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選集

趙樹理先生是個純粹的人，他無疑是人民的作家。很多人自以爲讀了幾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大作，便對趙先生質樸的作品不屑一顧。殊不知趙樹理先生寫作的追求和莫言全然不同，他不爲名也不圖利，他寫作的目的全然是爲了宣傳解放的真理。 趙樹理先生用農民們都能聽明白的質樸語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故事裏村民們勇敢地與地主惡霸作鬥爭，追求自己的幸福，用自己的雙手去贏得公平與正義。 他告訴所有讀者，他們也能夠和故事裏的農民們一樣，通過打垮壓迫者而贏得民主。趙樹理還向人民指明，他們必須自己動手爲平等而鬥爭，不能把民主當成共產黨或八路軍的一種恩賜。 “也許，”趙樹理說道，“有人會覺得我的書沒啥意思。抗戰前，作家們寫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愛情故事。這種作家對於描寫在我們的農民中所進行的革命是不感興逐的。我若請這種人寫政治性的書，他們就很不高興，覺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我在這裏一點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而從前我卻辦不到。 從我爲農民寫作以來，我寫小說，寫劇本。過去，我使用的語言和現在不一樣，我的東西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看。後來我想到，農民能看到的書盡是些極端反動的書，這些書向農民宣揚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揚迷信，使農民聽憑巫婆的擺弄。我想，我應該向農民灌輸新知識，同時又使他們有所娛樂，於是我就開始用農民的語言寫作。 我用詞是有一定的標準的。我寫一行字，就唸給父母聽，他們是農民，沒有讀過什麼書。他們要是聽不懂，我就修改。我還常去書店走走，瞭解買我的書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這樣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讀者。因爲成千上萬的農民都不識字，所以我就寫能爲他們演出的劇本。這樣，從前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看我的作品，現在連窮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趙樹理談到自己的寫作技巧時說，他不喜歡在作品裏只寫一箇中心人，他喜歡描寫整個村子、整個時代。他筆下的人物是由他所瞭解的許多人的綜合體。爲了發現這樣的人物，他下鄉與農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裏勞動，並參加他們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們並肩鬥爭。 趙樹理並沒有從銷售他的書中得到版稅。我（記者傑克貝爾登）覺得他的生活並不比過去好多少，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他。他覺得好笑。 “你知道在中國‘文丐’是什麼意思嗎？抗戰前，自己不掏點錢，書就沒法出版。中國大多數作家是付錢給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錢給作家。沒錢就別想出書。關於羣衆運動的書就更不能出了。而現在，我想寫的東西政府就幫助出版。再說，在這種時候，我賺錢幹什麼？有志願戰士，就有志願文化人。正因爲如此，我爲人民創作完全是出於自願的。” “不過我的物質生活還是比從前好多了。除了寫作，我還在邊區出版社當編輯。我們有自己的生產組織，能紡紗織布，能種地。大家共同勞動，共同分享勞動果實。出版社每天發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還給我一些醫藥費，因爲我身體不好。我每年領一套棉服，一套單衣。抗戰前，我只有一條薄毯子，幾件單衣，所以我總是受涼。過去我從來沒有烤過火，現在我有炭燒。出版社還給我錢，供我女兒上學。我老婆能種菜，每個星期還能做一雙鞋。她用五百塊錢買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賣得兩幹塊錢。這種生產在抗戰前是搞不成的，因爲日本的便宜貨把我們擠綽了。我現在簡直沒什麼負擔了，可以更自由地從事寫作了。” 不過趙樹理並不幻想要做個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於寫作，那樣會使他脫離人民的。“我應該投入社會生活，”他說，“我要跟上革命的各個階段。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後大概就是搞工業化。我們將來要組織合作社，需要美國的機器，所以我想去美國看看。我很想寫重大的題材，也許內戰結束後，我可以安頓下來專心專意寫它一陣子。不過我決不願完全脫離人民。”

趙樹理是山藥蛋浱的領軍作家，他的作品讀起來特別令人感到樸實親切，我特別喜歡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和《登記》！

通讀完整本書，內心感受極爲豐富，但長話短說，簡單談談。 1:恬淡平實質樸的語言。趙老師這幾篇精選的小說當中，每一篇都是無比的耐讀，在每一篇的文章當中，語言表達的能力無比的生活化，這與他生活的農村環境不可分割。正是這樣的經歷，他能夠寫出如此接地氣的語言出來。 2:塑造的人物形象較爲單一。也許是受農村環境的影響過大，趙樹理的小說當中的人物充滿了單一的性質，非黑即白，沒有較爲複雜的人物關係，這讓讀者們更易接受。 3:印象深刻的人物。從小二黑，李有才，鐵鎖，潘永福等我對他們的印象深刻，值得好好研究。

趙樹理的文字從中國農村的泥土中生長而出，讓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農村圖景躍然紙上。趙樹理作爲“山藥蛋派”的代表，始終站在農民的視角，用他們熟悉的語言講述身邊的事，讓宏大的時代主題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落地。讀來既像是聽一位老農嘮家常，又能在字裏行間感受到時代變遷的脈搏，那些關於土地、生存、變革的思考，即便放在當下，依然有着直擊人心的力量。

以魯迅爲代表的五四新文學作家，啓蒙大衆和追趕西方文學並完成文學的現代化轉型的雙重目的是同步進行的，在一些作家那裏甚至後者佔據着主導位。因此新文學一開始就顯示出了高度文人化和精英化以及鮮明的實驗色彩，啓蒙目標只完成了學生和知識分子，更廣大的農民羣體卻由於文化水平的不足被無緣了。這既不是新小說的問題，也不是農民羣體的問題，而是階段性發展錯位的問題。 趙樹理繼承了新文學的啓蒙傳統，卻顛覆了新文學的精英化傳統，視圖正面解決啓蒙話語覆蓋面狹窄的問題，於是對小說進行了敘事、語言等的形式改造，使之與農民羣體接受水平相適應。但這麼做的代價就是隨着中國人民的平均知識水平的提高，他藝術價值淺薄的小說自然而然不再被人們接受了。

趙樹理的《鍛鍊鍛鍊》與《登記》，是十七年小說創作中的重要作品，在反映農村與革命歷史題材上具有突出性成就，着重凸顯了新時期工農革命兵的革命主導力量。 《登記》是趙樹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圍繞兩對青年男女在登記結婚時所遇到的挫折與打擊，着重反映了農村地區新舊觀念的衝突矛盾，寄寓了作者對農村進步思潮的讚賞。小說的開篇仍舊沿襲其一貫的“說書”方式，以輕快幽默的筆調引出下文，這對“讀者接受”上無疑是更大的關懷。 “有個農村叫張家莊。張家莊有個張木匠。張木匠有個好老婆，外號叫個‘小飛蛾’。小飛蛾生了個女兒叫艾艾”，故事以此正式揭幕，不僅點明瞭全文的主人公，還以倒敘的方式，先將故事的聚焦點集中在艾艾身上，再以逆推的方式一點一點回溯過去。陰曆正月十五夜裏，是張家莊玩龍燈的日子，艾艾和意中人小晚一同賞玩花燈後，各自回家。艾艾在臥室裏久久等不到母親的身影，便先睡下了，口袋的羅漢錢因此而滑落。小飛蛾逛完燈回家看到牀上的花燈，心裏頓時緊張起來：“這閨女，幾時把我的羅漢錢偷到手？”當她發現自己的羅漢錢仍舊穩穩當當地放在櫃子裏時，她瞬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艾艾已經遇到自己的心上人。 這勾起了小飛蛾二十多年前的回憶，那時的她也是和艾艾一般年紀，青春美麗，卻因一紙“媒妁之言”而嫁給張木匠。婚禮三日後回門，她再與保安相見時，兩人互換了物品以作紀念。他的手指上從此戴着和她同一對的戒指，她的身上永遠存放着他給的羅漢錢。可惜這件事被周邊人看到後告發給張木匠。得知此事的張木匠心情煩悶，不知所措之時，他的母親告訴他，女人不過是苦蟲，只要打幾頓，便都好了。母親爲什麼如此有把握？因爲她也是被這麼打過來的。張木匠把小飛蛾打得血肉模糊，小飛蛾從此對他再沒有笑顏，張木匠一氣之下離家打工。又過了好幾年，艾艾出生了，小飛蛾也再沒有和保安有聯繫，婆婆也死了，夫妻倆的關係終於得到緩和。從此小飛蛾將自己的羅漢錢封鎖在櫃子裏，再也沒有拿出來過。 小飛蛾趕忙着商量給艾艾定親，在走到區委主任侄子家門口時，突然聽到她們借自己曾經的事情貶低艾艾，於是一怒之下婚事作罷。這時被迫屈服和不愛的人結婚的燕燕幫艾艾和小晚說媒，最終使得小飛蛾於心不忍，夫妻倆人同意了這門婚事。 在找王主任要蓋章時，燕燕堅持自己的說法，絕不向五嬸屈服，王主任也明斷是非，否決了這段“不自願”的婚姻。小晚和艾艾因爲沒有得到區委主任的推薦信而需要再“調查調查”，只得打道回府。 這時，婚姻自由法頒佈了，艾艾和小晚不僅順利結婚，還成了莊裏的模範夫妻，小進和燕燕也最終佳偶天成，故事在一片歡聲笑語中結束。

其實編故事把瞎話說好了就是名著，不管合不合邏輯。 上一句穿着夾襖迎媒人，下一句哪些小孩褲子都不穿等着看。 弱弱的問一句，夾襖是冬天穿還是夏天穿？哪些孩子是鴨子還是北極熊特別抗寒？ 足見傳銷的發祥地其實就是名著，文學菜地，難怪屢禁不止層出不窮。

作爲一個作家，趙樹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與作用，當然無法跟“目光遠大、意志堅定”的改革派政治家比肩，何況作家早於一九七零年因文革迫害而去世。但是，趙樹理當年的文學創作與思想探索對中國日後的改革大業，仍是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昭示國人反思制度改革的彎路，更展望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趙樹理一炮而紅的作品就是《小二黑結婚》。故事梗概並不複雜，說的是男主人公小二黑與美麗村姑小芹相愛，但遭到雙方父母堅決反對。女方母親貪財，逼女嫁給行爲不端的二流子，男方父親則認爲兒子與小芹“命相不對”，並早早爲兒子迎娶了童養媳。可恨的是，已婚村長金旺也垂涎小芹的美麗，並藉機誣陷及殘害這對純樸愛侶。在緊要時刻，紅色區長及時趕到並主持正義，逮捕了惡霸金旺，教育了封建思想的落後村民，有情人小二黑與小芹終成眷屬。 一段歷經苦難的愛情，被趙樹理講述得分外曲折生動，戀愛雙方和村民迎來皆大歡喜的美好結局。作者告訴人們，即使在中共統治區，封建勢力依然頑強而野蠻，人民期望享受充分的婚戀自由，仍須進行抗爭及付出努力。趙樹理的文學才華受到延安文藝界領導人周揚讚賞，稱趙的文字技巧來自民間，又經過個人的加工洗練，“那麼平易自然，沒有一點兒矯揉造作的痕跡”。趙樹理的優異創作還贏得文學名家茅盾和老舍的高度評價。趙樹理作爲滿城爭說的知名作家，聲譽傳到國外，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到訪延安時寫道，趙樹理是當地“除了毛澤東和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更重要、且不爲人知的一個內情是，《小二黑結婚》是“曲筆”之作。主人公小二黑克服千難萬險，且在具正義感的區領導主導下，終於抱得美人歸，這一堪稱“光明尾巴”的圓滿結局，竟是善意謊言，是作者趙樹理五彩筆展示的“一廂情願”。倘若真實寫來，小二黑“結緍”原來是小二黑“受難”及“受死”：這個優秀青年與美麗村姑相愛，受到的致命阻斷並非是雙方父母的堅決反對，而是惡霸村長金旺及助手的嫉妒，小二黑終受私刑拷打，並慘遭殺害。 這宗駭人聽聞慘案，在受淡化、遭遺忘的情況下，被作家趙樹理髮現，經由他拍案而起與大聲喊冤，正義纔得到伸張，殺害“小二黑”的村幹部才受到罪有應得的處置。嚴格說來，趙樹理也是具資格的“知情人”，可是他在創作中卻擔心照實寫來可能抹黑解放區新社會。儘管沒有任何上級明確指示“護短”，而趙樹理仍要求自己朝這方向去做，硬把悲劇當喜劇來寫。 其實，作品即使寫出小二黑慘遭冤殺的真相，讀者也不會覺得解放區天空“陰暗”、“不明朗”，而“金旺現象”被大大突顯、受到關注則是必然，引起革命隊伍高度警惕，更是大有可能，也大有可爲。惡名昭彰的村長金旺作爲打着革命旗號、自鳴正義、卻心狠手辣的政治敗類，廣大革命者與羣衆對他們絕不陌生，而且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金旺現象”非常值得深究。認真說，金旺垂涎美女小芹，迫害及殺戮小二黑的罪惡並不出奇，這是性嫉妒作祟的結果。人性中的這一劣根性從古至今都不曾絕跡，所有的道德告誡也都無能爲力，唯有法律嚴懲才能起到部分阻遏作用。問題是，金旺的惡行還交織着“政權黑道化”的規律，遠比古老的性嫉妒可恨、可恥及殘忍，更全無理性可言。 還須說明，“政權黑道化”也並非《小二黑結婚》所揭示的孤立現象，而是關乎所有革命黨執政合法性的警告。讀茅盾名篇《林家鋪子》可發現，懦弱、精明也兇殘的百貨店林姓老闆仍獲讀者同情，不僅因爲他最終也淪爲走投無路的絕望者，更因爲他遭受的各種踐踏中，國民黨黨部穿黑制服官員踩下的那一腳，最殘酷也最致命。 不用說，小二黑喜結良緣的“文學命運”，無形中大大淡化了金旺的罪惡形象。趙樹理放過了“金旺現象”，而“金旺幽靈”卻沒有放過作家。趙樹理和許多民衆痛心疾首的是，在中國大地上，金旺式的無法無天、胡作非爲、私刑拷打的行徑，並沒有因爲《小二黑結婚》的家喻戶曉而有所抑制和收斂，而是在格外囂張、狂妄地傳揚。文革中，跟金旺維妙維肖的批鬥者不僅殘酷拷打趙樹理，令他胸骨折斷並戳穿肺葉，還小丑般一本正經地責問爲何他的作品中盡是落後人物，而不見革命者？“難道我們時代沒有社會主義英雄人物嗎”？“有啊”！被打的作家回答。“在哪兒呢”？“在座的各位就是”！趙樹理的挖苦回答惹來批鬥會鬨堂大笑，而他只有狂歌當哭的心情。 一九七零年，趙樹理極其痛苦而屈辱地離開了人世。他臨終前抄錄毛澤東詩詞，“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要求女兒將手跡轉交給周揚，而周揚當時正身陷囹圄，耳朵被打殘。在趙樹理作品愛好者心目中，“百丈懸冰下的俏花枝”是作家對自己的評價。時間久了，人們發現這“花枝”或該是作家作品《下鄉集》中的七十六歲農民陳秉正，是他秉持的“割不正，不食”的孔子精神，其中是他的一則可愛、幽默亦令人深思的小故事。陳秉正嚴格要求以規範動作做農活，而有一青年偏不受教，鋤地時就是不肯彎腰，一時無人可令他改變姿勢。可是，陳秉正使出小小一招就扶正了這棵“歪脖樹”。原來，爲了調教該絕不肯彎腰的青年，陳秉正特製了一把三尺長的短柄農具，到底讓不肯彎腰者用規範動作鋤地。 這把三尺長的短柄農具，其實就是中國及西方哲學中關於“工具理性”的闡述。當下中國肅貪運動中，讓權力者“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的口號，也閃耀着類似的剛性思維。回看《小二黑結婚》中的惡霸金旺，他憑什麼資格與權力抓捕戀愛中的小二黑與小芹？小二黑豈是一般人？他是英勇的抗日民兵、是有軍功的神槍手。試問，早已存在的紅軍軍歌《三大紀律》允許金旺這種非法扣押與審問嗎？ 現實生活中更讓人們沮喪的是，開國元帥彭德懷一九五九年開完盧山會議回北京、作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接受批判時，被逼彎腰及挨耳光，而動粗者還是一個將軍。當時，中共軍隊“正義之軍”、“威武之師”的形象、黨紀國法的尊嚴被踐踏至無以復加的地步，卻無一人拍案而起提抗議，而與會者全都處於戰戰兢兢的恐懼之中。正如英國當代最重要政治學者歐克肖特所指出，現今世界最要不得的是語言的故意破壞與不真誠，政治教育因而被賦予了不祥意義，全體人民被強迫、恐嚇、無盡重複及無聊催眠術，調教得服服貼貼。是趙樹理筆下的那把短柄鋤頭，對中國的政治生活、國民精神發出嚴肅追問。 今天，趙樹理去世多年，這把短柄鋤頭穿越時光隧道，代表着“工具理性”再次來到我們面前，令我們每個人羞愧得抬不起頭。

除了經典之作《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的語言較爲樸素、簡練之外，其他作品一般，皆是順應時代而寫的作品，倘若脫離了當時的大環境不可能火、不可能流傳之廣。

趙樹理的小說接地氣、懂民心，語言幽默活潑，寫人狀物常能捕捉最鮮明的特點，讓人有身臨其境、如見其人之感，以家長裏短方式反應了當時的農村現狀。讀讀“山藥蛋派”，想想過去現在，看看人心有無變壞？