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館叢稿初編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陳寅恪《憶故居》。很開心❤️🉐到這本書。（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一說字彥恭（均未用），江西省義寧縣（今九江市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景星學社社員，陳寶箴之孫、陳三立三子。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並稱爲“清華四大哲人”，與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爲“清華國學四大導師”，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爲“前輩史學四大家”，又與王國維、章炳麟並稱“近代國學三大師”，被譽爲“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等，並編有《陳寅恪集》。陳寅恪的研究範圍甚廣，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語言、敦煌學、中國古代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民國十五年（1926年）受聘爲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教授），後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教授，並被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及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逝世，享年79歲。

品讀陳寅恪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深深折服於先生嚴謹博大的治學精神。這本論文集聚焦漢魏至隋唐的歷史，貫通政治、宗教、文學與民族文化，以詳實史料，發掘許多被忽略的歷史真相。 先生擅長從小細節切入，由微知著。無論是考證天師道與地域社會的聯繫，還是重新解讀《桃花源記》、辨析四聲的起源，他不盲從舊說，廣泛結合詩文、墓誌、佛經，做到史論互證，推陳出新。他提倡對古人抱持“瞭解之同情”，拒絕用現代眼光簡單評判古人，力求還原時代本來面貌 。 書中不止是冰冷的考據，更藏着一份深沉的文化情懷。先生身處動盪歲月，依舊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附成見，實事求是探求歷史因果。 讀書治學不能流於表面。看待歷史與現實，應當放下固有偏見，尊重客觀事實，多一份審慎與包容。

讀這本書期間又是我覺得我人生處於某處轉折之中，有點不知道接下來的方向。但是，讀完這本書，也沒有改變這種心情，剛好二十一歲，始知人生艱難，並非外事所擾，多由心起。我並不是正牌的中文系學生，讀着自己並不是最喜歡的專業，有時也很喜歡這個專業，城規。很希望自己通過跨專業考研考到中文系。讀陳先生之書，始於大一，起於其所著成最晚之《柳如是別傳》，五月至六月，歷時整整一個月，八十萬字，還是向近代史塗老師借的書，他當時並無此時，還是特地爲我買的，然後借我的，後來我還向他借了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後又依次讀其《寒柳堂集》《元白詩箋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略述稿》，皆不如今日所讀之《金明館叢稿二編》所讀之清楚明白。這幾日，始知人生真是無常，我常常戲稱我心始壞於讀完《柳如是別傳》，不知道爲什麼最近又會有這樣不好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不適合讀陳先生，一笑，但我最喜歡的學者除了葉嘉瑩老師之處，就是陳寅恪先生。我一直是一個普通的學生，假若陳先生天上有知，希望能從陳先生書中得一希望。或許是我犯“讀書太少，想得太多”之病，我不過一二十歲之少年，抱負宜輕，不可偏執，如果讀書過於功利，將來之心病必甚於今日。或許是我總想我不該想之事，越是想做道德君子，越是內心狹隘，如果我心能光明，一似從前，還有少年鮮氣，就該看一行書，得一行的快樂。總之，遇陳先生，讀陳先生，能在此時，不爲遺憾，自家心病，自家來治。結緣寅恪，終生考證。讀這本書期間又是我覺得我人生處於某處轉折之中，有點不知道接下來的方向。但是，讀完這本書，也沒有改變這種心情，剛好二十一歲，始知人生艱難，並非外事所擾，多由心起。我並不是正牌的中文系學生，讀着自己並不是最喜歡的專業，有時也很喜歡這個專業，城規。很希望自己通過跨專業考研考到中文系。讀陳先生之書，始於大一，起於其所著成最晚之《柳如是別傳》，五月至六月，歷時整整一個月，八十萬字，還是向近代史塗老師借的書，他當時並無此時，還是特地爲我買的，然後借我的，後來我還向他借了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後又依次讀其《寒柳堂集》《元白詩箋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略述稿》，皆不如今日所讀之《金明館叢稿二編》所讀之清楚明白。這幾日，始知人生真是無常，我常常戲稱我心始壞於讀完《柳如是別傳》，不知道爲什麼最近又會有這樣不好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不適合讀陳先生，一笑，但我最喜歡的學者除了葉嘉瑩老師之處，就是陳寅恪先生。我一直是一個普通的學生，假若陳先生天上有知，希望能從陳先生書中得一希望。或許是我犯“讀書太少，想得太多”之病，我不過一二十歲之少年，抱負宜輕，不可偏執，如果讀書過於功利，將來之心病必甚於今日。或許是我總想我不該想之事，越是想做道德君子，越是內心狹隘，如果我心能光明，一似從前，還有少年鮮氣，就該看一行書，得一行的快樂。總之，遇陳先生，讀陳先生，能在此時，不爲遺憾，自家心病，自家來治。結緣寅恪，終生考證。

第一流的學問，讀的根本停不下來。個人最喜歡《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支愍度學説考》、《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幾篇。陳先生的論文入手處往往是史料中的細節考辨，出口處卻豁然開朗，已是以地域、民族、宗教、階級、婚宦、家世、學術等諸要素之分合、互動勾連出中古史之大關節，雖時有求之過深之嫌，卻已爲後人進入中古史的社會與政治之大事因緣打開了整體的結構與圖景。人們常對陳之“瞭解之同情”或者“政治集團”等說法津津樂道，反覆陳說，但是不讀其書完全無法體會陳氏史學之妙。況且不加分辨地直接援用其概念進行階級、集團分析，往往流於政治鬥爭之弊（也因此被更爲細緻的權力結構實證分析所推翻），但陳氏在揭示政治與社會變動脈絡的背後，實寄託着一種深切的“文化理想”，在論述如王導、陶淵明、崔浩、支愍度、韓愈等當時精英士人的代表之時，必先不避繁瑣，檢討他們所處時代之種種條件、問題，進而通過論述他們保存文化、革新弊端的功績，使之成爲凝聚其心目中綱常名教之人格象徵，所謂“鄰於理想”。其次，陳氏爲文之高妙，在於其雖嚴守史家筆法，但字裏行間卻滲透着身世、時運之感。如其論述曹操爲取得政治上之勝利，必須借求才三令等手段將漢代士大夫之儒教精神堡壘摧折殆盡，且提醒讀者其影響非謂一時一地，而有轉移數百年時局之作用等等，未嘗不令人浮想聯翩。其於《讀哀江南賦》一開篇即提出“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絶詣，而作者之能事也”，實是以此爲論文之高妙境界。而其標舉陶淵明、韓愈所謂新自然說、道統論之發明於華夏文明之重大意義，所謂“造極於趙宋之世”融匯外來學問而固守本民族立場，有懷疑時代不容置疑之篤定。然而正如第一篇論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最後所言，“東西晉南北朝時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嚴避家諱等），言論演老莊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學著於外表，傳於後世者，亦未嘗不使人想慕其高風盛況。然一詳考其內容，則多數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祕，遺家訓子之傳，實爲惑世誣民之鬼道，良可嘅矣。”所謂自然與政治、與名教之關係，與漢儒相較，是否淵明以至宋儒能真正做到“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或未可知。

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到美國和德國鑽研梵文，歸國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我國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宗教學等，通曉多種文字，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爲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爲國內外學術界所推重。

讀完陳寅恪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彷彿經歷了一場與大師的深度對話。這部文集收錄了先生關於中古時期（漢至隋唐）歷史、宗教、文學與思想的精闢論述，每一篇文章都如投石入湖，盪開層層漣漪，令人歎服其“以小見大”的治學功力。 書中《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從王羲之“寫經換鵝”的典故切入，巧妙勾連起宗教信仰、地域文化與書法藝術，展現了先生靈活的想象力與跨學科的視野。而《桃花源記旁證》則將陶淵明的寓言置於北方塢堡社會的現實背景中，顛覆了傳統認知，雖然後世學者如唐長孺提出質疑，但其大膽假設、嚴謹求證的精神，仍爲後人提供了無盡的思考空間。 最令我震撼的是先生對“古典今情”的把握。他在分析《哀江南賦》時，不僅還原了庾信的身世之悲，更將自身在戰亂中的流離之感融入其中，使歷史文本煥發出跨越時空的生命力。這種將個人命運與歷史洪流相融合的寫法，讓冰冷的史料有了溫度。 陳寅恪先生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爲圭臬，其學問不僅是知識的積累，更是人格的映照。讀此書，不僅是在學習中古史，更是在感受一位學者如何在動盪年代中堅守學術尊嚴與人文關懷。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學問，永遠根植於對人與時代的深刻理解。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脫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卻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別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一九八〇年出版說明）

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到美國和德國鑽研梵文，歸國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我國曆史學、古典文學和宗教學等，通曉多種文本，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本的研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爲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爲國內外學術界所推重。 論韓愈 古今論韓愈者衆矣，譽之者固多，而譏之者亦不少。譏之者之言則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昌黎集伍調張籍詩），不待贅辯，即譽之者亦未中肯綮。今出新意，仿僧徒詮釋佛經之體，分爲六門，以證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至昌黎之詩文爲世所習誦，故略舉一二，藉以見例，無取詳備也。 一曰：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 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徵信於人，觀兩漢經學傳授之記載，即可知也。南北朝之舊禪學已採用阿育王經傳等書，僞作付法藏因緣傳，已證明其學説之傳授。至唐代之新禪宗，特標教外別傳之旨，以自矜異，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統，證明其淵源之所從來，以壓倒同時之舊學派，此點關係吾國之佛教史，人所共知，又其事不在本文範圍，是以亦可不必涉及，唯就退之有關者略言之。 昌黎集壹壹原道略雲：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二曰：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 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 四曰：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全唐詩壹貳函韓愈拾贈譯經僧詩云： 萬裏休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 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 五曰：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 關於退之之文，寅恪嘗詳論之矣（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章）。其大旨以爲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説，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爲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至於退之之詩，古今論者亦多矣，茲僅舉一點，以供治吾國文學史者之參考。 退之雖不譯經偈，但獨運其天才，以文爲詩，若持較華譯佛偈，則退之之詩詞皆聲韻無不諧當，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絶後，決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後來蘇東坡、辛稼軒之詞亦是以文爲之，此則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 六曰：獎掖後進，期望學説之流傳。 據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雲：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及新唐書壹柒陸韓愈傳雲：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進，開啓來學，爲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爲，或偶爲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也。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尚未能窺其蘊奧，故不揣愚昧，特發新意，取證史籍，草成此文，以求當世論文治史者之教正。 四聲三問 古今論四聲者多矣。寅恪於考古審音二事皆未嘗致力，故不敢妄説。僅就近日在清華園講授所及，提出三淺顯之問題，試擬三簡單之解答，並擇録舊籍之有關者，略加詮釋，附於第二解答之後，以資參證。凡所討論，大抵屬於中古文化史常識之範圍，其牽涉音韻學專門性質者，則謹守「不知爲不知」之古訓，概不闌入，藉以藏拙雲爾。 初問曰：中國何以成立一四聲之説？即何以適定爲四聲，而不定爲五聲，或七聲，抑或其他數之聲乎？ 答曰：所以適定爲四聲，而不爲其他數之聲者，以除去本易分別，自爲一類之入聲，復分別其餘之聲爲平上去三聲。綜合通計之，適爲四聲也。但其所以分別其餘之聲爲三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也。 再問曰：四聲説之成立由於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轉讀佛經之聲，既聞命矣。果如所言，天竺經聲流行中土，歷時甚久，上起魏晉，下迄隋唐，六七百年間審音文士善聲沙門亦已衆矣。然則無論何代何人皆可以發明四聲之説，何以其説之成立不後不先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創其説者非甲非乙，又適爲周顒、沈約之徒乎？ 答曰：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於京邸，造經唄新聲。實爲當時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時，建康之審音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必已甚衆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結集，不過此新學説研求成績之發表耳。此四聲説之成立所以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顒、沈約之徒又適爲此新學説代表人之故也。 南史叄肆周顒傳雲： 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着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舍。舍善誦詩書，音韻清辯。 梁書拾叄沈約傳（南史伍柒同）雲：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肆捌陸厥傳（參閱南齊書伍貳陸厥傳）雲：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範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 梁書肆玖庾肩吾傳（南史伍拾同）雲：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 鍾嶸詩品雲：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妍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 故據此可斷定始興錄之作者必爲江左南朝之人。而其生年至早爲南齊武帝之世，或即永明時人，亦未可知。是始興錄中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之語乃受經唄新聲之影響，採用東晉末年之傳說。其書晚出，遠在劉敬叔異苑及劉義慶宣驗記之後也。又考高僧傳載江左善聲沙門始於曇籥。籥於東晉孝武時夢天神授以聲法，覺因裁製新聲。證以成於孝武時之道安經錄未有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之語。可知東晉中晚時代經聲雖已流行，而尚無魚山制契之神話。逮東晉末年，始有此傳說。此傳說實含有一善聲沙門與審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種人之合作即四聲之起原。 三問曰：讀宋書謝靈運傳論南史陸厥傳所載厥與沈約問答之書及詩品所記王融告鍾嶸之語，竊有疑焉。凡約之所論，及厥之問約，約之答厥，融之語嶸者，皆四聲之問題也。然俱以宮商五聲爲言，而絕不及四聲一語。若四聲與五聲同物，則約仍用五聲之舊說可矣，何必又新創四聲之說，別撰四聲之譜乎？若四聲與五聲不同物，則約論非所論，融語非所語，厥問非所問，約更答非所答矣。然則四聲與五聲之同異究何在耶？ 答曰：宮商角徵羽五聲者，中國傳統之理論也。關於聲之本體，即同光朝士所謂「中學爲體」是也。平上去入四聲者，西域輸入之技術也。關於聲之實用，即同光朝士所謂「西學爲用」是也。蓋中國自古論聲，皆以宮商角徵羽爲言，此學人論聲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聲之分別，乃摹擬西域轉經之方法，以供中國行文之用。其「顛倒相配，參差變動」，如「天子聖哲」之例者，純屬於技術之方面，故可得而譜。即按譜而別聲，選字而作文之謂也。然則五聲說與四聲說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兩種截然不同之系統。論理則指本體以立說，舉五聲而爲言，屬文則依實用以遣詞，分四聲而撰譜。苟明乎此，則知約之所論，融之所言，及厥之問約，約之答厥，所以止言五聲，而不及四聲之故矣 諸語，又可知顏黃門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語音爲最上，以洛陽士庶共同操用之語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語音爲最下也。其所以有此評斷者，音辭篇雲：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乃就庶人所操之音辭而比較言之，蓋切韻序雲： 吳、楚則時傷輕清。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雲： 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巨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

初讀這本書的讀者，往往會被陳寅恪先生旁徵博引的史料功夫震撼：他隨手就能調動起正史、墓誌、佛經、詩文、敦煌文書等各類看似毫無關聯的材料，抽絲剝繭般還原出歷史事件背後被掩蓋的深層邏輯，很多流傳千年的“常識”，在他的考證下會立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真實面貌。 它最珍貴的地方，從來不是給出了多少確定的歷史結論，而是傳遞了一種“以小見大、通貫古今”的史學思維：陳寅恪從不孤立地討論某一個事件、某一個人物，而是始終把個體的選擇放在整個時代的社會結構、文化脈絡、民族互動的大背景下進行觀察，讓你看到歷史從來不是帝王將相的流水賬，而是無數普通人的選擇共同交織出來的複雜網絡。哪怕你不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讀完這本書也會徹底跳出“非黑即白”的歷史認知誤區，學會用更通透、更包容的視角去看待過去與當下的世界。 更動人的是，你能在字裏行間感受到這位身處亂世的史學大家，藏在冷靜考證背後的文化情懷：他研究中古史的終極目的，從來不是鑽故紙堆，而是在國難當頭的歲月裏，從華夏文明最鼎盛的那段歷史中，尋找文明傳承的力量。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學底色，讓這本寫於半個多世紀前的論文集，至今依然擁有直擊人心的強大生命力。

發前人未發之覆，尤其將這些文章放諸產生的時代背景下閱讀時，其文章價值更是令人驚歎，試舉幾例，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中將曹氏與司馬氏劃分爲“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這一論斷對魏晉嬗代的研究影響深遠，後人學者雖對這一論斷多有批評，但幾乎都在這一框架內修正完整。《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與《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所提出的各種政治集團直接或間接塑造了當今普通網民的歷史素養，如今網絡論戰隨手拈來各種“昂撒資本”、“文官集團”、“東林黨”、“東南財團”等名詞，充分說明陳先生這一套歷史分析工具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桃花源記旁證》則可以視爲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典範，想象力天馬行空，論證過程則抽絲剝繭，落在實地，作者一顆“八卦”求知之心令人頗覺可愛。《四聲三問》和《從史實論切韻》關於聲韻問題的論證過於專業，我看得似懂非懂，但是結論四聲源於佛教轉讀之聲，陸法言之切韻所定標準音“乃東晉南渡以前，洛陽京畿舊音之系統，而非楊隋開皇、仁壽之世長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可謂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他文章諸如《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崔浩與寇謙之》等不再細論，請諸君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