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制度變遷的邏輯

對一篇學術作品從三個角度考察： 1、是否使用了新方法； 2、是否採取了新證據； 3、是否講了一個新故事。 只要達成其中一個即可算是言之有物的學術作品。 針對本書： 1、我對這領域知之甚少，難評此書是否使用了新方法。至少在我看來從制度嵌入視角研究軍事制度變遷是比較新穎的。 2、至少在微信讀書的中文作品中，本書是唯一一本梳理論述美國軍事制度數次改革的作品。這也是爲什麼我最開始會看這本書：讀書會要講米爾斯海默的常規威懾論，故以這本書作爲背景知識補充。 3、作者的綜述/研究方法和案例闡述分析單獨看都寫的不錯，但不知道爲什麼寫案例分析時好像沒有緊緊圍繞究方法展開，很難說講好了一個故事。 綜上，這本書至少是言之有物的。 另：作者很多地方術語表達疑似過於專業化，一般讀者可能讀起來頗爲費勁。 最後再簡單聊聊個人感受：此前接觸過的軍事制度史主要集中在第三帝國，蘇聯，以及牢鍾。這三個國家的共同特點是政體歷史相對較短，並且gov的基礎深刻的與軍事力量聯繫在一起。這次讀到美國這種軍事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近乎獨立存在的國家之軍事制度變遷，應該說是一種比較新奇的體驗。瞭解了牢美文官掌控軍隊的艱苦努力，纔算明白爲啥許多外國評論家總對牢鍾軍事改革的離譜揣測。也是讀了這本書後，才能理解三年完成百萬大裁軍以及令行禁止的現代化軍事改革對牢美的威懾之深。

用了兩天時間把這本書讀完了。 讀此書的初心是想了解美軍爲什麼會如此強大，從網上了解到似乎和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改革有關係，又瞭解到我軍的最近一次軍事改革和重塑就是充分比較和借鑑了美軍的這次改革。 在微信讀書上搜索關鍵詞就想到了這本書，講真這本書讀起來還是挺枯燥的，因爲他通過美軍的5次改革要講清楚作者想要闡述清楚的嵌入理論，把這個理論講清楚也就講清楚了美軍強大的原因。 此書有一處小小的不足，缺少我軍和美軍現役軍人的觀點及認知，似乎是一個文官對軍隊的畫像，少了那麼一點點說服力。 這是一篇博士論文改寫的，屬於強學術性文章，需要耐得住性子才能讀完，還可以😊

感覺整本書論點和論據有些脫節，可以看作是一篇關於美國軍事制度改革的介紹資料。其中關於嵌入理論。個人感覺有些生硬，結合融合不足。

寫的挺好，滿滿乾貨。記錄一下各章要點： 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文官控制已經成爲處理軍政關係的核心理念。國防部是美國政府內僱員最多的政府部門， 美國軍方與文官之間的衝突反覆出現 簡諾威茲認爲，作爲國內政治領域的壓力集團，文官在軍事機構的合併、國會的財政預算監管、軍方進入權力塔尖三個議題上的不作爲促進了軍事專業化的深入 美國軍隊內部分爲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四個軍種，不同軍種之間的鬥爭有着悠久的歷史。 美國陸軍裝備新式M1艾布拉姆斯系列主戰坦克（M1 ABRAMS）爲例，探討了複雜組織和複雜技術的互動。 並設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等部門，縱向的維度是指自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以下的各級組織，這個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的核心問題，即軍政關係如何安排。縱向的層次主要涉及文官如何控制軍隊的問題。 從軍政關係的內涵來看，其核心是政治部門與軍事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文官與軍人之間的關係。 根據美國憲法，總統是美國的三軍總司令，對軍隊擁有最高的指揮權威。總統通過任命文官國防部長，直接管轄國防部以及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總統作爲三軍總司令，是軍事組織的最高領導。總統以下，設置文官的國防部長和副國防部長，統轄國防部。國防部包含四大部門，分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部門、國防部長辦公室和聯合作戰司令部。 總統和國防部長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事部門之間的關係最爲核心。 在國會內部，衆議院的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參議院和衆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參議院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和衆議院的國際關係委員會是影響防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主要部門。 首先，控制國防預算。在美國國會中，衆議院擁有對財政預算的審批權，因而擁有了裁定國防預算的權力。 國會的戰爭權和批准條約的權力是兩個最重要的權力。 美國總統與國會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在長時期的歷史過程中，這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是此消彼長的過程。[23]對國會來說，它可以通過遊說總統，或者通過議題掛鉤等手段來影響總統對軍方的政策。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橫向的軍事制度安排主要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防部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部門、國防部長辦公室和聯合作戰司令部，第二個層次是軍事部門下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橫向的軍事制度安排主要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防部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部門、國防部長辦公室和聯合作戰司令部，第二個層次是軍事部門下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橫向的維度則是軍方內部不同軍種和部門之間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兩個層次：一個是國防部內部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事部門、國防部長辦公室和聯合作戰司令部四個部門的組織安排；另一個是軍事部門內部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四個軍種。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要職能是協調各軍種並提供參謀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內設主席和副主席，幷包含陸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等結構性職位和情報、指揮、戰略計劃與政策等功能性部門。從職能上來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要職能是戰略戰術規劃、軍隊培訓等，它無權對軍隊直接下達命令，軍隊由總統和國防部長直接統帥，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擁有巨大影響力。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協調，作爲總統的首席軍事顧問，其職能是戰略決策，戰略部署，意外事件的部署和準備，提供裝備、項目和預算的諮詢，提供綱領、培訓和教育等。 軍事部門包含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國防部長辦公室包含12個評估、技術、情報等功能性部門。聯合作戰司令部包含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歐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戰略司令部和運輸司令部。 《國家安全法》在國會通過，新法案統一了國家軍事部門，設置文職部長一人，建立陸海空三軍的行政部門，在法律上承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地位，並設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等部門。 1949年，正式設立國防部，加強了國防部長的權力，增設國防部副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各一人。 1953年，規定參謀長聯席會議接受國防部長的領導，其法定職責是作爲總統和國防部長的軍事顧問。 1982年，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戴維·瓊斯（David Jones）向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呼籲改革參謀系統，拉開了國防部重組的序幕。 1982年，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戴維·瓊斯（David Jones）向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呼籲改革參謀系統，拉開了國防部重組的序幕。在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山姆·納恩（Sam Nunn）和衆議員威廉·尼科爾斯（William Nichols）等人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改組法》，重新調整美國的軍政關係。這一法案極大地提升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權力，使其成爲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同時也提高了國防部長的權力，使其直接領導軍事指揮官，從而使文官控制軍方的能力增強；這一法案還拓寬了軍方政策建議到達文官高層的管道，改善了各軍種之間的競爭關係，提高了它們聯合作戰的能力。[29] 在縱向上，文官部門要想實現在憲法範圍內控制軍隊，就必須將其部分組織網絡深入軍方的組織之中；而軍方爲了實現其功能，就必須力爭進入並影響文官部門的決策。在橫向上，爲了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各軍種之間需要在組織結構上做出調整，並密切配合，組織之間也慢慢互相嵌入。 1949年，杜魯門再次重組軍事組織，設立國防部，增強了國防部長的權力，並增設國防部副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各一人。 由於參謀長聯席會議是減緩各軍種之間紛爭、加強軍種合作而設置的一個組織部門，因而各軍種之間的競爭可以影響到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而影響到國防部長。其二，國防部長直接控制各軍種，因而各軍種之間的競爭可以直接對國防部長產生影響。 權利代理——消除這些組織部門抵制，可以通過權力代理的方式，即這些組織部門原有的權力以委託的形式轉移到另一些組織部門，並代替原有組織部門行使其權力。 第二，權力共享。制度嵌入帶來制度衝突，但制度嵌入帶來的共享權力關係往往成爲消弭制 度衝突的關鍵性因素。 第三，權力補償。通過實施討價還價式的權力補償措施，也可以減緩制度嵌入過程中因權力轉移帶來的對抗的烈度。 一個國家的官僚體制能力是指其汲取資源、動員資源、信息蒐集、政策執行的能力，這些能力決定了這個國家官僚體制的有效性。 一個國家的官僚體制能力是指其汲取資源、動員資源、信息蒐集、政策執行的能力，這些能力決定了這個國家官僚體制的有效性。當官僚體制的分工明確、獎懲公正、信息暢通、資源充足、組織文化銳意進取時，其推動某一部門進行改革的能力和動力也越強。 社會凝聚力可以通過兩個因素來評估，即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和社會的價值衝突程度。以精英集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言，可以分爲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即精英主導型國家、社會主導型國家和精英-社會平衡型國家三種。在精英主導型國家中，精英集團基本能控制制度改革的主導權，並能通過主動塑造社會，引導公衆輿論，爲制度改革服務。社會主導型國家中的精英集團獨立性比較小，因而社會在制度改革上佔據主導地位。精英-社會平衡型國家中則比較均衡，誰也不能控制對方，制度改革需要經過雙方的協商和妥協。 本書認爲，影響美國軍事制度嵌入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分別是國際壓力、軍事學說和各軍種之間的競爭。 政治結構可以通過組織原則、單元之間的功能差異和實力分佈三個因素來界定。 後勤保障、人員培訓、戰略策略制定、聯合作戰方面，越來越緊密統一起來。 陸軍通信兵航空科，1914年美國設立了陸軍通信兵航空處（Aviation Section），隨後在1918年設置陸軍航空特勤處隊。 美國陸軍由正規軍、國民警衛隊和後備軍組成，並授權增加陸軍航空勤務隊、化學戰爭局和財務部三個部門。 陸軍後勤部隊 政策委員會，以協調作戰部門和物資供應部門之間的事務 聯合戰略調查委員會：以協調戰爭部和海軍部的戰略合作 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面設置了陸軍地面力量、陸軍空中力量和軍需特勤三個部門，並給予總參謀部指揮陸軍的權威。 行政委員會命名爲聯合後勤委員會，並增設了一個聯合後勤計劃委員會增強其權力，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動員和軍需體系。 其中三個助理部長分別承擔不同的功能性職責：第一個負責科學研究，第二個負責監管採購和工業動員計劃，第三個負責立法工作和公共信息。 美國參謀長是美軍的戰時參謀長，他們有權經過部長向總統提供僅限於軍事政策、軍事戰略和預算請求三個領域的建議。 陸軍、海軍、空軍的參謀長則是三軍的首席軍事顧問和行政主管，分別負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具體事務管理。 海軍方案提議設置的四個委員會分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需供應委員會，委員會制度成爲海軍方案與陸軍方案在制度性上的最大區別。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爲外交政策制定和諮詢的機構，統籌協調陸軍、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其主要成員包括總統、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和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主席，其中總統可以作爲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對如何處理各部門之間的合作， 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負責軍事動員和供應，以保障軍事政策的實施。其成員相對複雜，不僅包括總統、軍需供應委員會主席、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部長，根據具體情況，還可以包括財政部長、農業部長、內政部長、商業部長、勞工部長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要職能是制訂軍事戰略和後勤計劃，爲陸海空三軍和總統提供政策建議。其成員主要包括陸軍參謀長、海軍參謀長和空軍參謀長。軍需供應委員會則是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後勤計劃爲基礎，負責軍需的生產和分配。其成員主要包含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副部長。 他主張空軍部應該接管所有以陸地爲據點的飛機，包括海上偵察機、反潛艇巡邏機和護航機。 同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參謀長聯席會議等機構。 這一制度體系包括兩個核心的部分：一個是國家安全機器，通過委員會制度來協調各軍種間和各部門間的關係；另一個則是國家軍事機構，涉及國防部長以下各部門之間的關係，以及陸海空三軍的設置。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國家安全協調機構的核心部門，根據法案規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主席組成，由參議院建議並經其批准，總統可以指定各行政部門部長、軍需供應委員會主席和研究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參加會議。其次，根據法案規定，委員會還應該擔負兩個責任：一是委員會需要根據美國實際和潛在的軍事力量，對美國的目標、義務和風險進行預測和評估，並向總統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二是思考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各部、各局的共同利益有影響力的政策，並向總統提出政策建議。再次，委員會設立一個由文官祕書組成的領導班子。最後，委員會應該經常向總統提出它認爲合適的或總統要求的政策建議。 在這個軍事機構中，包含着兩個不同層次的機構：一個是由陸軍、海軍和空軍組成的軍事部門；另一個則是由國防部長直接領導的戰爭委員會、參謀長聯席會議、軍需供應委員會以及研究與發展委員會。 其中，國家軍事機構由一個文職國防部長領導，下轄陸軍部、海軍部和空軍部。國防部長作爲總統在國家安全政策方面的首席助手，負責協調各部門並形成統一政策，控制各部門和機構，監管後勤系統，以及軍費預算的評估和協調問題。 戰爭部將被改名爲陸軍部，戰爭部長也將更名爲陸軍部長。陸軍部將控制或監管陸軍司令部、陸軍部隊、後備單位、設施、活動及職能。並且，陸軍部下的陸軍將包括地面戰鬥部隊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飛機和水上運輸工具。 這四個不同功能的委員會是戰爭委員會、參謀長聯席會議、軍需供應委員會和發展與研究委員會。 戰爭委員會以國防部長爲主席，成員包括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空軍部長、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和空軍參謀長。作爲一個委員會，戰爭委員會向國防部長提供政策建議。 戰爭委員會是國家軍事機構中文官和軍方的聯繫紐帶。參謀長聯席會議是“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 軍需供應委員會和研究與發展委員會是一個聯結高層政策部門和執行部門之間的紐帶，它也是一個推動各部門合作的制度形式，這兩個部門的目的和功能基本一致。從功能上來看，前者負責向國防部長提供關於軍需生產、軍需採購和軍需分配方面的政策建議，後者則是基於軍事科學技術方面向國防部長提供政策建議。 轟炸機 （3）設置一個國防部副部長和三個助理國防部長。修正案規定設置文職的國防部副部長和助理國防部長，分擔國防部長的職能，並幫助其控制、管理國防部。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要是規劃國家的軍事戰略，推動各部門在後勤上的合作，實現統一指揮作戰等職能。 作爲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持官員；提供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的議程並協助參謀長聯席會議儘快處理政務；通知國防部長和總統關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不贊同的議題。 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部長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成員。 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NSC-68） 陸軍與陸軍航空隊結成同盟，海軍與海軍陸戰隊結爲戰友。 在制度形式上，海軍對強大的單一國防部存在疑慮，主張採用委員會制度，限制單一軍事機構的權力。 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洲際導彈和中程導彈，第一，將軍需供應委員會、研究與發展委員會、防務供應管理局等部門的功能轉移給國防部長；第二，參謀長聯席會議選擇聯合參謀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Joint Staff）必須通過國防部長的確認；第三，設置另外六個助理國防部長，並指定其承擔相關職能和責任。[38]將軍需供應委員會、研究與發展委員會、防務供應管理局等部門的功能轉移給國防部長，這就使得國防部長在後勤體系和動員體系中擁有了更大的權力，有利於國防部長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合作，解決各部門之間的衝突。 第一，將軍需供應委員會、研究與發展委員會、防務供應管理局等部門的功能轉移給國防部長；第二，參謀長聯席會議選擇聯合參謀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Joint Staff）必須通過國防部長的確認；第三，設置另外六個助理國防部長，並指定其承擔相關職能和責任。[38]將軍需供應委員會、研究與發展委員會、防務供應管理局等部門的功能轉移給國防部長，這就使得國防部長在後勤體系和動員體系中擁有了更大的權力，有利於國防部長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合作，解決各部門之間的衝突。 （1）將軍事部從作戰行動的指揮體系中移除；（2）設置全國作戰力量的統一指揮官；（3）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爲總統的主要軍事顧問；（4）統一聯合參謀部的成員，並將他們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控制之下；（5）將晉升准將或者相同級別以上官階的決策權交給國防部；（6）調整作戰指揮體系，從總統到國防部長，再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到統一的指揮官手中；（7）從總統到國防部長，再到軍事部的部長，理順後勤指揮體系；（8）給予國防部長關於研究和發展及其採購的全權，另外，國防部長將有權轉移或取消特定軍種的項目。 指揮作戰則由聯合作戰司令部和特種作戰司令部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 總統有權通過國防部長組建聯合作戰司令部或特種作戰司令部來執行軍事任務。 第四，減少助理國防部長和軍事部助理部長的數目。 1958年《國防部重組法》還對各軍種參謀長的職能、國民警衛隊等做出了規定。 軍需供應委員會、研究與發展委員會、防務供應管理局等部門的功能轉移給國防部長，這直接增加了國防部長的權力 抵制變革是人類和巨大組織的自然趨向，但是在一個被加速變革塑造的世界中，這是一項戰略負資產。……世界變化很快，而美國國防部過於沉湎於過去。——詹姆斯·洛克。 美國空軍作戰管制小隊 陸軍訓練和條令司令部 《野戰手冊》 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 首先，各軍種之間缺乏聯合作戰的能力。儘管在營救行動中，美國空軍作戰管制小隊[6]（U.S.Air Force Combat Control Team）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一個聯合組織來執行營救行動，也缺乏跨軍種聯合行動的經驗，造成營救行動失敗。這導致了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缺乏聯合行動的原則和程序，導致在“沙漠一號”行動中無法統一各軍種的指導思想，造成營救行動混亂；二是各軍種間單獨訓練，缺乏聯合訓練的結果就是在營救行動中比較生疏，難以密切配合。美國在伊朗人質危機中的失利教訓迫使美國在其後採取行動，建立一個聯合作戰的組織，即特種作戰司令部，以統籌各軍種之間的行動，提高聯合作戰的能力。 戰略防禦計劃謀求通過太空武器和導彈等攔截蘇聯核武器，以維持美國的戰略核優勢，保證其國家安全。 聽證會、決議案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瓊斯在衆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衆議院軍事委員會調查小組委員會組織聽證會 參議員納恩和接替懷特任衆議院軍事委員會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尼科爾斯 聽證會、質詢和組建委員會等 將令防務結構一團糟 改革參謀長聯席會議，反對提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權力 隨後，一個以戈德華特爲主席、尼科爾斯爲副主席的會議委員會成立，囊括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全部19名成員和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中的7名委員。這個委員會致力於在8月15日國會休會前解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責、設置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細節、聯合作戰總司令的特殊權威等23個重要的分歧。[ 同時，該法案還規定設置一個負責國防研究與工程的主任。 國防部長辦公室是協調文官部門和各軍事部門的重要組織部門。 最後，加強對國防部的審計。法案規定設置一名審計長，其職責是：“（1）執行國防部長的命令，履行所需的預算與財務職能與職責，行使所需的預算與財務權力。（2）監督與指導國防部預算評估的準備工作。（3）制定與下列組織與管理事宜有關時須遵循的原則、政策和程序，並監督其實施：預算的準備與實施；財務、成本、營業與資本財產的合算；進展與統計報告的撰寫。（4）制定與監督由國防部管理的、與開支和基金募集有關的政策制定與程序執行。（5）制定本款第一至第四項所涉及事宜的統一術語、分類和程序。”[67]通過設置一個文官的審計長，增強了文官對涉及審計事務的影響力。在涉及預算工作時，文官的發言權大爲上升。同理，在涉及國防科研和後勤事務時，文官的影響力也大爲擴展。 增設一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與調整聯合參謀部三個方面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 該法案還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制定計劃、提供諮詢和制定政策方面的職能做了詳細規定，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1）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應該負責協助總統和國防部長對武裝力量進行戰略指導；（2）制定符合實際的戰略計劃，並制定與之匹配的聯合後勤與機動計劃；（3）爲保障美國的戰略利益，制定各種應急計劃及與之匹配的聯合後勤與機動計劃，並與各聯合作戰司令部和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協商建立統一指揮系統；（4）就需求、計劃和預算向國防部長提供諮詢；（5）爲武裝部隊的使用、訓練和教育制定條令和政策。 國會推動設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和特種作戰司令部 各軍種部長應把其所轄的一切部隊都配屬給聯合和特種作戰司令部，或配屬給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合衆國部分，以執行分配給這些司令部的任務。 調整作戰司令部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關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成爲聯合與作戰司令部和總統或國防部長溝通的重要渠道。法案規定，總統不僅可以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來溝通文官和作戰司令部之間的聯繫，還可以“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分配職責，以協助總統和國防部長履行其指揮職能 “國防部長應該保證作戰司令部司令對該司令部所屬司令部和部隊擁有足夠的指揮、指導和控制權，以便對其進行有效地指揮”。[78]這其中包括軍事行動、聯合訓練和後勤等所有方面的權威指示。 特種作戰司令部設立後，通過特種作戰來反叛亂。 近代以來，人類經歷了幾次比較明顯的軍事變革。蒸汽機、機槍、火車、飛機、潛艇、無畏級戰列艦的出現使得戰爭形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雷達、航空母艦、遠程戰略轟炸機以及後來的核武器更是引起了巨大的軍事變革，推動了軍事制度的改革。 精確制導武器嶄露頭角，在威懾、大縱深作戰、摧毀敵軍軍事目標和奪取制空權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電子戰武器的作用越來越凸顯，成爲獲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導彈防禦系統，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及監視與偵察統一協調。 美軍致力於建設“C4ISR系統”，將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及監視與偵察統一協調，在面臨重大戰略決策時對美軍進行指揮和控制。這就需要美軍做到主導機動能力、精確交戰、全方位防護、聚焦後勤。 “C4ISR系統”、J-STARS監視機、戰術飛機、V-22“魚鷹”傾斜轉旋翼運輸機、B-2隱形戰略轟炸機、反裝甲武器、現代化軍艦、導彈防禦系統等。 在海灣戰爭中，各式作戰飛機、武裝直升機、巡航導彈與海軍航空兵。 特種部隊在直接作戰、情報偵察、反恐怖主義以及信息戰中都不可或缺。 在組織理念上，空軍往往強調戰略轟炸的作用，陸軍則強調維持強大戰略預備役，海軍則關注戰略核潛艇的威懾能力和海上軍事行動的能力。 這些軍事項目主要包括戰區空軍項目、攻擊和偵察直升機、彈道導彈防禦、航空母艦、攻擊型潛艇、航天發射、軍用通信衛星、V-22“魚鷹”傾斜轉旋翼運輸機。 里根政府將陸軍師分爲輕型師和重型師，併成立了20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將特種部隊規模擴大到4.5萬人。冷戰結束後，這一趨勢繼續發展。 “C4ISR系統”、聯合作戰和特種部隊建設 “旋轉門（revolving door）”，即政府或者軍隊中的文官離職後進入軍事工業企業，利用特殊途徑和人脈爲軍工企業爭取利益。 非戰爭軍事行動包括人道主義救援、訓練外國軍隊、國際維和、反恐、撤離非戰鬥人員等事務。 四年防務評估報告 軍事革命則包含軍事技術變革、軍事平臺的發展、戰役法的創新和組織調整四個不同層次。 攻擊和偵察直升機、彈道導彈防禦、攻擊型潛艇、航天發射、軍用通信衛星、V-22“魚鷹”傾斜轉旋翼運輸機等新技術和新武器陸續裝備美軍。 新式作戰指揮系統的出現；特種部隊的建設；各軍種間的聯合作戰和美國軍政關係的形態。 其次，進行軍事制度改革往往引起矛盾，引起各部門之間的內耗，浪費戰略資源。 先進的遙感技術、遠距離精確打擊、改善調防和遠征部隊及其體系 第三，重視小規模應急作戰（Smaller-Scale Contingencies）。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認爲，國防部不僅要擁有傳統戰爭的方案，也應該擁有小規模應急作戰的方案，以處理包括恐怖主義活動的小規模衝突。 美軍軍事變革的支柱有四個：（1）通過常設的聯合指揮部增強聯合作戰，改善聯合指揮與控制、聯合訓練和擴大聯合力量存在的政策；（2）嘗試戰爭、作戰觀念與能力、組織結構的新方式；（3）通過多元化的情報收集、全球性的監控和偵察、強有力的運用和宣傳等優勢，充分利用美國情報優勢；（4）通過日益增長的大量科學和技術，發展轉換性力量，國防部有選擇性地增加採購和創新。 美軍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並在每個戰區設置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 布什政府加快濱海戰鬥艦的研發和裝備，以加強美軍的反潛、掃雷和近海水面作戰等能力 反恐時代信息化戰爭 拉姆斯菲爾德也大刀闊斧地改革，主張美軍需要建立小規模而高度靈活的遠征軍戰鬥羣，用輕裝步兵師代替重裝步兵師，用3500人的旅代替近2萬人的師作爲作戰單位，師屬機動作戰旅也由3個增加到4個。[27]隨後，美軍逐步實現作戰單位由師調整爲旅，“在保留原有的師級指揮體系的前提下，各戰區司令部可以直接指揮旅級部隊作戰”。 RAH-66科曼奇（Comanche）項目和“十字軍”火炮項目。 戰略影響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部隊改革辦公室（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和商業自主委員會（Business Initiatives Council） （1）發展一系列戰略對抗恐怖主義的“聖戰者”意識形態；（2）協調國防部內部文官和軍方之間與信息有關的工作；（3）在信息政策的部門間會議上代表政策組織。 部隊改革辦公室設置主任和副主任各一人，下轄戰略、技術執行、行動概念、風險控制和執行方法五個部門。設置部隊改革辦公室的初衷是爲了帶領美軍進入信息化時代，實現網絡中心戰（Network Centric Operations），並幫助拉姆斯菲爾德實現軍事變革。 商業自主委員會，以激勵私有部門參與到國防部的組織性商業實踐中，變革國防部的商業模式，使其成爲一個更有效率的組織。 十餘名陸軍旅長晉升爲准將。另一方面，增加獨立的作戰旅和旅長的數量，給予中層軍官更多成長和鍛鍊的機會 小規模的作戰部隊取代原來的集團軍，以保證在戰爭中做到輕便快捷、靈活反應。同時，這也需要美國改革其後勤保障體系，保證反恐戰爭的順利進行。 第一，空軍的打擊作用。特別是精確制導武器的使用，成爲反叛亂行動中避免人員傷亡，獲取勝利的重要手段。第二，情報蒐集。戰爭中決策是否正確非常依賴於情報的準確性，而空軍在情報蒐集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第三，後勤保障。空軍不僅可以在沒有後勤保障的情況下進行遠距離打擊，同時也可以配合陸軍行動，爲陸軍保障後勤。 第一，美國的新武器系統高度依賴於軟件，其計算機則容易受到網絡“黑客”的攻擊，或者受到電子戰的破壞。例如，美國的武器系統很容易受到電磁脈衝（electromagnetic pulse）的破壞。在戰爭中，通過高功率的脈衝微波束，可以嚴重破壞美國的電子設備，進而令美國的作戰系統陷入癱瘓。[9]第二，美國的軍事項目有時候會利用民用網絡和商業網絡，更容易受到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