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在阿爾卑斯山到臺伯河（the Tiber）之間的各城市經歷了革命性的歷史進程，被人們稱之爲“文藝復興”——在“中世紀”的黑暗間隔之後古典古代文明再生。 新型王國使城市共和國的活力化爲烏有，又無法依賴封建領地化鄉村的忠誠和紀律。因此，儘管它們表面上在技術手段上非常現代——諸如純“權力政治”的著名發明——但僭主政治其實根本不可能產生近代早期典型的國家形式，即統一的絕對主義王權。 瑞典絕對主義並未經過一般封建國家自“中世紀早期”向“近代初期”的過渡階段，因此，突如其來出現的瑞典絕對主義在西歐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新國家是在外力推動下產生的。 資本主義是歷史上第一個用“純粹”經濟方式——工資契約——來壓榨直接生產者的剩餘的生產方式。那種工資契約是自由當事者之間的平等交換，但卻每時每日地再生產出不平等和壓迫。 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寫道：“社會關係總合起來構成了現在稱之爲產權（property，又譯爲“所有權”——譯者注）的東西。”這並不是說，法律上的所有權本身僅僅是一種虛構或錯覺，可以用一種對在它背後的經濟基礎結構的直接分析加以打破。 這些批判段落十分清晰地表明，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把封建主義概念不分青紅皁白地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地區的危險性，因此不贊成把德里（Delhi）蘇丹國或莫臥兒帝國時期的印度說成是封建社會。另外，他的這些邊注也表明，他是以一種極其透徹和敏銳的態度對待這些“上層建築”形態，強調它們對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類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這些論述如果不附加過多的引申，大概可以概括如下：封建主義主要是指，由一個貴族組成的社會階級對農民依法實行的農奴制和軍事保護；這個貴族階級享有個人權威和財產，壟斷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權；其政治架構是主權分裂和納貢制度；有一種讚美田園生活的貴族意識形態。 封建主義作爲一個歷史範疇是啓蒙運動的發明。甚至從這個術語剛開始流傳的時候起，就產生了爭論：在獲得這一名稱的歐洲之外是否也存在這種現象?衆所周知，孟德斯鳩就曾宣稱它絕無僅有，它是“一度在這個世界上發生過，但也許再也不會發生的事件”。同樣著名的是伏爾泰的反對意見：“封建主義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形式，它以千差萬別的行政機制存在於我們這個半球四分之三的地區。”顯然，封建主義確實是一種制度“形式”，而不是一種轉瞬即逝的“事件”。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它所附有的“行政機制差異”的範圍之大，往往使得人們難以對它作出明確的界定。總的說來，用今天的眼光看，毫無疑問，具有更深刻歷史意識的孟德斯鳩更接近真理。 事實上，甚至高唱凱歌行進的資本主義本身——第一個變成真正全球性的生產方式——也絕不僅僅是收容和消化了它在自己發展道路上所遇到的和征服的各種原有的生產方式。在此之前的歐洲封建主義更不會這樣做。沒有任何一種統一的目的論能夠以這種方式支配着迂迴曲折而分道揚鑣的歷史軌道。因爲衆所周知，具體的社會形態通常都包含着若干屬於不同時代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衝突的生產方式。實際上，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的興起，只有打破歷史時間總體直線發展觀念才能獲得解釋。通向資本主義的歷程不是展現了一種循序漸進的編年史（在這種編年史中，一個階段繼承和取代另一個階段，又產生出一個將會取代它的後繼階段），而是顯示出在一種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另一種生產方式遺產的存留效應（remanence），這種遺產的符咒在向第三種生產方式過渡時的活化作用（reactivation）。 因爲衆所周知，資本主義的誕生也伴隨着古代的再生。文藝復興儘管遭到了各種批判和修正，但始終是整個歐洲歷史的關節點：既是史無前例的空間擴張的時刻，又是同樣史無前例的時間復甦的時刻。正是在這個關節點上，由於古代世界的重新發現和新世界的發現，歐洲國家體系獲得了一種徹底的獨特性。一種無所不在的全球性權力最終成爲這種獨特性的結果，也結束了這種獨特性。 列寧一再強調：“沒有外貿，就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可能出現。” 霍布斯（Hobbes）是第一個在17世紀談論專制權力的作家，但是他很奇怪地把它說成是正常而恰當的主權形式。這種用法當然是一個例外了。相反，隨着這個世紀的時間的推移，專制權力普遍地被愈益等同於暴政。 “專制主義”概念的明確出現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站在外面對“東方”的評價。人們從中發現了真正的希臘世界本身（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說法）的古典古代，一個主要的經典說法就是亞里士多德的著名論斷：“野蠻人比希臘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是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譯者注），但是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這樣，在歐洲全部政治哲學的源頭（fons et origo），專制主義就被明確地說成是亞洲的屬性。 孟德斯鳩‘’專制政府的原則是恐懼……它處處強求一律。”這種一律性是古典古代城市統一的不幸反題。“在共和國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在專制國家中人人也是平等的。在共和國，人人平等是因爲他們就是‘一切’；在專制國家，人人平等因爲他們‘什麼都不是’。” 中國古代國家的法律規定基本上是懲罰性的，只是一味地鎮壓犯罪，而沒有提供指導經濟生活的正面的法律架構。同樣地，除了技術發明的實用智慧和官方扶持的精製的天文學外，中國文化沒有形成自然法（natural laws）的理論概念。它的各種科學往往是注重分類而不是因果關係，用一種有彈性的宇宙觀把它們研究的各種異常現象——往往比同時代西方科學更精確——包容起來，而不是對它們提出質疑和解釋。因此它們缺少因果關係的範型——衆所周知，對後者的反駁能夠引起科學內部的理論突變。 但是，在程序上有一個十分顯然的教訓，即絕不能先建立歐洲進化的規範，然後把亞洲的發展情況歸入遺留的一個統一範疇。凡是在封建歐洲之外的歷史領域進行的嚴肅的理論探討，都必然會取代傳統的一般性的比較（同歐洲的比較），實事求是地建立一種具體而準確的社會形態和國家體系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尊重它們各自結構和發展的重大差異。只有在無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纔會具有相同的顏色。

西歐那種絕對主義，我概括下來就是分散的土地，領主掌實權，主權分割，沒有很強的官僚系統。皇帝收不到稅，只能去求助城市商人階級，然後政治交換，讓城市自治，形成自治市。然後絕對主義國家其實是自治市裏的商人替代采邑制貴族的過程，所以絕對主義皇帝要尊重私權要聽商人的話，而中國沒有那方面的限制。然後東歐又不一樣，東歐城市和附屬的商業薄弱，農奴制發達，農本位爲主，皇帝得靠大地產主的支持才能上位，所以這些地方普遍把農奴固定在土地上進行殘酷剝削。這也是爲什麼西歐(英法意)等國對猶太人比較友善，而東歐的普魯士，波蘭，沙俄，奧匈帝國等都比較反猶的原因。而在中國，皇帝既不需要聽大商人的，也不需要聽大地產主的，只要聽官僚的就能源源不斷收稅，(韋伯定義的俸祿官僚制)這就是中華文明的特點。中華文明在近代的失敗恰恰是古代過於成功的結果。求變是需要承擔風險和代價的，既然不斷農業開拓就能養活更多人，確保收上來足夠多的稅，那麼統治者自然不需要依靠商人去求變了。這也是各代王朝打壓地主和大商人的底層邏輯。

絕對主義來自博丹提出的不可分割的主權，所以這個概念基本是沿襲着法國展開，不得不說啓蒙運動都是圍繞法國。既可以看成法國把自己的模式傳遍歐洲，也可以看成把絕對主義作爲一把工具來衡量歐洲，因爲還是有英國荷蘭這種跳出絕對主義的國家，意大利波蘭這種在絕對主義上失敗的國家。 讀起來很通順，很有線索，而且剛好絕對主義在歐洲是自西向東緩慢展開，一邊成功一邊失敗，比較角度非常強，可以回答絕對主義的發展，不同路徑，模式問題。最遙遠的俄羅斯甚至在20世紀還在反覆折騰農奴制，一直到一戰。不過本書的門檻可能偏高，二度農奴化，白銀革命，私有制這些概念都是偏複雜，不瞭解這些內容很難把歷史串聯起來，如果變成歷史連續劇就讀不出來線索感。 可能成書比較早，有些問題在字裏行間沒有表達出來，然後結論比較少。給出的結局比較衆所周知，作爲歷史讀物，確實也沒必要放入這麼多總結問題，因爲怎麼解讀這些內容還是很多角度的。不過作者作爲大理論家，應該在其他刊物上仍然在討論這些內容，因爲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深度討論的問題。特別是歷史學越發展以後，東方的問題可以更加明晰。安德森也和很多不同的人在打交道。 有一個隱藏的角度就是超經濟強制問題，西歐的超經濟強制在減少，東歐的超經濟強制在加強，中間的德國把這個制度共存了。說明歷史不是經濟決定論，不存在經濟好了大家就一定有好日子，決定歷史的內容是很多元的。超經濟強制和絕對主義有什麼關係？這個只能靠讀者自己體會了。畢竟這個是馬克思那一代人開始的問題，絕對主義以後的時代不是簡單的歷史進步主義，很多東西都可以再在絕對主義時代找答案，仍然有啓蒙未竟的事業。

微讀算法難得推了一本真正的好書給我，讓我意外地瞭解到在帶英竟然存在如此富有學識和洞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佩裏·安德森真是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我對帶英的部分看法。 本書的主體部分對歐洲絕對主義進行了類型學研究，在結論部分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對以往將歐洲歷史發展的階段論推廣到非歐地區的做法（主要是將歐洲的封建主義強加給亞洲地區的做法）進行了批判，顯示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待歷史的科學態度。全書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展開分析，顯示出作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深厚造詣和在歷史研究上的強大學力。可以說，本書極高的知識密度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闡述時常讓我拍案叫絕。總的來說，這本書值得反覆翻閱。 話分兩頭，重要的不僅是對這本書已經取得的成就進行褒獎，而是對這本書能夠提供的靈感進行儘可能多的新鮮思考。因此，我想在這本書已有的科學分析基礎上，記錄一些新的想法: 在我國常見的歷史階段論中，在歐洲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是不存在絕對主義這麼一個過渡階段的。而在中文中的“絕對”二字也很難提供一種望文即生義的認識來指出“絕對主義”是如何有別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當然，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佩裏的研究逐步理解絕對主義是如何建立在它的封建歷史之上，又是如何爲資本主義做出它應有的準備的。根據佩裏在書中的描述，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絕對主義是歐洲中世紀結束後，到確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制度中間的各主要王國（公國）出現以中央集權化的王權、行政機構官僚化、對外積極謀求軍事擴張爲特徵的一個歷史時期，大致從15世紀延續到20世紀初期。在這一時期，各王國（公國）以普遍的農奴化來鞏固貴族的統治，同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要求政治權力，這樣，團結在國王（大公）身邊的貴族就和資產階級一起在以宮廷爲核心的行政官僚機構中共同謀求官職。 （一）歐洲從封建主義走向絕對主義的歷史動力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歐洲絕對主義帶有極爲強烈的歐洲地方色彩。它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就是封建等級制，所追求的就是中央集權化和行政官僚化的帝國體制。這樣，我們就容易察覺到，從封建等級制向君主專制的轉變似乎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相對早熟地完成了這一歷史轉折，從秦王掃六合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以中央集權化和行政官僚化爲主要特徵的帝制時期。歐洲在資產階級力量相對軟弱的東歐，以俄國、普魯士爲代表也曾建立起在性質上較爲接近的沙皇俄國和德意志帝國。應該說，絕對主義是封建主義的延續，而君主專制是封建主義的最高階段，絕對主義正是君主專制的準備階段。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在封建等級制的基礎上自覺出現了中央集權化和行政官僚化的歷史動力。這是爲什麼？因爲戰爭的需要（書中提到的日本從帝制的倒退無疑很大程度上源於戰爭需要的消失）。無論是爲了應對穆斯林的進攻還是各王國間經常的戰爭，爲了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必然要求君主將王國內的剩餘價值實現爲軍事機器，而當這種支配剩餘價值實現方向的能力成爲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時，中央集權化和行政官僚化就爲自己的前進開闢了道路。首先，君主將避免掣肘，也即阻止其他人分流其支配剩餘價值實現方向的能力，這就必然導致其對有實力的貴族進行打壓；其次，君主將致力於擴大能夠支配的剩餘價值總量，這就必然導致他將鞏固農奴制，將農民完全束縛於土地，以便更好地剝削；最後，君主爲提高剩餘價值實現爲軍事機器的效率以及該機器的水平，就必然對官員的專業化程度和能力大小提出要求，貴族頭銜就將逐漸成爲官員的獎賞而非成爲官員的前提。這樣，一個對內殘酷壓迫農民，對外謀求軍事擴張的中央集權化行政官僚體制就將逐漸形成，君主絕對主義正是這個孕育階段的產物。 這個總的向君主專制過渡的絕對主義之所以存在還有一個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君主能夠壓制貴族羣體，但卻無法徹底壓倒貴族勢力。因此，在佩裏的書中，我們不難發現歐洲君主與他們的貴族之間的妥協，總的來看，君主仍然和貴族擁有同樣的階級利益，因爲無論如何，君主是最大的貴族，而君主專制本身就是從貴族專政走向唯一的貴族專政，所以絕對主義仍然是貴族專政的絕對主義。而站在這個問題上頗有意思的，正是波蘭貴族。在此，我摘錄一段書中的原文來回憶：“爲什麼舉世無雙的剛愎自用和桀驁不馴的波蘭貴族不能建立起本民族的絕對主義……從實際情況看，一旦構成中世紀政治體系的多種中間權力的結合鏈條被打破，貴族就再也沒有實現統一的天然動力。貴族通常會分裂而形成縱向的等級制，這種等級制同任何平面的代表分配製具有結構上的衝突，後者是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特徵。因此，有一個實現統一的外部原則要強制性地把他們結合成一個整體：絕對主義的功能恰恰是從外面強加給他們一種嚴格的正規秩序。由此在絕對主義君主同貴族之間就經常可能發生衝突；正如我們所知，這種衝突在歐洲各地普遍發生。這種緊張是這兩者脣齒相依關係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爲在貴族階級內部沒有任何內在的利益調節器，絕對主義只有“凌駕於”貴族之上才能實行“有利於”貴族的統治。但是唯獨在波蘭，由於鄉紳的異常規模及其內部沒有任何等級頭銜之分，在貴族中間產生了一幅自我毀滅的代議制漫畫。這兩者之間的不相容是由自由否決權怪誕地展示出來的。因爲在這種制度內，任何一個貴族都無須放棄自己的權力，任何一個地主都能解散省級議會，任何一個省級議會的代表都能解散國會。非正式的庇護關係不能爲統一提供一個充分的建設性原則。無政府狀態、軟弱無力和任人宰割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貴族共和國最終被其絕對主義鄰國從地圖上抹掉”。因此，一旦君主無法凌駕於其他貴族，那麼它將悲劇性地葬送掉這個國家，因爲他無法調動這個國家的多數剩餘價值爲他所用，它將處處都是弱點而爲其他的絕對主義國家所輕易擊破。 （二）歐洲絕對主義走向君主專制進程的中斷 顯而易見的是，歐洲絕對主義沒能完成實現君主專制的歷史任務，這是因爲無論是絕對主義還是君主專制，歸根到底仍然是封建主義的，而資產階級的崛起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無疑使這個目標提前“流產”。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城市經濟發達、商業繁榮、資產階級力量相對強大的西歐，始終困於絕對主義向君主專制的過渡中難以自拔，最終在法國大革命後，整個歐洲向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逐漸過渡。絕對主義是建立在以普遍的人身依附爲特徵的生產關係之上的。如果在生產力領域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那麼絕對主義將在它做好準備之後過渡到君主專制，在歐洲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帝國。但是歐洲的重商主義傳統以及商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發軔自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築牢了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真正基礎，在君主專制尚在醞釀之時，就從內部爆發出可怖的社會革命性力量，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將整個封建主義埋葬。但是在革命仍處於“自在”階段時，我們能夠觀察到的就是城市要求自治，以及由於絕對主義行政機構官僚化所不可避免的，擁有小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合理合法地進入行政機構，且經常是通過貴族自發的賣官鬻爵（無論是個人腐敗還是官方爲籌措戰爭資金所採取的臨時手段）。總之，在經濟社會，資產階級的力量愈強大，其進入政治社會的動力就愈充足，愈要求經濟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受到合法的國家保護，從而愈爲資產階級革命開闢自己的道路。而歐洲絕對主義就在這樣的後知後覺中，只能接受由資產階級爲他們準備好的末日，除非如德意志貴族一般，順應時代發展，從封建貴族轉型爲資產階級。 （三）中國的歷史階段論思考 在佩裏的書中，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拒絕把封建生產方式推廣到歐洲之外的地方”，並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爲的東方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行了理論上的辨析。佩裏所讓人敬佩的是，他指出“在程序上有一個十分顯然的教訓，即絕不能先建立歐洲進化的規範，然後把亞洲的發展情況歸入遺留的一個統一範疇。凡是在封建歐洲之外的歷史領域進行的嚴肅的理論探討，都必然會取代傳統的一般性的比較（同歐洲的比較），實事求是地建立一種具體而準確的社會形態和國家體系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尊重它們各自結構和發展的重大差異。只有在無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纔會具有相同的顏色。”總之，將歐洲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論照搬到中國顯然已經在實踐上證明是不合適的。劃分中國的歷史階段必須基於中國歷史的實際，在更深入的歷史研究中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進行分析。 回顧比較常見的社會形態劃分公式：原始公社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會發現這種命名的依據或者說標準是不統一的。在原始公社社會，公社的存在是公共事務和經濟活動的有機統一體，建立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尚未明顯異化的人類社會的初級階段之上。“原始公社”一詞本身是一種人類社會組織方式。奴隸社會，已然發展爲典型的階級社會，存在着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階級對立，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奴隸主既作爲在生產關係中佔統治地位的存在，也作爲在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存在。選取“奴隸”一詞，就選取了這個社會的基本構成單元來進行命名。這個詞的好處是更進一步地提示人們這個社會在產品分配上的典型特徵，那就是處於被統治和剝削地位的奴隸常常無法獲得滿足其再生產的必要產品。封建社會，是在奴隸社會上發展出嚴密的針對政治社會中統治階級的等級制，這是本質的特徵。而其在經濟上，只是十分有限地提高了被剝削階級的地位，例如在名義上解放出一部分的奴隸，給了奴隸十分有限的自由，但往往還是能夠保證農奴的再生產，儘管封建貴族對剩餘產品與奴隸主一樣擁有完全的支配權。在此，“封建”一詞，昭示着人類社會在階級社會的一次精緻的發展，那就是政治社會從經濟社會中異化出來並反過來支配經濟社會的第一次擺脫原始矇昧，發展出自己的精細結構。但也因此，“封建”一詞只是比較粗淺地解釋了貴族的由來。資本主義社會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是劃時代的。許多東西產生了質變：在經濟社會，僱傭勞動成爲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這意味着一種看似自由卻更爲隱蔽的人身依附關係），分工獲得廣泛的社會性意義，剝削從直接佔有剩餘產品轉向貨幣形態的剩餘價值（甚至是未來的剩餘價值），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第一次獲得了自己的歷史主動性，資本的自我增殖需求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提供了根本動力；在政治社會消滅了貴族等級制，建立了行政官僚制，統治集團由血親貴族轉向資本貴族（交往關係的重大轉折），血緣親疏讓位於資本規模，支配剩餘價值的能力不再由一種先天的血緣所決定，也就是說權力的合法性不再通過血液繼承，而是由後天所積累的剩餘價值本身的多少所決定，也就是說資本已經成爲合法性本身。總之，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的異化取得了新的形式——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異化。“資本”——人類社會關於“剩餘”的偉大總結，第一次赤裸裸地毫無顧忌地從“原始”“奴隸”“封建”的表象下走向臺前。 所以我認爲，除了“資本主義社會”，歐洲步入階級社會後所使用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表述都是有進一步精確的空間的，更何況是直接套用到中國的歷史之上。“奴隸”處於被動地位，一直被統治、被剝削；“封建”只闡明瞭貴族的由來，不具有觸及根本的意義。兩個詞所遮蔽的正是被“資本”所揭示的——剩餘價值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是第一次剩餘價值能夠支配自己，也就是實現爲以資本增殖爲目的擴大再生產。在這之前，剩餘價值由誰來掌握、誰來支配就是社會的核心問題。立足中國歷史，從秦至清這兩千年的帝制歷史在表述上仍然以“封建社會”爲主流。但是歐洲的“封建社會”是“封建貴族社會”，其所不具備的中央集權化和行政官僚化特徵就註定它不適用於中國的帝制歷史。從我所指出的“誰來掌握剩餘價值的實現方向”來重新思考這一段歷史，我認爲可以用“皇帝官僚社會”來總括這一段歷史時期。無論皇帝與他的臣子在每一個具體時期究竟有着怎樣此消彼長的權力分配，皇族作爲封建貴族在帝制時期唯一僅存的碩果，卻是始終與官僚集團結合成緊密的統治階級，形成“帝與士共天下”的局面，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統治階級內部關係，他們共同行使帝制中國支配剩餘價值的權力。

本書清楚明白地辨析了幾個不相容的概念：封建主義、絕對主義和專制主義。封建主義是一種由某個有機的政治經濟統一體來決定的生產模式，該統一體的形式體現爲國家權力和土地產權分散於各封建領主之間。隨着實物租摺合爲貨幣租金這一普遍過程，分散的政治經濟權力對農民的壓制也受到嚴重削弱，並面臨解體的危險。其結果便是分散的政治—法律強制權逐漸向上位移並最終演變爲集權的、軍事化的最高權力形式——絕對主義國家。絕對主義一方面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王室破壞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另一方面經濟權力開始取得一定的自主權，商品經濟獲得解放並被允許按照其自身規律發展形成了資本主義。作爲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作者通過追溯西歐和東歐發展出絕對主義國家的不同軌跡來體現歐洲產生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獨特性，並在最後的兩篇筆記裏探討了專屬於東方的專制主義與絕對主義之間概念的鴻溝。 試對比不同版本的《共產黨宣言》裏“絕對主義”這個詞的使用和翻譯： "zur Zeit der Manufaktur Gegengewicht gegen den Adel in der ständischen oder in der absoluten Monarchie"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發表的德語原版本；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e proper, serving either the semi-feudal 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s a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 nobility" —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88年恩格斯審校的第一個英文譯本；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 —— 《共產黨宣言》，中央編譯局2014年的譯本。

一、絕對主義國家 1.君主制國家，君權神授，有強大的常備軍和官僚機器。 2.對更早的封建社會進行了中央集權的改革，在當時歐洲的語境，絕對意味着最高、最正當和最光榮。但在後來資產階級革命當中，絕對主義成了革命的對象，絕對就變成了貶義的暴政、獨裁和專制。 絕對主義國家的理性模型就是馬基雅維利的新君主制、博丹的主權國家和霍布斯的利維坦一路走過來的。 絕對主義國家是封建王朝的升級版，是現代國家的初級階段，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直接前身。 二、絕對主義國家爲什麼誕生在歐洲 封建主義是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羅馬帝國崩潰後，日耳曼蠻族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和組織體系。用分封制來建立軍事貴族集團的統治。領主和封臣之間的軍事互動契約，就是封建關係的核心。封臣有義務追隨領主打仗，而且自帶乾糧。領主也有義務保護封臣，封臣又可以把土地分封給下一級封臣。領主和封臣之間的關係只存在於契約雙方之間，領主只能管自己下面的一級，不能越級管理。 這種歐洲式的封建主義，意味着權力是分散的，政治共同體是多元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根本不存在。皇帝和國王的勢力薄弱，大大小小的領主和諸侯割據一方。絕對主義國家興起的基本邏輯，就是君主改造政治格局，讓權力從分散到集中。它在主動地克服封建主義，核心是王權，使命是戰爭，而常備軍、稅收系統和官僚系統就是支柱。 不是從封建主義當中實現的中央集權，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絕對主義，也就不是現代國家的前身。歐洲式的封建主義在其他地方並不常見。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政治邏輯是不一樣的。中國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存在在斯的封建主義，吞併天下之後很像絕對主義的邏輯，但秦王朝之後的基本政治邏輯就不再是克服封建主義、打造中央集權的機器，而是以維護大板塊的均衡爲目的的政治管理升級，吸收新資源來提高帝國的控制力。中國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建立的現代國家的基本邏輯葉歐洲14、15世紀的大不一樣，當時中國的基本政治前提不是封建主義，而是延續了兩千年的集權帝國。 絕對主義國家的誕生和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封建主義危機直接相關，絕對主義是解決封建主義危機的方案。 黑死病瘟疫奪走了歐洲三分之一，也就是兩千多萬人口，勞動力嚴重流失，商品供求關係失衡，物價普遍下跌，經濟蕭條。作爲封建經濟基礎的莊園制度，如果被瓦解，自由經濟產生的可能性就大，如果被強化，專制權力產生的可能性就大。 在中世紀，戰爭是家常便飯，每個國家怎樣選擇自己的強國之路，來實現保家衛國，對於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大有影響。 三、絕對主義國家的種類 1.自由農+強勢城鎮，典型的西歐絕對主義模式，以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爲代表。 （1）法國：最典型的代表，其政治、經濟、文化成爲歐洲各國競相模仿的榜樣，法語一度成爲國際語言。 貴族特權等級對第三等級，也就是自由農民和城市市民的統治，而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是不納稅的特權階級。隨着城市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商業資產階級崛起了，商人、律師和銀行家憑藉財富和專業技能，大量進入國家機器，成了新貴族。他們和傳統貴族既有衝突，又有合作，共同塑造了法國的絕對主義國家。雖然還只是半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經濟基礎已經變成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慢慢進入了政治核心，但它還沒有完全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來實現中央集權，仍然只是個半拉子工程。 法國的軍事威脅首先來自百年戰爭，差點被英國滅國，爲了建立領取軍餉的正規軍，設立了人頭稅。逐漸扭轉了敗局，鞏固了君主統治。到了波旁王朝，官僚制建設也開始了，官職成爲可以買賣和繼承的私人財產，整個國家權力也就被私有化了。國王通過賣官充實了財政，買官的錢來自資產階級，也不會引起底層的反叛。新興的資產階級納入官僚體系，打破了貴族集團的僵化。到了18世紀早期，君主、貴族和資產階級混雜的絕對主義國家迅速成長，高等法院銷聲匿跡，城市自治受到壓制，重商主義大行其道，絕對主義的法國登上了巔峯。但因爲有其內在缺陷：不夠絕對，沒能完全實現徹底的中央集權，整個國家稅務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負擔越來越重，各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越來越明顯，不可持續導致結構的崩潰；與此同時，遭遇到了英國這樣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挑戰：光榮革命已經半個多世紀，是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也有獨到的一套方法，政治形態領先法國半個時代，制度更先進、規模更龐大、效率更高，導致絕對主義的法國幾十年後就被大革命徹底摧毀。 （2）意大利：始終沒能建立起統一、強大的絕對主義國家，導致強鄰環伺，外地進犯，四分五裂，內戰不斷。 意大利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北部商業興旺，城市經濟繁榮；南部相對落後，沒有發達的城市經濟，文化相對閉塞，而且長期受到神聖羅馬皇帝的直接或間接控制。貴族集團成功地址絕對主義君主制，導致長期分裂，無法統一。 2.自由農+弱勢城鎮，非典型的西歐絕對主義模式，是瑞典絕對主義模式。 瑞典城市發展很緩慢，自由農沒有挑戰君主和貴族統治的能力。瑞典也沒有建立起金字塔式的封建貴族集團，之所有有繁榮的貨幣經濟，也擁有充足的財政資金和軍需物資來支撐中央集權，是因爲有大銅礦，可以的對抗美洲白銀流入導致的世界性通貨膨脹，而且是製造槍械和大炮的關鍵原料，還能用於抵押借貸，讓瑞典也能養得起大批軍隊，東征西討，稱霸東北歐，成爲波羅的海第一強國。 瑞典的制度結構很獨特，總是在絕對主義和憲政主義之間來回調試。始終保留了國會和大貴族參政會，君主和貴族在特定時期通力合作，建立強大帝國；但又會在特定時期削弱王權、強化貴族特權。在這期間，王權壯大，貴族也壯大，實力都強大的兩方難以繼續相處，結構性危機愈演愈烈，最終國王遇刺，絕對主義國家也隨之崩塌。 隨後逐漸走上憲政主義國家的道路，採取政治中立立場，一改往日好戰的秉性，成爲溫和內向的國家，爲日後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福利國家模式鋪平了道路。 3.農奴+弱勢城鎮，典型的東歐絕對主義模式，以普魯士、波蘭、奧地利和俄國爲代表。 東歐夾在強勢的西歐絕對主義國家和強悍的奧斯曼帝國、蒙古遊牧民族之間，君主不得不團結貴族以抵抗入侵。貴族自己也應付不了勞動力流失的問題，必須依靠君主。東歐地廣人稀，貴族之間爲了爭奪勞動力經常大打出手，君主是裁決者，頒佈法令，確立農奴制，將農奴固定在土地上，解決貴族矛盾，貴族支付的代價就是爲君主服役。農奴制和貴族服役制度的結合，成爲東歐絕對主義國家機器的核心。 （1）波蘭：16世紀是東歐最強大、富有的國家，到了17、18世紀，幾乎成了其他國家磨練絕對主義軍事機器的操場。波蘭的失敗原因： 主觀上，波蘭貴族目光短淺、自私自利，始終拒絕建立絕對主義君主制，不希望看到強大的中央集權，爲此不惜犧牲國家的統一性，爲了穩定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刻意選擇外國王公做國王，目的是爲了讓中央政府軟弱無能，最終葬送了自己，更葬送了整個國家。 客觀上，地理環境得天獨厚，土地肥沃，地廣人稀，在周邊國家不夠強大的時候可以悠哉遊哉，但當其他國家強大起來之後，自然成爲待宰羔羊。 （2）俄國：謀劃瓜分波蘭的主要元兇，也是接替瑞典成爲東歐霸主的大國。 17世紀初，農奴制和貴族服役制度穩固下來，成爲東歐霸主。但絕對主義國家即便再強大，仍然是半資本主義國家，必定會被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打敗，最終走向崩潰。俄國在克里木戰爭中敗給英法，又在日俄戰爭中敗給日本，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摧毀。 4.農奴+強勢城鎮，僅在理論上存在，實踐中不可能。因爲城鎮商業和手工業的繁榮，就會呼喚新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落後的農奴制瓦解。 四、絕對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根本區別 專制國家以奧斯曼帝國爲代表，沒有土地私有權，帝國的一切都是蘇丹個人財產，不可能存在強大的貴族階級，也不存在封建主義。所有被征服的基督徒都是奴隸，向征服者繳納人頭稅。 政治體系是基督徒奴隸、穆斯林武士和宗教階層混合構成的奇特組合，蘇丹手握大權，爲了鞏固專制統治，強化神權和武力，甚至把基督徒奴隸訓練成禁衛軍和行政官僚，這在歐洲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專制不是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濟上沒有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農和貿易城鎮，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可能過渡到資本主義國家，其結局也必然是被先進的絕對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擊敗。

我花了四十多小時，斷斷續續近二十天，讀完了佩裏·安德森的《絕對主義國家譜系》。這本書最讓我觸動的，是它填補了我們對歐洲歷史認知中一段關鍵的缺失環節——以往我們對歐洲歷史的理解，常是從 Medieval 跳到文藝復興，再從文藝復興似乎一躍到法國大革命前夕，進而到1789年革命與英國工業文明的“雙元革命”，卻始終模糊這段進程的來龍去脈。 看過不少相關書籍，唯獨安德森的講述最爲清晰。《絕對主義國家譜系》恰恰把這段“缺失的鏈條”補全了，讓人明白這一系列歷史轉折並非突兀的跳躍。相比之下，韋伯用新教倫理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說法，總顯得有些蒼白；而安德森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出發，全面且深刻地剖析了背後的邏輯，把一切講得清清楚楚。 這對中國人而言，其實是重要的“補課”：它讓我們意識到，社會發展必然有其深層動因，絕非片段式的跳躍，更不是人們憑空構想“社會應該怎樣”就能實現的。在我看來，大部分時候，社會結構的形成都是現實問題催生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應對——這纔是真實世界的運行邏輯。

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 古代中國在明清的專制主義時期，社會的中心架構是皇權—官僚絕對統治下的倫理專制。 維持這個中心運轉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權力金字塔的分層結構，每個金字塔下方由若干的小金字塔構成，而一般民衆個體則被鎮壓在最底層。 而在民衆之中，倫理專制深入到家庭之內，忠孝倫理作爲父權鎮壓下一代個體的有效手段，在家族之內，仍然是一種金字塔的倫理分層結構。 對於一個龐大帝國的維持，最重要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古代中國官僚系統的早熟迎合了這種需求。郡縣制、流官制的早早產生，極其利於皇權獨尊，進行主權集中。 在這種專制主義帝國的社會結構下，主權向上集中，所有大權都歸於中心，而個體的力量是被高度分散的，也只有分散，皇權才能分而治之，保持絕對統治。 科舉制只是皇權的恩賜，它本質上只是給這個權力自上而下絕對鎮壓的封閉社會內的一般民衆個體，一個自下而上的極其狹窄的流動通道。 所有的權力向上集中，與之而來的是所有利益與資源也向上集中，一般民衆個體不過是匍匐在強權腳下求生存保安全的奴隸。 因此，古代中國要想實現向現代國家的演進，最根本的是打破原有社會結構，改變利益分配格局。 只有摧毀權力向上集中的皇權社會結構，建立權力分散型的民選社會結構，才能保證個體具有普遍的政治權利，官僚與民衆個體在現實利益上才能形成互相制約，一般民衆個體才能得到更爲普遍性的利益和資源。 也只有官僚與民衆個體利益相生相剋，才能打破主權高度集中的狀況。當主權分散，民衆個體纔有可能與當權者進行非暴力的博弈。 一旦地方完成主權去中心化，皇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它的作用勢必被另一個國家主權的代理機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