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興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

蒙曼筆下的隋煬帝楊廣，像極了一個“表演型人格的孤注一擲者”——他的一生，是一場爲後世“觀衆”導演的壯麗個人秀。從十年如一日在父母面前扮演乖兒子以謀得皇儲之位，到登基後瘋狂上馬營建東都、開鑿運河、三徵高麗等超級工程，他太享受聚光燈下萬衆矚目的快感。蒙曼的高明之處在於，她寫透了這種理想主義包裹下的毀滅邏輯：當一個人的表演慾與帝王無上權力結合時，帝國的所有人力物力都成了他揮霍的舞臺道具。他把做事的聲勢規模當成評價政績的唯一標準，至於民衆的溫飽死活，不過是舞臺上無關緊要的塵埃。如此巨大的張力，使楊廣成爲了那個萬人恨、也令萬人迷的悲情角色。書中有雄略亦有暴虐，有千秋功業亦有民怨四起，讀來令人扼腕嘆息。這場最終失控的帝國演出，再次印證了一個樸素真理：一個拒絕傾聽現實聲音、將個人宏圖凌駕於蒼生之上的君主，無論披着多麼華麗的外衣，都終將走向歷史的反面。

隋煬帝登基以後，定年號爲“大業”，從他定的年號可以看出他的野心，他志向宏遠欲建千秋萬代的偉業以垂名青史 大業初年，隋煬帝就馬不停蹄地營建東都、開運河、遊江都、巡塞北、修長城、重開絲綢之路，隋煬帝的腳步走到了敦煌玉門關以西，這些事都是在四年以內完成的 大業八年（612年），隋煬帝在第二次親征高句麗且勢在必得的情況下，收到一封密信，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起兵反隋，隋煬帝迅速撤兵討伐楊玄感，兩個月後楊玄感兵敗自殺，隋煬帝在處置叛軍時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一時間九州鼎沸，大小亂賊流寇驟起…

好消息是，又完成了一本書的閱讀，蒙曼的《大隋興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這一冊主要講了隋煬帝的一系列大手筆的，每一章做的事情，單獨拉出來都可以說是功在千秋，雄才大略：營建東都，千秋運河，遊幸江都，揚威塞北，經略西域，煬帝西巡，三徵高麗,在位這十幾年幹了這麼多大事，真正做到了？雄才大略，獨夫民賊；讀到這些歷史，可以真正感受到隋煬帝極端聰明，才華橫溢，千古奇才；但是性情乖張，做事極端，這兩點就是隋煬帝的正面與側面，隋煬帝，有理想，卻急功近利；有才華，卻蔑視一切；有功業，卻不能造福當時百姓。古往今來，大凡超越現實、急於求成者無不受罰於事物發展規律，望後來者鑑之。 這裏，我引用張笑宇在商貿與文明裏對封建社會，農民的生活生產成本。“我們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吧。根據經濟史學家寧可的估計，西漢一家自耕農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勞動力一般有兩個，每個勞動力耕作的土地面積大約合今天的14.4畝；根據土壤條件的不同,14.4畝的產量摺合成小麥大概在1,450——2,900斤。與此同時，漢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費的糧食大約是480斤，按每個勞動力負責養2.5人計算，所需口糧大約1,200斤。乍看起來，即便是條件較差的土地，也有100斤左右的餘糧。但是，這個數字既沒有考慮荒年、歉收，也沒有計算稅賦和徭役。僅就田稅而言，漢初的稅收比例是“十五稅一”，按較低的1,450斤計算，剛剛好把餘糧收走；如果遇上災年，這家人就要揭不開鍋。後來，漢景帝把這個比例改作“三十稅一”，實際上也就是給較差狀況的農民每年多留出了50多斤餘糧。單就這一條，已經足夠讓漢景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兩千年的“賢帝”美名。 然而，田稅並不是西漢農民唯一要承擔的負擔，西漢農民還需承擔人頭稅（成年人每年約一百二十錢）、財產稅（每萬錢家資徵收一百二十錢，即1.2%的稅率）和徭役（每個成年男子每年向國家提供一個月的勞動力，一生中還要額外有兩年爲國家義務勞動）。此外，即便這些都納入進去，這裏計算的還只是自耕農的狀況。如果考慮到佃農，也就是向富戶租種土地進行耕種的農民，地租比例在1/3左右，而像這樣的收租比例，佃農連自己喫飽飯都困難，被迫典身爲奴是非常常見的現象。 漢代只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縮影。根據氣候學家的估計，漢代在中國歷史上屬於溫暖期，糧食產量水平還算比較高。但即便是在這些年代，根據我們的稅賦負擔統計，農民也只是勉強能夠溫飽，一遇天災人禍，就要賣身爲奴隸，罔論安居樂業。 而且，“十五稅一”的負擔剛好把農民生產的剩餘財富壓榨殆盡，讓其維持在生存線上下，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長的零增長社會博弈中，統治階層自發摸索到了對農民極限壓榨水平的結果。也就是說，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團對農民的統治剛剛好達到了沒有官逼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災減產，大規模起義就無法避免。”

煬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諡號之一，《諡法》說：“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又好色，又害民，又違禮，又逆天，真可謂壞事做絕。但隋煬帝楊廣曾經是氣吞六合的風流天子。 他是志存高遠急功近利，精力旺盛，才情橫溢驕傲自負的獨夫民賊。細究隋煬帝到達江都之後所做的兩件大事就能明白，隋煬帝巡遊江都，絕不僅僅是遊山玩水，而是有着宣揚國威、鞏固統一、促進交流的重大意義。通過一次巡遊，不顯山、不露水地解決了這麼多問題，既震懾了南方，又恩養了人心，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實上，隋煬帝巡遊江都，和他之前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一樣，都是找準了時代脈搏，也把握好了歷史發展方向的大舉措，讓隋煬帝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表現得淋漓盡致。 隋煬帝的弱點在這次巡遊過程中也展現得淋漓盡致。除了前面屢次強調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之外，還有一點同樣非常致命，那就是講究排場，鋪張浪費。

很多皇帝會讓人又愛又恨 但隋煬帝真的是一無是處，絕對配得上亡國之君的頭銜。他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暴虐無度、鋪張浪費、毫無底線，他在位時勞財傷民，民不聊生。

"翁媼黃昏閒來坐，指點晚霞話隋皇。"讀完第三卷，我一直在想序言裏這句詩：一個攪動過整個時代的人，最終沉澱爲田頭巷尾晚霞裏的一句閒話。可在他活着的時候，隋煬帝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一場實驗，他登基不過數年，就同時啓動了營建東都、開鑿運河、巡遊江都三件大事，此後又揚威塞北、西巡西域，把帝國的疆域和聲威推到極盛。蒙曼不罵他，也不替他辯護，只給出四個字的新評價：理想高、精力好、功業大、才情美。然後輕輕補了一句診斷：不是他的理想錯了，而是他實現理想的節奏錯了，操之過急。 這句話像一根針，扎破了我對"暴君"的所有刻板想象。我忽然覺得，隋煬帝或許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太喜歡用理想的藍圖來衡量現實，而不是用現實的承載力來調整藍圖，整個人完全沉浸在自我感動之中。他無法把自己的理想轉化爲可持續的實踐：眼光能夠越過地平線，卻看不見腳下的裂縫。可話又說回來，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遊幸江都，每一項都具備前瞻性！皮日休說得好："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把龍舟的排場去掉，煬帝的功業足以與大禹論高下。這纔是最讓人惋惜的地方：他不是沒有看見遠方，只是不肯低頭看路。理想的列車開得太快，快到來不及聽見軌道斷裂的聲音。 讀這一卷時，我總忍不住把它和前面兩卷擺在一起。文帝用三十八年攢下滿倉府庫和精密制度，卻把人心餓成了空殼——那是"飢餓盛世"；煬帝接手，連攢的耐心都沒有，直接把帝國未來預支幹淨。文帝是"多威少恩、多政少德"的趕工者，煬帝是升級版：他趕工趕得更急、鋪張鋪得更兇，還要在趕工的路上誅功臣、殺老臣、滅書生。楊素自污求活仍被逼死，高熲從被廢到被誅，薛道衡因言獲罪，張衡忠心難保，容不下功臣，容不下老臣，容不下無威脅的書呆子，最後身邊只剩蘇威、裴矩、虞世基那樣的專家與祕書。一個拒絕雜音的系統，是聽不見裂縫開裂的聲音的；而一個只要專家、不要宰相的朝廷，也註定沒有人能攔住他走向深淵的那一步。隋煬帝自始至終用同一套邏輯行事，相信大工程的偉力，也迷信個人意志的偉力；對時代大勢有驚人的遠見，對人心民力有驚人的短視。 隋煬帝值得惋惜嗎？值得，因爲他的理想並非虛妄；該警惕嗎？更值得，因爲每個時代都有自認能越過地平線的人，而歷史反覆提醒我們：看不見腳下裂縫的雄心，終會把整座帝國帶進裂縫裏。

太雄才大略太理想宏大太自信剛滿了！ 到現在還是不敢相信有這麼好大喜功的一個人，南下船隊那麼長，移動的宮殿，打高句麗需要一百多萬兵力去不戰而屈人之兵，就算這樣也得有點軍需常識。 現在已經沒辦法瞭解到具體史實了，隋煬帝被後代黑太多了。

“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以前只知他是驕奢淫逸、濫用民力的暴君，現在才知道他藏在爭議背後的雄心：營建東都、開鑿運河、經略西域、揚威塞北……每一件事都透着成就千秋偉業的雄心，也確實爲後世留下了深遠影響。 可這份雄心，終究被他的剛愎自用、好大喜功拖入深淵。他自負才略，急於求成，不顧民生凋敝，一次次透支國力，最終讓盛極一時的隋王朝走向崩塌。 隋煬帝並非昏庸之主，與沉溺酒色的北周宣帝、耽於享樂的陳後主截然不同——他有經略天下的抱負，卻因過度自負與急功近利，親手將王朝推向了覆滅的邊緣。所有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到頭來，都爲唐做了嫁衣裳，真是可悲可嘆！

隋煬帝最能代表的就是人的多面性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因爲他的英雄氣概，他的好大喜功。隋朝建立東都洛陽，開鑿運河，巡幸江都，留下了好大的工程。但也因他的剛愎自用，驕傲自大，在一次次工程和戰爭中沒有體恤過百姓的辛苦，沒有采納大臣的建議，一意孤行最後導致隋朝滅亡。

最後有點嘎然而止的感覺！怎麼就只寫到二徵高句麗，狼狽而歸這裏，我還以爲會詳細講到老廣嘎掉那時呢。跟前面的風格有點不搭呀！ 感覺隋煬帝的故事真的是太戲劇性了，或許戲刷本身就來源於生活，想象不到的荒唐，不代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只是咱們這個時鏡這個閱歷想象不到。 其實還可再寫一半那麼多的，只講到第一次開始有人真正起來造反，楊諒那次先忽略不計，後面應該還有很多精彩轉折的，看不夠，希望老師以後出個增補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