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朗諾
北宋時期的士大夫對美的追求空前地熱烈,在許多領域的活動都跨出以往的範圍,衝破以前認爲不可逾越的界線,突出表現在可堪代表北宋文化特徵的藝術品鑑賞與收藏、詩話、花譜、宋詞等領域。這一時期的士大夫在追求美的過程中伴隨着焦慮,他們必須面對傳統儒家對其追求美的活動的諸種成見,必須開闢新的視野,敢於擺脫教條的束縛,掙扎出一個自辯說法。事實上,他們努力的成果是輝煌奪目而影響深遠的。
推薦⭐⭐⭐⭐ 版本⭐⭐⭐⭐ 校對⭐⭐⭐ 花了幾天時間,把這本書看完了,說實話寫得蠻不錯的:角度新奇,立論新穎,也很有意思,根本想不到這竟然是一位美國學者的作品——以致於我快看完的時候,還以爲是一位中國的文史研究者所寫的書——下午,朋友寫論文的間隙,打開手機剛好看到我才寫的一條筆記,秒贊;然後問我看的是什麼書,我給她看書名;她隨口問了一句,誰寫的?我看看作者“艾朗諾”,隨口說了一句:我們國家的一位專家吧?她說應該是外國人,我剛開始還不信,心裏嘀咕着:外國人能寫這麼地道?結果她指着封面那個大大的括號——顯示“(美)”,作者分明是美國人…… 我不禁感慨:我看了這麼久還不知道作者是外國人?但我卻看得津津有味,還欣然有得;這和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多少有點相似;不過很多書,特別是經典,“誰解其中味”? 此書讀罷,更覺自己知之甚少;作爲一個古代文學專業的讀者,實在是有點不應該。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鄉往之。餘讀孔氏書, 想見其爲人。”誠然,後面還是得多讀書,特別是經典!
首先關注蘇軾的一個審美命題: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寶繪堂記》 在蘇軾看來,對美的過度沉迷會影響到士人作爲官員兼濟天下的責任,是這樣嗎? 首先看看北宋的審美到底有啥特點,按照作者說的,北宋其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就是學界常說的唐宋變革論,各方面變革,典型的是審美趣味突破了以前儒家的審美範式,比如歐陽修就在金石收藏時特別重視一種歷史性的趣味,既欣賞收藏品的“書法怪異性”,又不怕因此玩物喪志,在研究花卉方面,歐陽修沒有研究代表文人風骨的梅蘭竹菊,而是寫就《洛陽牡丹記》在詩歌方面,歐陽修首創《六一詩話》,以閒談的方式點評詩歌,還不被當時鄙視詞作的氛圍所影響,蘇軾在詩詞方面擺脫了詞作與男女之情掛鉤這一限制,以至於像李清照覺得蘇軾詞作形式忽視詞作的曲調,是變形的詩,失去了詞的本質,而米芾在筆墨本身技法方面打破對於古代名人作品的迷信,強調個人審美高於歷史權威,追求審美的純粹性,這都放在現代看,宋代文人可以說是代表了一種先鋒藝術 整本書個人認爲遺憾的就是對於宋代士人的審美焦慮原因分析,沒緊密聯繫他們的政治生活,我下面僅僅是作爲補充 其實像歐陽修,蘇軾剛開始其實是要構建一種超越儒家道德審美的範式,或者說新儒家的審美範式,但這種審美需要在政治合法性中追求,但遺憾,歐陽修和蘇軾做官其實都很失敗,這種政治價值追求的失敗,導致他們的審美趣味遇到合法性危機,政治價值和審美趣味並不統一在一起,成了一種核心焦慮,所以蘇軾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正是這種表述,也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蘇軾在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卻又與晚年的王安石在詩歌討論中相見恨晚,在政治上與司馬光相互支持,卻又在元祐更化時期圍繞科舉改革中是否保留詩賦與司馬光針鋒相對,審美趣味和政治立場是經常分裂的,從這個角度上講,當時宋代士大夫在政治官場的鬥爭其實不僅是政治的分歧,更是一種由審美趣味而產生的生活方式的差異,用布爾迪厄說:“對那些認爲自己是合法趣味的持有者的人來說,最無法忍受,首先是趣味使之分開的各種趣味大逆不道地集合”,這就是說士大夫爲壟斷審美合法性而進行的鬥爭不如表面上那樣單純,所謂宋人好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一種區分,而審美,以及宋型文化其他各個門類的範式就是在與其他各種思想的區分與鬥爭中逐漸清晰定型的 所以回頭看李澤厚《美的歷程》裏說的,“美是自由的形式”,到底是什麼自由?其實宋後期,大家知道政風就開始走向狹隘了,黨爭不斷,別說豪放的審美方式,就算不同生活方式都要被批判,衆所周知,程頤和蘇軾交惡的爆發點是在司馬光的葬禮上因爲對禮的不同態度,所以回頭看李澤厚“美是自由的形式”是不是說的簡單了?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審美他們其實更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手段以作爲基礎,士人的美學要影響更多人,還得要有權,權力和美學之間的關係平衡與其說是宋代士人的美學焦慮,不如說是美學權力化問題的突出體現 可能這本書的最大遺憾就是沒有通過當時的政治生活面,以及美學和權力之間失衡性問題好好剖析他們士大夫的審美焦慮
讀完此書,書評在腦海中婉轉盪漾了幾個小時,可是仍舊不想落筆寫,懶惰和筆墨無纔始終纏繞着我的心緒,故而有時候寧願不結束一本書的閱讀,來逃避最後的收煞。許久之前結束的《長安客》的書評空閒纏繞了幾天,至今仍舊沒有落筆,那時的思緒也想不起來了,以後應該也不會重讀那本書,故而將成爲永久的小小“遺憾”,當然書評寫與否無關痛癢,也夠不上遺憾的程度。 不過,仍然希望以最大的赤誠對待每一本閱讀過的書籍,作者動用其畢生所學和舉心動念寫成的作品,讀者幾天乃至幾個小時便讀完。就像這本書,一個外籍作家寫就的中國古代文人審美等諸多文化歷程,包括翻譯者的工作,其中艱辛不言而喻,那麼真心被其文字思想感染的讀者,也花費心力寫一寫自己的閱讀感觸也算是微薄的回饋了。 如同文章寫道歐陽修對於洛陽牡丹的“他者”視野,作者作爲外籍人,在觀照我過古代文化及文人的生命歷程中,同樣獨具慧眼,願意以最大的赤誠來感悟和思辨。另外書中旁徵博引,一字一文的審視分析非常細緻,也類似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之心力了。本書的中心詞是“審美焦慮”,作者的結構也非常緊密,從北宋典型的文人和物相入手,整體書緊緊圍繞着“審美焦慮”展開分析,讀者閱讀故而能一氣呵成。歐陽修對碑文、牡丹的珍愛,蘇軾米芾和他們的書畫收藏,柳永蘇軾黃庭堅晏殊等一衆文人對於詞的“愛恨糾纏”。 歐陽修的金石碑文和牡丹之愛,作者給予了很好的分析詮釋,其中飽含的是對作古文人的尊崇敬意,是對歲月悠悠中老去腐朽文化的憐惜,亦是自憐,是對過往時光的追憶和美的懷念。但是金石石碑在當時是不被主流文化集體認可的,而牡丹更是俗氣繁豔之物,一代宗師歐陽修同樣充滿了焦慮,但無論如何,他仍舊選擇以最大的心力和熱忱樂此不彼投入其中,也爲後世之人另闢一塊樂園。 蘇軾和米芾對於書畫金石收藏有着迥乎不同的態度:前者始終遊弋不定,他所愛的是書畫等背後隱藏的天道,是自然之風,是天地大美;他捐贈父親最珍愛的吳道子佛像畫,似有一種“燒智慧身,求智慧心”的飄然感,仇池之石常伴起其左右,給予他想象的安寧桃園,但他終究沒有入佛也未終老山水,因爲他的道並非完全是山水和神佛前,而是獨屬於他一人的解脫道。後者米芾則可稱得上絕對的癡心人,坦蕩可愛,對於書畫的喜歡他無限自由,沒有不安也沒有猶疑,他的焦慮則在於畫的真僞,在於有沒有能力和錢財購買到喜歡的畫作 。 作者將兩人對比來寫,文字落筆實乃妙筆生花,東坡的糾結猶疑在一字一文的分析比對中讓讀者能分外感受到這種糾結,似乎是焦慮着他們的憂慮,快意着他們的快意。對比之下,作者也不落窠臼地未做任何價值判斷,因爲東坡糾結和米芾坦蕩常人看來後者真可愛很多了。 宋詞那一節更是筆力深厚,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分,在這裏北宋文人羣星閃耀,他們在撐起儒家主流的天空之外,周旋在非議和內心不安不中,思考着生命的更多可能性,一鑿一鋤開闢另一方文學樂園,成爲新一代“以啓山林”的領路人。他們觀照世間萬物,認爲一切皆是可以被歌頌和紀念的;他們“由心”出發,珍視感情,對青樓女子亦真誠相待;他們重視“我”的美好,讓個體的“我”與集體的“我們”皆可被表達和留存。 在面對北宋文人的審美焦慮時,作者沒有批判,亦沒有指責他們的懦弱和不夠坦蕩,他只是用心去揣摩他們的處境和追求。故而在我閱讀到的明確焦慮之外,我深深體會到的是歐陽修的獨特及勇氣,是對東坡的憐惜和尊敬,那些不安和焦慮纏繞着他,卻也使其更加智慧和圓潤,詞人們的閒愁和快樂。 他們的審美焦慮其實是偉大之人求新求變所必然經過的路程,那些焦慮也成爲文化發展史耀眼的星辰,照亮後世之人的路。而他們開闢出的新審美豐富了國家與民族和文化基因,也激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奮鬥和完善。 是那明淨燦爛的文化星空,曾給過一位年輕人無限的勇氣。
對美的追求和表達,一般在文學藝術作品中都體現的淋漓盡致。作者以獨特慧眼,盯住了北宋士大夫審美思想的敏感部位,諸如藝術品鑑賞與收藏、詩話、花譜、宋詞等領域,直抵這個時代這個羣體在追求美的過程中的焦慮心理,避開成見,大手筆,新視野,全方位釋放他們的審美情緒。
注:過往宋代藝術史研究多側重宋代美學風格、藝術成就;艾朗諾聚焦審美活動背後的心理壓力、道德辯論、自我辯護,把宋代審美史看作一部倫理與審美不斷博弈的思想史,而非單純藝術史。 聯想到魯迅先生刻畫酸儒“偷書不算偷”的神來之筆,忍俊不禁。 艾朗諾《美的焦慮》核心主要觀點 一、核心總命題:北宋士大夫普遍存在「美的焦慮」 1. 北宋士大夫擁有強烈的私人審美欲求(收藏金石、賞牡丹、作詩話、填詞、品鑑書畫),但受制於儒家正統價值觀:審美玩樂常被貼上玩物喪志、耽於外物、妨害儒者修身治國的標籤。 2. 焦慮本質:士大夫一邊無法捨棄審美愉悅,一邊不斷爲自身審美行爲尋找道德正當性,長期處於審美享樂欲與儒家倫理責任的內在衝突、自我辯護之中,不是單純愛好藝術,而是持續進行思想層面的自我合理化。 3. 否定傳統刻板印象:宋代並非理學主導的禁慾、壓抑審美時代,士大夫審美實踐高度繁榮,只是始終受道德壓力約束。 二、分領域具體觀點 1. 金石收藏(歐陽修):把古玩收藏從消遣改造爲史學修身工具 - 歐陽修蒐集碑刻不是出於藝術賞玩,而是迫於旁人質疑荒廢政務,主動將金石收藏重新定義:以碑刻考證史實、補正史籍、考察古代典制,屬於史學研究;觀摩碑刻書法體悟古人德行操守,歸入儒者格物、修身範疇。 - 觀點:北宋金石學誕生的關鍵動力之一,是爲收藏愛好解決道德非議,而非單純考古興趣。 2. 詩話興起:私人詩評在詩教框架內開闢審美獨立空間 - 詩話(《六一詩話》)脫離官方經學化詩歌批評,以閒談、個人感悟論詩,偏重審美趣味、創作技巧,偏離《詩經》「諷諫教化」的正統詩教目標。 - 士大夫將讀詩、撰詩話闡釋爲涵養心性、體察人情,讓私人審美品鑑在儒家體系內獲得一席之地,詩歌審美不必完全服務政治教化。 3. 牡丹品鑑與花譜寫作:賞花從奢靡享樂轉爲博物治學、比德君子 - 全民賞牡丹被指責奢靡縱慾、玩物耗財,違背儒生勤儉道義。 - 文人策略:將牡丹品性比擬君子品德,觀花是觀德;撰寫花譜記錄品類習性,歸爲博物考據工作,把休閒賞花轉化爲正經治學修身活動。 4. 書畫收藏(蘇軾、王詵、米芾):警惕物慾執念,以悟道消解佔有慾 - 書畫收藏極易催生佔有慾、攀比心,與儒家「寡慾」思想對立。 - 蘇軾核心態度:外物短暫,不可執着佔有,賞畫重在領悟哲理、安頓內心,而非囤積藏品;米芾、王詵一邊堅持個性化藝術審美,一邊需要向士林證明癲狂嗜好不影響士大夫德行與理性。 - 結論:宋代文人收藏形成一套「重品鑑、輕佔有」的自我約束倫理。 5. 宋詞「豔科困境」:情愛詞作的合法性辯護 1. 詞源於酒宴娛賓、書寫男女私情,被視爲小道、低俗,儒臣填詞有損莊重身份。 2. 兩層辯護邏輯: - 比興寄託:用男女離愁隱喻仕途沉浮、君臣關係,對接《詩經》比興傳統; - 情緒疏導:填詞是公務之餘抒發鬱結情緒的私人消遣,不干涉治國理政主業。 3. 進一步觀點:男性文人模擬女性口吻寫閨情,並非沉溺情慾,而是文學共情與修辭技藝,推動詞建立區別於詩歌的獨立審美體系。 三、宏觀結構性觀點 1. 審美繁榮由市場驅動 北宋商品經濟發達,藝術品、花卉、詞曲商業化交易,讓審美成爲可消費商品,也讓「沉迷審美=貪圖享樂」的批評變得更加突出,加劇美的焦慮。 2. 階層區分功能 金石、詩話、賞花、填詞是士大夫階層專屬文化符號,用來和普通民衆拉開階層邊界;但又要避免階層風雅滑向貴族奢靡放縱,必須把握分寸。 3. 焦慮催生宋代新文化體系 爲解決審美與禮教的矛盾,北宋士大夫發展出金石學、詩話學、花譜學、詞學四大專門學問,拓展了儒家思想的邊界,形成「外履行儒道治國、內依託審美安頓自我」的中國文人經典人格模式。 4. 士大夫沒有反叛儒家倫理,而是重構、擴容儒家內涵,給個體審美保留合法空間,並未走向縱慾主義或藝術至上主義。
北宋士大夫“美的焦慮”,是在皇權專制與儒家經世傳統的雙重擠壓下,因個人審美愛好與公共責任之間的身份撕裂而生的內心掙扎——它催生了精緻的文化成果,卻也暴露了精英階層在根本制度面前集體沉默的侷限。 宋代美學是皇權專制這棵毒樹上開出的一朵極其豔麗的花。花是美的,但樹的本質沒有變,甚至這朵花的美還在爲這棵樹遮醜——讓後世的人覺得,這個時代“風雅”極了,“文明”極了,從而忽略了它底下那個依然嚴酷的權力結構。是結構性困境嗎?蘇軾在烏臺詩案中差點丟了性命。 “縫隙中的審美”不是“創造”,而是補償。當一個人無法在公共領域實現自己的價值時,他將全部的生命力投入到私人領域,在金石、書畫、詩詞、園林中尋找意義的替代品。 不是“智慧”,而是適應。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情況下,他們發展出了一套讓自己不那麼痛苦的生活方式。這在個體層面上是聰明的,在羣體層面上是悲哀的。 不是“文化基因”,而是傷疤。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精緻、敏感、婉約的宋代美學,本質上是士大夫階層在皇權壓迫下精神受傷後結出的痂。痂很硬、很美,但它的存在恰恰證明底下有過傷口。
艾朗諾羅列了北宋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羣體對於“美的客體”歷時性的關注典型——碑文拓印、牡丹、園林、書畫、詞等。分析了這些客體在歷史流變過程中的接受態度,重點講述了諸如歐陽修、蘇軾、柳永、米芾、晏幾道等知名士大夫(或文人)對待這些“審美客體”略顯矛盾的心態,在創作與批評兩個視角展現了他們在不同階段關於清與豔、壯與巧、雅與俗、常與異、善(教化)與美(藝術)的不同抉擇。也可以認爲是這羣士大夫在自己的人生中發現了二者之間不應割裂對立的現實,又無法找到融合之法去說服其他文人的焦慮狀態,畢竟近俗的士大夫之於傳統文人正如尚文的宋之於北方蠻族,由小及大因果互促。 雖然全書語言冗長且結構略有些不清晰(翻譯很好,原文如此),比如應放入理解前提的秦觀《逆旅集序》中所揭示的世界觀卻出現在全書結語處;又比如會將已得出的結論在下一段再次不夠自信地重複等,但仍不得不承認艾朗諾的分析十分詳盡,雖然結論部分涵蓋了前文內容,但完全沒辦法單看結論,同時結論部分還有諸多待延伸討論的內容,甚至是性別問題。 艾朗諾憑藉海外漢學家的身份反而獲得了走進“名家”與“名作”的自由,尤其是最後兩章,幾乎是對普通讀者對於宋詞觀念與地位印象的撥亂反正——如今我們將唐詩宋詞並舉的背後,是一羣士大夫充滿悖論感的修文生涯,在文采的表象之下又揭開了他們文論家的魅力(這往往是海內視角難有的關注),艾朗諾不甚精妙地點明其實宋詞地位地提升正是因爲一羣人率先認識到“情”的內在價值與“言情”的重要意義,找尋出突破“詩言志”家國藩籬的新載體,與思想史書寫的禮學路線可謂各表一枝。 附: 書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書寫了蘇軾關於“物”的想法——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即寄情於事物之上,留意於物即是沉溺於事物本身,這使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三體》中關於“物理學不存在了”的感嘆。科學研究者立足於“物”之上架構他們的研究寶廈,其實就是“留意於物”,“物”的扭曲或是“物”與“物”之間關係的碎裂,都能撼動、支配他們的情緒,使他們的大廈坍塌。“科學邊界”組織的所作所爲就是讓物理學家去懷疑自己能否真正凌駕於“物”之上,而這答案,也許必將是否定的。
特別特別可愛的一本書。 讀完讓人感覺心裏暖暖的。 對北宋文人有興趣的可以直接衝。 他的故事像是無數個五光十色的切面,一同拼湊出一份北宋的風尚。從柳永晏殊到歐陽修到蘇軾再到米芾黃庭堅晏幾道等人,每個人都有那麼鮮活而可愛的地方,存在那麼多人性中的糾結與矛盾,他們追求真實的美,熱鬧的享受着,化俗爲雅,點鐵成金,在無數的日常生活裏踐行着自己的藝術觀念,而作者恰好有這樣偉大的的天賦,去理解這些古人,再向讀者揭起那個時代的一角。你像是跟着他坐在小舟上漂泊,看着他微笑着對你講解天上的星河,閱讀體驗非常良好。 下次有機會一定要去洛陽看歐陽修摯愛的牡丹。
切入點非常別緻,從歐陽修首創把石碑銘文的書法當藝術品收藏、撰寫詩話和花譜、推動詞的發展,發現了他和他們從生命中迸發出的具有審美重構意味的衝破力:善於在不意有之之處接納書法之美,不再想是否美的“正統”;描繪洛陽市井“俗”物,卻沒流露絲毫士大夫的非難或厭惡,關注不應被士大夫關注的“卑”物,卻沒有把它寫得很低賤;對民間曲詞逐步接受,創造出與市民文化搭界及更多開闊蘊意的新詞風;藝術藏品交換與藝術鑑賞力更體現着個人價值和自我認同,延伸着正統之外個人選擇的張力。這些都彰顯出他們在“限度”問題的充分試探——書裏總結爲了不起的篳路藍縷之功。 書裏將儒家嚴謹的道德修養觀念作背景,試圖揭示人在審美上對以往規範的衝破來源於對某種壓抑的掙脫,給我以觸動。例如“不甘心只做個生活在道德和說教夾縫中的端方君子——當然,之前也有無數不甘心的人,只是此時他們終於公開地承認了這種不甘”“有人更加關注男性之雅、浪漫抒情和審美鑑賞的同時,也有人對苦節、教化和道德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兩股思潮相互攻訐,結果是各自都向前走得更遠”“我們很容易便可以看到廣泛存在於朱熹等新儒家和蘇門後學之間的不信任,這正是分化在下一個世紀中的繼續”。 北宋士人對美與審美嶄新的書寫盡顯活力與巧妙。他們的出現爲後世積蓄了太多的寶藏。
我們通常認爲美是令人愉悅的,至少是給人以享樂的。但是這篇文章用一種社會學的視角告訴我們美也可以使人焦慮。北宋士大夫們對待那些被精英階級普遍認爲是“俗”的美的事物,是怎樣努力的爲之辯護,洛陽的牡丹花和宋之詞,這些“美”的事物不僅受到市民階級的追捧,也同樣被士大夫們所瞭解。 作者從一些個案研究入手,仔細梳理了史料上或真或假的文獻,如米芾對於藝術收藏和藝術品價值的突出是如何挑戰了傳統對待藝術品的金錢價值避而不談的態度(以蘇軾爲代表)。如研究歐陽修的一些市井小詞是如何顛覆他常規的正統派形象。又以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結合李格非的後記來研究士大夫對牡丹之美抱以一種怎樣矛盾的褒之貶之的態度。那些對待“美”的欲贊之又避之的恐懼都使我們瞭解北宋士大夫們在儒學和新儒學下對待那些“俗物之美”處於一種怎樣矛盾態度。這使我們瞭解到在社會和精英階層中審美往往帶有外部的壓力。 這些研究結果挑戰了我們固有的認知,告訴我們“美”的合法性(又或者說“美”的標準的合法性)是不斷被建構和接納的,它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通過一代代的證明和努力,使之成爲標準。它告訴我們,人類如何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從自身出發去看待這個世界。我們欣賞梅蘭竹菊四君子,我們認爲牡丹因其女性氣質和金錢價值而妖且俗…這給我們一種啓示。我們應該如何用古人的視角去看待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努力,我們又該如何審視和發現當下的各種視角(那些我們自認爲是獨特的,充滿個人色彩的)是被規訓和被建構的。只有這樣才能發現美之焦慮的原因,也才更有可能發現美之外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