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書信集（卷一），飛揚年華：1928—1946

此書光註釋就有2552條之多，在幫助讀者更好的理解文本的同時也讓人感慨著者之認真。這一套《伯林書信集》（目前有四卷 我已經讀完包括第二卷的兩卷）必然成爲研究伯林工作、生活與思想的寶貴文獻，也是讓國內伯林愛好者深入研究的重要文本。由於書信這一特殊文本加之體量較大，故初讀的目標不宜過高，我個人僅僅想試圖理清作者在這20年間的一些重大事情和轉折啓成的關係問題。 簡單總結一下，本卷書信集收錄了伯林從十八歲到三十七歲近二十年間（1928-1946年）的書信。從就讀倫敦的聖保羅學校到進入牛津大學開始學者生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英國政府派駐華盛頓和紐約擔任外交職務，到戰後前往莫斯科一償夙願，再到重回牛津任教，伯林極富個人魅力和傳奇色彩，處於事業和身心的“飛揚年華”。大體可分爲3個重要階段：大學期間、工作之初和介入美英關係。 書信開頭引用了伯林的母親對兒子的祝福：“兒子健康成長，在視他爲聰明善良的人羣中讀書學習，這是我生命中的最大滿足。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瑪麗·伯林”，這是多麼奢侈的願望啊！不過瑪麗女士的祝福的確伴隨了伯林很久，至少在這二十年裏，伯林是“在聰明善良的人羣中渡過的”。伯林在大學期間就展現了他的個人魅力和學識素養，期間他辦過一份校園期刊，對於這個過程我直接引用原文如下，“我們覺得應該創辦一份新的雜誌，這份雜誌的唯一目的是發表由學生提交的各類文章。只要稿子寫得漂亮，有真情實感，不管看起來多麼不負責任、多麼幼稚或多麼瘋狂都可以發表。我們並不看重文風是否優美，主要看稿件是否言之有物、充滿朝氣。基於以上考慮，我們從學校最不循規蹈矩的學生中挑選出一批人，組成一個編委會，這份雜誌將代表學生會和低年級學生。我們自然希望稿件由在讀的學生，而不是已經畢業的校友提供。不過，最爲重要的是，《輻射》雜誌應該一炮打響，一發行就吸引很多讀者。”後來，伯林於1928年的聖米迦勒學期（10月14日開始）來到牛津大學（聖體學院）。10月16日，他被牛津大學正式錄取。伯林到來之際，正值牛津大學所謂的黃金時代末期。據伯林日後的描述，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兩大學生派別之間的對立：當時學生分爲兩派，運動派和文藝派。運動派們身體強壯，肌肉發達，圍着寬大的羊毛圍巾，喜歡喧鬧爭吵，常常在校園裏成羣結隊，上酒吧喝酒鬧事。而文藝派則喜歡獨來獨往。他們身穿做工考究的昂貴服裝，行爲舉止中充滿刻意表現的脂粉氣。文藝派不學無術，遊手好閒，醉酒鬧事且行爲不端，頂多就是被開除而已，而這些共產主義者卻在他們的文章中提出了許多問題，這給教授們出了更多的難題。［……］文學學會似乎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學會。我在牛津大學求學的最後一年，整個生活都被政治化。幸運的是，聖體學院是一個小型、內斂的學院。相對而言，它並沒有受到這些對立活動的影響。這些是伯林在大學期間的情況，伯林沒有受到當時年輕人趕時髦追隨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是積極從事學術學習。 10月份（1932年），以賽亞·伯林開始了牛津大學教師的新生活。伯林終其一生是個堅定理性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大學任教期間他觀察了學院中不同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度，“他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爲猶太人的有趣和可愛要甚於他們的粗俗，另一派的觀點相反。至於那些猶太人，他們是最奇怪和最迷人的，我和他們在一起覺得不自在，不和他們在一起也覺得不自在，就像那些三十多年沒有見面的親戚，你知道甚至感覺你和他們是親戚，但是你又從未真正認識他們，你害怕他們，又必須以一種奇怪的熟悉的方式對待他們，即使你對他們一無所知，甚至害怕他們。”伯林自己對於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態度一開始也有些陌生，他熱愛後者，卻對前者有些失望。但這種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即他們（猶太人）是自尊心被傷害的羣體。1938年夏天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導致《慕尼黑協定》簽訂，對伯林個人來說，他的主要事件是出版商要求他縮短關於馬克思的書稿。由於這本書即將完成，新學院又給他提供了研究員職位，他辭去了一年前通過考試獲得、爲期七年的全靈學院研究員一職（從1937—1938學年年底生效）。伯林準備搬進新學院。1938年9月15日，伯林的書《卡爾·馬克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不久出版，迫使伯林以前在全靈學院的一些同事修正了他們對伯林的看法：我曾遭受純學術的資深研究員的嚴厲批評，因爲他們認爲我是個浪費時間的閒話簍子，永遠也寫不出什麼，而且也浪費那些有可能寫出什麼的人的時間。我感到反對之聲洶湧而來，不是來自政客們，他們對我很好，而是來自那些五十幾歲的人——薩姆納，後來成爲院長，一個叫伍德沃德的人，著名的英國曆史學家［……］G.N.克拉克，他成爲劍橋瑞吉爾斯歷史學講席教授［……］他們看不出我可以安心工作，拿出成果。在頭三四年，這是真的，而當我寫出關於卡爾·馬克思的書時，他們對我居然可以寫出東西來感到震驚不已。伯林扭轉了大學同僚對他的偏見，同時，伯林也迎來了新的身份轉換——參與到美英關係中，其間有過一些小波瀾，引用原文如下，“［英國駐紐約新聞處］主任身邊的濟濟人才中有一位星光耀眼的人物，他就是以賽亞·伯林先生。他1940年夏天來到華盛頓，對外的說法是，他將作爲新聞專員被派往莫斯科，洛錫安勳爵說服他留下來擔任新聞顧問的諮詢員職位。在傑拉德爵士的領導下，伯林先生負責處理與工會、猶太媒體和名人政要的關係。但事實上，他的深邃智慧使他在更廣闊的領域成爲炙手可熱的顧問。隨後，伯林被巴特勒先生調到大臣辦公室，負責華盛頓的新聞事務，他負責所有調查事宜，尤其是編寫每週的政治報告，由大使發往倫敦。”這是伯林在英國駐紐約新聞處的情報工作。後來，伯林遇到人生中少有的低沉時刻——去做一項臨時工作，“伯林終於得到聘用，負責一項具體事務，雖然只是臨時性的工作。他回憶道：他們終於對我說：“那麼，你願不願意就爲我們做一件事？”“什麼事？”“整理美聯社的所有快訊，看他們是否持反英立場，是否宣揚失敗主義，和我們唱反調。我們認爲他們是這樣的。”我問：“辦公地點在哪裏？”“在駐紐約英國情報圖書館，負責人名叫安格斯·弗萊徹。”我又問：“要幹多長時間？”“可能要兩到三星期。”因爲數量浩大，不僅僅那些從英國發來的新聞，還有發自法國、德國的，因爲美聯社在許多國家都設有分社。［……］我擔任了這項工作，並呈交了證明他們確實不夠友好的報告，這正是他們想了解的。”但後來伯林因思鄉情節回到倫敦牛津大學繼續教書，但卻被召回，理由是肯定了伯林的工作，原文如下，“以賽亞·伯林終於搭上飛往英國的跨洋飛機，在英國西南部港市布里斯托爾着陸的時刻富有戲劇性。但對迄今爲止一直遠離戰爭危險因而深感內疚的以賽亞·伯林來說，卻如釋重負：“我們到達時正趕上空襲，我簡直欣喜若狂，覺得自己就是爲之而來的。我感覺好多了［……］隨後我乘火車從布里斯托爾抵達牛津，回到原先生活過的新學院，重新開始生活［……］沒有人問我任何問題，我開始重執教鞭。”但這一昔日生活的迴歸並未持續多長時間： 之後，11月底，我接到英國情報部發來的一封信。信上寫道，“親愛的伯林先生，您的休假似乎超期了。能否請您解釋目前在幹什麼？”我回信說，據我所知，情報部並未聘用我，也沒有別的任何人聘用過我，因此我並不認爲我有假期。信上是什麼意思？他們說，“噢，是這樣，我明白了。可能有什麼地方弄錯了。你能否到我們這裏來一趟？”於是我心情愉快地去了倫敦的英國情報部。見到一位喝得有點醉醺醺的記者，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他對我說，“瞧，你已經被派到駐紐約英國情報處工作了。”“什麼時候？”“噢，三星期前。”“可你們沒有告訴我！”“我以爲我們跟你說了。”知道我爲什麼被任命嗎？原因是在我整理撰寫美聯社快訊報告的那段時間裏，遇到了兩個對我產生好感的人：一個名叫奧博雷·摩根［……］另一個叫惠勒—班納特。他們倆都在英國情報圖書館工作。這個地方已經［……］變成某種宣傳局。”在此期間，伯林一直在爭取美國對同盟國的支持後來由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美國終於加入了同盟國行列，伯林向美國人宣傳英國人的工作變得不重要了。反倒是幫助英國人瞭解美國人成了目前的急迫任務。伯林由於就他負責的特殊羣體所寫的相關調查報告十分得力，被派到駐華盛頓英國使館負責使館下屬一個規模擴大了的政治輿論調查室。這個部門的主要任務爲負責起草《每週政治報告》，這是白廳（英國政府）有關美國政治局勢的一份主要官方簡訊。這份文件原來只是對新聞媒體報道的常規性概要總結，而伯林則在其中注入了他通過廣泛的個人關係網獲得的大量內部消息。伯林在這之後回到倫敦，“盧斯8月13日回電：“樂於執行您的提議，不過該報道在上週的刊物中已經刊出。十分令人愉悅。你是否依然希望隱去姓名。致以全部問候亨利·盧斯。”這份十分令人愉悅的報道如下：以賽亞·伯林曾發表看法，認爲華盛頓不是一座城市：“它更像大選時期一座巨大的臨時總部……華盛頓就像是一個臨時宿營地。”在華盛頓這片臨時宿營地住了三年之後，衣衫凌亂、水桶身材、口才極佳的以賽亞·伯林在上週離開了英國大使館的同事，返回倫敦。作爲使館的一等祕書之一，他在某段時期爲英國官方提供信息，促使其瞭解當今美國，他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後來伯林有機會去波茨坦，結果被拒了，引自文中伯林父親的話，“你在停戰後不久抵家，期待被派往波茨坦。然而艾登先生干預了此事，你被排除在代表團之外。你很失望，和我們一起度過了幾個月，然後去莫斯科待了四個月——我想，那是你過得很開心的一段時間。你在許多方面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滿足了。你有機會見到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家人，一切都很新鮮，很不一樣。你對俄羅斯事務、他們的文學與文化活動的瞭解因而清晰明瞭，我想這次訪問、你在那兒得到的書籍、你產生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你專注於舊時代俄羅斯思想與文學的原因，並最終使你於1949年在哈佛做了有關這些主題的講座。”之後伯林選擇來到莫斯科繼續情報工作，他在俄國主要在兩個城市停留，一個是莫斯科，一個是列寧格勒，在此期間伯林對莫斯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而列寧格勒相對寬鬆，文中伯林對這一切做了很多敘述（詳見“莫斯科”）。兩週後，以賽亞·伯林回到牛津，開始了自己的戰後工作。 本書第一卷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的，雖然個人不太滿意這篇總結性評論，但或可滿足自己的需要。

從《伯林傳》讀到《伯林書信集》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閱讀之旅，原來以賽亞伯林私下也是個饒舌的人吶哈哈。 從一份份書信中我們知道，伯林是一位非常愛父母的好兒子，朋友的好夥伴，一個傑出的談話高手，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一個熱愛多彩生活的人。 這些書信中幾乎很少乾巴巴地探討學問，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時候是在寫人——人是他最感興趣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