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記

《平生六記》爲老“運動員”曾顏修先生於95歲高齡時所寫的關於其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的回憶錄。書中講述了其在擔任《南方日報》首任總編輯和《人民日報》“五人領導小組”組長期間，作爲工作隊隊長親身參加建國初期的鎮反運動、肅反運動、1952年土改運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打虎運動”（即反貪污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5年的“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反胡風運動、“六十一人案件”等政治運動中的經歷與工作經驗。 曾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勇於擔當作爲，不隨波逐流，不畏浮雲遮眼，不唯上，自覺克服教條主義簡單生硬、輕率粗暴的工作方式，通過紮實細緻的調研與審查，一次一資助爲無辜者洗刷冤情、平反昭雪。即使1957年自己被錯打成右派、被批作“匈牙利的納吉”，自身已岌岌可危之際，仍然將那些正在受審查而其實並無問題或並無什麼大問題的人一個一個地放行。 曾老總結了其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做任何工作都一定要深入細緻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堅持底線原則，做人做事一定要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良心。明知其錯的事情堅決不幹。即使爲此付出多大代價，也要無條件地承擔。始終把別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看得比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更加寶貴。自己可以一百次罵自己是烏龜王八蛋，但決不會說一次別人是小狗、小貓。 這就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赤膽忠心和家國情懷，爲當今整日口口聲聲高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於擔當，砥礪前行”的共產黨員樹立了標杆和榜樣。正所謂“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

《平生六記》的作者曾彥修先生，是一位人們尊敬的革命前輩和知名學者，寫這本書時已95歲高齡。在這本書裏記述了1949年後他親歷的6次政治運動：鎮反運動、土改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這6次運動都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震動全國的大運動，是把中國最後推向文革的前奏曲。通過個人經歷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人，無疑是這本書的重要貢獻，但我認爲它的更深刻的意義還不僅於此。  在這6次政治運動中，除了反右後的四清， 曾先生都是這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49年他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社社長，1954年3月調到北京後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他還一面擔任着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一面被《人民 日報》點名爲第一個“黨內右派”。反右以後，他的身份變成了共和國的一名“賤民”，但1964年，他還是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奉命參加了上海一個印刷廠的四清運動。不管他的身份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社會處境多麼艱難，他的政治人格和知識分子的良心始終不變，對人對事的原則絕不動搖。 在當時的中國，這些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約的政治運動，都是明火執仗，也都是隨時可以造成千萬無辜者死亡悲劇的運動。  奇蹟也就在這裏。曾彥修先生以他的人格和良心，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和條件下，努力改變這些運動，以一己之力阻擋運動的“擴大化”。  當時所有的運動領導人，無不以擴大打擊面來表現執行中央指示的忠誠度，有哪個人能像曾先生這樣，不顧險阻，去挽救幾十個無辜者的生存命運！這其中既包括四清中那三十幾位最低 微的普通工人，也有在肅反中作爲重點打擊對象的“特嫌分子”戴文葆這樣傑出的文化人。在曾先生的心中，人是沒有貴賤之分的，生命的價值是平等的。  但是，爲了解救一些危難的人，就會冒犯和得罪一些有權勢的人，自己就要付出慘重的代 價。他的黨籍、職務、待遇，最後都被剝奪了。曾先生不但無悔，反而認爲這是他幾十年間做過的 最有價值的事。因爲他把別人的生命“至少看得 和自己的生命一樣的重要”。這就是他的政治 人格。  這本書開篇的第一段話，就是這樣說的：“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幹。爲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擔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爲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先生的政治人格是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磨練中鑄就的，體現了他的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他不唯上，不盲從，不趨炎附勢，不見風轉舵；他在幾十年政治風浪中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獨立思考。他信奉“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他的革命理想是每一箇中國人都活得自由幸福，受人尊重。他爲此奮鬥不息。在這本書的每個章節裏，他的每一次抵抗和奮爭，都展現出他的人格在歷史衝突中的力量。  細讀《平生六記》，能讓我們看到一種正直的、堅定的、高潔的人格，堅強而充滿愛心，疾惡如仇而柔情滿懷，這纔是國人嚮往和追求的人格。

在歷史教科書裏，"土改"二字是裹着革命紅綢的里程碑，但在《平生六記》泛黃的紙頁間，這個詞彙剝落了意識形態的釉彩，露出斑駁的肌理。曾彥修以親歷者的體溫，熨貼着歷史褶皺裏那些被遺忘的褶皺，讓讀者看見華南沿海華僑在土改風暴中飄搖的身影，聽見革命理想與現實困境撞擊的轟鳴。 華僑羣體在革命敘事中始終是個曖昧的存在：他們既是革命資金的祕密輸血者，又是需要警惕的"海外關係"攜帶者。當對岸反攻的威脅化作懸在華南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曖昧迅速凝結成寒冰。曾彥修筆下的工作隊像是行走在鋼絲上的雜技演員，既要完成"三天紮根、五天發動"的軍令狀，又要在宗族網絡密佈的僑鄉甄別敵我。某位華僑地主爲地下黨送過金條的往事，在階級成分的顯微鏡下竟成了"投機革命"的罪證，這種荒誕的敘事邏輯背後，是新政權建立合法性的深層焦慮。 但人性的光芒總能在體制的縫隙裏找到出口。書中記載的某個深夜，當工作隊員準備將"逃亡地主"的幼子送進收容所時，老炊事員默默給孩子披上自己的棉襖；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的貧農組長，私下裏偷偷給華僑家屬送米。這些未被寫入會議紀要的細節，構成了另類歷史檔案，證明即便在非黑即白的年代，人心的色譜依然存在灰度。 作爲1938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曾彥修的反思顯得尤爲珍貴。他坦言在劃分階級成分時"手會發抖"，面對華僑家書裏掉出的全家福會"眼眶發熱"。這種知識分子的猶疑與革命者的果決形成的張力，恰恰印證了革命不是實驗室裏的化學反應，而是裹挾着人性溫度的歷史進程。當他把沒收的銀元換成藥品救治瘧疾患者時，土改政策在具體情境中獲得了倫理的正當性。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曾彥修先生以驚人的勇氣守護着人性的底線。他拒絕在"胡風案"中落井下石，這種選擇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異於自尋死路。但正是這種"不識時務"的選擇，讓我們看到了人性中最可貴的堅持。在集體瘋狂的時代，保持清醒已屬不易，而敢於對抗瘋狂更是需要非凡的勇氣。這種勇氣，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植根於人性深處的道德力量。 書中記錄的那些普通人的善舉，猶如黑暗中的燭光，溫暖而明亮。在勞改農場，有人偷偷遞來一個饅頭；在批鬥會上，有人投來同情的目光；在絕望時刻，有人伸出援手。這些微小的善行，構成了人性最堅實的底色。它們證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人性的光輝也從未熄滅。 曾彥修先生以平靜的筆觸記錄苦難，卻讓我們看到了超越苦難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於對人性的堅守，對真理的追求，對善良的信仰。在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後，他依然保持着對生活的熱愛，對他人的善意，這種精神境界令人肅然起敬。 這部回憶錄最震撼的啓示或許在於：歷史正義的實現從來不是單線程的突進。那些被錯劃成分的華僑後來成爲改革開放的先行者，當年沒收的僑匯建起的糧倉在饑荒年月救活無數生命，這種因果的迴環構成了歷史的復調敘事。曾彥修沒有用後見之明苛責前人，而是在記憶的廢墟中打撈文明的碎片，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制度設計都需要爲人性的脆弱預留彈性空間。 合上書卷，窗外已是車水馬龍的現代都市。那些在土改風暴中戰慄的華僑故宅，如今多已變成網紅咖啡館。但《平生六記》留下的拷問仍在迴響：當國家機器的齒輪高速運轉時，我們是否還記得在政策與人之間墊上柔軟的襯布？這種思考，或許就是歷史留給未來最好的遺產。

這本外表看並不起眼的薄薄的小冊子卻包含着一種不容忽視的內在力。它督促我們這些以往時代的過來人，不管今天還在位的或者已經退下來的，都該認真地思索一下：自己在對待人的問題上是否真正採取了慎重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否爲黨和人民的利益而堅持原則、明辨是非？是否真正重視了人，重視了人的積極性？對於別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是否看得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爲重要的話）？

這本書不長，讀得也很快，很多歷史情節我也是首次看到，也算初步瞭解了當時反右派、四清等運動的一些情況。在讀的過程中，就爲老先生的行爲和品格心生敬佩，讀完之後看了點評更是如此。一輩子長也短，在困難時期更是難以自保何況保他人呢？老先生的坦蕩、認真、無私以及處事上的經驗都讓人敬佩，他對人的尊重、對他人政治生命的看重與對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尊重一樣。 下面摘錄了點評文中的一段話作爲我的評價，以致對曾老先生的敬仰： 作者在書的末尾對自己這段工作有這樣一個評價：“1957年以後的二十多年中，我虛耗國帑，坐食工農，什麼事也沒有做，唯一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良心的，就是做了上述的這一件事。我將永遠爲這樁事感到問心無愧。當然，二十多年只做了這一件事，最終還是要感到慚愧的。而且，這一生大概我也就只能做這麼一件像樣的事了。”不知道別人怎麼樣，我這個平日不大動感情的人在讀了這段文字之後也不禁有些黯然。這是一個對黨懷着赤誠之心然而因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失卻正常工作條件的人所發出的至深的感慨啊！作者斥責那種對審幹的必要性和獲得巨大成績持否定態度的人，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審幹中即使有人被冤枉也是暫時的。“包括我個人在內，審來審去，並沒有冤枉我什麼。”話雖如此說，但這一“審來審去”畢竟使他們虛度了好多時光。在二十多年當中，他當然並非什麼事也沒有幹，但他強調自己在這“二十多年只做了這一件事”，我想是有道理的。這道理大概就是在“問心無愧”這四個字上。

一本好書，於業餘讀者而言，是知曉肆玖年之後歷次瘋狂運動的窗口，於專業學者而言，是佐證正史檔案的絕佳材料。曾老先生活了九十六歲，在他年富力強的日子裏，解救了許多陷入運動漩渦而即將失去尊嚴與生命的男人女人們，有時候蘊含人性良善的一句指示、一行文字或者一次談話足夠把一個活生生的單薄個體從地獄拉回人間，所以我堅信有福的長壽之人一定與他行善具有重大關聯。

讀之前，我對曾老了解不多，讀之後，肅然起敬。以樸素的語言、真摯的感情如實記錄那個荒謬的年代及盲目、卑微、有愛、勇敢的人，滲透着獨立的思考、真切的關懷、深刻的反思。相比於人性的惡，當時人更多是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以至喪失基本道德底線。這也是那個時代給人最大的教訓，也就是書中一再強調的：“對任何人的生命和聲譽，均應該予以無比尊重，這是人與非人的界線。”包括作者在內的睜眼的人之所以未被濁流裹挾，也是基於這一點。作者說自己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就是爲那三十多個人平反，並謙稱是小事、例行公事。但帶入那三十來個活生生的生命身上，這些莫須有的政治問題直接關係他們一生的命運，“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更大的責任”。《四清紀實》也是書中最精彩的一篇，十個冤案的平反讀起來像偵探小說一樣，如朱某的案子，一波三折，從中可以看到曾老民主的做事風格（找本人詳談）、清正的氣節，也能感受到當時的政治氣候、時代氛圍，尤其是它們對人們心理造成的創傷。有的人明明沒問題，但因害怕，先撂了，如朱某被問及有沒做過好事時，連連否認：“沒有！沒有！我是反動資本家，我有罪，我有罪。​”憋屈得讓人心疼，噤若寒蟬。充滿質疑、相互揭發的年代，有人能夠理解、伸出援手，更不容易，能讓人感動得掉眼淚。如作者在跟清潔工、閻某、朱某妻子談話時，他們都哭了，因爲感受到了冷漠世界裏的一縷陽光。但即便做了這麼多，作者也不居功，並認爲自己做得不到位：“我們當時工作沒有做到家，未把問題完全弄到底，是個遺憾。”合上書，堂堂正正的背影、盎然堅挺的脊樑毅然樹立在眼前，耳邊也縈繞着擲地有聲的吶喊：“沒有個人尊嚴，就不可能有民族尊嚴。” 【摘錄】 “胡適的威望大體上是越批越高，因爲過去不知道胡適爲何人的人，現在也都知道了。” “其實，當時從全國說來，有些地方還未解除飢餓狀態，現有無數篇文章證明，​‘四清’在農村也是老一套，要先‘訴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不過，行不通，老百姓一訴就訴這幾年如何苦法。幾乎全都不得不改變老辦法。” “我看了哭笑不得：我們在做些什麼呀！” “就是說，全國人民都必須個個通體透明，像個水晶人似的。” “不過，我們也太會製造‘敵人’了，似乎舉國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實，往往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這不能怪他們，因爲不說得‘左’一點兒，他們就有可能捱整，這是長期以來‘左一點保險’造成的結果。” “我總覺得，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個老年的勞動婦女，像老鼠一樣地生活着，對周圍的人都像怕貓一樣地害怕，這是我的理智、良心和我學得的一點兒馬克思主義所不能接受的。” “像1957年那樣九級、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兒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爲‘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我們應該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決不能幾十年天天叫人檢討自辱，放棄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民都必須放棄自尊心的時候，這個民族恐怕也就難於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了。一個民族的自我削弱，幾全來自內部因素，而非外力。”

嚴秀說大字報或者審訊是一種神經戰。頂不住的要麼會軟下來什麼都說，要麼自殺。所以一定要先下不自殺的決心，算阿Q一番若無其事，敬候裁判就是。我想是這樣，又想從這樣的年代活下來，也大抵成了一個名聲上的殘廢，總要被旁人疑心扣上同流合污的帽子。也許這不重要了，能活下來的人畢竟是爲自己而活的。

這是一部曾先生在三反五反，四清運動中親身經歷的事情，及粉碎四人幫後爲冤假錯案平反的一些案例。對黨史感興趣的書友可以讀一讀，瞭解一下那個年代的人和事。

自己在對待人的問題上是否真正採取了慎重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否爲黨和人民的利益而堅持原則、明辨是非？是否真正重視了人，重視了人的積極性？對於別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是否看得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爲重要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