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畫與禪宗思想關係性研究：從明末清初到民國的脈絡梳理

這是一本類似百度詞條拼湊起來的大學通識課教材，看起來有許多知識點，什麼都談到了，但是沒有真正的問題意識，所以既沒有提出有價值的思考，也沒有對既有問題的深度討論。書中引用他人的論述更是良莠不齊。總之這是一本沒有學術價值，而且不必閱讀的書。

如果說本書不行的話，一定是對偏重專業性研究難以接受，喜歡插科打諢的幽默，用奇趣的文字吸引圍觀者，但是，這本來就是不同風格的問題，無關宏旨，我對兩者的文風都兼收幷蓄，對於專業性刻板文字，完全不加排斥，甚至，因爲它的專業性如此深入，沒有龐雜的文字負累，我反而會給予更大的關注。

五星力薦！文人由士大夫階層演進而來，士人以“道”、“天下”爲己任，替百姓揹負起宏觀的社會責任，對蒼生具有慈悲心，這一點和禪宗略有類似。從魏晉時代開始僧俗交流頻繁，唐代禪宗發展到頂峯。《維摩詰所說經》的“不二”義理蘊含哲理，衆人受到啓發，發現除了得志與不得志、“朱門”和“蓬戶”，還有第三種活法——仕隱兼修，遂成爲士人的人生追求。該義理還賦予士人穿梭於儒家之道和佛家之道的心靈自如，爲文人畫奠基了空靈超逸的品格（所謂逸品）。 什麼是文人畫？ 文人畫的概念是晚明董其昌藉助唐代禪宗分爲“南北宗”而對中國畫做出的分類，認爲王維水墨一派山水畫宛如禪宗“頓悟”法門，而李思訓爲代表的山水則屬“漸修”法門。自號摩詰居士的王維是文人畫的始祖，他首先援詩入畫，尤其重視筆墨氣韻。後世陳師曾總結文人畫的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在這四個要素當中，最能讓文人畫和畫匠、畫工之作區分開來的，就是學問和思想。不著身心的胸襟和豐厚的文化修養，是士人、文人才可能兼備的。既是文人也是士人的蘇軾是文人畫歷史的另一關鍵人物，他系統地完善了文人畫理論，強調詩畫本一律和意趣的重要性，筆不周而意周，爲董其昌的文人畫概念的最終確立提供理論基礎。而文人畫的審美圖式（文人畫格）都創立者是元代趙孟頫，他本身也是爲文人畫筆墨成熟期之代表畫家，在構建精神空間上筆墨精到。明清是文人畫發展的高峰時期，超脫空靈，神妙結合的氣韻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文人畫的內質是人的覺醒。從魏晉開始，愛國士人屢遭鎮壓，逐漸心灰意冷，由關注政權而轉向關注自我，甚至放縱自我。但是短暫的歡愉過後是深刻的悲涼，因爲人們意識到以死忠君成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殘酷的現實讓人意識到時節如流，命若朝霜。對此李澤厚先生強調：“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纔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在玄學興起的魏晉，般若學以空性一說提升玄學內在。特別喜歡作者這段評論：“魏晉玄學由反叛儒學平正開始，最終進入到般若空性之美，這是一個深化後的平正，由此開啓了中國哲學新的審美境界。” 在筆墨特點上，童書業說：南畫用墨多淡，往往淡中見濃，濃就更顯精彩。一般用墨多幹，往往幹下有溼。，幹就更見蒼厚。淡與溼相應，淡墨多溼；濃與幹相應，濃墨多幹；淡而幹則澀，濃而溼則死。但南畫用墨變化很多，不能拘守定法。 董其昌開創南北宗畫派是有歷史原因的，因爲隨着文徵明去世，文人畫流弊於墨戲，“僞逸品”使文人畫走入了一個發展困境。面對畫壇如此境況，這時董其昌梳理畫史樹立了文人畫真正的典範標準，並進一步強調了文人全面素養的重要性，再次把南宗“逸品”的審美格調放到重要地位。之前看另一本書談到文徵明的畫論比董其昌更合理，顯然是脫離了對當時歷史語境的考慮。 禪是如何影響了文人畫家的呢？ 禪宗是最有詩意的思想體系，甚至可以稱其爲“藝術的哲學”。詩畫精通的文人以詩證禪，使畫裏有眼；在精研自然物象法度之外，禪宗對生命本真的追求讓人們透過現象抒發對世界本質理解的情志。 禪依賴直覺與妙悟，藝術家作畫則是將它們轉化爲紙上的氣韻和傳神。在三教融合的趨勢和影響下，文人畫具有含蓄、雅緻、平和、超脫的意趣。需要指出的是，靈感實際上是專注體察萬物、清靜、向內探索自性的結果，就好比頓悟不離漸修。 “禪”是徹底放下二元對立，沒有分別，而放下的方法卻是靈活方便的。明朝以降盛行禪淨雙修，自性彌陀與禪宗旨趣同歸，這也體現了禪宗的靈活與圓融性。因此除了上文提到的四種意趣，文人畫還有其他獨樹一幟的意境特點：荒寒，得益於中國畫家對道的追求；癡、怪、迂、狂，是思維的悖常性；雅謔和機趣，來自禪宗機鋒的啓迪。 禪宗所倡導的無我、無執、空靈的審美意蘊已深深影響到文人畫創作者。“心手兩忘”的專注情況下，畫家也會有一定禪的體悟，但這和見到自性是不一樣的，需要注意分別。 中國禪宗後期因忽視教理戒律、出家人文化和素質程度下降而逐漸到了衰敗的地步，從清初起地位讓位於淨土宗，衰敗（就宗教獨立性而言）在清代中期以後更加突出。禪林凋敝，與之對應文人畫也到了衰退期，這和歷史機緣也有一定關係。清末戰爭頻繁，一部分畫家被西方新興科技、開放思維吸引，力推文人畫改革。近代徐悲鴻主張推翻文人畫，引入素描和寫實並將之重要性置於意蘊之上，導致中國畫學術產生極大的改變，從畫士變成畫匠。而潘天壽則主張保留文人畫的基礎，西爲中用，調和二者關係的同時，保持中國南畫特色，顯然思考得更深遠。同時，禪的影響力逐漸在西方擴散，但是大部分人只懂皮毛。在一些西方藝術家手中，禪變成 Andy Warhol 的金寶湯罐頭，只是一個符號，一個用來打扮作品的裝飾。他們僅揣有似是而非的理解，卻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的藝術有“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